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本文主要利用日文资料，探析了1906—1908年期间日本当局与流亡内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种种接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指出日本政府从其“大陆政策”出发，利用各种手段接近和拉拢达赖喇嘛，并大肆灌输“亲日”及“联日”思想，怂恿西藏独立，企图实现“日藏邦交”，使西藏成为其附庸，这充分暴露了20世纪初日本当局企图染指我国西藏的险恶用心。
       关键词：日本 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 寺本婉雅
       作者秦永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中国的西南大门——西藏成为它觊觎的对象。日本当局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对西藏进行渗透活动。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武装侵入西藏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逃，从此开始了他在祖国内地等地四年多的流荡生活。日本当局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加紧了对达赖喇嘛的接触和拉拢活动。由于日本当局的这些活动都是在相当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一般为汉、藏文资料所不载，亦不被大家所详知。鉴于此，笔者主要利用日文档案等资料，参以其他史籍记载，拟就1906—1908年期间日本与流荡内地途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触做一考察，以期对人们加深了解日本渗透、图谋我国西藏的活动有所裨益。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寺本婉雅的塔尔寺之行及与达赖喇嘛的接触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亡外蒙古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03年12月12日，英国侵略者在荣赫鹏的率领下，从亚东、帕里一线入侵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由于驻藏大臣的昏庸无能，以及主张对英作战的西藏地方政府对战争准备不足，武力悬殊，英军长驱直入，于1904年4月攻克了战略重镇江孜，7月逼近拉萨城下。面对英军直逼城下，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英敌言和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北上，避难求救的决定。7月26日，达赖喇嘛匆忙指定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代理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秘密逃离布达拉宫，取道藏北黑河，越过唐古拉山、通天河进入青海，又经甘肃到达蒙古地区，于12月2日到达外蒙古首府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达赖抵达库伦后，受到库伦办事大臣、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当地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清廷虽然听信驻藏大臣有泰的一面之词，暂行革去达赖喇嘛的名号，但对达赖的行动非常重视，11月1日，在达赖喇嘛去库伦的途中，即谕库伦办事大臣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不久，清政府派了一名钦差大臣，从北京前来库伦“看望”达赖，并带去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许多礼物。
