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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局面，每年出版和发表的著述数量巨大，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所取得的史学创获令人瞩目。本文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状况、特点和趋势几个方面，对这十余年中国大陆民族史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关键词：中国民族史 研究状况 特点 趋势
       作者方素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史研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为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步兴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史学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民族史研究同样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局面，每年出版和发表的著述数量巨大，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所取得的史学创获令人瞩目。本文试图对最近十余年的中国大陆民族史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状况及主要成果
       古代民族史是中国民族史学的基础领域，研究力量相当雄厚，研究范围较为广泛。最近十余年的论题主要集中在族源、族别史、地区民族史和边疆史、民族关系史、历代民族政策、古代民族与民族政权、中华民族研究、断代民族史等方面。
       1.族源研究 族源问题历来是中国民族史学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受民族识别工作的影响，族源研究一度成为民族史学的重头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族源研究不似以往红火，但对族源的探索依旧长盛不衰。史学家们除了继续挖掘文献材料以外，还综合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材料，对族源进行深入的探讨。许多学者不囿旧说，敢于在一些民族的族源问题上提出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仅以布依族族源研究为例，学术界就存在越族说、越濮说、濮说、羌越说、越夏说等不同的观点。参见谷因：《布依族族源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族源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族源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缺乏及其诠释的歧异，也在于理论的不足和方法的不当。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有人从宏观研究的角度，指出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异源异流是中国少数民族族源的三大基本形态，研究中应着眼于多源多流中的主源主流，同时顾及与之相关的次源亚流。参见廖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有人认为族源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举凡体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生计方式等等，都须全面考虑，综合把握，同时对促成民族变迁的因素要有明确的认识。参见贾仲益：《西南民族研究中的族属研究及其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有人以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为例，讨论了其中的方法论问题。参见范宏贵：《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之方法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有人则就土家族族源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如源与流的问题、地缘问题、考古材料运用等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参见黄柏权：《土家族族源研究综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这些理论和方法上的探讨，对推动族源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族源问题上都倾向于多元说，并采取了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方法。
       2.族别史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族别史研究曾是中国民族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就是这些成果集中而具体的体现。进入90年代以后，有关族别史的论著数量相对减少，但其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一批资料更为丰富、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理论观点更为新颖的专著。义都合西格主编的《蒙古民族通史》、集体编写的《蒙古族通史》、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文版）、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李燕光等的《满族通史》、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易谋远的《彝族史要》、吴永章的《瑶族史》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族别史研究的代表成果。上述著作分别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民族出版社2001年，民族出版社1997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除了这些专著以外，学术界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族别史研究的论文。
       最近十余年出版的族别史专著大多篇幅巨大，并且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及考古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壮族通史》充分利用了目前出土的有关考古资料及正史、杂史、地方史志、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资料，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壮族的历史渊源以及从原始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及面貌，并附有数十张历史照片及壮族历史重要事件年表、壮族历史人物志、壮族地区教育附表、壮族史研究论著目录索引等，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壮学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著作。
       3.地区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 地区民族史研究也是民族史学乃至中国史学关注的传统领域，尤其是东北、北方、西北、西藏等地区民族史研究，有着比较深厚的基础。随着族别史研究的逐渐减弱，地区民族史研究越来越兴盛。刘迎胜的《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林幹的《中国北方民族通史》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张永江的《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等著作，上述著作分别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鹭江出版社2003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至于发表的有关论文，同样多不胜数。
       在最近十余年的地区民族史研究中，西藏地方史研究的成绩最为引人注目，不仅编辑了《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档案资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满藏文）、《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译文集》、《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资料汇编》等档案资料，还出版了集体编写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赵志忠的《清王朝与西藏》、曾国庆的《清代藏史研究》等有关西藏古代史的著作，上述资料与著作分别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华文出版社199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民族出版社1995年、华文出版社1999年、齐鲁书社1999年出版。同时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表明西藏地方史研究备受中国民族史学界的重视。
       中国边疆史研究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30－40年代曾掀起过两次高潮，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整理出许多著述。中国的边疆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边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民族史学的范畴。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88年至今，这个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和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边疆史研究。仅仅是关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的研究，学术界从1988年至1999年就出版了80余部专著和40多种资料，发表了1000多篇论文。③ 参见赵云田：《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疆管理、边疆开发、边疆人物、边疆民族和社会、外国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等方面。马大正的《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究》、赵云田的《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及《中国治边机构史》、马楚坚的《明清边政与治乱》、李大龙的《两汉时期的边吏与边政》、马汝珩的《清代西部历史论衡》、马汝珩等人的《清代的边疆政策》和《清代边疆开发》、辛培林等人的《黑龙江开发史》等等，③都是其中的代表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编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边疆通史丛书，即《北疆通史》、《东北通史》、《西藏通史》、《西域通史》、《西南通史》和《中国海疆通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
       
