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放在我这里，已经一年多，竟是如此的沉重。
我的眼前总是闪烁着那样一双眼睛：充满了渴求与疑惑。
那是我在退休以后，第一次回北大讲课，课后很多人围着我，突然有人塞上两册厚厚的书，我抬头一看，就与这样的目光相遇，心里一震。待要说话，人已经不见了。回到家里，连忙打开书看，发现夹着一封信，是作者孙世祥的弟弟（显然是送书人）写的，信中讲述的作者和书的故事，再一次让我为之震撼。
一个出生在滇东北最边远、最贫困的山区的巧家法喇村的农民的儿子，靠苦读走出大山来到省城工作，却念念不忘培育自己的土地，以及仍在贫困中挣扎，陷于无望中的父老乡亲，于是拿起了手中的笔，先后写了近二百万字的四部纪实性作品，作为试笔，又在此基础上，呕心沥血，写出了这部百万字的小说《神史》，并准备再用十年时间修改打磨，定要使其成为传世之作。但命运多舛，在他三十二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因肝硬化医治无效而骤然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孙世美、孙世先）又接续他的事业，一面整理堆积如山的遗作（除《神史》外，还有长篇小说《乡长》及多部诗歌、散文集与研究著作），一面为《神史》一书的出版而四处奔波，却处处碰壁。在绝望中偶然遇见了后来成为本书责任编辑的尹杰先生。尹杰先生事后回忆说，最初他也是为兄弟情谊所感动，对书本身并未注意，拖了两个多月，才在偶然中随手翻看文稿，没有想到看到的那一页，描写的竟是小说主人公孙富贵的父亲深夜送儿子上学的情景，和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极其相近，顿时产生了生命的感应。于是用半月时间一口气将全书读完，又一次次唤起自己的苦难记忆，以致被作品表现得惊人的真实的农村苦难所压倒，竟感到全身不适，犹如生病一般。尹杰先生说，这种感觉是自己在二十五年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才有过；于是，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力量催促自己必须成为这本书的整理与出版者：这是一种责任，更是自己生命的内在要求。
这样，在为《神史》出版的苦斗中，孙氏兄弟之外，又多了一位有眼光、有良知的编辑。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还有书的前言里所提及的陈正彪、夏代忠、周文林、方绍忠诸位先生，相信每一个人与这本书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相遇，都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于是，这本书的出版，成了一个夙愿，一个排解不开的情结，一个社会文化与心灵的“事件”。
而且说这是一场“苦斗”也并非夸饰：书的出版真正是困难重重，可谓一波三折。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其中的曲折。但结果是知道的：书于二○○四年九月在删除了十万字之后出版，已经折腾了三年。而孙家前后付出了将近十一万元：孙世美、孙世先兄弟俩说服了因痛失长子已经病倒在床上的父母，将一处住房出卖，还欠下了将近五万元的贷款。这个已经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农民家庭，难道不害怕被这如山的债务所压垮？他们可以说是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这本书出版！这是怎样的决心和代价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正是怀着这些疑问，打开了这本书。小说一开头通过一位外地调来的李老师的眼光，将法喇村的外在贫困一一展现，确实很抓人；但作者描写的笔触深入到乡村生活更内在的层面，就产生了阅读障碍。我的感受几乎与尹杰先生一样:“书中对家族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不厌其烦的描述，让我感到沉闷又疲惫，在毫无阅读快感的心境下，不时将书稿推至远处。”我明白，这冗长的多少有些自然主义的描写，是来自生活本身的沉闷与琐细，这背后有惊人的让人不堪承受的真实，是对自己追求快感的阅读习惯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我同样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看见了那双充满渴求与疑惑的眼光，如此执拗地凝视着我，我实在无法回避。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对于我，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使我既想读又怕读，无论怎样，我既已打开这本书，就再也摆脱不了它，它已经和我的生命发生了某种关联。于是，我读了又放，放了又读，痛苦地而又不无迷恋地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对于以阅读与研究各类文本为职业的我，这是一个虽不能说全新也是少有的阅读经验。
而且，我不断地接到作者的弟弟孙世先的电话，紧张地，充满歉意地，然而又是执拗地问一个问题:“我哥的这本书，有没有意义与价值？”后来，我与尹杰先生见面时，他告诉我，孙世祥的病重的母亲，也是这样一再地问，人们怎样看待他的儿子写的这本书？
有一天，孙世先突然闯进了我的家，依然用那种充满渴求与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正准备和他讨论他哥的书，他却谈起了他的家乡，云南农村里的乡亲的生存困境，谈起乡村的建设与改造，并且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正准备做一点实实在在支教支农的工作，听说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兴趣，因此，是特地来听取我的意见的。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谈得非常的投合，尽管没有提到，却分明可以感觉到当年曾两次到贫苦地区去支教扶贫的他的大哥仿佛也在参加我们的讨论。于是就在他告别离去的那一刹那，我对一直迷惑我的一个问题——孙氏兄弟为什么如此执拗，不屈不挠地非要写书、出书，一再地追问书的价值——突然有了一个感悟：或许他们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价值与家庭的地位，还有着更为广大的关怀？但似乎一时也说不清楚。
