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渐呈发展之势，西方学者也因中国大陆的开放而对中国汉族乡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梳理了近二十年来大陆和海外学者对汉族社会所做的研究，意在评述他们在田野实践和理论分析上所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人类学 汉族社会 区域文化 海外研究
作者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9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人类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重建，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的传统以及50年代以来民族工作的需要，汉族研究未能及时地提到日程上来。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人类学对汉族社会的研究仍显沉寂。在80年代中后期，学界开始出现研究汉族社会的趋向。1985年，徐杰舜关于汉民族研究的论文集《汉民族历史与文化新探》出版。1987年6月，全国首次汉民族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汉民族研究的发展。1989年3月和1992年11月，在广东汕头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国际汉民族学术讨论会。1994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中国汉民族研究会。随着对汉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开展汉族的民族学研究，符合学科的目的和发展需要，也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走向世界。参见黄淑娉：《从西方学者看中国民族学说起》，《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翁乃群：《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对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这种对学科发展的自觉反思，为促成人类学者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极大地强化了大陆人类学界对汉族社会的关注。1978年以后，西方学者得以在中国大陆从事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中国学者则在回应海外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人类学中国化”之路，从而丰富并深化了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前往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留学或进修的人数不断增多，王铭铭、阎云翔、景军等人类学研究者都是在注重汉族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语境中培养起来的，因此在研究旨趣和风格上更倾向于他们的汉学人类学导师。而来自境外的汉族社区研究者也对汉族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从外籍人类学者黄树民、王崧兴对厦门大学的影响以及萧凤霞（Helen F. Siu）、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等对中山大学的影响中，即可看到。同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者，如李亦园、庄英章、乔健等，在传播学科知识、推动田野研究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参见王铭铭：《人类学在20世纪的中国》，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近十年来，大陆学界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日益加强，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共同关注使二者的互动关系渐趋紧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汉族社区研究在实践与理论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业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地方社会文化研究
汉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各地方群体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只有深入研究各地方文化，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由于受台湾、香港和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对广东、福建的地方社会文化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闽台地方文化与汉族社区研究
1984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该研究所在重点研究东南地区古代和现代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开始对这一地区的汉族进行研究，并在以惠东研究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汉族社区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惠东地区（即福建省惠安县东部沿海地区）是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区域，但除了叶国庆、林惠祥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曾对这里的长住娘家婚俗做过一些研究外，学界少于问津。1984年，蒋炳钊等到惠东做了关于惠东女的专题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从事包括社会文化、体质测量和考古在内的人类学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岞村调查》、《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在这些成果中，《崇武大岞村调查》参见陈国强、石奕龙主编：《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建国以来大陆第一部有关汉族社区的民族志著作，书中对惠东崇武镇大岞村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与体质、方言、渔业生产、技术与知识、家庭与宗族、民间自愿社团、教育与文化传承、风俗、民间信仰、民间故事与传说等做了客观、深入的描述。其后，研究惠东文化和闽南文化的重要著作《惠东人研究》和《闽台惠东人》付梓出版，这些著作不仅揭示了惠东人的文化面貌，而且推动了人类学对汉族的研究，受到海外汉学人类学界的关注。此外，厦大人类学研究所还多次组织调查组，将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及闽西、江西客家地区以及整个闽南区域。《长汀涂坊客家》和《宁化石壁客家祖地》就是对客家地区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995年，该所的5位研究人员赴泰国调研，首开大陆人类学界在国外华人社区进行调查的先河。
1990年至1991年，在英国留学的王铭铭回家乡福建泉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通过收集有关历史与仪式的素材，探讨了不同历史观念、权力观念、时空制度、仪式文化在城区生活中的并存与互动。1992年至1995年间，他又专门做了关于闽台乡村社区传统地方制度的田野考察工作，并于1997年出版了《社区的历程》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两部著作。在田野调查中，他以在美法村（溪村）获得的有关家族和国家关系的社会史与社会人类学资料，对家族研究做了重新思考；依据塘东村的案例，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民间传统延续和复兴的原因；对台湾石碇村的调查则直指象征、社会过程与个人的关系这一主题。王铭铭对三村的探讨虽然主题和角度各有不同，但都是希望通过对民间文化的理解，达到反思现代化的目的。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1—7页。除了王铭铭对闽台汉族村落社会的研究外，此前，还有庄孔韶对《金翼》的原型古田黄村的实地研究；此后，又有阮云星对林耀华20世纪30年代调查的福州义序所做的回访，参见阮云星：《义序：昔日“宗族乡村”的民俗节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客观地描述和分析了义序乡村的现实图景和真实变迁。
