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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映山红把一座山开得亮堂堂的，五月的阳光也好得没法说。可我大嫂却在这一天走了。我先去的是二哥家，今年轮到父亲跟二哥住。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正在扫地。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我站在门口喊他，他将左手握成拳头，反过去顶住腰部，再把腰像折尺一样慢慢打开，然后才看见是我。他说幺儿呢，你回来了?我说爸，我回来了。我进屋放下行李包，包很轻，不过就是给父亲买的一瓶酒，给大嫂买的一袋冰糖，但父亲还是过来帮忙。在他的心目中，我还是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弱小，而母亲去世已经三十年了。
       他把行李包从我肩上取下来，才以理怨的口气说，夏至呀，你为啥不早一天回来嘛。
       我这次回来，并没事先通知，也不是什么节假日，我以为早一天晚一天是无所谓的。
       父亲说，你大嫂今儿个走了!
       那时候我正给父亲递烟，烟抽出来一半，就落到了地上——在我们那里，这个“走”字含义丰富——我说大嫂她……去哪里了?
       去广东了。
       唔……大嫂去广东干什么?她是去找清明吗?
       父亲说不是，她是去挣钱。父亲说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能送送她了。
       大哥呢?
       在家里。你大哥很焦心，你去看看他吧。
       我把烟盒扔到傍壁的小桌上，叫父亲自己拿，随后我就出了门。
       大哥家在岩畔底下，有半里路程，下一坡松林，再下一坡竹林，我就看见大哥了。他穿着一件孔孔眼眼的背心，把门敞开着，屁股对着门外摇筛子。腾起的麦壳和尘土，把他整个人裹住了，也把门封住了。听见狗叫，大哥转过头，在烟尘中又惊又喜地笑了一下，立即将筛子放进地上的簸箕里，搭了根条凳出来。外面坐，他说，屋里乌烟瘴气的。
       大嫂走了?
       天不亮就下了河。大哥低了头说，现在多时到了县城，说不定都坐上火车了。
       大嫂这一辈子，从没出过清溪河流域。我们住的那匹山，名叫老君山，是川东北一座巍峨的大山。山下就是清溪河，流程很短，上游是普光镇，下游是宣汉县城，总共不过六七十公里。
       大嫂只在河上坐过汽划子，连汽车也没坐过。
       她去广东，没先跟谁联系?
       没有呢，大哥说，她直接去佛山找胡贵，胡贵肯定要收她。
       胡贵是河对面杨侯山的人，二十年前就把家甩了，据说现在成了大老板，在佛山搞建筑。
       我说大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三月间就满五十了。
       大嫂比你还长三岁呀!
       大哥听出我在责备他，紧着脖子咳肺里的痰。他很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时常胸闷。他去检查过几次，没有结核病，可就是呼吸不上来，痰也咳不上来，咳的时候空空空的，把脊梁都咳弯了。每次去检查前，大哥都说，要是结核病就好了，晚期最好，我就用不着医治，自己绑块石头在身上，跳进清溪河喂鱼，也免得家里花钱办丧事。其实他舍不得死，他跟大嫂的关系很好。大嫂叫陈美，大哥人前人后都把她叫美，叫得有盐有味。他也没资格死，他小儿子清华去年九月才进高中一年级。
       我说大哥，你不出门也就算了，我知道你身体吃不消，不能出门，但你也不该让大嫂出门，她那么大年纪，又贫血，还搞建筑呢……我给她带了包冰糖回来，哪晓得她走了。
       大哥的眼圈红了。他的眼睛本来就红，是被麦芒扎的，现在像要浸出血来。
       不出门……大哥艰难地说，清华要用钱，不出门咋行?不是她出门，就是我出门，反正要走一个。
       每当说到钱，我就总是无地自容。我跟大哥的年龄差距很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大哥十八岁，我才四岁。九年后大哥结了婚，因他身体不好，家里全靠父亲和大嫂撑持，后来父亲年迈体衰了，就靠大嫂一个人了(二哥脾气古怪，是靠不住的)，在饭也吃不饱的年代，我能够念完大学，没有大嫂是不可想象的。每次回家，我即使没钱买更多的礼物，但给父亲和大嫂的却少不了。可是一点菲薄的礼物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嫂需要的是钱，她小儿子清华在县中读书，书学费贵得吓人，她还想让清华读大学呢，她把丈夫的弟弟供成了大学生，总不能不让自己的儿子读大学，何况清华的成绩那么好。我知道大嫂最需要的是钱，但我没有钱给她。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所学校教书，后来去了一家报社，没干两年，我又从报社辞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在城市里混着，连自己的嘴巴也糊不拢。
       大哥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为我解围，说要不是清明，家里就不会这么紧了。
       清明是他们的大儿子。
       我说清明最近有消息没有?
       又是大半年没信儿了，大哥说，让他死在外面算了!
       大哥的嘴角滚动着两条蚯蚓似的曲线，那是两条无奈的蚯蚓。
       清明是被大哥惯坏了的。大哥在农村算晚婚，头胎生了个儿子，他就当成金宝贝，生怕儿子吃了亏。下点毛毛雨，只要他没时间把儿子背到两里外的村小，就不让儿子上学，他说下这么大的雨，上啥学呢!言毕把儿子装进背篼，带他一道上山，他割草，锄地，儿子就捉蝴蝶，或者捡石头打树上的鸟。大哥跟大嫂后来吵架的时间很少，但那几年吵得多，都是为清明的事。大嫂没什么文化，但她懂一句古语，叫耕读为本。她说在农村，能读书的就一定要读书，不能读书的就把田种好。话虽如此，其实她心里明白，在我们那样的大山区，种田只不过是吊命，唯一可靠的出路是把书读好。清明不去上学，她就拿使牛棍打，棍子还没落到身上，清明就扯破了嗓子嚎，大哥听到哭声，必然迅速冲过来，一把将清明搂在怀里，龇牙咧嘴地朝着大嫂发狠。清明见有人保他，就哭得更加理直气壮，逃学也更加顺理成章，每次考试语文数学都得鸭蛋。那时候清华还没念书，大嫂把清华夺进怀里，对大哥说，你毁了一个，可不能毁两个，清华将来上学，由我看管，你要是再插手，我们各走各的路!