       4.民族关系史研究 随着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民族关系史研究自然而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从1981年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后，民族关系史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其中的代表著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民族平等原则的指导下，突破以往由于时代的限制而过分地突出民族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强调阶级关系、忽视经济及文化因素的弊端，对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并就民族的形成、中国的概念和含义、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压迫和民族平等、民族间的战争与和平、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确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在民族关系史研究领域中，各民族之间的渊源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如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汉族向民族地区的迁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汉族的少数民族化及少数民族的汉化，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等内容，都受到学者们的特别重视。最近十余年出版的民族关系史的专著，主要有杨学琛的《清代民族关系史》、卢明辉等人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人的《西北民族关系史》、侯绍庄等人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练铭志等人的《广东民族关系史》、吴永章等人的《中南民族关系史》、樊保良的《蒙藏关系史研究》、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等等。上述著作分别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民族出版社1990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民族出版社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至于有关论文，数量颇为巨大，不胜枚举。
       5.历代民族政策研究 1988年和1990年，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及第三次学术讨论会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认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域中民族问题，始终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不得不把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认真考虑。同时，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参见卢勋：《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获重要成果》，《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3年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自那以后，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民族政策研究的论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田继周等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是较早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的著作。该书对从夏、商、周到中华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历代民族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点、性质和历史作用，均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指出历代所推行的民族政策都是客观历史所要求的产物。参见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此外，徐杰舜等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通论》、张践等人的《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余振贵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余梓东的《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苏发祥的《清代治藏政策研究》、彭建英的《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等也是其中的代表著作。上述著作分别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民族出版社1999年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发表的论文则难以计数。
       6.古代民族与民族政权研究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以众多族称和不同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发展层次存在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既是稳定的，又不断发展变化。有的在历史上强大，却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以后消失，融入其他民族中；有的则由同一民族分化为不同的民族；有的则与其他一些来源不同的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这些古代民族都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积极探索的领域。如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东北的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西北的党项、回鹘，南方的百越、巴、楚、濮等，都是中国古代民族研究的热点。研究的内容包括族源、民族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人物以及中央王朝对这些民族地区的治理，发表的论著在中国民族史学成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地方或全国性政权，学术界对这些民族政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中对契丹、女真、党项分别建立的辽、金、西夏政权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仅是有关西夏的研究，就出版了史金波等人的《西夏天盛律令》、《俄藏黑水城文献》（1－11册），李锡厚、白滨的《辽金西夏史》，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和杜建录的《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等资料文献汇编和专著。上述资料和著作分别由科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至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同时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
       7.中华民族研究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又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的观点。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该讲演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刊出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将有关论文汇编，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1990年，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1999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经过修订再次出版。该书责任编辑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多层面地研究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理论，拓宽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域，科学地阐释了民族识别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参见邱立：《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民族研究》1999年第5期。
       尽管学术界对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一理论体系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十多年来，许多学者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内容涉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陈连开的《中华民族研究初探》、陈连开等人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陈育宁等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卢勋等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蔡凤林的《中国农牧文化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等是其中的代表著作，上述著作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知识出版社1994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华夏出版社200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民族出版社2000年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表的论文多不胜数。
       