       达赖喇嘛自拉萨直赴库伦，当时有“联俄抗英”的打算。但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俄在对日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内又发生了革命，因而沙皇自顾不暇。虽然俄国在口头上对达赖喇嘛有所承诺，但始终未能有什么实际帮助，达赖喇嘛逐渐对俄国失去了信心。加之英国政府当时正在策划新的阴谋，企图以班禅额尔德尼取代达赖喇嘛，因此，达赖喇嘛急于返回拉萨。另外，达赖喇嘛在库伦逗留期间，出现了与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的现象，这更促使达赖喇嘛想早一点返回拉萨。清政府也催促达赖喇嘛尽快返回西藏，并答应达赖喇嘛从库伦启程后，恢复已被革去的达赖喇嘛名号。1905年底，西藏噶厦政府以及拉萨三大寺的僧俗代表抵达库伦，迎请达赖返藏，达赖乃决定次年春季动身返藏。
       日本统治者深谙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不仅对日本的对藏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同属藏传佛教圈的满蒙地区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他们获悉达赖喇嘛准备由蒙古返藏的消息后，迅速派遣当时的“西藏通”、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潜入达赖返藏的必经之路——青海塔尔寺，利用佛教的名义接近和拉拢达赖喇嘛，借以影响达赖，为其实现大陆政策服务。
       寺本婉雅（1872—1940），日本爱知县人，日本东本愿寺僧人。1898年6月，受京都东本愿寺派本山之派遣，从日本抵达中国，先在北京雍和宫学习藏文，并策划由川藏线进入西藏拉萨。1899年8月，行至四川理塘后，其进藏活动遭遇当地藏族僧俗群众的强烈抵制，无果而返。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8月19日，他又以陆军翻译的身份随日军再赴北京。抵京后，他经常奔波于与清廷政要的交往和政治活动，按他自己的话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我受小村(寿太郎)公使之命，在列强的监视之下，就清朝皇室与我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实行各种策划，并与我第五师团长山口中将和参谋长福岛少将相呼应，推进日本的意图。”此间他不仅将在北京黄寺和资福院搜获的两套藏文《大藏经》运至日本，1901年7月，还诱使藏传佛教高僧、雍和宫著名活佛阿嘉呼图克“访问”日本月余。1903年2月，他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为名，潜入青海塔尔寺，在这里滞留了整整两年。1905年5月，他经青海成功潜入西藏拉萨，于当年10月经印度返回日本。
       寺本婉雅回到日本后，广泛地与当时的军政要员进行接触，并在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皇室举行了讲演，讲述他的进藏体验，阐述和强调西藏对日本帝国的重要性。他的蛊惑引起了不少军政要员的兴趣，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陆军中将福岛安正、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内阁参议大隈重信、松浦伯爵等要员均对其拉萨之行给予高度评价，还对此后接近达赖喇嘛的活动给予了支持和资助。因此，当他在日本获知达赖喇嘛准备从库伦启程返藏的消息后，在其主子们的授意下，1906年4月从日本奔赴北京，后经太原、西安、兰州，于当年8月再次潜入青海塔尔寺，住进该寺寺主阿嘉活佛的府邸，企图在这里窥测时机，接近达赖，再行所图。
       达赖喇嘛听从清政府的安排，1906年5月下旬，从库伦启程西行，以讲经拜寺名义于当年10月进入青海境内，驻锡在离西宁有20余公里的黄教名刹塔尔寺。达赖从库伦启程后，清政府恢复了他的名号。
       达赖喇嘛抵达塔尔寺以后，已在这里等候两月的寺本婉雅显得非常兴奋，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达赖喇嘛抵达此地已有数日。大概在今秋可以实现我的愿望。为了传布佛教，我要谒见傲然蛰居在亚细亚高原而不知世界形势，不知西藏、蒙古以外还有佛教信徒的达赖喇嘛，要给他讲述佛教在日本的盛行情况，在他的头脑中灌输日本帝国的强大威力。”寺本婉雅奔赴青海的目的在这里昭然若揭。
       为了接近达赖喇嘛，寺本婉雅先是积极拉拢塔尔寺的堪布喇嘛以及达赖的近侍活佛，花言巧语，并施以礼物等小恩小惠，终于得到谒见达赖喇嘛的机会。11月22日上午，寺本婉雅受到邀请，前去谒见达赖。他给高居法座的达赖喇嘛行叩头礼之后献上哈达，并呈上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写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以及净土三部经等经典和一本日俄战争的画册（内附天皇照片）。12月15日，寺本婉雅又向达赖喇嘛提交了一篇用藏文撰写的呈文，他在呈文中指出：在当时已经建国的二十二个国家中，最为强盛的是日、中、英、德、法、美、意、俄八国，世界局势由此八国左右。若以人种分类，除日中两国是黄色人种外，其他六国都是白色人种。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佛教国家，东洋的安危系在日中两国的肩上。同时提醒达赖喇嘛自强富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寻求温和的发展，不能相信白人，应该相信同一人种、同一宗教的日本，宣传东本愿寺法主是整个佛教的代表，建议达赖喇嘛派人到日本考察、学习等。