       自从嫁过来，大嫂没说过这么决绝的话，大哥果然不敢再娇惯清华了。
       在大嫂的心目中，有一道遥远的光，而大哥的心里没有这道光。大哥只能看到眼下的生活。
       清明村小毕业，就去普光镇中学念书。镇中学是住校的，脱离了母亲的视线，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课本发下来，最多一个月，不是撕烂了，就是弄丢了。老师知道他成不了器，对此基本上不过问，他不进教室听讲，照样不过问，这样，清明把学校当成了客栈，与镇上的公子哥儿去开设在镇政府底楼的游艺室打台球，或者去清溪河钓鱼；一群人今天这一派，明天那一派，彼此结交又彼此仇视。结交的时候，去镇里最好的酒楼赊账吃喝，未了就进那酒楼的包厢里看录像，玩游戏机；仇视的时候就打群架，打别人也被别人打，从而练就了一身好力气。
       那些日子，大嫂赶场，常常被酒楼老板拦住。酒楼老板是个花枝招展娇娇小小的年轻女人，全镇人都知道她叫倩儿，也知道她是跟镇上某位领导睡觉，才拉来那么多吃公款的食客，也才敢于大张旗鼓地放学生进去看录像打游戏，因此对她又鄙
       夷又畏惧。倩儿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认出大嫂是清明的母亲，她摇摇曳曳地走到戏楼底下(现在那里已无人演戏，每到赶场天，坝子里就拥挤着卖山货的乡里人)，走到大嫂跟前，居高临下又和颜悦色地说，你家清明又欠我一百多了。大嫂本来是蹲在自己背篼跟前的，那背篼里装着土豆或者谷糠，这时候站起来，跟倩儿一般高地站着。倩儿那么白，那么好看，像是从戏楼上走下来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大嫂的脸色黄不拉唧，散发着山风和太阳的苦味，头发虽然在出门前特意梳理过，还系了两根辫子，这时候却显得灰暗又凌乱。大嫂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她被那个庞大的数字堵住了，她还被周围好奇的目光堵住了。倩儿说，你倒是发个话，啥时候还我啊?大嫂这才说，二场，二场我还你。倩儿走了，大嫂又蹲下去，像石头一样沉默着，直到有买主走到她面前了，她才醒悟，自己是来卖货的。卖了这点货，才能买盐回去，或者买农药回去。这么一惊醒，她才恢复了一些活力。
       普光镇两天一个场，回到家，大嫂就马不停蹄地把谷子从仓里撮出来，去当门的石碾里碾成米，把谷糠筛掉，碎米筛掉，第二场背到街上去卖。她要卖一百多斤米才能抵儿子欠下的债。老君山的土地瘦，收成薄，种出的粮食仅够吃而已。大嫂做着这些事情，心里充满恐惧。
       由于大哥干不了重活，那一百多斤米，到时候也是大嫂背到街上去卖的。
       大哥种下了苦果，由大嫂来吃，但她已经不再跟大哥吵架了。有一回大嫂对我说，清明成今天这样，我这个当妈的有责任，我当时不该由着你大哥。
       大嫂每次去把钱还给倩儿的时候，都向她交代：以后不要让清明来赊账了。倩儿当时是答应的，可过不了多久，她又到戏楼底下找到了大嫂。那么好看的一个人，在大嫂的眼里，却比毒蛇还让她害怕。她不等倩儿靠近，双腿就情不自禁地弹了起来，直打哆嗦。当倩儿又说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嫂到底忍不住了：我不是叫你不让他赊吗，你自己要赊，你去找他，我不管!倩儿翘着嘴角说，你咋这么不讲道理呢，消费前他也没说赊账，我怎么知道呢?再说那么多人一起来，我开始也不知道是谁买单啦。倩儿看到有那么乡里人带着欣羡和敬畏的目光望着自己，就禁不住滋长了一点儿骄横(平时，她的骄横只在骨子里，皮面上却总是温柔和气的)，话也越说越难听了，她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
       这句话把大嫂击垮了。她干涩的嘴有气无力地翕动着，仿佛晾在坡地上的鱼。她想跟倩儿吵一架，可是，倩儿的来头她知道，她拿不准吵一架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她用目光向周围的人求助，结果周围的人全都在帮倩儿说话。他们说，吃了人家的玩了人家的，当然要给钱哪，自己教出了那么个东西，怪谁呢。大嫂觉得，她的脸真是丢尽了，如果还为这事吵架，那就只好把屁股当脸了。她抹一把额头上急出的汗水，又低声下气地给倩儿许诺。倩儿离去后，大嫂心里闷得慌，想哭。但她没哭，她冲进学校，把清明的桌子拖出来了。镇中学的学生桌，都是自己按规定尺码做好背去的。大嫂的意思是再不让儿子读书了。
       每当这时候，清明就哭得昏天黑地，并给母亲下跪，表示以后再不赊账，再不逃学，总之是好好读书。大嫂的心软了，她想，说不准他是真心悔过的，又把儿子的书桌放进了教室。
       清明只是不想离开镇上的环境。他已经对这有吃有喝有玩的环境产生了连血带骨的依赖。
       大嫂一次一次地受骗，直到清明初中毕业。清明没考上高中，自然而然就回了家。他磨皮擦痒地混满了年岁，就去考兵。玩耍和打架练出的强健体魄，让他一考就中。
       清明出发的那天，大哥和大嫂去镇上送他。大嫂千叮万嘱，说我的儿啦，你去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锻炼。清明不住地点头。军车开动了，大嫂开头没事，当漫天尘土遮没了儿子那张稚气的面孔，她终于泣不成声。
       两年后复员回来，清明长高了些，但身上的恶习一点没改。部队发放的近两千元复员补贴，他从大连到四川的路上，就花得一干二净。他在家呆了不到半月就出门打工了。行前，他对正放假回来的弟弟说，清华，你不要跟哥哥学，你要好好念书，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不就是钱吗，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个月，我就给你寄一笔回来，以后我按月寄给你。
       那时候的大嫂，就像有人帮她打开了一扇从没开启过的窗户。大哥那些天一直在空空空地咳嗽，听了大儿子的话，他突然间不咳了。
       清明一去就杳无音讯，差不多过了半年，他才给村里的张老师打了个电话。张老师在重庆唱川剧的儿子为他买了部手机。清明问了家里的情况，对他自己，却不透露半点信息。他用的是公用电话，显示出的区号没有人知道是哪个地方。张老师问要不要他爹妈来接，清明说，不用了。张老师说你爹妈都愁死了，还是让他们来听听你的声音吧，清明说不用了不用了。
       从他出门到现在，已满一年半，没回来过，也没寄过钱，只打过两次电话，而且他爹妈都没接成。
       决心送小儿子读书的大嫂，靠我靠不住，靠她大儿子也靠不住。
       她只能靠她自己了。
       大哥问我，你说说，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如果说有用，我至今也还是村里唯一读过大学的人，可我不也跟那些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混着吗?而且我还没有很多农民工混得好，大多数农民工，都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往家里寄钱，但我做不到，我连养妻儿都困难，更不要说跟胡贵比了。胡贵压根儿就是个文盲，可他却当上了老板，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到了广东，还把亲戚全都带过去发财了。不仅如此，他还为对河两面山上的人做了许多事，凡是杨侯山和老君山的人，只要愿意去他工地上，他一律接纳，而且从不拖欠工资。他允许别人欠他的钱，决不允许自己欠别人的钱。从那边回来的人都说，胡贵在广东很吃得开，连城里人都怕他。我知道，村里有人常常拿我和胡贵对比，对比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不送孩子读书了，最多初中毕业，不管成绩好坏，都赶到外地的工厂或工地上挣钱去了；有的人，才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花钱办张假身份证，去遥远的他乡当童工去了，每天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地干活。
       如果说没用，我又无法想象自己没有知识的生活，那会是多么黑暗……
       不过，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来关心大嫂是否应该在五十三岁的时候外出打工，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大哥见我沉默，说，你现在干些啥呢?
       主要在家里面写作，没钱花的时候就打点零工。
       大哥说，写作就是写书吗?
       我说是。
       写书能挣钱不?
       有时能挣点儿，有时是一堆废纸，总体说来是挣不了多少钱。
       既然挣不了钱，你为啥还写?你是读过大学的人，脑瓜子咋就这么不够用?
       我又被噎住了。
       大哥说，你要是回到以前的那家报社，他们还要你吗?
       
       我说不会要我了。
       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回去。那是一家娱乐报，每天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明星的绯闻，以及某女明星顺利产下了三胞胎之类的话题。编这样的报纸，不需要实地采访，只从网上下载，或者从其他报纸上改头换面地抄录就是了，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下了班就跟同事出去喝酒，更多的是打牌。那是一个难以抽身的漩涡。我们的报纸隶属于某局，局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约报社的人打牌。他给了报社一点特殊政策，就是部分广告收入可以不报财务，而是用来发奖金，于是他认为自己对报社有恩，同时认为报社的人都很有钱。报社一共只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女性，局长从不跟女人打牌，他说跟女人打牌坏手气，这样一来，我不去也得去了。我不想得罪同事，更不敢得罪局长，就跟他们通夜通夜地耗。局长从头天吃罢晚饭就上桌，打到第二天早上九点，被人从桌上叫下去吃了早饭，还能在大会上讲一天半天，而且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做局长的本事。我就不行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往深渊里坠，我觉得大嫂含辛茹苦地送我上了大学，结果我把学来的知识全都扔到粪坑里沤烂了，我太对不起大嫂了。
       于是我干脆辞职走人，不跟他们发生任何关系。
       我想对得起大嫂，结果是更加对不起她。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必然先去镇中学找到清华(那时他在那里念初中)，给他一些钱，这样，大嫂就可以很长时间不为儿子的生活费焦心了(清华跟他哥完全两样，他从不乱花钱)，自从辞了职，我就再没给清华拿过钱。
       我给大嫂买袋冰糖什么的，对她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即使我给她，她也舍不得吃，她会背着我去卖给村里人，村里人不要，就拿到街上去，找熟识的百货店帮她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大哥说，我怕清华将来读了大学没用，现在又把你大嫂累垮了，那就划不着了，可你大嫂是个死脑筋，总是听不进油盐。
       我嗫嚅着说，读大学也不是没用……
       我看就是没用!大哥断然地打断我，要是有用，你就不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在家乡人看来，特别是在家乡的亲人看来，我一定过得很惨。
       想想吧，一个没有工作在城里混着的人，怎么不惨呢?