大陆的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湾同胞的祖籍绝大多数是福建，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渊源联系，使两岸学者都特别注重对闽台社会与文化的比较研究。1989年至1994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Arthur P. Wolf）牵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庄英章和潘英海主持的“台湾与福建两地民族志基本调查与比较研究计划”，以分头调查和集体工作会穿插的形式展开，其后出版的三卷《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参见庄英章、潘英海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一）、（二）、（三），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印行，1994、1995、1996年。共收录了闽台两地学者的论文43篇。这些研究从比较闽台汉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近代变迁入手，讨论了生态聚落、婚姻家庭、宗教信仰和文化接触等诸多主题。
与此同时，1986至1990年间，陈国强主持了“闽台民俗研究”课题。1995年和1997年，石奕龙与邓晓华分别在台湾从事“闽台民俗比较研究”和“两岸客家文化的比较研究”。几年间，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闽台民俗的研究著作。
（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广东地处五岭与南海之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不久，该系就已经认识到应该对汉族区域文化进行重点研究。90年代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从文化根基上探寻经济现象的文化背景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1993年，在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下，黄淑娉主持并于1999年完成了足以体现人类学区域研究特色的力作《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参见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部著作是作者对17市（县）的一些社区（村落或管理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写成的，书中还使用了各种文献资料，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
对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研究秉承了南方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强调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史前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抓住了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也从整体上把握了一个区域的文化形貌。研究表明，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的格局是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的南迁汉人，用不同方言和文化建构自己汉人身份的结果。民系观念滥觞于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也是潮汕人和广府人身份认同的依据。与民族以不同的文化特点相区别一样，文化也是民系认同的标志。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学者们重点探讨了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文化特点，描述了与粤文化同根共生的香港文化、澳门文化以及深受三民系涵化的水上居民（疍家）的生活景况，并从大传统和小传统互动的角度，剖析了三民系的文化品格，如广府民系的开放兼容、潮汕民系的拼搏精诚、客家民系的刚毅进取。
汉族传统社会的宗法家族制至近代已趋于衰微。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种制度在内地已被基本摧毁，但在广东，以聚族而居、建庙祭祖、创立公产为特征的宗族组织，却始终是社会结构中的稳定要素。黄淑娉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借助历史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家族制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广东的变化和特点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又结合三民系九个个案的实地调查，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后家族制再度复苏的背景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从而精当地阐释了其存在的弊端和一度被抹煞了的积极作用。与此研究相应和，谢剑、房学嘉的《围不住的围龙屋》，参见谢剑、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苏》，台湾南华大学1999年印行。以1949年之后的历史演变为经，以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为纬，记录了广东梅县丙村温氏宗族复苏的实况，并以客家传统宗族围龙屋的居住模式作为解释宗族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大鸣等著的《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参见周大鸣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探讨了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重建、宗族结构与村落政治、宗族历史与族群互动等专题，多角度地解释了宗族在当代乡村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与价值。此外，黄淑娉和龚佩华还对世仆制进行了人类学式的历史研究，她们合著的《广东世仆制研究》参见黄淑娉、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通过从民间访谈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追溯了广东世仆制的文化根源，第一次对世仆制的特点、性质和最终命运以及世仆的社会地位做出了全面的阐释。
