在河南邓州“台湾村”发现的《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记载了清初海峡两岸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通过对该家乘所记史实等内容的考证，证明其并非清同治年间所修，应属现代作品。但是，本文并不否认降清的郑成功所部中有个别祖籍台湾的“土番”兵勇。因此，本文对这一家乘考证的意义不仅在于辨其真伪，而且还在于由此展开了清季海峡两岸人员互动关系的一个新视野。
关键词：邓州 台湾“土番” 陈氏家谱
作者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2000年，《台声》杂志报道了河南省邓州有个“台湾村”的消息；2003年，《台声》杂志又刊登了“台湾村”发现《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即家谱）的文章。参见凝公、涂重航：《邓州有个台湾村》，《台声》2000年第12期；凝公、涂重航：《邓州“台湾村”发现一部高山族家谱》，《台声》2003年第3期。在中原腹地发现台湾高山族后裔聚居的村庄且有家谱传世，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且惊异之事。因此，围绕河南“台湾村”和这部家谱的报道不断刊布、转载，反映了这些发现的确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和特殊意义。然而，自家谱面世以来，虽然主要内容已见诸报刊，但是对这份家谱所提供的历史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尚无辨识考究。鉴于河南邓州“台湾村”和记载清代台湾原住民落籍大陆的家谱，关系到海峡两岸互动关系的一段重要史实，对这份家谱进行科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根据《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原件文本，陈道平：《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河南省邓州市张村镇上营村（“台湾村”）陈氏家藏本。文中所引不再一一注出。仅对该家乘的内容加以析述，并就其基本史实加以考证。至于河南邓州陈氏家族据这部家乘慎终追远、认同祖先、恢复族籍等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已有他文专述，不属本文辨析之列。
一、《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之析述
2003年发现的《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为陈氏第七世传人陈道平于清同治六年（1867）所纂。陈道平字锦祺，儒生。该家乘朱丝栏写本一册，不分卷，白绵纸线装，页面高32厘米、广15.3厘米，封面封底双层裱褙。全书保存不佳，经水渍浸染，纸色泛黄，略有残损。据卷首目录，原书当有“序”、“大清邓州垦兵参军副将依那思罗传”（以下简称“传”）、“觅亲祭祖记”（以下简称“记”）、“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宗谱”、“列传”、“后记”诸篇，其“列传”、“后记”今本已佚。
关于编修家乘的原因，作者在序言中叙述颇详：“大凡天下，无论汉番亦无论官民，人人有根、族族有源焉。……溯吾邓州垦屯冠军里下营陈氏族，发脉大海彼岸台湾孤岛，源于阿里山土番猎首族矣。始祖公讳依那思罗，侍慕义伯黄廷元帅，鞍前马后、戎涯疆场、屡立战功、深得倚重。逮康熙戊申季冬垦邓落籍。……壬戌间留居仲叔二子于故岛，骨肉割分、悬系萦绕，含念九泉乎？今闽营诸族竞纂家谱，光前裕后。嗟夫！吾陈氏故土，阨之关山万里，阻之波涛千顷，原无文字，与汉俗迥异，难晓固然。谨据伯府珍存闽营宿将传册，忝撰始祖传略耳。所幸同治丁卯，族叔陈阿让者涉险万里，行军假道，来去匆匆，奔询吾族、认同祭祖，方晓彼岸仲叔二祖家事无几矣。吾邓州伯季二门，初拟宗派，辈字曰元、起、士、秉、希、道、国、凤、相、朝、堂、仁、正、普、煌是也，迄今衍至八辈国字，夫怀祖德泽、仰慕神伤，今据墓碣碑表，称主神龛，略纂家乘。所载吾伯季二宗下迨八代，各循序次，凡战功、公明、德行著者，立传入谱。……祈天思降后嗣志识者，尚飘洋汎海，赉兹归续故岛番谱，以偿列祖列宗之夙愿。”
此序作于清同治丁卯（同治六年，1867）八月十六日，距陈道平始祖依那思罗（汉名陈年）落籍邓州已200余年。为什么依那思罗传人在河南邓州繁衍八代方始慎终追远、修纂家谱？其因由除“今闽营诸族竞纂家谱，光前裕后”的攀比外，主要是序中所言“所幸同治丁卯，族叔陈阿让者涉险万里，行军假道，来去匆匆，奔询吾族、认同祭祖，方晓彼岸仲叔二祖家事无几矣”，即依那思罗落籍中原邓州后，台湾宗亲首次造访大陆故乡。该事在《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的“觅亲祭祖记”中专有交代：清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酉时，大队捻军经过上营村，有一人“寻入家室，操闽南语且黥面，诉称系阿里山土番陈氏族人”。该人名陈阿让，诉说了陈氏仲祖、叔祖在台湾阿里山老家的状况。翌日，陈道平即以“觅亲祭祖记”为题，用300余字追记了此事。显然，这件事成为陈道平为家族修谱的直接动因，是年八月修成陈氏家乘。
陈氏家乘所录，惟“序”、“传”和“记”三份文献注有撰修时间，前两件均为同治丁卯八月十六日，后一件落款为“陈氏道平记于翌日”，按文中所述应为同治丁卯四月二十五日，是为《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所录文献中时间最早者。至于修谱时的“伯府珍存闽营宿将传册”、“墓碣碑表”等原始资料，则无史证留存。这三份注有修撰年代的文献，系述说陈氏家族源于台湾番社和落籍中原的依据。这些文献所提及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内容揭示了清顺治至同治年间，发生在大陆与台湾、汉人与“番民”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现依据这些文献析述如下：