       大哥又说，其实，家里没有谁指望你支持钱，你大嫂多次对我说，千万不要找夏至要钱，她说看起来城里人手头随时都有钱，乡里人不卖粮食，不卖鸡蛋，就一年半载见不到钱，但城里不比乡下，城里上厕所都要钱，过日子不容易。我们从来没想到让你支持钱，可你要把自己当人看，不要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大哥的话触到了我的一些痛楚，我低下头，说我知道。
       一凡(我儿子)该读三年级了吧?
       我说三年级了。
       现在还是小学，听说一年就要交好几千?以后上了中学，看你拿啥去供他，你总不能跑去给校长拍手板，校长就答应给你儿子减免书学费!
       大哥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紧。这些事情，我在城里也经常想，主要是躺在床上，把书一放，把灯一关，要睡觉之前想。但我没想得那么远。对生活上的困境，我从来不会想得太远，现在被大哥这么揭示出来，我突然觉得现实真是很严峻。
       你这人，为啥总是跟我们想得不一样呢?大哥摇了摇头，好好的正事不做，辞了职在家里搞写作，要是写作能像胡贵那样挣钱也好，听你说来又挣不到钱，这不是胡闹吗?你呀，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写作的事说出去，免得让村里人听了笑话。
       我说我不会说出去。
       大哥很怜悯地看着我。
       大嫂出发前，把张老师和我的电话都记下的，可四天过去，她既没给张老师打电话，也没给我的手机上打电话。我打电话到城里的家中，问大嫂有信儿没有，妻子说没有啊，妻子说你采访得如何啊?我怒气冲冲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这次回来，是想去看看老君山顶上的一座古墓，那墓里曾埋着一个在清乾隆年间做过四川提督的人。“文革”中，墓被红卫兵挖开了，内棺里的水银全部倾进山涧里去了，被水银养着的那具庞大身躯，迅速风干，半小时不到，就缩成一堆婴儿大小的腐肉。不过，十多年前，当地百姓又照原样把坟墓修了起来。据说墓里的主人是一个嫉恶如仇心怀慈悲的好官，成都有名的文殊院就是他捐资修建的；做官之前，他曾是啸聚山林的土匪，身怀绝技，杀富济贫。老君山头，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传说，我本想把这些传说采访回去，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我甚至幻想这部小说能够改变我窘迫的处境。
       计算车程，大嫂最晚在一天前就该到佛山了。
       大哥急得捂住胸口咳嗽，好像他咳嗽不是用肺和喉咙，而是用全身，仿佛他的小腿肚也能咳嗽。
       我们那里有种说法：娶一个好媳妇，三代人都有福。我们家离享福还很遥远，但这不是大嫂的责任。大哥知道大嫂的好处，大嫂应该有消息的时候却没有消息，他不能不急得小腿肚甚至脚指头都能咳嗽了。大嫂走之前，把家里什么都安排好了。虽然田地很少，但她怕大哥累着，把一半的田都送给了别人种，大哥舍不得送，大嫂说，一个人要知道轻重，要是累得把命都搭进去了，值吗?这样的话，大嫂对父亲说过，也对我说过，说不定还对别的人说过。至于她自己，从来就不知道累。在家里时，三伏天的午后，村里再勤苦的人也躲在院坝外的竹林或果木底下摇篾笆扇，大嫂还在阳光暴晒的坡地上扯草，或者锄地，现在，她满五十三岁的时候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搞建筑去了，那是男人也畏惧的活，她却不怕。在大嫂看来，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能累垮，就她一个人累不垮似的……大哥知道大嫂的好处。
       父亲也来到大哥家里，坐在街檐的青坎上抹眼泪。父亲经常说，他这一生没有女儿，大嫂就是他的女儿。父亲说要是没有这个女儿，他这个家早就败了。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二哥下来借晒席了，父亲连忙站起来，对二哥说，永辉，你到杨侯山去一趟。
       二哥说去杨侯山干啥?
       把胡贵的电话问来。
       老君山人去找胡贵的不少，但大多在山顶上(我们村从没有人去过)，具体是哪一家也不清楚，与其瞎碰，不如直接去杨侯山胡贵所在的磨子村。
       二哥说胡贵离家都那么多年了，谁知道他的电话?
       父亲说胡贵离家那么多年，他家里面的人没走几年嘛；再说磨子村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去给胡贵打工，未必不晓得他的电话。
       二哥咕哝了一声，说，我家的活路堆到颈子上来了呢!连晒席也不借，就回去了。
       父亲恨着二哥的背影，他那样子好像在说，如果眼睛能把人恨死，我就把你恨死算了。
       二哥比大哥小六岁，大嫂嫁过来的时候，二哥早已辍学，大嫂听说二哥念书时成绩好得没办法(他的成绩的确很好)，就动员二哥再去上学。二哥是在初中二年级辍学的，这就意味着，他如果复学，也只能从初中二年级读起。二哥听到这话，像受到了侮辱，他说老都老了，还上学!他认为
       挺大的一个人，跟一群小孩坐在一起，太丢脸了。大嫂说，你才二十多点就算老哇，过去那些人读到六七十岁咋说呢?大嫂自己没读过几册书，可她不知从哪里听来那么多古人不计年龄和穷困发奋念书的故事。二哥说，你为啥不去读?你也可以去呀!大嫂垂下眼帘说，我是没你那个脑壳嘛，我要是有你那个脑壳的话……
       大嫂没把话说完，脸上有些悲戚。
       她并不是没有“脑壳”，之所以读几册书就不读了，完全是因为家里穷。她脸上的轮廓也是长得很好看的，之所以那么晚才嫁人，是为了照顾她父亲。大嫂的母亲有类风湿，生下她就不敢再生，因此大嫂是她爹妈的独苗。她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再过两年，该她谈婚论嫁的时候，不幸父亲又患了脑溢血，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坏的时候就像个植物人，拉屎拉尿都在床上。大嫂服侍她父亲，直到父亲病逝为止。当她把父亲埋了，才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成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这么多年来，她先把母亲送走了，又把父亲送走，她还没经意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段日子就过去了，远远地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村里的好心人在老君山上为她物色对象，终于找到我那一直未能成家的大哥。两人见了面，过一阵就结了婚。大哥有时给大嫂开玩笑，说要不是我，你就完了。大嫂也说，要不是我，你还不是完了。那时候，两个人的眼里都充盈着幸福的光芒。
       虽然我从来没去证实过，但我相信，大嫂读书的时候，成绩一定也是很好的，而且她渴望读书，否则就不会收集那么多古人读书的故事。我说过，大嫂的心里有一道光，大哥的心里没有这道光，清溪河流域很多人的心里都没有这道光，这是大嫂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她见惯了病痛和死亡，一旦心里有了光，就紧紧地抓住不放。
       大嫂同时还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真要去读书，谁供我呢?
       她已是结婚的人了，有了人生新的义务和责任……
       二哥最终没同意去上学。过了半年，比我们高五百米左右的一个村子里，有两个从镇中学退休回来的教师，联手在家里办起了私塾性质的学校，大嫂又动员二哥去。因为是在家里学，二哥觉得没有坐在教室那么丢脸了，再说只要考上高中，他的年龄就算不上特别大，有些复读了七·八年高三还不中榜的人，比他大得多呢。二哥口头上有些松动，但还是不愿去。大嫂就把他往山上推。二哥高壮，大嫂推不动他，就喊我大哥，和平，你来帮一下忙嘛!大哥老实去帮忙，到底把二哥推上山去了。
       学了大半年，镇上招考代课教师，二哥去应考，以第一名的身份被录取，分在我们村教书。那时候，二哥对大嫂是感激的，如果不去补习，他是断然考不上代课教师的。
       二哥教了两年多，上面来了政策：所有代课教师一律取缔。
       这样，二哥又回家务农了。
       从这时候起，二哥就对大嫂不好，话也不想跟她说。二哥是死要面子的人，他认为开始不去教书也便罢了，教了一阵又被取缔，就遭人耻笑了。而让他被耻笑的人，就是大嫂。
       二哥不愿意去杨侯山，我说我去吧。
       父亲说你去行吗?