广东汉族三民系因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不同，生计模式也各具特色。何国强曾历时四年，分别在粤东北和粤北山区、粤东丘陵以及粤中滨海山地的四个调查点，研究了广东客家族群的生计模式，解释了广东客家与环境的兼容和相异的关系。参见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覃德清对东莞茶山镇和周大鸣对潮州凤凰村的追踪调查，参见覃德清：《东莞市茶山镇工业发展情况调查》，周大鸣：《凤凰村追踪调查报告》，载于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则分别描述了广府和潮汕地区经济生活模式的历史性变迁。从对三民系生计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又都在不断地发生着或急或缓的变迁。学者们的调查不仅记录了文化现状和变迁的轨迹，还分析了其内在动力，预测了未来的走势。乡村都市化导致了农民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周大鸣与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合作，将乡村社会变迁作为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周大鸣等著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参见周大鸣等：《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便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线，概括出了都市化进程的几种形式，即：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
学者们对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研究，为广东率先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寻找到了文化心理的解释。他们认为，除了凭借其天时、地利的因素之外，外来工群体异质文化的介入，潜在的重商传统，开放务实的心态，也是不能忽视的文化因素。遍及广东的乡村城镇化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中国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
二、对乡土社会变迁的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调查，也包括后继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这类研究不仅为审视乡土社会文化变迁找到了切入点，也在客观上延续了前辈及其成果的学术生命和价值。对黄村、台头等名村回访的研究成果收录于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的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正如葛迪斯（W. R. Geddes）在评价《
江村经济》时所说的：“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澳\]W·R·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费孝通：《江村农民的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一）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自从1939年《
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以来，江村逐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知晓。1956年5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的葛迪斯教授对江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并于1963年发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描述了江村20年来的变化，肯定了合作化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1981年9月，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冈萨雷斯（Nancie Gonzalez）教授访问了江村。1986年4月至1989年1月，以鹤见和子为首的日中小城镇研究会考察团先后四次追踪调查了江村，重点考察了乡村工业和农民家庭生活状况。除了海外学者的研究，费孝通本人自1957年重访江村后，也对这个农村社区进行了20余次的访问，持续研究长达60年之久。正是这些后续性的研究，使江村一直被看做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江村的回访也成了学术史上追踪研究的经典范例。
费孝通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他半个多世纪对江村的追踪研究，记录了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也不断地深化了在《
江村经济》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认识。因此，他虽然只是追踪调查江村一地，但关注的却是亿万中国农民怎样富起来的问题。这在他于“四访江村”后开展的由乡村到小城镇、由沿海到边区、由经济发展区域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与此同时，江村的再研究也为费孝通建立类型比较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他阐释了深入个别农村社区进行调查对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追踪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二）从《金翼》到《银翅》
1944年和1948年，林耀华的小说体民族志《金翼》参见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并成为海外人类学认识中国地方社会文化的途径之一。1986年至1989年，庄孔韶五次访问了《金翼》一书描写的乡镇，对主人公后裔以及尚健在的书中人物原型进行了追踪调查，访谈400余人，并于1996年完成了《金翼》的续篇——《银翅》。这部著作并不是仅仅循着《金翼》后代的情况展开的，而是在社区史的背景下描述了原书主人公后辈的生活经历，如土地改革后的破落，在阶级斗争中惶恐不安的生存景况，以及在改革开放不久后再度成为村中最富裕人家的事实。作者通过他们的生存轨迹，说明变通修补以达成新平衡的中庸品格是其家族发家史重演的动力所在。而他们对文化传统的直觉和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也是地域文化教育与教化的结果。
在田野追踪的基础上，庄孔韶提出了应用于中国人类学的方法论——反观法（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和文化直觉主义，并以此作为研究和写作的基础，使《银翅》成为一部由浅入深的，集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而成的学术作品。参见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导言》第2页。基于此，有学者将其归入“中国的现象人类学”，并强调：“作者运用多种方法于民族志中，恰恰说明了人们日常思维的多面性。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靠直觉或思辩的逻辑去生活，人类学家写民族志也可以不拘于某种形式，这正是现象学的精神。”张小军：《〈银翅〉：中国的现象人类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三）凤凰村、南景村的重访
基于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葛学溥（Daniel H. Kulp）写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参见Daniel H.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于1925年出版。作为第一本对华南汉族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论著，他的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94年至1998年间，周大鸣重访凤凰村，对该村7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参见周大鸣：《重访凤凰村》，《读书》1998年第9期；周大鸣：《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他比较了解放前后人口的变迁、婚姻习俗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动，讨论了宗族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祖先崇拜的主要仪式，分析了民间宗教信仰的特征以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他发现，在凤凰村经济生活的变迁中，村民依靠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他由此认为，都市化将是该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1959年，杨庆堃关于1949年前后南景村社会转型过程的民族志报告《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在美国出版，参见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追踪其城市化进程的起点。从1999年12月开始，孙庆忠对该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记录了90年代以来南景与都市渐趋融合的变迁过程。参见孙庆忠：《今日南景》，《读书》2003年第1期；孙庆忠：《都市村庄：南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从城郊聚落到都市乡村，从地道的农民到身份的彻底变更，南景个案蕴涵着普遍的意义，它浓缩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终结”的演进历程。作为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的一种典型模式，为探求乡村社区与都市的关系，解释乡民文化模式在都市的转变，提供了富有解释性的证据。