台湾阿里山猫地干社猎户籍番户实叮依那，家有两子，长子依那吐拉、次子依那思罗。依那思罗生于丙戌（顺治三年，1646）八月十九日，自幼与汉族移民交往，以鹿脯、鹿茸、熊皮、达戈纹等进行交易，尤喜铅子火药，通汉语、谙汉俗。壬辰（顺治九年，1652），实叮依那率众参加郭怀一起义，为荷兰人所杀。
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郑成功大军收复台湾，依那吐拉、依那思罗为报父仇参与围攻赤嵌城。其后，依那吐拉返回番社赡养母亲，依那思罗则投军于郑成功手下大将周全斌麾下。次年（康熙元年，1662），随周全斌部返回大陆，途中受周全斌侮辱，遂择机改投郑成功部将黄廷任马夫。后因病受到黄廷的关照，感恩备至、誓死追随效忠。
甲辰（康熙三年，1664）黄廷降清，封慕义伯。戊申（康熙七年，1668）四月，黄廷所部奉命赴河南邓州屯垦。是时，依那吐拉遵母亲之命搭船抵铜山，劝依那思罗返回台湾故里，依那思罗以曾誓言追随黄廷告别兄长，随黄廷所部内徙中州，腊月该部落籍邓州。经黄廷关照，娶当地农家女岑氏为妻，以妻姓谐音改姓为陈名年，生四子陈元珍、陈元勋、陈元杰、陈元珠。
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邓州垦兵奉命参加平定吴三桂反叛。依那思罗负伤并因功提升为黄廷的亲丁卫士。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廷所部奉命参加施琅水师攻取台湾，黄廷允依那思罗携二子随军同行。清军入台后，依那思罗携子返回阿里山番社省亲。其母执意留下两孙，依那思罗遂携二子按番社传统登库巴、行祭拜礼、付赎金，将两子留在家乡。
依那思罗返回邓州后，又于戊辰（康熙二十八年，1688）随襄镇总兵蔡元平息湖广之乱，因军功被提升为五品参军副将。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二十六日，依那思罗卒于第二故乡邓州，享年72岁，葬于家宅。依那思罗生前禀性执拗，尊崇传统，建房舍循番俗，积土六尺为基，房顶以茅草覆盖，状如覆舟。令子孙衣着番服、行番礼，崇尚蛇、文身，永志祖宗。
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路过下营村，忽一人寻入陈氏家中，操闽南语、面带刺青，自称系台湾阿里山土番陈氏族人，名陈阿让。诉说了陈氏仲祖陈元勋（番名思罗邓勋）、叔祖陈元杰（番名思罗垦杰）两家在台湾阿里山老家的状况，陈元勋家族的聚落名陈井寮，陈元杰家族的聚落名陈厝寮。陈阿让系陈元杰五世孙。邓州陈氏家族闻讯，奔走相告、热情相待，并引其入祖茔至祭。陈阿让蹲下合掌念念有词，与邓州陈氏家族的传统礼仪无异。因陈阿让军务在身，不容停留畅叙，陈家宗亲为其集凑盘缠饯行，嘱其回台湾后代为祭祖。云云。
《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虽然存留篇幅不大、字数不多，但内容比较完整，时间跨度大，其内容除了载记依那思罗事迹外，还包括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番社、番俗的内容，并涉及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故需分别加以考释。
二、《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所记之番俗
《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中“序”、“传”和“记”所涉及的番俗、番社等内容不少，现按照“序”、“传”和“记”的顺序考释如下：
1.“序”载：“源于阿里山土番猎首族矣。”
正如许多古代民族在部落冲突中均有获取敌方头颅以供祭祀或显示功绩之用一样，台湾原住民也有此习俗。考稽汉文典籍，有关获取敌人首级的记载很多，而杀人砍头之意的“猎首”一词却史籍无考。明清台湾文献所记番人猎头之俗，多为“割去头颅”、“割头颅以去”等，（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四》、卷7《番俗六考·南路傀儡番二》（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第112、152页，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以下该丛书出版项均为此）。并无“猎首”或“猎头”之说。因此，谱中“猎首族”一说并非古代汉语之词语。
2.“传”载：“台湾诸罗县阿里山土番猫地干社猎户籍。”
在明清的台湾文献中，有关原住民番社名称的记载很多。同时，在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留下的文献中，也包括了大量的番社名称。经中村孝志整理并刊布的荷兰番社户籍人口统计表，提供了1647、1648、1650、1654、1655和1656年的台湾番社户籍人口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是研究当时台湾原住民人口最基本的原始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台湾番社数量及其名称的基础资料，列入这六套统计表的番社名称达360个之多。参见［日］中村孝志著，吴密察、许贤瑶译：《荷兰时代的台湾番社户口表》，《台湾风物》第44卷第1期。同时，明末及有清一代的台湾文献和舆图中，番社名称数以千计，仅清末绘制的《台湾内山番社地舆全图》中标出的番社位置及其名称就达800多个。参见《台湾内山番社地舆全图》，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图中有“付猫丹社”，地近崇爻九社之“纳纳社”。经对上述史料查证，均无猫地干社一名。不过，与猫地干社最为接近的有猫丹社（一记为描丹社），其次为猫儿干社，还有大基猫丹社等。其中，猫丹社的可能性较大。