       除了上面谈到的情况，最近十余年中国古代民族史学还在其他一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断代民族史方面，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家学者历时6年撰述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即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和《秦汉民族史》、白翠琴的《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卢勋等人的《隋唐民族史》、陈佳华等人的《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罗贤佑的《元代民族史》、杨绍猷等人的《明代民族史》和杨学琛的《清代民族史》。该丛书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少数民族的历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二、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状况及主要成果
       中国近代民族史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在清代就已经兴起，20世纪30－40年代曾掀起一个高潮。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史学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近代民族史研究发展十分缓慢，以至成为一个禁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变，相继出版了李资源的《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革命史要》、杨策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方素梅等人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等论著。上述著述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1999年、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些都说明，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
       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与地区史、边疆史、中外关系史等紧密结合，热点较为突出。如民族观与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对民族地区的侵略、边疆问题、人物及其他重大事件等，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论题。最近十余年的工作和成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档案、资料汇编 历史研究必须要掌握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由于时代的缘故，有关中国近代民族史的档案、文献和资料，浩如烟海，对这些史料进行编辑出版，显得十分必要。除了各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丛刊资料、专题资料、地方文史资料、档案资料和翻译的外文资料以外，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民族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中共中央统战部编的《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国藏学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民国治藏行政法规》等相继出版。上述资料分别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1993年、2000年、1993年和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些工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民族观与民族主义研究 最近十余年，学者们纷纷就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观、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进行积极的探讨，尤其是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其代表著作有康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上述著作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还对传统民族观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郝时远提出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日文中的“民族”一词见诸于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系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是，“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volk、ethnos 和nation等词语，这些著作对nation等词语的定义及其相关理论，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关于孙中山、梁启超、毛泽东等人的民族观与民族思想的讨论，也表现得十分热烈。这是因为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内涵与外延都开始随着时代特征的转变而产生较大的变动。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形成，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是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论述孙中山民族观与民族主义的文章就超过了20篇。其中邱久荣提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观念经历了由单纯的“排满”到反帝，由“异族“、外国人”到“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及“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自治”的发展与变化，这种发展与变化正是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集中体现。反过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各民族的呼声、要求以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参见邱久荣：《试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观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西藏问题研究 在西藏地方史研究中，近代部分的成果最为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文献材料相对丰富，一方面是因为“西藏问题”逐渐在国际社会造成影响，藏学研究由局部走向世界，并在欧美学界极为兴盛的缘故。西藏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及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干涉与侵略两个方面。祝起源、喜饶尼玛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用充分的材料论述了中华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指出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贵等人的《西藏历史地位辨》则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批驳了以夏格巴（Tsepon W.D. Shakb pa）的《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 (Michael C. walt van pragg) 的《西藏的地位》( The Status of Tibet, Westview Press, 1987 ) 为代表的“西藏独立”的谬论。以上二书分别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和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 喜饶尼玛在《近代藏事研究》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且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始终没有妄自称尊、背叛祖国、下决心搞“西藏独立”。参见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14页。周伟洲等人的《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是集目前中国研究英、俄与中国西藏关系史有关专家协作完成的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的学术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和其他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外，有关英、美等国对西藏的政策及其变化和中国与英国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的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论著，而且使用了丰富的外文档案和资料。
       4.其他地区研究 除了西藏以外，蒙古、西北、新疆、东北和西南等地区也受到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如蒙古问题尤其是外蒙古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继续集中在蒙古地区政局的变化、外蒙古的“独立”和自治、日本的“满蒙政策”和伪蒙政权的活动等方面，同时也对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管理和政策等新的论题进行了探讨。对西北的研究集中在中央政府对西北地方的治理、诸马军阀对西北的统治、民族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近年西北回族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出版了霍维洮的《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许宪隆的《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等关于社会史研究的专著。以上二书分别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2001年出版。在新疆近代史研究方面，出版了《新疆民族史》、陈慧生和陈超的《民国新疆史》、朱培民的《20世纪新疆史研究》、黄建华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苏北海等人的《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清朝至民国》、徐玉欣等人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等专著。上述著作分别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民族出版社2003年、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发表的论文则主要论述杨增新、盛世才对新疆的统治及英国、俄国和苏联与新疆地方的关系。
       