       我说怎么不行呢?
       我那样爱我的父亲，可我对他说话，却很少轻言细语过。父亲老是唠叨母亲办丧事的那个夜晚。办丧的那天夜里，要请来阴阳先生为死者超度，做儿女的，要身戴重孝，围着棺材转圈，称为“绕棺”，从天黑开始，一直绕到第二天早上。绕棺的过程中，要随时听从阴阳先生的口令，阴阳先生每念一段经文，就拖长声音说：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做儿女的就要跪下去磕头。父亲那时候站在一旁，看一眼睡在棺材平板上的母亲，又看一眼撅着屁股磕头的我。他才四岁呀，父亲以后常常对人说，那才好大个人人儿呀!我在他眼里总也长不大，这就跟村里人拿我和胡贵比较一样，多多少少伤了我的自尊心。
       别看只隔一条并不宽阔的河，要走到杨侯山的磨子村，需下山，过河，再上山，上山和下山的距离差不多，脚步再快，来去一趟也要好几个钟头。
       胡贵的家在磨子村的最下头，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已经不是家了，房子彻底垮掉，到处是朽木烂瓦，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苘蒿，我路过的时候，几只肥野鸡从那茼蒿丛里扑楞楞地飞起，嘎嘎地鸣叫着，飞到了遥远的树梢上。我又爬了一程，又遇到几间摇摇欲坠的空房子，看来也是至少两三年没人住，都拖儿带女举家外出打工了。爬到第四重岩畔，终于碰见了人。
       很容易就问到了胡贵的电话。
       我立马掏出手机给胡贵拨去。
       胡贵离家二十年了，但他的口音一点没变，连那种很土的尾音也没变。想到那间垮掉的房子，再听他的口音，我简直无法把他跟一个在外面“很吃得开”的大老板联系起来。
       我说胡大哥呀，我是老君山上的，我大嫂到你那里打工来了，她叫陈美，不晓得她到了没有?他说到了啊，我已经给她安排事了，她一个女人家的，又那么大年纪，我就让她做地面上的活，拌点灰浆，推推斗车。我说胡大哥，谢谢你啦。他说谢啥呢，都是家乡人嘛，你是永辉吧?我说不是呢，我是夏至。
       听说是我，胡贵的口气变了，变成城里人的腔调了，是那种倒像不像的广东腔，还故意咬文嚼字起来，听上去别扭得让人发慌。我心里想，胡大哥你这是何必呢，两面山上的人都在谈论我不如你，你哪里犯得着跟我操广东腔还咬文嚼字呢?但他收留了我大嫂，还把她安排得那么妥当，就是我的恩人了，我不能让他感觉到我心里别扭。我说胡大哥，如果方便的话，能让我大嫂接听一下吗?他说这个自然没问题的啦，我马上就通知她的啦，陈美!陈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大嫂的应声。脚跟子快些，你家小叔子来电话了。胡贵又说起了家乡土话。
       大嫂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我一声。
       我说你到了佛山，为啥不给家里来个电话呀?
       没钱哪，大嫂说，走到胡贵这里钱就用得只剩两角了(她快乐地笑起来)，才来这里，我又不敢借钱。我准备发了工资就打电话的。你咋晓得我走了?
       我回家了，我给你买了袋冰糖，结果你走了。
       我说出这句话，不是要表功，是想给大嫂感情上的安慰。
       大嫂咳嗽了一声，我听得出来，那是装咳。
       然后她说，你大哥累不得哟，你给他说，累不下来的活不要做。爸爸要是想跟我们住，叫他下来就是，我原先就给他说过，叫他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大嫂没把话说明白。二哥二嫂对父亲不太好，二嫂有时还故意把饭煮得很硬，让父亲无法下咽。父亲在他们家过得很不愉快，想一直跟大哥大嫂住，又不愿意增加他们的负担。
       我说好，我说大嫂你一个人在外面，自己要知道保重。
       她说我晓得。
       我只能对大嫂说这些了。我本来还想对她说，如果吃不消，你就回来，可她回来又怎么办呢?这种关心是苍白的，甚至是虚伪的，我不能说。
       回城之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我在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为了自己，我就不管家里人了。
       连父亲我也没管。我辞职以后，父亲到我这里来过，父亲说我以前没到我幺儿子那里去，是他忙，现在他有时间陪我了，再说我年龄也大了，还不去看看，这一辈子就不晓得他究竟在哪里过日子，死了连收个脚迹也找不到地方。清溪河流域的人认为，人在断气之后，灵魂会去他亲人家里弄出响声，有放信的意思，也有把死者生前留下的印迹收回去的意思，叫“收脚迹”。父亲那次本来是想耍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走了。他以为我有时间陪他，其实我比以前更加紧张。以前的忙是表面的，是用时间来计算的，现在的忙是骨子里的，不仅用时间计算，还用心态计算。我成天坐在狭小的书房里，父亲则只能呆在客厅，我妻子是电信公司的业务员，为那每月几百块钱的提成，从早到黑地在外面奔忙，发展用户，儿子又上学，没有人陪父亲说话。我把电视给他打开，但父亲看不懂铺天盖地的城市泡沫剧，也没有兴趣看，我出去上厕所，看到父亲几乎都在垂着头打磕睡。我说爸，你出去走走吧。开始一两天，他出去了，到处是车辆，到处是人流，但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而且全都是行色匆匆，没有人站下来给他打招呼，也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后来他就不再出去了。
       住到第五天，父亲羞怯地对我说，夏至，我想回去了。
       我说爸你不是准备住一阵子的吗?
       父亲说我是泥脚杆命，在城里住不惯。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乘车回了老家。
       父亲一走，我就很后悔，很心痛，我总觉得，父亲是被我赶走的。
       我成天躲在书房里写，究竟写出了什么鸿篇巨制吗?我真的就有那么忙吗?我坐在书桌前，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用的玄想之中吗?如果我把这些时间用去陪父亲说话，父亲就不会腿脚都没歇过来就回了老家。
       我并不是真的忙得没有一点儿闲暇，而是跟许多城里人一样，得了一种“忙病”。按道理，父亲在大哥和二哥家轮留住，我应该给他们补贴一些钱的，但我没有钱。父亲在我身上花的钱最多，结果到了他老年，我反而为他付出得更少了。二哥二嫂对父亲再不好，也比我好。
       现在，大嫂又被逼走了……
       出身农村，加之中国现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兴房起楼，我知道拌灰浆和推斗车是怎么回事，这些地面上的活，危险性的确不大，但那是相当累人的。用铁锨将一大堆河沙和水泥拌匀，这不累人吗?按工人们的说法，腰杆也能累断。推斗车没那么累人，可热天干这事就难了，斗车把是铁的，火红的太阳将铁把烧得像烙铁，舔出隐隐的蓝光，手握上去，能把皮子烙糊。这一点也不夸张，在我家附近，就是前两年火爆起来的考古遗址，叫“金沙遗址”。去年开始修博物馆，那些推斗车的工人，手上都有一层硬硬的黑黑的死肉，我开始以为是握出来的，一问工人，他们说不是，是被铁把烫的。大嫂去的地方还是广东呢!
       睡不着觉，我就想大嫂干活的情形。大嫂身材不高，也瘦，在一大堆河沙和水泥面前，就像站在一座山的面前，她不仅要搬动这座山，还要让这座山的血与肉重新组合，成为另一座完全不同的山。她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劳动着，只有铁锨偶尔铲到地面的声音，只有汗水摔碎的声音。她瘦小的身体里，哪来那么大的能量呢?大嫂拌了灰浆，没有休息，又去推斗车了，她的手刚一握住车把，我就听到吱的一声怪叫；大嫂像握住了一只知了，那只知了在痛苦地挣扎着，没挣扎几下，大嫂眼前的天就黑下来了，她的眼睛慢慢闭上，几摇几晃，就倒了下去……
       每当这时候，我就很不自在地翻一下身。妻子已经知道我这几天没写什么了，也知道我一直在失眠，她把灯打开，她说你怎么啦?