在黄叔璥的《番俗六考》中记：阿里山乃总社名，内有大龟佛、干仔雾等八社。而附阿里山社输赋纳饷者有崇爻九社，其中描丹社为其中之一。参见（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6《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七》，第121页。此说在《诸罗县志》记为：猫丹社，系崇爻九社之一。参见（清）周钟瑄：《诸罗县志》卷2《规制志·坊里·社》（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第31页。另有记载称猫丹社为阿里山八社之一， “迤北而东者为阿里山八社：曰猫丹、曰鹿楮、曰踏枋、曰奇冷岸、曰大圭佛、曰皁罗婆、曰干仔务、曰卢麻产”。（清）丁绍仪：《东瀛识略》卷6《番社、番俗》（台湾文献丛刊第2种），第67页。此说亦为台湾府志所采用。参见（清）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2《规制·番社·诸罗县》（台湾文献丛刊第121种），第71页。至于猫儿干社，虽初为诸罗县所辖，但其地不在阿里山地区，且读音与猫地干社相去较之猫丹社更远。因此，猫地干社可能就是猫丹社。不过，印证其他史料，猫丹社并不属阿里山番社群，而属于毗邻的水沙连番社群，系内山生番，其地在日月潭，而非阿里山。据载，水沙连内山“有蛮蛮、猫丹等十社”。见（清）蓝鼎元：《东征记》卷6《纪水沙连》（台湾文献丛刊第12种），第85页。
另外，谱中所记“猎户籍”亦属歧义之说。17世纪的台湾原住民，生产方式为狩猎游耕，即如家谱所记“狩猎兼种农田”，但并无“猎户”、“农户”之分。“猎户”一词，虽屡见于台湾文献，但系指迁居台湾的大陆移民专事狩猎者，而不是指番社人户。清末到民国期间，亦有“千家屋瓦红，高山翠微中；猎户能番语，闺装尚粤风”（清）林朝菘：《无闷草堂诗存》卷3《丙午至庚戍·东势角》（台湾文献丛刊第72种），第93页。的诗文。即便是说所指包括了已经闽南化了的原住民，但该诗文传世却在民国年间，距同治六年相去甚远。
3.“传”载：“实叮依那”、“依那吐拉”、“依那思罗”、“思罗邓勋”、“思罗垦杰”
台湾原住民姓名入史籍者实属罕见，然邓州陈氏家族记载清楚，值得考究。史料记载，台湾诸番社“番无姓名，以父名为姓，以祖名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以乙为姓、甲为名。”（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7《番俗六考·南路凤山琅峤十八社三》， 第157页。另有记称：“查番人姓名字多，系连其祖父及本身之名而书之，平日自称仍只其下二字。”（清）胡铁花：《台湾日记与禀启》卷1《光绪十八年六月禀为条陈补益营务四端稿》（台湾文献丛刊第71种），第45页。可见，依那思罗兄弟之名，系以其父名依那为姓，但吐拉、思罗是否为其祖父之名则无可稽考。
如若照此推导依那思罗之父的姓名——实叮依那，其祖父的名字应为“实叮”，依那应为其曾祖父的姓。巧合的是，在台湾文献中有名“猫难实叮”者，然并非“土番”而系荷兰“红毛番”。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时，“赤嵌城夷长猫难实叮以城孤救之，赐姓遣杨朝栋招谕之，遂率夷人三百余民出降。”（清）阮文锡：《海上见闻录》卷2顺治十八年（台湾文献丛刊第24种），第37页。类似的记载亦有“酋长猫难实叮”之称。
按照陈氏家谱所记，依那思罗之父曾参加郭怀一起义，即“太祖公实叮依那率部众合围，克夷寇营垒”，据此似可推论实叮依那为猫地干社（猫丹社）之长。明清时期台湾文献“夷”、“酋”虽多指荷兰人，但“酋长”用于番社首领、土官者亦不在少数。如“卑南觅大社，向为七十二社之长，归化最早。康熙、乾隆间，大军先后渡台平朱一贵、林爽文之乱，该社酋长或奉檄搜捕、或远出迎师。”（清）吴赞诚：《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之《一、台湾奏事各折·查勘台湾后山情形并筹应办事宜折》（台湾文献丛刊第231种），第9页。因此，后人修谱，或许有可能将史料中之红夷“酋长猫难实叮”误为番社首领而附会之。因汉译“实叮”二字除上述记载守赤嵌城的荷兰头目名讳外并无其他出处。若不据此，很难想象以汉字对音番名时也选择了“实叮”二字。
谱中之“记”称：依那思罗留二子于台湾老家后，改番名为思罗邓勋、思罗垦杰，则属取父名为姓，取邓州及其汉名陈元勋、垦兵及其汉名陈元杰为名。此说亦颇有牵强之处。如此汉番结合的命名，应为依那思罗留二子入籍番社时所为。如果陈道平修谱时尚有“墓碣碑表”可据，其中理应对此名讳有所记载。然而，谱记所据则为时隔185年之后，思罗垦杰的五世传人在大陆觅亲时所述。故陈道平追记思罗垦杰一名时，记为思罗坑杰，又在“坑”字旁标记了“垦”字，显然系按陈阿让口述发音和自己的理解做出的记录，并无其他家传史证。
此外，依那思罗的母亲留居番社且为其兄所赡养，但却姓氏、生卒无考。台湾各番社大多通行生女重于生男，婚配多为入赘。虽各番习俗有差，但依那吐拉返回番社赡养母亲之说，依那思罗随黄廷远徙河南时其兄曾渡海“传母谕令公速返”，依那思罗“泣拜兄代为伺赡高堂”，都反映了其母在家族和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其名讳事迹理应为自幼通汉俗且已经在大陆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依那思罗所重视，并载入陈氏家族的“墓碣碑表”。因此，“母氏失考”说令人生疑。当然，在所有关涉台湾番情的历史文献中鲜有番女姓名可资参酌，这或许是依那思罗“母氏失考”的原因也未可知。也有可能遵循了女性不入家谱的传统。
4.“传”载：“遂携二子拜见戛戛父老且登库巴谒祭祖灵，且付赎金令二子入籍。”