有好几天，我都在想着这个问题。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鲁迅——这大概是我的一个思维习惯：遇到问题，总喜欢到鲁迅那里去寻求灵感，而且似乎总会获得某些启示。这回又是这样：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个观点。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自序》里，提到中国的百姓由于受到等级制度的束缚，由于汉字之难，被剥夺了受教育与言说的权利，只能“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因此，“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像他自己，“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只能写出“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而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我突然明白，孙世祥在他提笔写作时，心里所想的，就是要为养育他的中国的农民，“沉默的国民”说话，画出他们的灵魂，写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在这个已经将他们遗忘的中国与世界，自己来发出声音！
正是在这神圣使命的召唤下，孙世祥献出了生命，他的两个兄弟又在父母的支持下，拼命将所能有的一切，全部投掷进去，可谓“前仆后继”！借用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说法，“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他们眼光里的“渴求”，更是对我们这个冷漠的，世故的，虚华的，失魂的文坛的一个挑战，而他们的“疑惑”，则逼使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今天的中国，普通的民众依然“围在高墙里”，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依然“难于上青天”。作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我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这大概就是这本书让我感到如此沉重而不安的原因。
尹杰先生告诉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批评是文学性不强，不能让人赏心悦目，因此也没有阅读市场。
又是“文学性”！多少年我们都为之争论不休，以致我这个研究文学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了。但我仍固执地（这一点倒与孙家弟兄有些相似）记住鲁迅（又是鲁迅！）的两个文学观。鲁迅认为，《
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就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他召唤文学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看》）。鲁迅还说：“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文学就是要搅动人的灵魂。当然，鲁迅并没有试图为文学下定义，文学也可以有多种功能，多种类型，能够“赏心悦目”的文学也自有其价值；但反过来我们至少也得承认鲁迅说的“毫无伪饰”，如实写出现实人生的“血和肉”，因而要搅得读者灵魂不安的如《神史》这样的作品也是文学，而且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吧？还是鲁迅说得好：作品只要“能移人情”，影响人的精神与情感，“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不错，这样的沉重、沉痛之作，在当今的中国，确实没有市场，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只能由市场来决定的吗？一片莺歌燕舞，粉饰太平，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正要呼唤这样的“无伪饰”、“撄人心”的文学吗？
尹杰先生在他写在本书前面的话里，强调这是“一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的书”，而他“考虑得最多的是它的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价值”。这也是进入这本书的一个角度吧。
我读这本书，最受震撼的，是小说的结尾。整部小说的结构是由两条线索相互缠绕而成，同时展现了以法喇村为中心的滇东北农村这三十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小说主人公孙富贵（孙天俦、孙天主、孙无名）的个人奋斗、挣扎史。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前者是所谓“记事者似史（书）而悠谬”，后者是“托人者似子（书）而浅薄”；前者是“琐屑之言”，后者乃“狂夫之议”。小说取名为《神史》，如尹杰先生所说，意在“人刚则为神”，显然更看重后者。而这两条线索的最后纠结，却是祖父刚刚撒手，全家、全村寄以希望的年轻主人公即突然死亡，这几乎成了一个谶语，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生命发展的不祥预感，更是作者对现实农村生活的发展的严峻预言：老的一代，年轻的一代都将离去，只剩下“半痴半瘫”的父母一代苟活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而主人公的死亡，更是意味着一个“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的夭折。——这两个方面的“结局”都是惊心动魄的。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小说的题词：“一个荒凉村”，“廿年悲辛事”。小说所要描写的正是法喇村（它可以看作是滇东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二十年的变迁：这是一个日见“荒凉”、日趋衰败的历史过程。这荒凉、衰败不仅表现在土地荒芜，生活贫困，更是精神的贫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精气神儿散了”。我们谈三农问题，往往着眼于物质层面，却忽略了精神、心灵的问题，这其实是更带根本性，也是更难解决的。而这正是文学所关注的领域。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神史》一书对农村精神荒芜现象的生动描述，是最为触目也最发人深思的。