       没怎么，就是睡不着。
       她说你回了一趟老家，什么事也没做就回来了，回来后就失眠，是不是碰到杏儿了?
       “杏儿”是妻子给我开的玩笑，她说像我们这种生在农村的人，许多人在初中甚至小学就订婚了。她说你肯定也订了婚，那女子叫杏儿还是桃儿?干脆就叫杏儿吧，我觉得杏儿比桃儿更沉静，还有一种忧郁的美，不像桃儿那样鲜鲜艳艳的张扬。她说你肯定是念了大学就把人家杏儿给甩了的。我说没那回事，真没那回事。
       妻子不该在这种时候给我开玩笑，我有些恼火，说大嫂走了，到广东打工去了。
       妻子呀了一声，说天啦，她那么大年纪，还跑那么远打工?她不是还有贫血病吗，要是昏倒了怎么办?
       我说是呀，我刚才正想这事呢。
       你就为这个睡不着?
       我没回答，撑起身来，把头靠在床板上，认真地看着妻子的眼睛说，冬梅，你说说看，我这人是不是太自私了?
       有那么一点儿，妻子想了想，笑着说，但我可从来没怪过你呀。
       这是事实。她不仅没怪过我，还支持我。从一家收入不错的报社辞职，坐在家里写不挣钱的东西，没有她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妻子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世上的人是要分等级的，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性格也都很豁达，从而造就了他们儿女心地的单纯。
       我说你不怪我，但我自己不能那么没心肝。
       妻子又笑了，她说你呀，你一定是觉得自己没钱给大嫂，大嫂才出门打工的，大嫂走了，你才发现自己没心肝肺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我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爬楼梯，爬上一层就胆战心惊地敲人家的门，当听到门里传来脚步声，我要马上把胆怯收起来，做出一副很职业的样子，身体站端正，脖子放端正，人家把门打开，我累得再狠，说话也不能气喘，也不能结巴，我要以清晰流利的语言向人家介绍：我们公司最近开通了什么业务，让您打长话可以节省多少钱……大多数时候，我刚说出几个字，人家砰的一声就把门闭了。那一声真是惊心动魄。我那一串背熟的话，在喉咙里咕嘟嘟地打滚，吐不出来，憋得心里难受啊；我的腿也软了，汗水也下来了，我一边上楼或者下楼，一边想，家里的米完了，儿子要买校服了……我真想哭。可是我还要去敲人家的门啊，我能哭吗?我能带着泪水和哭红的眼睛去做业务吗……
       妻子用指头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受的这些苦你知不知道?
       我的鼻子发酸。我说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妻子说，你知道就好，这辈子跟你我就认了，下辈子我可不干。
       说罢，她又哈哈哈地笑起来。无论多难，她都永远是这么快乐。
       笑过了，她才想起我之前是在为大嫂伤心，突然发现不该自己来诉苦的，于是说，你经常讲大嫂的好，可大嫂怎么个好法，你却从来没对我说过，反正睡不着，你就说一说嘛。
       真要说大嫂，我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只讲了跟我有关的两件事情。
       我念初中是在普光镇的一个半岛上，那不是镇中学，而是县里办在普光镇的一所学校。镇子西面的河坝是个猪牛市场，
       从那里渡河过去，就是三面环水的半岛。半岛很大，夏秋两季，青纱帐一望无际。学校在半岛中央，离镇上的河码头有六七里地。我们那时候读书要交大米，一斤米再加一角多钱，才能领到一斤饭票。前半年是父亲给我送，我念初一下学期时大嫂嫁给了我大哥，自从嫁过来，给我扎鞋是她的事，去半岛送米送钱，照样是她的事。从我们村到镇上，上坡下坎的有二十五里，加半岛上的那一段，就是三十余里。每次大嫂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到我们学校时，要是我还没放午学，她决不会到教室找我，而是蹲在教学楼外的洋槐树下等……
       这里要说的，是我读初三那年，那是五月底，还有一个多月我就毕业了。那天放午学后，我看见洋槐树下吵吵嚷嚷的围了一大堆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多关心，就回寝室去了。
       把饭打回来，听寝室的人讲，说有一个卖李子的妇女被学校的治安员打了。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一声，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个妇女很可能就是我大嫂。
       我把饭碗一放，就往教学楼外的洋槐树下跑。
       人群外到处是被踩得稀烂的李子。我挤进去一看，心都碎了。
       正是我的大嫂——大嫂嫁到我们家两年了，她为我们家所付出的牺牲，从嫁过来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我已经不仅仅把她看成大嫂，还看成了母亲。
       大嫂的半边脸被打肿，紫红紫红的。她胸前的一颗纽扣也被扯掉了。而那个人高马大的治安员，还在跟她夺一把小秤。
       大嫂双手紧紧地抓住秤杆，治安员每用一下力，她单薄的身体就摇晃几下，并伴随着一声尖叫。当她重新站稳，就求治安员不要把秤杆撇断了，她说这秤是她从镇上一个熟人那里借来的，撇断了她就要赔。治安员说像你这种不讲理的婆娘，不要说赔秤，赔人也该!
       我不声不响地拾起地上的秤砣，猛地向治安员的胸膛上砸去。
       秤砣刚脱我手，治安员见一团黑影朝他飞来，敏捷地跳开了。
       我没有砸着他。
       大嫂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她说你做啥呀!
       治安员疑惑而尴尬地恨了我两眼，走了。他是认识我的，那是因为我成绩好，在一所规模不大的中学里，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连炊事员都认识。治安员平时还喜欢跟我说话，只要在路上遇见我，他都要拍拍我的头，说李夏至，你这娃娃有出息，好好学哟。
       围观的人见无戏可看，都跑到食堂打饭去了。
       大嫂蹲下身去捡李子。李子全都踩烂了，只要是烂掉半边的，大嫂都捡起来，放到背篼沿口上的竹筛里。大嫂这样捡了十来个，还把她胸前绷掉的那颗纽扣从一撮污泥里抠了出来。她说这李子是卖不掉的了，你拿回寝室去，洗一洗还可以吃，言毕就揣进我的荷包。我没说话。我看不清自己的表情，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是铁青的。大嫂看出我心里想的还是那个治安员，她说，其实今天不怪他，我晓得你没钱用，就去姑姑家(她娘家姑姑，住在杨侯山上)摘了点李子来卖。李子有些涩口，镇上卖不脱手，我想学生娃可能喜欢吃，就背过来了。我哪晓得你们学校不准小商小贩进来呢，那个人站在远处吼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吼啥，还以为不是朝我吼呢，就没管他。他跑过来，一家伙就把筛子给我掀倒了，我骂了他两声，他才打我的。其实不怪他呀。
       我的眼前，晃动着大嫂肿起来的半边脸，还有胸前掉了的那颗纽扣。大嫂的脸比开始肿得更高了，使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调。
       她理了理我卷进去的衣领，说，要是你那一秤砣打在他身上，要出大事的，秤砣是铁的，哪能打人呢?要是你把人打伤了，学校会把你开除的。你都是要参加考试的人了。
       开除就开除，我瓮声瓮气地说，我不读了!
       大嫂变得严肃起来，她说这哪像你说的话?几匹山上的人都知道你成绩好，碰到爸爸都要谈起你，说你那个三儿子不得了呢，听说他写的作文都拿到县里去了，县文教局打印了好多份，发给全县的中学当范文呢!爸爸听到这话，心里有多舒坦，你想想他心里会有多舒坦!家里那么穷，可是穷不败，这是为啥?就因为有个想头!……今后，那种没出息的话不能再说了。
       末了，大嫂问我，我看那个人不是被你手里的秤砣吓走的，他肯定认识你，他也知道你成绩好，是吧?