依那思罗应母亲之请将二子留在故里时，履行了番社的传统仪轨。首先是“拜见戛戛父老”。“戛戛”二字史料中多见，但用于此语焉不详，留待下文与“付赎金令二子入籍”一并考释。
在“拜见戛戛父老”后，有“且登库巴谒祭祖灵”一语。“库巴”一词系台湾邹族语言中的词语，读音kuba，指邹族（原称曹族）番社设立的男子集会所，系干栏式两层建筑，有楼梯通往上层的四壁通透大屋。库巴源起于氏族确立土地所有权的标志，后成为部落中心的象征，故只有中心大社才可以建立，是为邹族的神圣处所。男性的社交、部落战争动员、狩猎训练、传述歌谣历史、举行成人礼、教育青年、处理番社公事、惩处罪犯等重要事项处置和仪式都在库巴举行，是邹族部落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祭祀等活动的中心。外人、女性不得进入，葱、鱼等也不能带入。依那思罗带二子登库巴、谒祖灵，系遵循传统使其后代认祖归宗，也就是重入番籍。在台湾原住民诸族中，各社普遍设有集体会所，史称“公廨”。但惟有邹族称为库巴，这似乎可以证明依那思罗为邹族，如是“猫地干社”（猫丹社）当为邹族大社。不过，清代台湾文献中并无“库巴”之称。
在行库巴之礼后，又有“且付赎金令二子入籍”之说，亦颇令人费解。不过，在台湾原住民中确有这种习俗，即泰雅族中的gaga信仰。gaga意指“祖训”、“规范”、“禁忌”等，是泰雅族部落保持集体团结、维护部落规范的一种“祭团”，也称为“共负罪团体”。gaga之制因社而异，或几户为一个gaga，或几十户为一个gaga，“盖欲以团体的力量遵守祖先遗制，履行子孙任务，以维持人的社会的安乐”。如有人违背祖训、触犯禁忌，则“必须提出赔偿，杀牲敬祖灵，并分食于同gaga的成员，以恢复人与神社会间原有的关系”。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03页。对此，日本和台湾学者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依那思罗“付赎金令二子入籍”说，应视为一种因子嗣生在社外且具“外人”身份而重归番社的赎罪方式。即“新加入他人的gaga时，通常都要得到该gaga首领之首肯，然后给予首领少许礼物，亦即酒肉或番货，并举行sbalay之仪式”。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泰雅族》，“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并出版，1996年，第236页。如此，“拜见戛戛父老”之说即可解释，“戛戛”即为gaga，即先行拜见了社中“祭团”或“共负罪团体”的长老，然后行拜祭祖灵之礼并付赎罪礼物。然而，是说虽然能够通融，但gaga之制惟泰雅族特有，而库巴之称则专属邹族，依那思罗究竟属于何族？泰雅族分布之地不在阿里山，“猫地干社”（猫丹社）亦非泰雅族之聚落，今依那思罗家族的传人，坚称他们的先祖系台湾阿里山邹族（即曹族），然谱中所记“戛戛父老”、“付赎金”之说却为泰雅之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中同类矛盾非此一例。
5.“传”载：“以鹿脯、茸、熊皮、达戈纹换取珠盐铁器，尤喜铅子火药。”
此说确为台湾番社与汉族移民、商贾交易常态，台湾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其中“达戈纹”是台湾原住民自织布帛，用于制衣、交易和礼聘。史称“达戈纹出水沙连”，（清）周钟瑄：《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番俗·服饰》，第156页。而水沙连内山，则“有蛮蛮、猫丹等十社”。（清）蓝鼎元：《东征记》卷6《纪水沙连》（台湾文献丛刊第12种），第85页。这些记载无疑为依那思罗出生于“猫地干社”（猫丹社）提供了佐证。
6.“传”载：“戊戌九月二十六日子时，始祖客卒邓州垦屯冠军里下营，享年七十有二，葬于家宅焉。”
康熙五十七年，依那思罗亡故于邓州，谱记“葬于家宅焉”一语，按番俗即埋葬在家中。据黄叔璥《番俗六考》所记，除崩山等社将死者裹以鹿皮抬往山上埋葬外，其他各社大都将故者安葬于居室内，但是安葬方式多样。新港等社，人死不论贫富均以棺木安葬；其他或以木板四片、或以鹿皮草席包裹、或以瓮、或以布、或裸葬等。“南路凤山傀儡番二”所载“番社”则在屋内挖坑、四立石板，将死人屈膝坐埋其中，上盖石板，或复土、或用米粥和柴灰黏缝。家中先后死者，次第坐葬穴中。“北路诸罗番五”内优等社，在故者弥留之际将生平所有衣服均穿其身，既死则将衣服尽脱去裸葬屋内，等等。参见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依那思罗葬于家宅，显然是遵循番俗。但是，因葬于屋内之俗在台湾原住民中颇为普遍，所以难以据此证明依那思罗的番社归属。
7.“传”载：“房舍循番俗，六尺土基、扣舟茅顶”，“崇蛇、文身”
依那思罗定居河南邓州后，仍遵循番俗，盖房堆积土基、以茅草盖顶，形似覆舟。此说在清代记录台湾番社民居中证据很多，但主要是平埔诸番。即如黄叔璥《番俗六考》所记，大部分番社的民居以堆土为基（五六尺高）、竹木为架、编竹为墙、盖以茅草、状如覆舟，同时凿木为梯进入居室。参见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如“北路诸罗番一、二、三、四、六、八、九、十”和“南路凤山番一”所记各社。但是，邹族民居却“地基均平，屋内与屋外的高度相同”。而“屋顶采用四面倾斜的款式”，虽覆以茅草，但其状“恰呈椭圆锥体状”，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四卷《邹族》，“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并出版，2001年，第86页。非“扣舟茅顶”。至于泰雅族的民居又有不同，因依山而居，或“将地铲平，直接在上面建屋，所以外庭与内庭无高低之分”；或“把地基挖深，将泥土堆积在四周，做成土垒，形成半穴居式”。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泰雅族》，第66页。
