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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出把民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构成民族概念的内在规定，并呈现为民族经济生活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二重性。把握民族经济生活差异二重性是建构学科理论框架的关键。
       关键词：民族经济差异二重性分析框架
       作者王文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20多年来，民族学与经济学合演了一曲二重奏，但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因此未能有说服力地演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澄清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依据
       （一）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否可能
       抽象的人类经济行为是经济研究的主题，经济人一直充当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言人，高举着抽象分析的旗帜，推动经济分析数量化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具体的有鲜活个性的人是否还能生存?民族角度的经济研究是否可能?这既是对传统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提出问题自身的挑战。
       民族经济的提法是存在的。但为人们所熟悉的内涵反映的是欧洲传统，民族经济是从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的角度提出，国家被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主体明确，边界清晰，不证自明。民族经济直接以国民经济出场，提法本身并不涉及国内不同民族经济的差异，差异只在国际之间的比较中呈现。
       中国的传统与欧洲的传统迥然不同。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样，民族经济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提出，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一方面，各民族体整合为统一国家的新整体，在国际关系中以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现；另一方面，各民族体的自我认同仍然存在，在国内民族关系中以民族差异和民族个体的利益出现。因此，一旦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提出，民族经济便已游离于欧洲传统的国家框架之外而指向具体的民族存在。
       那么，能不能从具体民族的角度切入经济研究的领域呢？其实一百多年前类似的问题便已经提出来了。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讲中认为，东部德国的人口除了在社会分层上区分为农民和“容克”以外，还有第三种差异，就是民族性的差异。两个民族在心理与体质上的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哪个民族就能获得胜利。政治经济学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同一年，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认为，种族的特征属于生理和心理的范畴。如果心理现象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发生他们具有的因果效用，则社会生活就应该随着种族特性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发现一种社会现象是完全依存于人种的。因为心理因素不能决定社会形式，所以它就不能解释任何一种社会形式。
       迪尔凯姆和韦伯的学术智慧和探索精神都是无可置疑的，但判断却是如此的不同，使我们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借用迪尔凯姆的探索精神来反省迪尔凯姆的立论。“既然存在着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我们就应该希望这门科学不应是对传统偏见的简单复述，而应使我们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因为凡是科学，其目的都在于发现，而凡是发现，都要或多或少地动摇既有的观念。”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就是社会事实。那么，民族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怎样存在和生活的呢？与具体生活环境相联系的民族生存方式并逐渐认同的民族利益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底发生了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接受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准则时必然思考的。当然，这是倾向韦伯立场的思考，即倾向于经济生活中存在民族差异的思考、可能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思考。问题是，无差异的经济理论能否解释不同民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异？民族间的经济差异根源于何处？民族特点是怎样反映在经济生活中的？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增加了韦伯立场的压力，但恰恰表明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理论空间的存在，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可能性提供了资源。
       （二）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否必要
       不管人们如何去定义民族概念，或解构或建构，民族的存在是一种基本社会事实。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民族存在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是与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相关联的。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除了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出民族特色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民族利益的实现状况成为民族经济基础的要素，表现出与民族分布地理格局相关的经济发展差距。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成为民族发展差异的特殊形式和民族差异的负面现象。如中国的民族分布与民族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这样的格局：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高原、山区、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汉族地区，在总体上，少数民族人口在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以2002年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四个空间层面的人口构成及发展指标为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族工作年鉴·2003》第564—566页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表中所反映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性只是一种粗略的大概倾向。但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差异的存在并不是虚构的。当经济发展过程存在民族利益实现状况的差别，并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整体相对滞后时，经济发展指标所反映的就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被涂上民族关系的政治色彩，成为诉求民族平等正当利益的依据。因此面对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在经济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必然产生对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应采取因地因民族制宜的要求。
       经济生活的民族差异对经济理论的普适性提出挑战。无差异的理论模式和经济发展政策施之于有差异的民族发展过程是否同样有效？对政策措施“一刀切”的抨击，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被高度抽象，滤去具体差异的一般化理论，在因其一般化而产生普适性假设时，也因其一般化对具体差异的掩盖而存在未能反映差异的局限，因理论的一般化而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应对的针对性。被高度抽象为一般形象的“经济人”与经济生活中现实的人已相差甚远，由其理论所指导的政策实践也因之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在经济生活中存在民族差异的事实当然不能否定高度抽象的经济理论的一般化意义。高度抽象的理论的一般化意义，姑且称为“经济一般”，用哈耶克的话说，“所有我们能够证明而且必须证明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中我们的假设存在”。“经济一般”的假设存在于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差异中，用于解释的抽象理论，努力揭示各民族经济生活的一致性，这只是理论的一种方式，而非惟一方式。抽象理论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但抽象理论不等于具体事实，抽象理论重新面对具体事实时，已是似曾相识，抽象理论要有效地解释具体事实，就面临一个重新具体化的问题。抽象理论的重新具体化，要求具体事实得到理论更充分的解释，理论的一致性为事实差异留有余地，“经济一般”为民族差异留有余地。