       我说他知道。
       早晓得，大嫂说，我该先就把我三弟的名字说出来，他就不会倒我的李子了。
       那一刻，大嫂骄傲极了。
       而我却流下了眼泪。
       大嫂一面用粗糙的手掌为我擦泪，一面说，哭啥?没啥好哭的。人活一辈子，没有哪个逃得过三灾八难，我不过就是被人打了几下，又没打好狠，有啥了不起的?只是那二十多斤李子可惜了。不要哭了，免得被人看见，这多不好。
       我当真不哭了。我把涌上来的眼泪，全都吞进了胃里。
       大嫂说，你没啥钱了吧?我说还有。其实我已经好几顿没买过菜吃了。大嫂说，有?我不信!你先借来用着，我回去马上想法，过两天就给你送来。
       她挎着背篼走了。
       我多想留大嫂吃顿饭，但她是不会吃的，以往我每次留她吃饭，她都说自己一点儿也不饿。
       我远远地跟着大嫂。半岛上是密集的玉米地，玉米秆有一人多高，在绿浪中穿行的大嫂，发现不了我。
       我一直把大嫂送到了半岛边缘的码头上，我望见她渡过河去，上了猪牛市场，隐没于镇子石板街上的低矮房舍之间
       我给妻子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高考之后。
       我念高中的学校，就是大嫂的小儿子清华正就读的县中。考试那几天我都是好好的，最后一堂考下来，我突然觉得不行了。头晕，胸痛，痛得像针刺。
       是大哥和大嫂去县城接我的(那时候二哥早已结婚，大哥大嫂已分出去了)，见此情形，他们都被吓住了。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关系，可能是太劳累，送医院去检查一下。鉴于我肯定能考上大学，班主任提议不要去当时很混乱的县医院，直接送市医院算了。市区离我们县城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大哥送我走，大嫂回去借钱。那时候的医院还不像现在，只要没钱，病得要死也不能人院——那时候没钱是准许入院的，只是不能用药。住院的非常多，走廊上也搭满了钢丝床。我们在角落里放垃圾桶和痰盂的地方挤出了一块儿，搭了张床，忐忑不安地等大嫂。
       大嫂第二天赶下来了，和她一起来的是父亲。交了钱，一检查，说我得的是胸膜炎，胸部积水很多。胸膜炎都是跟肺结核有牵连的，我的肺部已经感染了，只是不严重，但必须住院。
       大哥和大嫂回去了，由父亲陪着我。大嫂借来的钱是很有限的，她说过十来天她再下来。
       两天之后，一个中年女医生带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实习生来抽了我胸部的积水，我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
       医生给我输液，并观察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对我父亲说，你孩子可以出院了。父亲说，可以出院了吗?医生说可以了。父亲说我儿子今年考大学，肯定考得上，听说上学的时候还要检查，要是身体不过
       关，被打回来了咋办?
       不知是不是那医生的孩子也正考大学，她态度特别地慈祥，她说一百个放心，我说没事了就是没事了。随后给我开了个方子，说回去之后，照方子抓药，再吃一段时间。
       我和父亲去办出院手续，结果还余下一点钱，够我们坐车回到镇上。
       回去之后才知道，大嫂今天带着借来的钱去市医院了。我们错过了。
       按理，大嫂当天夜间就该回来，但第二天没回来，第三天还是没回来，又没得个音信，就跟她这次去广东不和家里联系一样。不过那时候城里有家庭电话的也不多，山区农村就更不用说，大嫂想联系也没办法。我们一家人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棵杏树底下，愁眉苦脸，又无计可施。父亲说，是不是有人谋害她呀?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嫂身上带着从大队部借来的两百块钱。大哥坐在那里哭，说夏至呀，这都是为了你呀!大哥并不是成心责怪我，他是担心糊涂了。二哥由于教了一阵子书又被取缔的事，本来对大嫂心生怨恨，但眼见她几天没有人影子，也着急得吃不下饭，不过他比我们都要冷静。他说，明天再等一天，如果明天还不回来，我就去市医院看看。大哥哭着说，去市医院有啥用，她一问就知道夏至出了院，就会离开了，肯定不在那里了。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第二天，我们依然聚在杏树底下，空坐到黄昏时分，全都耷拉着脖子，没有人弄饭吃，也没有人开腔说话。心想这么多天了，完了。
       就在这时候，二嫂突然叫一声：大嫂回来了!
       十余米外的石梯上，冒出一张笑盈盈的脸，接着，大嫂披一身金色的霞光上来了。她的第一句话是：考上了，上重点线了!原来，她从市医院出来，直接去县中看我的考分去了。考分要过几天才下来，她就在那里等。晚上，她就睡在学校的花园里。这么几天过去，她只吃过三顿饭，都是二两一碗的挂面。
       一家人处在喜庆之中，大哥却在恶毒地骂大嫂。
       不管大哥怎样骂，大嫂都是傻兮兮地笑，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考上了，上重点线了……
       大嫂果然在广东的工地上昏倒了。
       热啊!在太阳坝干活，不要说她这种体质本来就差的女人，就是很强健的男人，照样可能脱水昏倒。
       大嫂是在推斗车的时候突然倒下的。那里有一段斜坡，大嫂要把满满一斗车砖，从那斜坡推上去。大嫂双脚朝后蹬，把腰伏得很深，不仅手上用力，还用肩膀去顶斗车把。她的个子矮，这种姿势，使她的脸几乎贴到了地面上。地面是水泥路，被午后的太阳晒得亮晃晃的，好像燃烧起来了，而照在背部和后脑的太阳，仿佛就悬在屋檐那么高的位置。大嫂觉得自己不行了，她抬头想喊人，可那些人似乎离她都非常遥远，遥远得只有一个梦幻般的影子(其实不过二三十米)，她心想那么远的人，怎么喊得应呢。再说她也没有精力喊，她把骨髓里的力量，都抠出来推斗车了，喊人就要泄气，一泄气她就完了。她没有经验，不知道人处在极端境遇的时候，连一丝一毫的杂念也是不能有的，有了杂念就会分心。斗车也怕热，本来就叫唤着不肯上行，猛然间发现推它的人没那么用劲了，便趁机往后退了两步。这一退，大嫂就要付出双倍的代价去稳住它。可她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呢，只不过两秒钟时间，她就偏偏倒倒地栽下去了。
       斗车得到了解放，吱溜溜地朝后滑。
       轮胎从大嫂的一条腿上碾过。
       当斗车退到坡下的砖墙处，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工人们才看见发生的事情。
       大嫂被送到了医院。她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幸好骨头没被轧断。
       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大哥，也没有人告诉我。大嫂肯定是不会打电话的(她怕家里人一知道，就会让她回去)，胡贵也没打电话，胡贵不仅自己不打电话，还不准其他人给我们家透露风声，他说谁透露了风声，谁就走人。他在那边虽然吃得开，可也是麻烦不断，他害怕我去给他找麻烦。我毕竟是读过大学的人哪，现在尽管是在城市里混着，可到底也是正正宗宗的城里人。他进城的时间比我还长，而且是发了财的老板，但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皮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意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
       有时候我想，这人，总是缺哪样就觉得哪样贵重。人们之所以很难感觉到幸福，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不是大嫂自己以后回家来边笑边说出了这件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大嫂的医药费全都是胡贵支付的，大嫂出院后，胡贵只让她拌灰浆不让她推斗车了，但工钱没有减她的，一分也没减。