关于“崇蛇”之俗，在邹族的传统信仰中，蛇是禁忌对象，如在建房处出现蛇，即另觅他处。在山中采伐竹木等建房材料时，如遇蛇则丢弃这些材料。他们认为用这些材料建房或制作器具，“会得到疾病或遭逢意外”。③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四卷《邹族》，第82页。泰雅族相信被称为龟谷花之毒蛇是死者附体的对象，故遇到即杀之，放少许烟草，并口称他日冥界再见之类。如在房舍中发现了这种蛇，他们会认为是死者之灵到来，会立刻弃家而去。参见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泰雅族》，第61页。这些习俗，属于禁忌之类。但是，在邹族中，也有的番社将龟谷花蛇视为“祖灵用以凭藉之物，所以禁止杀害它”。③依那思罗传承的“崇蛇”之俗，是“忌”是“敬”，不得而知。至于“文身”一说，因与“记”所载互证，故在下文一并说明。
8.“记”载：“操闽南语且黥面”、“蹲下合掌”
同治六年，随捻军路经邓州的台湾“阿里山土番陈氏族人”陈阿让，“操闽南语且黥面”。陈阿让黥面之貌显然被视为邓州陈氏家族同宗的重要证据。台湾原住民自明清时期所面对的汉文化语言环境，主要是闽南语，故陈阿让操闽南语应该属实，不过“闽南语”一语绝非清代话语。黥面之俗，则并非原住民各番社都有，主要通行于泰雅族。其他赛夏族、邹族的某些部落也有痕迹可证，但并不普遍。日据时期，日本人对邹族的调查表明，其毁饰之俗主要是穿耳和凿齿，“刺青的情形很少，仅见于kanakanávu及lhaalua两番”，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四卷《邹族》，第92页。即属于南邹族群的“卡那卡那富”和“沙阿鲁阿”，归属干仔雾大社和剪排大社。这也是涉及依那思罗家族究竟属于哪一族的矛盾之处。道光二十七年（1847），闽浙总督刘韵珂巡视水沙连六社时，曾见：“惟男番眉心间有刺一王字者，体画较粗。而女番之眉心颔颏多各刺一小王字，且从口旁刺入两颊至耳垂，又湾环刺下如蝶翅状，所刺行数疏密不一，所涂颜色黄白亦不同。询知番女许字后始刺两颊，遵祖制。”（清）刘韵珂：《奏报履堪水沙连六社番地体察各社番情折》，《宫中档奏折中台湾原住民史料》，［道001］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http://www.sinica.edu.tw。此说证明水沙连番社中有此习俗，猫丹一社亦属广义的水沙连二十四社。
台湾原住民本无跪拜之礼，陈阿让邓州省亲拜祖行蹲踞之礼确属番俗。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曾巡视新港、目加溜湾等番社，“土番各社俱罗列恭迎（土番俗无跪，蹲下合掌，即为跪之礼）”。（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顺治庚子年至康熙壬寅年共三年（台湾文献丛刊第60种），第205页。不过，康熙六十一年，黄叔璥巡视各番社时，南路凤山番社中已“蹲踞席地之风少减矣”。（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7《番俗六考·南路凤山番一》，第146页。而北路诸罗诸番中汉化程度更高。因此，口操闽南话的陈阿让在百多年后仍行蹲踞之礼亦难索解，是时他所居住的陈厝寮已成番汉杂居的汉庄，而非保留传统习俗的“生番”之地。
9.“记”载：“陈井寮”、“陈厝寮”两聚落
陈阿让省亲邓州，述及思罗邓勋一族的聚落为陈井寮，思罗垦杰一族的聚落为陈厝寮，即番社归化后，传统的部落组织逐步解体、人员离散、番汉杂处，形成社改庄的汉化村落。这种现象在台湾原住民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极为常见，尤其是平埔地区。经查，台湾嘉义县确有陈井寮、陈厝寮之地名。在《台湾府舆图纂要》的《嘉义县舆图册》中，大目根保（堡）所辖39庄中有“陈厝寮庄（三十里）”，打猫北堡所辖24庄中有“陈井寮庄（二十二里）”。据考，“推究其纂辑时间，当在同治初年不久。”（清）《台湾舆图纂要》，《嘉义县舆图册·坊里》（台湾文献丛刊第181种），第174、182页；《台湾舆图纂要·弁言》，第2页。引文括号中的里数指陈井寮庄、陈厝寮庄距离县城的距离。又《嘉义管内采访册》中记：“打猫北堡在嘉义城之北端二十里，东以大莆林街与东下堡头家分界，西以陈井寮庄与台中县打猫北堡游厝庄分界”；另记：“陈井寮庄八十七番户、三百五十四丁口。”《嘉义管内采访册》之《打猫北堡》、《打猫北堡·积方》，第15页，台湾文献丛刊第58种。据考，《嘉义管内采访册》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97－1901）之间，参见《嘉义管内采访册》之周宪文《弁言》，第3页。系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是时，陈井寮庄仍有87家番户，可见其前身确为番社。
台湾嘉义市的陈井寮、陈厝寮两地名，属于以汉姓冠名的地名，陈姓是台湾大姓之一，也是福建姓氏“陈林半天下”在台湾的延伸。但是，这两个地名是否系依那思罗二子所建村落，仍需考究。从这两个地名见诸史料的时间来看，在台湾文献中“当在同治初年不久”，在陈氏家乘中系同治六年出自陈阿让所述，两者相互印证。但是，在现代台湾地名研究和口述乡村史调查中，这两个地名又有其他说法。
关于陈井寮，一说为“据传康熙初年，先民陈国诈、陈福星二人，由大陆来台开垦，陈国诈居鹿草，陈福星居陈井寮”。《大林镇—民间信仰》，http://web.nhu.edu.tw/segaa/大林史話/民間信仰.htm。另一说为当代该地居民陈建昌、陈建全二人称：“陈氏祖先自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青堡十五都溪子墘人氏迁移来此地。初到此地只建寮舍为住宅，又因祖籍区地有一口井，为思念故乡就在此地将其地名叫做陈井寮。”《学区地名由来》，http://www.plps.cyc.edu.tw/name。其地在嘉义市大林镇。