（四）台头村、后夏寨村的再研究
1945年，杨懋春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的民族志著作《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台头》在美国出版，参见Martin C. Yang,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并在美国人类学界和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戴瑙玛（Norma Diamond）调查了台头，并描述了改革开放前农村生活的基本景象。参见Norma Diamond, “Taitou Revisited: Prospects for Community Restudies,”in Anne F. Thurston and Burton Pasternak ( ed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pp.123-142.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3; “Model Village and Village Realities,”in Modern China,vol.9: No.2, 1983。其后二十年，潘守永重访台头，一方面描述了它的最新变化，另一方面则思考了乡村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参见潘守永：《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潘守永：《“一个中国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他在解释乡村社会变革的同时，还通过对农民生活和交往圈的考察，否认了施坚雅及其追随者的集市体系理论，认为杨懋春的研究虽考虑到村外关系，但仍以村内和家庭生活为主，实在是抓住了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本质。
在关于华北村落的研究中，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于1940年11月至1942年12月间，组织人员对河北、山东的六个村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编为六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依此资料，黄宗智完成了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01年7月至8月，兰林友在考察了华北六村之后，入住后夏寨村进行调查，并在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概念，从而对黄宗智（他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他认为村落政治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所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参见兰林友：《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总之，自中国大陆的人类学重建以来，汉族社会研究在承袭传统、拓展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一方面将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紧紧把握社会文化变迁这一主脉，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然而，对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也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乡村民族志报告匮乏。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多样性，这也是理解各种文化背景下人类行为与思想的前提。然而，由于汉民族自身的特点以及学科建设的薄弱，二十年来，虽有对华南、华北汉族社区的一系列研究，也不乏立足乡村调查对仪式与社会变迁的专门探讨，参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但乡村民族志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相对于迅猛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学科发展的需求都是滞后的。人类学研究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并由此产生具有创见性的学术作品。只有这样，汉族社会研究才能为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提供大量的实证资料，使立足于乡土中国的研究融入当代人类学的主流。
第二，“深描”性学术作品鲜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探讨，从港、台地区延伸至大陆，目的在于以本土的知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世界的人类学做出独特的贡献。然而，已有的乡村研究还无法对汉族社会的某种文化现象做出深层的理论解释。一方面，以情绪、情感为切入视角的文化心理研究尚未开启，对特定地域文化、族群的研究缺乏深刻的体认与诠释；台湾的一些人类学者基于自身田野经验的体会以及对国际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趋势的回应，认为只有从此角度切入才能对文化现象有较深刻的理解，才会产生有深度的民族志。在这种思想的刺激下，他们分别以台湾汉人和原住民等不同族群和社群为研究对象，对台湾社会的情绪、情感与文化现象做了初步探索，以期在材料收集和理论解析上都有所突破。参见胡台丽、许木柱、叶光辉主编：《情感、情绪与文化——台湾社会的文化心理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印行，《导论》第1—15页。另一方面，也无法像西方学者那样，通过对中国民间宗教与仪式的探讨，或解释其深层的认知结构及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运作逻辑，或解读其中的政治内涵及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出一批富有解释力的研究著作。参见Steven Sangren,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an Feuchtwang,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92。我们的乡村民族志研究更多的还停留在对文化认识的表层，这样就难以凸显汉族社会文化的特性，更无法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观点和解释。