我们已经说过，家族关系的琐屑描述，是小说的一个重点。在小说的上卷里，作者一方面写家族内部无休止的争斗，使人不胜其烦；但又处处流露出浓浓的亲情，那“一家有事，全族人倾巢相助”的古风犹存，家族依然起着凝聚农村社会的作用。而且也正是“光宗耀祖”的观念，才培育出了小说主人公这样的具有雄才大志的誓要改变农村面貌的年轻人，成为农村变革的内在动力。但到了小说的下卷，随着“廿年悲辛”，家族的亲情越来越淡薄，而小说结尾祖父的去世更是意味着家族凝聚力的彻底丧失。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小说未做详尽描写，但也仍然写到了其原本与家族势力的密切联系；家族的衰落，以及自身的腐败（小说有所涉及），也最后导致基层组织在农村生活中的退出，其与农民的关系，确实只剩下多一层盘剥而已。作者正是以其冷峻的笔触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已经如同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组织力量能够把农民凝集起来。这样的内在组织力的丧失，将成为农村建设与改造的最大障碍，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新农村建设”就只会是一个外在强势资源的导入，不能使农民成为农村变革的主导力量，也就不可能真正在农村扎根，只要外部强势资源削弱或退出，农村变革就自然停顿以至恢复原状。以往的农村变革，以至今天的许多“支农”活动一再出现所谓“人一走，茶就凉”、“雨过地皮湿”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一角度看，《神史》一书对农村凝聚力丧失的揭示，是具有警世作用的。
我读小说的下卷，尤感震惊的是，随着“廿年悲辛”，农村中的年轻人与乡村知识分子（大中学毕业生），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也是小说描写的一个重点。这些人是农村最富有活力的力量，在小说上卷，也就是在八十年代，他们也曾经充满希望，奋发图强，小说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二十年后，他们却纷纷逃离农村，但也无法融入城市，成为都市流浪者；没有离开，或因不能在城市立足又回到农村的，也依然不能也不愿融入农村社会，成了乡村浪子。因为现实生活的困境，又看不到任何前途，他们精神极度颓废，因为生存空间的狭窄，又陷入恶性的生存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依然做梦的小说主人公，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异类，一个“疯子”，越来越边缘化，以致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这样一位本应作为农村建设与改造的动力的乡村精英，却为当下中国农村所不容，这是一代农村青年和乡村知识分子的悲剧，它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变革的内在动力的丧失，它与前述农村内在组织力的丧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严峻的中国农村的现实图景。
小说作者毫不掩饰地要传达给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绝望的图景，绝望的情绪，他着意安排小说主人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死亡，正是要把这绝望推向极致。这样的对绝望的正视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某些思维习惯、审美习惯的挑战：我们总喜欢用虚幻的希望来自欺欺人，而看不到绝望的力量，即如鲁迅所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唯有正视绝望的现实，才有可能真正反抗绝望，从而置之死地而后生，从中找出一条走出绝望的路来。小说快要结束时，也就是主人公孙天主（孙富贵）落入死亡的深谷之前，和他的家人有一段对话。父亲孙平玉对他说：“人要自强，还是你说了一辈子的那些话。”孙天主则说：“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要使这些贫穷的地方都改变面貌，都过上新生活。”他是至死也不放弃建设与改造家乡的理想的。而作者在送走了他的主人公以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朝日照常升起。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名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最后一点希望，在作者去世以后，就几乎成了一个遗言：尽管现实是绝望的，仍要坚持奋斗。这诚然有些空洞无力，但仍是启示我们：路还是要往前走，不管有多么困难，还是要进行新的乡村建设与改造的努力。而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观风俗”，敢于正视农村现实的严峻。作者说他“作此乡谈村语”，“不过乎欲让世人观风俗而已”，那么，他是充分意识到自己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的。
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我始终无法从沉重之感中摆脱出来，化为确切的文字。此刻已是除夕，突然想起孙氏兄弟和他们的父母，今夜守岁之时，大概仍在想着这本书的命运。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因为这样一本与我们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作者的父母，他们不但养育了这样有出息的好儿子，而且为支持儿子的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已经和世世辈辈生活其间的巧家法喇村的大山融为一体，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二十八日，完稿于除夕爆竹声中
（《神史》，孙世祥著，云南美术出版社二○○四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