关于陈厝寮，一说在嘉义县竹崎乡，“境内‘陈厝寮庄’为今之仁寿村，系陈姓先民首先开拓之聚落”。《竹崎乡发展纲要计划·历史沿革》，http://www.bp.ntu.edu.tw/cpis。一说为嘉义市民雄乡三兴村，“旧名陈厝寮，旧时的陈厝寮是由后壁埔、埔口、陈厝寮、大坪顶、人狗坑、溪底廓仔合并而成。……当时本村属打猫东下堡陈厝寮庄”。1920年改为民雄庄陈厝寮保。何逢徽：《三兴村》，http://www.mihjh.cyc.edu.tw/place。当然，陈厝寮之名在台湾并非仅存于嘉义市。
竹崎乡东接阿里山乡、西接民雄乡，而竹崎、民雄两乡均有陈厝寮地名。民雄即历史上的打猫社，后改为打猫堡，据考该地所居之番社属于平埔洪雅族（Hoanya）的聚居地。参见《民雄乡沿革》，http://www.sces.cyc.edu.tw/wwwroot。根据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研究，洪雅族的鲁罗阿（Lloa）族群，分布在云林、嘉义、台南境内，包括哆啰啯、他里雾、猫儿干、柴里斗六等社，由于地处荷兰占领台湾时期的教化中心区，亦属较早汉化之地。
三、《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中之事件
《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所载“序”、“传”和“记”中，记录了一些依那思罗家族参与或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仍按照“序”、“传”和“记”的顺序考释如下：
1.“传”载：“永历壬辰，有志士郭怀一氏举义驱红毛。”
清顺治九年，在荷兰人的盘剥压榨下，大陆移民在郭怀一率领下策划起义。因消息走漏，荷兰人调集兵力镇压，并以每获得一颗汉族的人头赏赐一件絖布为引诱，征调新港、萧垄、麻豆、大目降、目加溜湾等番社的原住民2000人为其冲锋陷阵。参见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版，第358、367页。在这次冲突中，起义队伍数千人被杀（亦有九千和上万人之说），参见［日］村上直次郎译注、中村孝志校注，程大学译：《巴达维亚城日记》，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13页。亦有“是役华人诛夷者千数百人”之说，参见连雅堂：《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3页。其中应包括为荷兰人驱使的原住民。陈氏谱载：“太祖公实叮依那率部众合围，克夷寇营垒，嗣失利阵亡哉。”系说猫地干社原住民参与围攻赤嵌城、驱杀“红毛番”事，然史籍无考。赤嵌城地在今台南市，相去阿里山、日月潭地区甚远，而且两地之间为荷兰人教化统治下的新港、萧垄、麻豆、大目降、目加溜湾等平埔原住民大社所区隔。故很难想象地处阿里山腹地或日月潭内山的“太祖公实叮依那率部众合围，克夷寇营垒”之说。
2.“传”载：“辛丑正月，延平王拥兵鹿耳门，旋登陆。公兄弟弗晓汉军何举，随族人避入山林。既视众将士飞奔呐喊，直逼赤嵌城围之，炮火震天，方悟与红毛开战矣。昆仲夙报父仇，勇跃参战。”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起兵收复台湾，在台南沿海鹿耳门登陆，包围了赤嵌城。如按谱记，这一军事行动应发生在依那思罗兄弟及其族人目力所见之地，当在赤嵌城附近而不会是在远隔上百公里的阿里山或为大山隔断的日月潭之地。
3.“传”载：“次年，东都延平王闻报南澳陈豹降清，速令全斌率舟师回厦门击豹。”
事在康熙元年，史籍多载之。谱记当时依那思罗已成为周全斌部下，随军来到大陆之说当然可以成立。
4.“传”载：“康熙甲辰三月初十日，都督举漳浦归清，敕封慕义伯。戊申四月，伯奉旨率部屯垦内省。……腊月二十四日，公从伯所率垦兵抵邓。”
黄廷是河南邓州陈氏家族供奉的恩公，也是邓州闽营和“台湾村”诸多姓氏的家谱中溯源述流的中心人物，故须对其行迹有所交代。黄廷，福建漳浦人，史籍无传，系郑氏部属中的名将之一，但并未去过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令黄廷“居守思明州”（即厦门）。郑成功据台后，即“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廷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清）彭孙贻：《靖海志》卷3（台湾文献丛刊第35种），第60页。及周全斌奉命回军击陈豹，郑成功又因其子郑经有乱伦之逆行必欲杀之，黄廷等拒不执行并向郑经建言拘押周全斌以防不测，甚至建议郑泰杀之，故周全斌与黄廷嫌隙颇深。其后，郑成功死，周全斌为郑经所重用，郑经赴台继位时，黄廷仍留守大陆。康熙三年正月，周全斌降清，受封承恩伯。三月，郑经率部返台湾，洪旭以二十舟等候黄廷同行，黄廷所部多不愿行。四月，黄廷率部众降清，受封慕义伯。四年，施琅奉命攻取台湾，周全斌为副帅，黄廷等降部随行出海，但因飓风大浪，船队吹散亦多有毁损，“琅等陆续仍收回厦门”。（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6，康熙癸卯年至康熙甲寅年共十二年，第234－235页。可见，黄廷并无抵台的记录，他降清后曾参加了康熙四年施琅攻取台湾的出海行动，而不是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征台。