第三，理论反思性研究不足。人类学研究如何在前辈学者乡村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如何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实践与海外人类学研究进行学术对话，一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无疑是对西方“汉学人类学”做出全面述评与回应的开拓性著作，其学术价值在于不仅全面把握了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而且对建构本土研究的理论模式、提升汉族社会研究的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以费孝通为学术指导、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负责编辑的“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以及徐杰舜和周大鸣主编的“人类学文库”和“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汉族社会研究的进展状况和理论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术视野和研究旨趣的局限，这种理性回应式的学术成果极为有限，致使所谓“反思性继承”尚未成为人类学研究“成熟的自觉”。
乔健认为，1978年后逐渐开放的中国大陆，展现在全世界人类学学者面前的是一幅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文化图像：在中华大传统文化的主题下，因地域差异而呈现具有明显共性和突出个性的小图像。随着人类学研究由华南沿海地区向内陆区域的不断延伸，将产生大量重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除了能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与客观的说明外，更能采用新的案例来确认与诠释人类学的许多基本论题。同时自然也可以质疑甚至否定某些论题，更可以从中发掘更多新的论题。现代人类学将在新的中国资料中受一次洗礼，之后它会变得更有世界性，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乔健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版。但事实上，从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汉族社会研究的实践来看，这种预言依然是中国人类学的期待。
三、海外人类学关于大陆乡村的研究
海外人类学这里的所说的海外人类学研究，指的是海外以英文发表的著作，其中包括在西方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对江村、黄村、台头村和西镇的研究饮誉海外，被视为中国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嗣后，杨庆堃对南景村的调查再现了1949年前后中国乡村生活的历史性变迁过程。这些经典之作使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乡村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与学术环境的转变，海外人类学家只能通过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或凭借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海外的人类学家得以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研究类型各异的“文化图像”，乡村民族志也因此在八九十年代再度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这期间，虽然也有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参见Martin Whyte & William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在做乡土社会的研究，他们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书写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也在研究范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这些深入体察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虽然还是侧重于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描述，但已不再局限于如何从一个乡村反映整个中国，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上。
（一）村落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乡村社区，乡村社区的历史以及家庭的命运始终与整个社会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在以政治运动建构的历史脉络中，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运作逻辑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展演。
1975至1978年间，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之后又于1992年实地考察了陈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他们在《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参见\[澳\]陈佩华、安戈、\[美\]赵文词著，孙万国等译：《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讲述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华南农村近40年来的社会变迁。《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参见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一书同样也是利用陈村移民的访谈资料，通过对两位乡村领导人在历次运动中的权力更迭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呈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社会德治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参见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中，萧凤霞同样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作为关注的焦点。她以新中国建立后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为视角，再现了农民在扮演乡村革命者角色时无所适从的窘境。在回顾地方精英、地方强人时期的乡村政治后，她阐述了乡村干部成为地方精英后被整合进党的体系以及乡村“细胞化”的过程。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铲除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重新塑造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念。
与此相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参见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一书的中心内容也并非农村本身，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书的作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e）和赛尔登（Mark Selden），通过对河北五公村1935至1960年间农民生活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和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的购销，以期用农民有限的剩余支持城市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受伤害最重的就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