       三、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些特点和趋势
       最近十余年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点和趋势也比较明显。
       1.史学思想和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面临的最为艰难和繁重的任务就是思想解放。1988年以后，历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还在进一步继续，史学思潮和史学观念的起伏涨落与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其中最为重大的变化，应当是人们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审视与反思以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学习与吸收。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又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指出了一条科学的途径，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早在20世纪初，唯物史观即开始在中国传播，一批优秀的历史学家致力于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唯物史观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出现了极大的偏颇和失误。因此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史学家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学术空气进一步活跃，史坛呈现多元化格局，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撼动，“迅速由强势沦为弱势，从中心退居边缘”，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度面临危机。中国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危机的争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命运的讨论；一是关于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争鸣。
       然而，唯物史观派史学尽管在其他史学领域受到了严重挑战，其在民族史学领域的主宰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这与唯物史观派史学具有的不可否认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所起到的强大推动作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叶，但其真正获得发展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唯物史观，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史学大家范文澜和白寿彝就是其中的典范。参见宋馥香：《范文澜在民族史理论上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瞿林东：《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人民日报》2000年7月13日。此外，唯物史观历来注重对大规模社会变动进行探讨和对历史做贯通性解释与梳理，中国民族史学传统关注的论题如各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等等，以及新时期以来提出的新论题如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恰恰都是比较宏观的论题，适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研究带有强烈的现实感，以探索民族的历史命运为归宿，这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特殊需要十分吻合。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唯物史观派史学将依旧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导力量。目前民族史学界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去研究民族历史，才能摆脱历史局限和民族偏见，才能正确揭示和反映历史的真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参见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研究20年》，《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8年卷》，民族出版社1999版，第87页。这种认识成为史学家们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基本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派史学面临危机，与其以往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与政治过分紧密的联系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民族史学界，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同时，仍然坚持历史研究也要为现实服务，尤其是在藏学研究等一些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不仅要有较高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诸多深层矛盾，历史学家可以透过现实问题，去审视它的历史，探求它内在的发展规律，发现别的学科不易发现的历史内涵，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许多学者注意到，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研究现实者缺乏历史观，研究历史者对现实不敏感和不重视。这种状况不利于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因此他们不断呼吁要加强民族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意识，认为“学术的活力在于现实的需要”，并提出“民族史发展应顺应并作用于学科格局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要把自身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马成俊、张科：《视野与方法：关于青海民族史重点学科发展的几点理性思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政治因素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的限制仍然严重存在，这种现象在近代民族史研究中尤为突出，导致其研究论题狭隘地集中在革命史、农民运动、反帝斗争等几大传统领域。
       中国民族史学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民族史研究，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社会转型和时代思潮的极大影响，学者们逐渐摆脱了教条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力求全面、客观、科学地研究和评论中国民族史。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大家都很熟悉，‘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这一论断，几乎成了定义，为不少学者所引用。果真如此吗？本书以客观的材料说明：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有的学者认为以往对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分析大多套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使所得结论有所偏颇，从而影响了对这一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并指出在分析和评价清末川边的“改土归流”时，应把它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历史中，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发展进程中去认识，才能做出客观的历史结论。参见马箐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有的学者指出，史学界对民族关系主流问题曾经流行过“友好合作说”和“民族压迫说”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以西南民族关系为例，其主流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在各个领域的接触中，既有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有矛盾冲突、相互排斥的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参见龙晓燕：《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这些提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科学研究的态度，不仅起到了推动中国民族史学向前发展的作用，也使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逐步得到恢复。