康熙四年清廷攻取台湾之举失败，康熙拟从长计议。是时，早在顺治十二年降清的郑氏部属黄梧，以其招降包括周全斌、黄廷等郑氏将领的功绩请封，随即又于康熙六年上书称：“梧标下官二百余员、兵三千八百，今酌留三十员，其余俱移驻河南。”（清）《福建通志台湾府·封爵：录自重纂福建通志八十八》（台湾文献丛刊第48种），第449页。这一建议显然成为清廷安置郑氏降部的政策，故有“部议分拨海上投诚兵移驻外省。先拨慕义伯黄廷驻河南邓州，随召承恩伯周全斌入京”。而分拨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诸省的各降部，“屯垦荒田，给其牛种，免其六年租税。将领或督垦，或拨在督抚提镇等衙门效劳”。（清）彭孙贻：《靖海志》卷3，第71页。七年正月初十日，奉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并召郑鸿骏、郑缵绪、周全斌、何义等入京，分陈辉、黄廷、杨富、陈蟒、杨来嘉等于各省屯田。”（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6康熙癸卯年至康熙甲寅年共十二年，第242页。周全斌等进京编入汉军八旗，故《金门志》有传，而黄廷屯垦邓州只行督垦之职矣。
5.“传”载：“甲寅，邓州垦兵奉命讨吴逆。公负箭伤，以功擢亲丁卫士。”
吴三桂等三藩之乱，起于康熙十二年，次年“邓州垦兵奉命讨吴逆”之说无史证。所有关涉河南军行调遣的记载，均为旗内满洲、蒙古、汉军。但是，也确有提及垦屯官兵一事。康熙十六年八月，皇帝曾命江西江南总督阿席熙选便习舟楫者，其中提到：“河南、山东、湖广、江南、江西、浙江、山西俱有福建投诚开垦官兵，多习水性。起行令各该巡抚遴选便于舟楫者报部。”（清）《平定三逆方略》卷32康熙十六年八月，四库全书本。故此，邓州黄廷所部有人中选似应在情理之中，但是并无成建制地调集屯兵参战之说。
6.“传”载：“壬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集结兵力讨台湾，饬令黄部从征。”
此说无史证可考。施琅曾为郑氏大将，顺治九年，黄廷曾奉郑成功之命将施琅拘押，后施琅逃脱，郑成功杀其父兄。参见（清）阮文锡：《海上见闻录》卷1顺治九年，第12页。施琅遂投清。康熙二十一年，施琅与姚启圣“操练水路精锐官兵充足三万，分配战舰，尽可破敌”。“至于师中参酌，见有同安总兵官臣吴英，智勇兼优，竭忠自许，可以为臣之副……又有兴化总兵官臣林承、金门总兵官臣陈龙、平阳总兵官臣朱天贵……等，具堪冲风破浪、勇敢克敌”。（清）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密陈专征书》（台湾文献丛刊第13种），第11页。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确有从内地征调郑氏降部赴闽备战的史实，如“病故游击陈龙、守备阮钦，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内奉文调闽航剿有功，赴部候选缴札”。《郑氏史料三编》卷2《六四“航剿台湾有功”》残件（台湾文献丛刊第175种），第231页。江日升在《台湾外记》中专门列有“平澎台诸将姓氏”，施琅以下几近200名，其中包括了陈龙、阮钦，但并无黄廷。参见（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弁言·平澎诸将姓氏》，第19页。因此，黄廷所部邓州垦兵奉命参加攻取台湾无史可证。
7.“传”载：“戊辰，湖广变乱，公从襄镇蔡元征剿，以奇功擢参军副将加五品衔。”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议裁湖广督标兵，引起夏逢龙率楚籍督标兵变乱。对此，史籍多有记载。是时，康熙曾就廷议派出京军一事称：“湖南有黄性震在，彼能佐平数十年海氛……且襄阳有总兵蔡元，二人必能了之。”（清）《福建通志列传选》卷3，录自《福建列传》卷35《黄性震》（台湾文献丛刊第195种），第168页。其后，清廷又命“振武将军瓦岱统八旗兵往会提督徐治都等剿擒逢龙”。（清）《
钦定八旗通志》卷165《人物志四十五·噶尔汉》，四库全书本。同时，也从江西调兵赴剿，亦有奏报从福建拨兵协剿之议。参见《
清史稿》卷274《王骘宋荦传》。查夏逢龙变乱期间的史料，惟一涉及到河南的事宜，系因夏逢龙攻掠武昌官仓，新由河南调湖广的巡抚丁思孔因“诸军饷乏，乃发河南库帑”《
清史稿》卷239《丁文盛传》。济之。并无有关蔡元出征或征调河南垦兵的记载。
8.“记”载：“同治丁卯四月二十四日酉时，大队捻子经村东北去。”
清同治六年四月，赖文光所辖东捻军确曾路经河南邓州。但是，捻军中有来自台湾阿里山的原住民籍兵勇，却是令人费解之事。捻军兴起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的捻党活动，尤以安徽北部、河南东部最为活跃。19世纪中期，在太平天国运动北上的鼓舞下，捻军开始形成气候。但是，捻军的活动一直在长江以北，其兵源即便有闽南籍者，也应来自清廷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的福建投诚屯兵之类，而不可能来自福建或台湾，何况是时这些投诚的福建籍官兵已经落籍异地200余年，仍讲闽南语也是令人诧异之事。是时，太平天国运动的活动范围曾及福建北部地区，这是否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的问题：期间或有闽南流民加入？或有闽籍清兵降者加入太平军？而这些闽南流民或闽籍清兵降者中有招募自台湾的原住民？其人在太平天国与捻军的互动中又归入捻军？而且其人正好是落籍河南邓州陈氏家族的亲属？等等。考诸史料，没有任何线索可以为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提供答案。或许，这正是“无巧不成书”？
四、《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之辨析
通过上文对《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的考释，现概要综述如下：
第一，家谱系以血缘家族为传承的民间历史，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尤其是注有修撰年代、收录了可考的碑文等历史资料的家谱，尤为值得重视。《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虽然有“谨据伯府珍存闽营宿将传册”、“今据墓碣碑表”之说，但无史证留存，特别是“墓碣碑表”在谱中未录且无线索可稽。但是，该家乘现存的三份文献均注有成文年代，且在内容上相互印证，应予重视和研究。