       “经济一般”为民族差异留有余地的具体政策实践，就是克服经济政策实施的“一刀切”方式，走出无差异经济政策的局限，针对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实施适应民族发展要求的经济政策。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解释民族差异复杂结构正是政策实践的需要。
       二、民族角度的经济分析框架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从一开始便提出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和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对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给出了诸多描述，甚至也探讨了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价值问题，但迄今的论述，总体上的思辨、论证不足，论述基本是内容汇集式的论述，缺乏学理探索的理论觉悟。即使新近的研究成果所表现的对研究思路转变的积极探索，提出界定民族因素，构建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也没有提出清晰的学科分析框架，没有解决如何从种子萌芽成长为树木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从种子萌芽成长为树木的问题，关键是寻找到有生命力的种子。这颗种子就是民族概念本身。提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构建民族角度的经济分析框架，并不是仅仅把民族作为一种视角，而是把民族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由民族概念内涵的基本素质演绎经济生活中民族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及表现形式。
       把民族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论证就必须从民族存在开始。从历史看，民族是被后来认同的，即由少数精英所代表和导引的对共同利益的认同。民族认同必然涉及民族形成的条件及存在形式。追溯民族形成的早期，民族因聚集生存而形成共同性，即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语言、行为规范，然后才发生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并因交往而相互碰撞，各自认同，各自塑造共同体利益，在开放的环境中强化心理意识和文化传统。这样，民族分析的基础框架就由两块基石奠定，一块是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一块是民族认同的依据——文化特质。
       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与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互相影响，自然环境对文化特质的影响带有基础性；文化特质对民族生存自然环境的获得带有反应性，即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也可能影响到民族生存自然环境的获得状态。
       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提供了民族生存方式的自然基础、资源条件，形成民族间的自然差异；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延续民族生存方式的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形成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间的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反映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便表现出民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异，呈现出民族间经济生活自然差异与文化差异的二重性。差异二重性是民族经济与“经济人”的根本区别，这里成为了以民族为经济分析基础框架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与以“经济人”为抽象分析前提的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挥手道别的岔路口。
       循着差异二重性的方向，各民族在各具特色的生产力结构的基础上呈现出各具个性的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生活方式、经济伦理、生产组织、产业结构、市场形式、经济运行状态。在封闭系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表现出它的典型性，并主要以历史的姿态出场；在开放系统中，市场竞争与要素流动使民族经济的差异表现出相对性，这是一种现实的姿态。
       差异二重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导致的社区利益分层与民族分布的重叠现象，成为国家制订民族经济发展政策的依据，同时也是选择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经济的依据。
       民族角度的经济分析框架
       如图所示，民族概念是具有内在限定性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成为反映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两个主要方面。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导致民族经济生活因地制宜、顺应自然条件的自然特征；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表现为民族经济生活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的制度规范。顺应自然环境的自然特征和表达文化特质的制度规范构成民族概念内涵的、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这便构成了民族经济生活的差异二重性，即每一个民族所内含并呈现的经济生活自然差异与文化差异的二重性。差异二重性是民族概念并以民族作为经济分析框架的灵魂，差异二重性在经济生活各个环节的反映，才使民族经济具有民族特征。这种特征充分反映在生产力结构、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生活方式、经济伦理、生产组织、产业结构、市场形式、经济运行状态之中，构成各民族经济体的差异，并为民族经济的抽象分析和综合奠定基础。民族经济的特征愈是在封闭的经济循环状态下，表现得愈典型，这与历史的时间维度是一致的；相应地在现实的开放状态中，差异二重性所呈现的民族经济特征便趋于相对性。对这一典型性或相对性的把握，为制订发展政策、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的实践提供了空间。
       把民族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演绎的结构体系，运用于民族国家，直接表现为国民经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呈现民族个性并提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利益保护的要求；运用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则表现为国民经济内部的民族发展利益关系，要求协调经济发展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制订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政策。
       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把民族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框架，必然面临方法论的挑战，即如何把握民族个体与民族群体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方法宜使用个体分析与总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视角应调整为：民族-人本视角，民族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视角，民族微观基础的视角。这些方法和视角的把握仍然是建构理论体系的有效手段和工具。
       三、结 论
       民族存在的社会事实，已经蕴含着民族概念的内在规定。在民族认同依然存在的状态下，民族内在规定在经济生活中的呈现，为从民族的视角观察经济生活的差异提供了分析空间。在经济生活中民族差异的存在并对制度安排针对性的诉求，必然突破发展政策“一刀切”的局限，并进一步丰富理论内涵。
       由民族角度切入的经济分析，走出“经济人”抽象分析的盲区，为经济分析的民族差异留出余地。把握住民族概念内在规定并呈现的经济生活差异二重性，是建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分析框架，使学科理论从种子萌芽成长为树木的关键。
       面对一个缺乏共识乃至自信的研究领域，这里引用一个鼓舞人心的判断作为结束语：“最近在文化、互惠合作、利己和利他行为的产生及其在社会选择中作用等相关领域的探索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些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汇合哈萨尼、宾默尔以及萨金在伦理与社会选择探索向量上的已有理论探索。这一研究向量的理论从任何当今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均无疑代表了人类认识社会和自身的最前沿的思考，且与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的最深层基础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 马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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