（二）乡村社会的变革与方向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参见黄树民著、素兰等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讲述的是1949年以来位于厦门附近的一个闽南农村的社会变革史。这本有关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是围绕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经历展开的，也就是说，以叶书记的个人生活史演义出了一幅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图景。这部地方干部和农民视野下的乡村史，呈现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村民个体的影响以及在国家权力左右下中国农村生活的根本性转变，也凸显了政府控制弱化、经济繁荣后村民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倾向，此外还反映了与外来移民直接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
如果说《林村的故事》是农民自己讲述的历史，那么，《高家村》参见Mobo C. F. Gao,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of Life in Modern China.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9。则是高默波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叙述了这个位于江西省波阳县的乡村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变迁历程。然而，这本著作更为深层的价值在于作者以对比80年代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同时，作者还以“文革”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小学、农民获益尤多的赤脚医生制度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等事实，阐释了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老百姓依旧怀念过去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过去的怀念并不说明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源于对历史的记忆，根植于深刻的现实基础。
波特（Jack M. Potter）在60年代曾对香港新界的屏山做过研究。参见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波特夫妇（Sulamith H.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合著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一书，以其对华南农民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细腻描述，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华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该书作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第三世界农民的影响，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不考虑世界经济对他们所在社会的影响，人类学家们就不可能将其视为一个起点来理解第三世界农民的生活。”S. H.Potter and J. M.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p.3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基于此，他们集中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1949年至1979年中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状况。他们认为，这个强调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时期，并没有成功地使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其二是以改革开放后增埗大队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例，精细地分析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外来的资本并没有摧毁这里的乡村手工业，虾篓、棕榈扇、席子、垫子的加工依旧进行。外商的投资没有使农民的经济破产和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是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波特夫妇的研究描述了茶山镇乡村工业的发展，也预示着乡土社会巨变时代的来临。
艾杰默（Aijmer）与何杰尧的研究参见Goran Aijmer and Virgil K. Y. Ho, Cantonese Society in a Time of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乡村为背景，重点调查了顺德的估村。作者从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到民间宗教信仰的表达，探究了普通百姓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并在传统的重建中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作者以自己对珠江三角洲腹地社会文化的理解，反映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与迅猛的社会变迁同期而至的是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随着非农化和商品农业的发展，原本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正大批地离开土地，从而出现了城乡界线日益模糊的发展趋势。
顾定国的《农民何处去？》参见Gregory E. Guldin, What’s a peasant to do? Village Becoming Town in Southern China. Colorado &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1。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乡村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移等都市化进程中的诸多因素正在改写着农民的命运。
（三）文化传统的新编与逻辑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的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与此同时，尘封的记忆开始释放，传统的文化生活日益复兴。景军的《神堂记忆》参见Jing Jun,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是对西北大川村孔姓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他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考察了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中的村史、对苦难的叙事、复仇政治等与庙宇相关的具体问题。围绕着这座供奉孔子与当地祖先的庙宇，作者不仅记述了过去对传统观念与活动的压制和打击以及改革开放后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重新复苏的过程，也展示了大川孔氏在适应环境变迁中对历史与传统的有选择的、具有创新性的利用。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论述的，重建后的孔庙在大川的宗教生活、亲属意识以及权力结构的重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然而，它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恢复，而是与文化的创造相伴随的，还渗透了当代的社会影响。弗洛尔（John Flower）和利奥纳（Pamela Leonard）对四川西南一个山村川主庙复兴的研究参见\[美\]约翰·弗洛尔、帕米拉·利奥纳著，陈永革译：《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活：以川主庙为例》，张敏杰主编：《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方学者看中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反映了与大川孔庙的重建相近的主题。在当地，川主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之子，是“正直官员”。重建寺庙是村民的自发行为，起初被政府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查禁，后又以发展旅游业的名义将“川主庙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研究认为，地方寺庙是一个具体社区的历史记忆，川主庙的恢复是对市场经济下蔓延的官员腐败的不满。作为中国农村一个初生的民间机构，寺庙的复兴反映了村民重建权威、公正与自由的心声。