第二，陈氏家乘中所提及的台湾郭怀一起义、郑成功收复台湾、周全斌回厦击陈豹、黄廷降清、黄廷所部移垦落籍邓州、平三藩吴逆、施琅攻台、湖广之乱、捻军过邓州这些关涉海峡两岸的重要事件，在时间上无一有误，在事件本身方面也有史实可证。如果没有史料的依据，很难想象以口述传承或追思记忆写就。因此，陈氏家族儒生陈道平修谱时所据“闽营宿将传册”、“墓碣碑表”，在同治六年时仍应存留才是。同时，陈道平在家乘序中曾提及“闽营诸族竞纂家谱”，那么这些落籍邓州闽营村的汉籍屯兵传人家谱的发现，无疑将会对“闽营宿将传册”之说提供印证。因目前尚不掌握邓州闽营后代的家谱资料，此说只能存疑。但是，就这些事件中关系到黄廷所部落籍河南后再度被征调参战之说，即或有个别线索可据，但大都无史实可证。至于“亲丁卫士”、“参军副将”的职衔，虽然史籍中“亲丁”、“卫士”、“参军”、“副将”之说寻常可见，但如此连用则无例证可考。
第三，陈氏家乘中对其祖籍地台湾番社的习俗虽然笔墨不多，但涉及的要素却不少。如阿里山、猫地干社、达戈纹、原住民姓名、戛戛父老、登库巴、付赎金、六尺土基、扣舟茅顶、崇蛇、黥面文身、蹲踞之礼、陈井寮、陈厝寮等，而这些番俗要素和地名涉及到台湾原住民“平埔番”、“高山番”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的特点，而非一族一社所属。同治六年之际，官吏文人等记录台湾“番情”的著述已经很多，且诸多方志也已刊印。然而，陈道平虽为儒生，但其身处河南邓州之地是否有条件以四月之期寻觅浏览这类著作？如果系按祖先口述传承、家族“墓碣碑表”、陈阿让所述所行、自家仍存“遗礼”加以描述，其用词绝难与其未见文献相合。因此，关涉这些“番情”的内容必然有文字依据参酌，至于这些文字依据是什么则无以考究，至少目前不得而知。
第四，陈氏家乘中所记“猎户籍”、“猎首族”，以及关系到泰雅族的gaga（戛戛或加加）之制、邹族的kuba（库巴）之制，史籍无此类用词之载。在关涉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中，包括平埔、高山两系诸族的族称和相关词语，虽然在清代台湾文献中有同音异字的极少线索可考，但是主要是日本殖民势力统治台湾时期伊能嘉矩、鸟居龙藏等学者进行划分和注音的结果。在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之前，这些调查报告和研究著述鲜有流传于大陆者，更何况这些文献均为日文而当时并无中文译本。在此期间，大陆学界虽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台湾原住民研究，但著述流传亦极为有限。总之，诸如“猎首族”、“库巴”这样的词语，系出现于现代研究台湾原住民论著之中。特别是“库巴”一词，应更为晚近。类似的问题还包括家乘序中述及陈阿让觅亲一事时的“认同祭祖”、“操闽南语”说。“认同”二字非古汉语自不待言，“闽南语”亦属近代语言学研究用语。这些词语在陈氏家乘中虽然偶然出现，但却对家乘的成谱时间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质疑。至于其他晚于陈氏家乘的家谱所记，这类问题更为寻常。尽管如此，本文并不否认落籍河南的黄廷所部中有个别来自台湾番社的原住民兵勇。
第五，无论陈氏家乘何时、何人所修，但它所揭示的这一段清季海峡两岸民间互动之事，的确有可能。郑成功领据台湾后，其部众因水土不服、多生病疫，且“病者即死”，“故致各岛搬眷，俱迁延不前”。（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顺治庚子年至康熙壬寅年共三年，第208页。在这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招募当地原住民补给军队力役之需未必不可能。因此，周全斌、黄廷等郑氏降将部众中，有个别汉化程度较深的原住民籍兵勇马夫之类亦在情理之中。需要说明的是郑氏治台时期，归化番社主要是台南平原地区，也就是郑成功所巡视的新港、萧垄、大目降、大武垄、他里雾、半线等平埔各社。这些番社在荷兰人统治时期不仅受到基督教化，而且也已经多与大陆汉族移民乡间杂处。因此，如果清季确有转辗落籍大陆的台湾原住民应属平埔“熟番”。而邓州“台湾村”现世的8份家谱所称阿美、泰雅、布农、邹族之属，当时则为尚未归化的山地“生番”。
综上所述，河南邓州“台湾村”现象及其所依据的家谱，无论真伪却为我们展开了清季海峡两岸的人员互动的一个新视野，需要加强研究。随着郑氏政权在台屯垦开发的进程，台南平原地区的“番社”及其风俗也经历了“十年一小变，二十年一大变”的过程。（清）陈培桂：《淡水厅志》卷11《考一·风俗考·番俗（附）》（台湾文献丛刊第127种），第306页。郑经时期，陈永华在台推行屯田之制、开发“番地”，进一步推动了“民”、“番”杂处和原住民“闽南化”的进程，郑氏政权征调原住民力役亦有旁证。如康熙十三年，福建藩镇耿精忠叛，差人赴台请郑经会师，“且以全闽沿海战舰许之”，称“贵藩将水，吾将陆，江、浙唾手可得也”。郑经遂以陈永华留守台湾，自率军队抵厦门。郑经踌躇满志地整军备战措施之一，即为“谕与留守东宁总制使陈永华：‘调土番暨佃丁六分之四，前来厦门听用。’”以上均见（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6，康熙癸卯至康熙甲寅共十二年，第263、266页。此谕令是否实施尚无证据，但是郑氏政权征调“土番”以充其军力应属事实。当然，即便当时郑经确实从台湾调集了“土番”和佃丁，这与6年前已落籍邓州的黄廷所部已毫无关系。但是，这条材料的确为清季两岸民间互动提供了佐证。此外，康熙二十一年平台后，郑氏家族及其部众均内迁大陆，其中亦有遣散于河南等地者，这些部众中有“闽南化”的台籍“土番”也不无可能。
〔责任编辑 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