       显然，寺本婉雅在塔尔寺的这些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后他给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的一份报告中说：
       
       自从去年谒见达赖喇嘛以来，收到了达赖亲自写给东本愿寺大谷光莹法主的信，我与达赖的交往加深，并与达赖喇嘛的总堪布以及次官隆乃钦波等交往，为西藏的开发等献计献策。以达赖为首的西藏诸官员逐渐听取我的建议，认识到西藏应该通过清政府得到日本的帮助，这才是保持国家进步的上策，同时对俄国产生了敬而远之的倾向。还就达赖最近派出使者到日本考察宗教、政治、军事等各种文明制度进行过密谈，我想实现这个计划的时刻将会很快来临。……自从我用藏文进呈日本佛教史和日本史大纲之后，达赖的思想为之一变。达赖喇嘛受清政府之命返回西藏，但是他想依靠日本的想法愈加迫切。虽然由于缔结了日英同盟而不能公开让日本政府进行指导，但该同盟结束以后一定要依靠日本的指导。如果达赖喇嘛认识到西藏逐渐将被英国吞并的话，他就会意识到应该把西藏的命运置于日本指导之下。
       显然上述记述有过分渲染之嫌，不能尽信，不过在寺本婉雅的极力煽动和教唆下，靠俄无望的达赖喇嘛，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接连获胜的情形以后，似乎萌动了依靠日本达到顺利返藏、巩固自己地位的想法。1907年6月，达赖喇嘛为了顺利晋京，派遣正三品顶戴堪布嘉木样旦巴、罗桑旦津两位使者前赴北京，也想顺便试探一下日本的态度，并让寺本婉雅穿针引线。于是寺本婉雅立即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驻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要求给予积极协助。达赖喇嘛派遣的使者抵达北京后，与日本公使馆进行了初步接触，公使馆的相关人员曾为两位使者出谋划策。
       由于寺本婉雅从中斡旋，日本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系也变得频繁起来。1907年9月15日，大谷光莹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说：
       日期为华历丙午（按：即1906年）十一月初六日的信及四种礼品已收，不胜感激。台下日夜思考西藏佛教之革新之策，我甚有同感。观察时下形势，正是向世界传布佛教之时。台下若有派人到日本视察佛教之意，我很高兴给予便利和指导。由此重新开始东亚佛教徒之间的情谊，共同汲取同源分流之教水，为法运的振兴努力奋斗。
       9月19日，达赖喇嘛回信云： “希望在佛教联络的基础上，以后请给予更多的帮助和保护。”
       由上可见，当时达赖喇嘛和大谷光莹之间的联系基本上限于佛教交流，没有涉及政治。对于两位宗教上层之间建立书信联系，寺本婉雅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说：“自去冬来到此地（即塔尔寺），我与他们（即达赖等人）往来接触。通过东、西佛教之间的联络，尽力将日本的国威波及到西藏。我努力的结果使达赖喇嘛与我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两位未曾谋面的法友之间相互通信两次，开拓了日藏关系。”
       十三世达赖喇嘛自逃离拉萨以来，一直有进京朝见清帝，面陈藏事的愿望。清政府鉴于近几年来英、俄、日等国对西藏的觊觎，因此有意要体恤和安抚达赖喇嘛，并有召达赖喇嘛入京觐见的打算。加之清政府正在整顿藏政，英国政府也对达赖喇嘛返藏表示不信任和反对，于是，1907年冬，清廷降旨给达赖喇嘛，邀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暂住修养，做入觐准备。
       11月9日，寺本婉雅探听到达赖喇嘛准备离开塔尔寺赴山西五台山巡锡的消息后，迅速将此消息打电报通知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并开始打点行装，做离开塔尔寺的准备。11月24日，达赖喇嘛礼节性地召见了寺本婉雅，寺本婉雅表示：“回国后会尽力转达法王的意见。如果法王驻锡五台山以及晋觐北京时有困难，我和日本政府会尽微薄之力，实现法王朝觐北京的目的。”次日，寺本婉雅离开塔尔寺，12月8日抵达北京，与全权公使林权助等会晤后，返回日本。