阎云翔对东北一个乡村（下岬村）的研究，参见阎云翔著、李放春等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意在通过考察礼物的交换过程和社会网络的建构，分析其潜在的文化规则和运作逻辑。作者认为，作为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礼物的馈赠和其他的互惠交换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再生产和改造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下岬村村民40年间礼物馈赠的实践，展示了国家政治经济过程与民间社会交往模式之间的关系。与《礼物的流动》可进行对比阅读的是吉普尼斯（Andrew B. Kipnis）的《制造关系》，参见Andrew B. Kipnis,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他立足于对冯家村这个华北村落的研究，同样展示出对民间生活模式的把握和对人际关系的深度理解。在1948年至1990年的历史脉络中，作者通过送礼、做客与请客、参加婚礼与葬礼等特定情景下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破裂，探究了冯家村的关系实践。他认为，由社会支持和情感联系建构的关系网络，展现了乡村的政治经济进程和村民的行为模式。
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参见Liu Xin, In One’s Own Shadow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是对西北地区赵家河村在20世纪末期现代化历程的一份民族志记录。因其目的是对改革后的中国农村进行经验性的理解，所以他关注的是一系列历史背景下的日常实践，是诸如婚礼、葬礼以及村民政治参与等特定的场景。在作者看来，在这些人的行为和表演方式中，显现了改革开放后乡土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特质，实践着深层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生活间的运作逻辑。
（四）海外研究的观察视角与焦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研究的观察视角实现了从“远观人类学”到“解剖麻雀”的转换，学者们立足于村落调查，不仅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的形貌，更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诚如费孝通所说：“把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正是这些乡村民族志，贯穿了学者们对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和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乡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对于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此，黄宗智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治决策造成的纯粹灾难实在是过于简单，以至歪曲了历史经过。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而这正是后来乡村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主要是通过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实现的。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8、287页。高家村的个案也同样表明，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是与前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和后期新技术的采用分不开的。
其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逻辑。人类学研究关注民间社会，关注弱势群体。人类学家对民众生活的体察，其目的正是通过民众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来洞悉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特性。因此，在学者们的研究中，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谋生途径、信仰仪式乃至情感表达都被予以关注。他们在书中描述的，既有农民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无所适从的艰难处境，也有乡村工业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还有外出打工农民生活的辛酸。他们既对农村妇女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做了重新审视，也对农村福利制度的危机与转变做了论述与分析。波特夫妇以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为出发点，解释了计划生育工作步履艰难的原因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把握了代际间抚养和赡养的交换关系及其深层逻辑。而下岬村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冯家村和赵家河村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实践，也同样显示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行为模式的独特领悟。
其三，地方精英、村民、国家政权三者的关系。在对乡村社会变革的描述中，权力结构的变迁是重要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在杜赞奇所研究的华北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不仅表现在士绅对村民的控制，还表现在通过文化来实现权力的整合。在赋税方面，地方精英则斡旋于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充当保护性或盈利性经纪人。在华南的环城公社，萧凤霞以地方史的形式呈现了不同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各种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关系变迁。这种研究角度的选择，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乡村政治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大川孔氏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孔庙过程中对历史与传统的创新性利用，还是川主庙恢复过程中地方社区与国家的关系，都反映了村民重建权威的内在张力。
由此可见，在海外人类学对乡土中国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如何认识乡村经济的发展机制，始终是人类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主题。
〔责任编辑 李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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