       除此之外，中国民族史学也注意学习、吸收其他合理的史学思想和观念，包括西方史学思想和观念。如有人提出中国民族史研究应当借鉴使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认为如此不仅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生活在中国大地的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划分为几个整体单位加以研究”，还能够“把中国各民族都平等地放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放弃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传统的历史观，冲破过去那种把各少数民族放在中原王朝不同朝代的框架中进行研究的僵化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从多视角、多层面去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参见马尚云：《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对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借鉴》，《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是否就能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民族史，还须在研究实践中检验和证明。不过它的出现反映出史学思想和观念的发展与变化正逐步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和趋势。
       
       2.史学理论和方法进一步丰富和更新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传统唯物史观受到了较大的质疑和挑战，中国史学对历史理论研究的热潮有所退却，回避对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相当一部分人回归到传统的考据道路上。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256页；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民族史学在这一点上没有跟着中国史学走，学者们不仅遵从唯物史观派史学强调理论的传统继续坚持理论研究和探索，而且在民族关系史、历代民族政策、中华民族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共识。例如关于历史上的中国，普遍认为它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与政权，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又如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普遍认为尽管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有战有和，也曾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之间还是互相依存、逐步接近，经过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参见罗贤佑：《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内部报告，2004年。
       最近十余年中国民族史研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和趋势，应当是人们在方法论上的积极探讨和实践，其中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勃兴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1期《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的道路”，并就“历史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举行专门座谈及特辟《跨学科方法论探索》专栏以后，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中国史学界迅速兴起，1990年以后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史学研究趋势。这股趋势同样在民族史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论著中审视了以往研究中的方法和观点，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跨学科整合研究在民族史学的勃兴有着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从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即与其他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史学家们很早就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研究中；另一方面，中国民族史研究无论是对象、理论还是方法，都大大地超出了传统中国史学的范畴，出于研究的需要，它必然要借助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当新一轮的史学转型开始以后，民族史学界都不约而同地一致强调跨学科整合研究，使其在民族史学的复兴成为必然。最近十余年，许多论著都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民族史，新观点、新见解层出不穷。如在族源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不能仅凭某一方面的论据而遽下结论，应以文献考订为主，结合地域、语言、文化、社会、体质等等，用多学科的方法全面考虑，综合把握。又如在族别史研究中，学者们大多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再如在新疆民族史研究中，近年来因为有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古文字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参与其间，因此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参见齐清顺：《新疆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勃兴，对推动中国民族史学向纵深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虽然跨学科整合研究在中国的史学中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也应当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的准则。决不能将之理解为把各学科的研究结论做无序的拼合，也不能不加区别地套用不同学科获得的资料。只有在遵循各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消化吸收、融会贯通，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
       中国传统国学的史料考订派的复兴对民族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族名、族源、人物、年代、事件、职官、制度等的研究上，史学家们都比较重视对史料的发掘、考证和诠释，有的论著还使用了古文字资料、民族文字资料、考古资料、调查材料及外文资料。如余太山的《古族新考》尽管篇幅不大，而所征引古今中外文献却多达286种，它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假说。该书由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这种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史带论的治学态度，近年来在民族史学界正蔚然成风。
       3.研究视野和领域进一步开阔和拓展 最近十余年中国民族史学所关注的论题，大部分属于传统研究的领域，继续开展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另有一部分论题则是多年遭到禁锢的老问题。如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边疆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一些与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边疆危机的激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中国的边疆研究重新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其立项的有关东北、新疆等边疆研究的重大工程中，政府投入了数以千万计的资金。又如疆域史的研究以前是一个禁区，现在不仅日趋活跃，取得的成就也十分突出。目前学术界对历史上中国范围内的边疆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如匈奴、鲜卑、突厥、吐蕃、渤海、南诏、大理、女真、蒙古等民族政权的疆域、政区及主要地名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绘制出比较精确的地图。参见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研究20年》，《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8年卷》，第95页。
       最近十余年中国民族史学还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并在民族法制史、民族经济史、民族文化史、民族宗教史、民族社会生活史、民族科技史、民族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著。又如以前学者们主要研究政治事件史、政治制度史、伟大人物史、战争史，现在则扩展到对普通民众和社会生活的关注，近年相继出版了薛宗正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邓惠君的《青海近代社会史》、定宜庄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方素梅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等著作。上述著作分别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族史学在课题选择上向民间社会还原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与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走向是十分吻合的，说明中国民族史学也在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再如学者们对近代中国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研究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其讨论的话题包括晚清民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近代民族观的形成，少数民族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自我意识的兴起，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既是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延伸思考，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学者关注的热点，显示中国民族史学与国际学术界进一步接近的趋势。
       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论述。
       〔责任编辑 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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