       寺本婉雅公开以日本人的身份，在青海塔尔寺与达赖喇嘛及其幕僚之间的接触，可谓是日本与西藏最初的直接接触。寺本婉雅利用自己的僧人身份以及娴熟的藏文功底和丰富的佛学知识，与达赖喇嘛交往颇深，而且经常就时政问题和西藏问题向达赖喇嘛进言，扮演了类似达赖喇嘛的“外交”顾问的角色。
       对于寺本婉雅在塔尔寺的情况，当时正在该地滞留的德国地理学家艾伯特·塔福勒（Albert Tafel）进行了观察，他在《我的西藏旅行》一书中云：“寺本氏公开了日本国籍之后，达赖喇嘛及其随从把他当作中亚以外事情的顾问。他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习惯中，颇知与中国人交往的方法。如果参加他们的宴会，你就会发现在欧洲人并不完全了解的中亚地区，寺本已成为这一地区最高权威的伙伴。”塔福勒还在寺本婉雅的介绍下拜见了达赖喇嘛，并给达赖喇嘛拍照。塔福勒还相信，日本政府通过像寺本婉雅这样有才识的献身者，可以时刻掌握内陆亚洲形势的情报。
       二、达赖喇嘛在五台山会见大谷尊由
       1907年11月29日，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启程，于12月9日到达兰州，陕甘总督升允两次会见达赖，并派员护送。次年2月18日，达赖一行抵达山西五台山，受到地方官员和僧俗群众的盛大欢迎。
       达赖喇嘛到达五台山的消息传出以后，德、美、俄等国的驻京使节纷纷前往五台山看望达赖。早已获知消息的日本更是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对达赖喇嘛的拉拢活动。从相关日文资料分析，当时日本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促成西本愿寺代表大谷尊由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见，一是促成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日本参谋本部与驻华公使馆便是这些计划的幕后策划者，表面上是僧人身份的寺本婉雅更是实施这些阴谋活动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和中介者。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1908年5月8日，寺本婉雅又从日本赶到北京，与日本公使馆武官、华北地区的日本特务头目青木宣纯一番密谋后，迅速赶赴五台山。6月2日下午，寺本婉雅在菩萨殿会见了达赖喇嘛，并转呈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和参谋次长福岛安正的亲笔信和礼物。大谷光莹赠送的礼物有：木制观音立像一尊（高一尺八寸）、红地龙纹织锦三卷；福岛安正的礼物是十连发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福岛安正在信中还邀请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寺本婉雅反复强调佛教是日本、西藏和蒙古所特有的宗教，西藏问题是关系东亚全局的重大问题，并建议秋天入觐北京以后，寻找机会到日本“观光”。寺本婉雅还许诺如果达赖经由印度返藏，日本可以保证其安全。他还告诉达赖：东本愿寺法主本来要亲自赴五台山会晤达赖喇嘛，但由于患病卧床，不能来晤，将派西本愿寺法主专程奔赴五台山面晤达赖喇嘛。达赖对此表示高兴和感谢，并表示会见的具体问题可与自己的随从协商。这样，本为东本愿寺僧人的寺本婉雅，为曾三次派遣中亚探险队到我国考察而闻名的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与西藏发生联系创造了契机。
       出于礼仪，6月10日，达赖喇嘛也分别给大谷光莹、福岛安正回信，对赠礼表示感谢，至于“信中所劝之观光贵国之事，吾将拟议，晋京之秋，相愿商量”，同时给大谷光莹、福岛安正回赠释尊佛像、西藏氆氇、藏香等礼物。同日下午，达赖喇嘛还在菩萨殿召见了寺本婉雅，为表彰他在“西藏佛教和日本佛教联络方面付出的辛劳”，赠送了西藏氆氇及藏香。
       6月11日，为了落实本愿寺法主与达赖的会见等事宜，寺本婉雅从五台山返回北京，分别会晤了青木宣纯和日本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就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情况进行汇报，并就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会见达赖之事进行商量。