       大嫂的工钱是每个月六百块，包住，不包吃。大嫂说，六百呀，够多的了!想想在家里刨那瘦筋筋的泥巴，除了糊自己的嘴，刨上一年到头哪里挣得到六百?大嫂满足得不得了，她把其中的五百块寄回家，自己留一百。在广东生活，一百块怎么够呢?但大嫂想过来想过去，算过来算过去，觉得不能多留了。清华念的县中，这些年因为高考成绩在全市列冠，牛气得像随时都准备拿牛角顶人，每到招生时节，学校大门都被挤爆了，不仅有本县的学生，还有外县的，而且都是那么优秀，学校，恨不得把他们一网打尽；事实上也收得够狠的了，从高一到高三，没有哪个班低于七十五人，重点班甚至达到了九十多个，教室就那么大，只好缩短书桌的尺码，过道如一根线，谁要想从过道上通过，都像过独木桥那么难。我从家里回城的时候，特意去县中看了清华，他就在重点班，他们班的讲台两侧也放了好几张学生桌!老师站在两尺见方的讲台上课，就像被关在人墙组成的囚室里——即便这样，学生也是收不完的啊。学校仿佛觉得，我本来应该收那么多学生，收那么多书学费，结果一部分人被挡在外面了，对不起，进来的就该出点血，把我损失的部分补起来。学校随时都在收钱，名目的繁多和古怪，真是闻所未闻。清华是一个很知道节约的孩子，生活费比别的同学少花三分之一，但学校强迫交的那些“苛捐杂税”(学生们是这么说的)，他就无法控制了。他每个月的各项花销基本上都在五百元以上。
       大嫂怎么能多留呢，她恨不得自己一分钱也不用。再说她寄给大哥的五百块，大哥并不是都能得到。自从去外地打工的人多了，往家里寄钱的多了，镇邮电所就跟各村的头头儿达成协议：汇款单由各村的村长去取，村民再去找村长。人家是跑了路的，你当然不能白拿，你得给村长付劳务费，劳务费是汇款单上金额的百分之三。有村民不满意自己亲人的血汗钱被截留了，对邮电所交代，说我不要村长帮忙，我自己会来取。邮电所的工作人员态度还是蛮和善的，说可以呀，但你也看见了，邮电所就只有这么一间破房子，一到赶场天，来取信的就乱抓乱扯，你的单子丢了，我可负不了责哟。村民说村长来取未必就不丢?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按人头而是按村来分发，就简便多了，也不容易丢了，再说村委会也是一级政府，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要是他们把你们的汇款单丢了，
       就脱不了爪爪。工作人员这么绕来绕去地说了一通，就把村民吓住了，村民说要得要得，还是让村长来取，离开的时候，免不了对工作人员千恩万谢。
       其实，那截留的百分之三，村长得一成，邮电所得两成。
       大哥每次收到五百块，就要被扣出十五块，全镇几万人口，有多少人在外面打工?每年要寄多少钱回来?他们又会从中扣下多少?这真是不敢算的一笔数字。
       大嫂知道，她每次寄回的钱，都会被克扣，她想直接把钱汇给清华吧，但清华独自去离学校很远的邮电局取钱，放心吗?县城里摸包的有，抢劫的有，那要是一丢，就不是丢百分之三了，而是全部，说不准还会添上一条命，大嫂敢吗?她只能把钱寄给丈夫，让丈夫给儿子送去。丈夫收到她寄的四百八十五块，不要说自己偶尔称点肉改善一下生活，就连小儿子的花销也绷不住的，丈夫还只能拖着病弱的身体，去田野上勤苦地劳作，生产一点粮食出来，再背去卖掉……这让大嫂心痛极了，可她有什么办法呀?
       拖家带口的农民工，一般都是在外面租条件很差价格便宜的房子，像大嫂这种单身独往的，就住在工棚里。工棚是牛毛毡房，狭窄而低矮，里面还安放着上下铺床。睡上铺的人，就跟睡火车硬卧的上铺一样，坐上去腰是伸不直的，腰一伸，头就把顶棚撞得咔嚓咔嚓响。大嫂就睡在上铺，跟她住在一起的女工，共有八个，除大嫂，那七个都是年轻小妹儿，七个人都把大嫂叫大娘。每当看到大娘往上铺爬，那些睡下铺的年轻妹子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大娘那么大年纪了，腿还被斗车轧过，而她们年轻，手脚利索，她们应该有一个人站出来，把大娘调到下铺。但她们也只是这么想，最终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上铺热啊，牛毛毡是很吸热的，白天把太阳的毒焰吞进去，晚上再慢慢往外吐，睡上铺的人，一晚上都被它吐出的热焰烘烤着(还有一股皮革的臭味)，等它吐完了，凉快了，天又亮了，又该起床干活了。
       工地上有伙食团，掌勺的就是胡贵的老婆，他母亲和几个杂七杂八的亲戚在里面帮忙。那七个小妹儿都是去伙食团打饭吃，但大嫂没去。伙食团吃饭不交现金，每个月发工钱的时候再扣除，照每顿八块计算。这么算下来，一个月的伙食费就该二百四十块了，这还了得。
       大嫂找来个土炉子，买来简易的炊具，自己开伙。
       燃料是不缺的，工地上到处都是废弃的短木方，大嫂不需要用斧子劈，就可以直接把木方塞进炉孔。木方都是干透水性的，刚塞进去，就欢欢实实地燃烧起来了，要不了多久，就做好了饭，炒好了菜；大嫂只炒一个菜，有时候就懒得炒菜。年轻妹儿说，大娘，你菜都不炒，咋能吃?大嫂以教训晚辈的口气说，把饭煮稀些，不是就能咽下去啦?
       有一天，大嫂掏炉孔的时候，掏出了一些钉子，那是钉在木方上的。大嫂突然得到启发：如果把这些钉子存起来，拿去当废铁卖，不是又能卖几个钱吗?
       她那黑乎乎的手，快速地刨开炉灰，把所有的钉子都拈起来了。
       从那以后，她就专门找那些钉子密集的废木方捡。跟她同住一室的年轻小妹儿，知道她的想法，凡是碰到了这样的废木方，也帮她捡回来。
       大嫂觉得，如果不是她的大儿子那么不争气，这日子真是很美好的。
       就在大嫂被斗车轧了不久，清明给村里的张老师打电话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用的是手机，还指名道姓地要他爸爸接。张老师拿着手机跑过来，在一条水沟边碰到大哥，就把手机捂在大哥的耳朵上，说是你大儿子打来的。大哥接过手机，手禁不住发抖，连耳朵也在发抖，他说清明!他的声音也在发抖。张老师以为他要责骂大儿子的，可是大哥说清明啦，爸爸……就抽泣起来。抽泣了好一阵才说，你妈也打工去了，你晓得不?
       清明也在那边哭，清明说妈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能让她去打工呢?妈走的哪里?大哥说佛山，在胡贵手下。清明嗤了一声，说他胡贵就算发财吗?妈何必要去给他卖命!清明这么一说，大哥心里顿时升起无限的希望，他说清明，你这几年都在干啥子?清明说我在广东做生意，离佛山不远，前两年没挣到钱，没脸给爹妈说。既然是前两年没挣到钱，现在不就挣到钱了吗?而且，他把胡贵也不放在眼里，证明是挣到大钱了。大哥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思念儿子的痛苦，都被他的出息抹平了。他说清明，你挣了钱就回来吧，现在县城里面也办了工厂，有几个人都回来入股了。清明说我也是这想法，但是我不会去县城人股，具体干啥，等我以后回来考察了再定。清明说，我这人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大哥说，娃娃呀，爸爸只想你快些回来，去佛山把你妈也叫回来，她虽然打电话说外边比屋头还好耍些，鬼才相信!
       电话里有了片刻的气流声，之后清明很陡地说了一句话：爸，我想你……
       这句话，是大哥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这句话把大哥的泪水又逗下来了。
       大哥擤鼻子的时候，清明又是一句，爸，我谈女朋友了。
       大哥高兴啊，大哥说幺儿呢(叫幺儿不一定是老幺，只是一种爱称)，你女朋友是哪里人?
       清明说是南京的。
       大哥说那不就是城里人吗?大哥的声音昂扬起来，恨不得让整个村子的人都听见。
       清明说当然哪，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就跟四川的成都一样，是大城市。
       大哥差点把张老师的手机掉到水沟里去了，他说她叫啥名字?
       叫……倩儿。
       大哥笑得呵呵呵的，说你个家伙，咋总是跟倩儿扯不清?
       清明愣了一下，大概想起来普光镇那个酒楼老板也叫倩儿，就跟他爸一起笑了。随后说，爸，再过十天，就是倩儿的生日。
       大哥说好哇好哇，要是你们在家里，我把那只生蛋的老母鸡也要杀了。你们啥时候回来?
       清明说生意忙，一时回来不了……爸，她父母到时候要来广东给她过生日，顺便考察一下我。
       那你自己就要好好表现哟。
       那顿生日宴肯定要由我支付了，去酒楼吃一顿，要花两三千呢。
       大哥吐了一下舌头，脸都吓黑了。他说吃一顿饭就花两三千?吃龙肉啊?