       7月5日，寺本婉雅偕同西本愿寺代表甲斐宽中一起从北京奔赴五台山。于10日抵达五台山后，迅即与达赖喇嘛的幕僚德瓦堪布谢庭华联系，要求会见达赖。12日，二人在菩萨殿谒见了达赖喇嘛，并将大谷光瑞的慰问信和礼物转交给达赖。当寺本婉雅与甲斐宽中前来五台山谒见达赖时，时任参谋本部次长的福岛安正也来山西太原打探达赖的情况，可能是顾虑自己的特殊身份易引起他国注意，他没有去五台山会晤达赖，但甲斐宽中在返回途中向他详细汇报了会见达赖的相关情况，此后福岛安正经上海返回日本。
       
       寺本婉雅将本愿寺法主代表与达赖喇嘛会见的事宜协商就绪后，7月31日，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在香川墨识、堀贤雄、甲斐宽中、峯旗良元等西本愿寺僧人的陪同下悄然抵达五台山，住进显通寺。大谷尊由在五台山停留了4天，此间与达赖喇嘛在菩萨殿会晤两次，一次是8月2日上午，另外一次是8月4日上午。两次谈话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双方都表达了加强佛教文化交流，互相派遣留学生等愿望。
       会谈结束后，达赖喇嘛给大谷尊由赠送了哈达，同时还将三条白色长幅哈达一一递给大谷尊由，指出这三条哈达是分别献给日本天皇陛下、京都西本愿寺法主、驻北京日本公使，另外把自己的一套西藏制袈裟转赠给大谷光瑞，还有铜佛及经典。大谷尊由包括寺本婉雅一行对达赖喇嘛给日本天皇和日本公使转赠哈达一事感到意外，他们认为这也许是达赖准备与日本政府接触的一个信号。
       8月5日，大谷尊由一行返回北京，后经山海关、朝鲜返回日本。随之，寺本婉雅的使命也暂告结束，他与达赖喇嘛告别后于同月7日返回北京。
       关于达赖喇嘛在五台山会见大谷尊由的情况，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的记载相当简略，仅有“接受日本大喇嘛和衙门等人所敬献的丰盛礼品，并接见了他们”一条记载。
       总之，达赖喇嘛与大谷尊由的这次会晤，是日本佛教与藏传佛教高层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通过这次会晤，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双方都表达了应该加强佛教和文化交流的愿望和意向。后来西藏方面派遣阿旺罗桑到日本留学，西本愿寺派青木文教、多田等观赴西藏留学，可以说是这次会晤的直接结果。
       三、达赖喇嘛晋京及日本人的拉拢活动
       清政府对十三世达赖的入觐活动非常重视和谨慎。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停留期间，清政府在北京对他的接待计划、礼节仪式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安排。北京的接待工作就绪以后，于1908年6月21日，清廷传谕达赖“赴京陛见”。9月22日，达赖从五台山启程，27日行抵北京，驻锡在修茸一新的黄教寺院西黄寺，等待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达赖喇嘛抵京后，各国列强十分关注达赖的动向，不少外国使节及一些别有用心者，纷纷前去拜见，与达赖及其属下进行秘密接触，采取各种拉拢诱惑手段对其施加影响。鉴于此，清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对达赖的活动进行监视，其中包括派人日夜守候于达赖喇嘛驻地附近，对达赖的对外联系活动，予以逐日记录。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厅内侦察达赖报告》，有多处记载了日本人与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幕僚之间的接触活动，如：
       九月六日（1908.9.30）：“午前十时余，有日本商人寺本婉雅来拜谢堪布，至十一时余走去。”
       九月十九日（1908.10.13）：“十二时余，日本公使阿部寿太郎（按：1908年5月19日任临时代理公使）、翻译高尾亨，来寺拜见达赖。”
       九月二十二日（1908.10.16）：“（午后）查有日本人寺本婉雅，身著西服，曾在五台山谒见谢堪布。近又著喇嘛服装或西式服装来寺谒见谢堪布。二次探问，该日人原住六条胡同，现住雍和宫。”
       九月二十五日（1908.10.19）：“十二时，有日本提督青木宣纯、松井石根遣华人胡姓持该提督名片来寺商议该提督二十七日来寺拜见达赖事。”
       九月二十八日（1908.10.22）：“午后二时余，日本提督青木宣纯、武官松井石根来寺拜见达赖。当送葡萄、藏枣二盘，至二时二刻出寺。”
       十月十四日（1908.11.7）：“十三日午后十二时余，有罗桑旦增堪布带喇嘛一名，进安定门赴雍和宫毕，转至分司厅胡同往谒日本人川岛浪速寓所拜见。仍出安定门，至二时回寺。”
       十月十八日（1908.11.11）：“午后二时余，有日本人川岛浪速来谒达赖，见毕，随赠该日本人藏枣、果品等物，至三时余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1908.12.15）：“午后二时余，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同武官随员小田德五郎等六员，来寺谒见达赖，各递哈达一方。达赖随赠藏枣、果品，至三时余走。”
       十一月二十五日（1908.12.18）：“二时余，日本翻译官西田（按：即西田畊一）等来谒达赖，至五时余去。”
       上述记录，未能提供出双方晤面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达赖抵京后，引起了日本相关方面的浓厚兴趣和重视，他们都在处心积虑地向达赖喇嘛表示亲善，积极联络感情。
       上述记载中，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日本人中，除了公使馆公使、武官等军政人员外，还出现了一位特殊人物，即著名浪人川岛浪速。川岛浪速不仅积极奔走于满蒙地区的“独立”运动，对西藏的“独立”问题也很感兴趣。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1905年3月3日、3月7日，川岛浪速在北京自己的寓所内，曾两次秘密会见了达赖喇嘛从外蒙古库伦派遣的两名使者。达赖喇嘛抵京后，他除了探视达赖外，还召达赖的随从堪布罗桑旦增到自己的寓所，面授机宜，策划西藏的“独立”活动。其会谈内容从寺本婉雅的日记中亦可窥其一斑，寺本婉雅记道：
       十月十四日，达赖的机要堪布喇门堪布（即罗桑旦增）来拜见川岛浪速氏，我给他们充当了中介人。喇门堪布于同日十时到川岛寓所访问，我担任了他们的翻译。喇门堪布代表达赖喇嘛给川岛赠送了一尊十一面观音铜佛。我与川岛一起对他进行劝说，无论是保护佛教，还是为了西藏的自身利益，西藏的“独立”问题非常重要。应迅速返藏，为求西藏自立进行改革，设立兵制，开采矿山，同时往日本派遣留学生。
       由此看来，这时日本方面不再主张西藏在清朝政府的管辖下寻求“温和的发展”，而是直接挑唆西藏脱离清朝的统治，进行“独立”。以后，川岛浪速就西藏的“独立”问题，曾与后来的日本入藏者矢岛保治郎进行过接触，在此不赘。
       10月14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仁寿殿接见了达赖喇嘛，达赖进献了丰厚的礼品，以示对清政府和皇太后、皇帝的诚心和敬意。可是，达赖对清政府给自己安排的坐席非常不满。据寺本婉雅的记载，觐见结束后，达赖喇嘛曾派人持顺治九年（1652）清廷接待五世达赖的相关记载，前去探询日本公使馆的看法，并希望日本公使给清政府进言，要求在次日的万寿节朝见时给予较好的礼遇。达赖喇嘛说：“旧例是‘皇帝会见赐宴时达赖座台高并靠近玉座’。然而我现在的坐席不仅低下而且远离玉座，众堪布看到后颇感不平”。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评价清廷对达赖觐见礼节轨制的好恶，但对达赖喇嘛觐见时如何待遇，应纯属清政府的内部事务，其他国家并无说三道四之理。可是日本驻京公使伊集院彦吉（按：1908年10月15日出任公使）听到达赖使者的诉说后，立即给清政府的实权人物袁世凯提出警告，指出“对达赖的压制性的礼遇不利于清政府的对藏政策，应给予尽可能的优渥待遇”。
       达赖喇嘛驻锡北京期间，日本当局一直利用寺本婉雅的僧人身份和与达赖幕僚们相识的关系，让寺本婉雅专事窥探达赖喇嘛之行踪。1908年12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一封密电中说：
       达赖喇嘛来京后，我们利用能接近达赖的寺本婉雅观察其动静，并示予怀柔。我们随时能得到寺本提供的情报。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的想法，原出自参谋本部的福岛中将。他与西本愿寺商量后，将寺本用于此目的。在当地由青木（宣纯）少将制定其具体的行动方针，本馆（按：即日本公使馆）则是积极协助。决定在不引起外交麻烦的前提下对寺本进行指导和利用。福岛中将的希望是通过达赖喇嘛向我国派遣视察员，自然地与西藏建立关系……以后邦人入藏，可利用本愿寺的名义，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法。寺本不仅懂汉、蒙及藏语，而且在达赖喇嘛身旁有不少熟人，可以利用。
       
       从以上这份密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以下几点：（1）军方的参谋本部是日本方面极力促成与达赖喇嘛建立关系的部门，参谋次长福岛安正是这一计划的总决策者；（2）日本驻华公使馆对此计划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其中参谋本部派驻北京的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是这一计划的具体负责者；（3）巧妙地利用日本与西藏的宗教联系，通过达赖喇嘛派遣视察员到日本等是其企图实现“日藏邦交”计划的具体手段；（4）在西藏问题上，避免引起外交麻烦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基本态度。
       寺本婉雅受到日本当局对达赖喇嘛的动向进行密切监视的命令后，为了进一步接近达赖喇嘛，不嫌其烦，先是从六条胡同的本愿寺别院搬到雍和宫居住，后直接住进黄寺达赖喇嘛的侍从喇嘛强巴嘉措的住所，窥探达赖的动静。他利用自己熟识达赖及其随从的关系，不断地将其刺探到的情报秘密提供给日本公使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现存有寺本婉雅当时提供的秘密报告《关于西藏达赖喇嘛及其随从的活动报告》、《北京驻锡中达赖喇嘛的随从官和策划者》、《达赖返藏时间之预定》等，其中详细地记述着达赖喇嘛的返藏计划、时间以及重要随从的履历及活动。不仅如此，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达赖喇嘛“献计献策”，甚至具体指出达赖应给皇太后念诵的经文以及返藏时应采取的具体路线。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宣统皇帝继承帝位。达赖喇嘛乘清廷忙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丧事之际，提出了返藏要求，清政府允准达赖回藏，并下令沿途所属州县，给达赖喇嘛予以周到接待和保护。
       看到达赖喇嘛返藏日期迫近，肩负特殊使命的寺本婉雅更加紧了活动。11月28日，他赴黄寺，就达赖喇嘛派遣“枢要幕僚”到日本“观光”一事进行磋商，最后决定派遣两名幕僚和一名翻译，访问时间预定为往返40天左右。关于邀请达赖幕僚赴日观光的目的，寺本婉雅曾赤裸裸地说：“当时的日本观光计划，不是享乐意义上的观光亲交，它含有外交以外意味深长的意义。通过这个计划在获得两国亲善和幸福的同时，谋求东、西永久的发展。”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经过寺本婉雅、青木宣纯的斡旋和努力，达赖同意派遣幕僚赴日本观光，但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一计划遭遇流产。关于该计划流产的原因，1908年12月28日伊集院公使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密电中说：慈禧、光绪相继去世之后，达赖喇嘛在北京的活动引起了国内外更加广泛的关注。日本政府担心这个时候邀请或者接受达赖喇嘛的幕僚访日，不仅会引起清政府的“误解”，而且会破坏日本与英、俄两国的正常关系，最后给日本带来不利。达赖派遣幕僚到日本观光的计划搁浅之后，夹在达赖与日本双方之间、包括西本愿寺与参谋本部之间的寺本婉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已只好将原委告诉达赖，说现在正值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治丧之际，派人到日本一事延期实施，以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因担心单方终止该计划而伤害西藏人的感情，在寺本婉雅斡旋下，12月18日由伊集院公使出面，举行招待晚宴，邀请达赖的主要随从喇门堪布、堪穹索拜（音译）、强巴嘉措（音译）赴宴，对终止上述计划进行解释。出席这次晚宴的日方人员有伊集院公使、青木宣纯少将、二等书记官小田氏、翻译官高尾氏以及寺本婉雅。席间，喇门堪布代表达赖喇嘛赠送给日本天皇一条哈达，给伊集院公使赠送了一把西藏剑和麝香等。伊集院表示如果以后达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的话，届时会提供方便。这样，寺本婉雅等曾处心积虑筹划实施的藏人旅日计划以流产而告终。时隔二十余年后，寺本婉雅还非常痛惜地说：“由于当时的国际关系，日本民族作为世界的救世主，将日本太阳旗插在喜马拉雅山顶的十年努力和成果，一时全部化为泡影，真是千年的遗憾！”寺本婉雅的这种感慨正好印证了其十年不遗余力“努力”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建立日本与中国西藏之间的佛教联系，而是为了将我国西藏地区纳入日本国的势力范围，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
       1908年12月21日，达赖喇嘛在清廷官员和卫兵的保护下，离开北京，踏上了西去的返藏旅程，取道陕西、甘肃、青海返藏。次年1月9日，寺本婉雅在伊集院公使、川岛浪速、松井大尉等人的相送下，从北京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另外，这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澄清，即达赖喇嘛在北京居留期间，是否曾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逗留一事。据在色拉寺“留学”了10年的日僧多田等观记载：“十三世达赖抵京后，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逗留了一周，当时的林劝助公使热情接待了达赖。后来当达赖再次见到我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在日本公使馆逗留的几天，犹如回到了自己的家。”多田等观在其另一本著作《西藏》中也有类似记载。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在其著《现代西藏的诞生》中也写道：“……他（即达赖喇嘛）曾请求英国提供援助，并为同样的目的在日本使馆呆了一周。”
       对达赖喇嘛在入觐北京期间曾在日本驻华公使馆居留了一周的记载，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是：首先，林劝助是1906年7月至1908年6月期间担任日本驻华公使，达赖喇嘛从五台山抵京时，他已离任，已由一等书记官阿部守太郎兼任临时代理公使，10月伊集院彦吉担任特命全权公使，所以林劝助不可能接待达赖喇嘛。其次，在皇城内，清廷不会允许让一方领袖达赖喇嘛住进外国使馆，达赖也不可能未经清政府同意，单独住进日本使馆。再次，在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十三世达赖曾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逗留了一周的相关记载，包括日本的外交档案以及受日本军方之命一直监视达赖喇嘛行踪的寺本婉雅的日记中，如果有这样的事，寺本婉雅是不会不大书特书的。同样，清政府方面对达赖在京居留共84天的活动一直进行密切监视、并予以逐日记录的《厅内侦察达赖报告》中也没有发现这种记载。据此可以断定，多田等观所云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日本公使馆逗留了一周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他的这种记载如果不是误记，就应该是别有用心了。谭·戈伦夫先生大概也是利用了多田等观的记载，以讹传讹。
       四、结 语
       总之，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内地期间，日本当局从其对中国侵略的政策出发，利用种种手段尽力接近和拉拢达赖喇嘛。此间，他们不仅促成了日本佛教宗派西本愿寺代表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会晤，还曾试图利用日本与西藏之间的宗教联系，以及达赖喇嘛派人到日本“观光”、“视察”等手段实现“日藏邦交”的目的，这充分暴露了20世纪初日本当局企图染指我国西藏的险恶用心。
       在日本与流亡途中的达赖喇嘛的接触过程中，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身兼政、教两种使命，表面上为建立日本佛教与西藏佛教之间的联络以及开拓布教领域而奔波，政治上他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日本军政当局渗透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服务。从他的整个活动来看，后者的色彩更浓一些。他以前的入藏活动及此后为接近达赖喇嘛的所有活动，均得到了日本军方（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的直接支持，其中包括提供活动经费以及工作指导。因此，可以说寺本婉雅是日本当局派遣到达赖喇嘛身旁的一个特殊间谍，他在达赖喇嘛身旁扮演了俄国间谍德尔智一样的角色。他经常以日本佛教与西藏佛教的联络为幌子，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官员灌输“亲日”及“联日”思想，极力蛊惑、煽动达赖寻求日本的援助和保护，尽力削弱英、俄两国（尤其是俄国）在西藏的影响，同时怂恿西藏独立，企图达到操纵达赖喇嘛，使西藏成为日本附庸的目的。无庸讳言，寺本婉雅的这些工作，对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无疑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责任编辑 华祖根〕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