       清明说爸你没见过世面，两三千算啥呀，有几万的席桌呢。
       大哥沉默了片刻，有气无力地说，该花就花，钱挣来不就是花的嘛。
       话虽如此，他心里到底有些悲哀，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快满八十，自己和妻子都已过五十，生日那天最多就是吃一颗鸡蛋。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就花两三千办顿生日宴?再说，听上去清明发了大财，可是他从没往家里寄一分钱，今天通了这么久的话，他也没表示出寄钱的意思。
       清明终于说，爸，最近我把钱都投到生意上去了，手头很紧，你能不能给我寄三千块来?你放心，最多一个月，我就寄回来还你。
       大哥傻眼了，大哥说清明，家里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要我到哪里去给你找三千块?
       清明抽抽咽咽的(他虽然去部队呆过两年，可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眼泪说来就
       来)，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在她爹妈面前做出个样子，她爹妈可能就不会同意……她对我只有那么好了，要不是她，我这生意是做不起来的。
       大哥这时真的傻眼了，嘴唇发青。他知道作为一个农村人，找一个城里媳妇有多难，何况是大城市的人。只要清明跟倩儿结了婚，清明就很容易变为城里人了。他不能丢了这个儿媳妇。这么一默念，尽管大哥知道我很艰难，可他除了支使儿子去找他三爸，还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清明，你爸爸没本事，确实没法子，你给你三爸打个电话吧。
       清明犹豫了，他说三爸那人，像是不相信我。特别是三妈……那次她跟三爸回去，三爸在和那些来我们家耍的人说话，三妈不认识他们，搭不上腔，我好心好意给她摆了半天龙门阵，结果她说，清明，你说话要实在些，你不要以为实在了人家就看不起你，你越实在人家越看得起你，越实在越证明你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那次我给她讲了些啥，你坐在旁边都是听见的，我哪句话说飞了?我见不来她那样子!
       大哥说你把事情说明白，你三爸咋会不相信呢?你三妈批评你，也是为你好嘛。
       清明沉吟了一下，说爸，我还是不想找他们，你看……能不能叫妈给我拿三千?我的话妈不信，你先给她说一说，我直接到她那里去取就是了。
       大哥握手机的手慢慢离开了耳朵。
       站在一旁的张老师说，打完了?
       大哥没做声，张老师就把手机接过去，手机都已经发烫了。张老师正要关机，听到里面还在说话，他对大哥说，清明还在讲呢!
       大哥没理睬，转过身，对张老师一句道谢的话也没有，就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
       他把门一闭，就蹲在了门槛底下。
       大嫂昏迷后被车轧的事情，大哥虽然不知道，但他头场去普光镇，遇上一个刚从胡贵工地上回来奔丧的杨侯山人，那人遵照胡贵的命令，没有把那件事说出来，但他有许许多多的暗示，每一条暗示都在大哥的心里投下一团阴影，甚至戳上一刀。他想问明白，又不敢问，但他清楚，妻子真的是在那边卖命。
       可是，为了给女朋友过生日，一顿就花三千，还要去找一个卖命的人拿钱……
       春节很快到了。大嫂没有回来。这没什么奇怪的，外出打工的人，特别是去了广东、北京、新疆这些遥远地方的农民工，不要说半年，就是三年五载不回来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愿意把血汗钱往铁轨上扔。再说春节的车票是要涨价的，他们哪里敢动身。说白了，春节车票涨价，不就是限制穷人的吗？有钱人是不在乎那点钱的，不管上浮百分之几十，该坐卧铺还是坐卧铺。穷人就不一样了，你就是涨千分之一，他也觉得那是钱，而他的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穷人的主体，就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某些特殊行业出台的政策，从总体上说有它的必要性，但一旦深入到个体，深入到每一个生命细节当中，就会发现，它的一左一右，哪怕只有毫厘之差，都会影响到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胡贵的工地上放了十天假，他手下的绝大部分工人，都没有离开，都请求胡贵不要放假，但胡贵态度坚决，他说我都不怕损失，你们还怕?他说他娘的城里人春节休息七天，我就要让大家休息十天!
       腊月三十那天中午，依照家乡清溪河流域的习俗，是团圆的日子。自从打工潮兴起，能团圆的农村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天大嫂割了二两很肥的猪肉，把它炒在白菜里面，可直到饭吃完，猪肉也没动一下。她想象着她的亲人就坐在身边，她要把肉留给她的亲人吃……
       大嫂没回来，清明倒是回来了。他是正月初二上午九点回来的(这证明他头天就到了镇上)，那天我正准备走，见他回来，就决定多留了一天(因父亲今年和大哥住，我也就住在大哥家里)。清明说，三妈和一凡弟弟呢?我说没回来，清明很遗憾的样子，说一凡弟弟还是这么高的时候我见过他，说罢在自己的膝盖处比了一下。他给女朋友过生日的事情，大哥已对我讲了，我们都没急于过问，只是观察着他的神情。他做出很精神、甚至很气派的样子，头发朝后梳着，梳得溜光水滑，身上也穿着笔挺的西装，但眼里的落寞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神和气派都是装出来的。一家人烤了半个时辰火，大哥终于耐不住了，说清明，你一个人回来的?清明突然现出怒容，没回他爸的话。我给大哥使了个眼色，叫他不要问了。大哥舔了舔嘴唇，自觉地改变话题(之所以如此是他觉得在那件事情上自己没能帮助儿子，他愧对儿子)，问清明的生意做得怎样了。清明下意识地望了我一眼，说生意很好，但不是他一个人的生意，他是跟几个朋友合伙的。他爷爷事实上也看出了他眼里的落寞，但他爷爷是一个坚决不愿意把自己亲人的处境和品格往坏处想的人，此时骄傲地说，我清明跑那么远，还能找到做生意的朋友，硬是能干。
       我很想单独对清明说点什么，可是没机会了，他爷爷刚说了那句话，他就站起身说，我要去清坪看一个战友(清坪在清溪河下游，很远)。他爸惊慌失措地说，总要歇一天脚再去嘛，前几天才下了雪，路滑得很!清明说，我跟人家约好了的。
       话音未落，他已经出了门，下了门前的那坡石级。
       我们都追出去。他爸爸带着哭腔问，你啥时候回来?
       后天或者大后天……也说不定，看情况。
       当他的头被一坡长着低矮麦苗的梯田遮没(那麦田里还有零零星星的雪堆)，我们才进屋。
       几个人卷进来一团寒气，久久不散。在短暂的聚会中，清明问过他妈，但没问过他弟弟。他弟弟今天早上背着香蜡纸火去给外公外婆上坟去了，清明问也没问一声。他好像怕问他弟弟，一问弟弟，就会让人想起昂贵的书学费，就会让人想起钱，而看来他根本就不愿意提到钱的事。他这次回家，就像清早才去普光镇赶了个耍场，打着个甩手回来的。
       我等不到他了，当天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清明五天后离开了家，而这五天时间里，他在家里呆的时间不足一天。走的时候，还是找他爸要的路费。那钱是他母亲才寄回来的，是他弟弟下学期的书学费。
       清明到广东后，直接去找了他母亲。
       大嫂已经上工了，依然干着拌灰浆的活。清明去到工地，一眼就看到了他母亲，垂着头朝母亲靠近。他显得有些畏畏缩缩的，蹑手蹑脚的，生怕被人看见了一样，总之是在老家或电话里摆出的豪气荡然无存了。尽管是冬天，大嫂还穿着单衫子，汗水却把她头发湿透了，衣服也湿透了，浑身水淋淋的，直往下滴，在她的身下，滴成了一个缩成一团的模糊的人形；像正午时分太阳照出的影子。清明走到她身边，轻声喊，妈。大嫂没听见，她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还想着别的事。清明看了看四周，那些男男女女的工人，都各就各位，都在勤苦地劳作，没有精力在乎别的人别的事，但清明还不能放心：他不怕工人们看见他，就怕胡贵看见他。其实胡贵根本就不认识他，但他在心里跟胡贵比，他觉得自己肯定比胡贵强，胡贵是个文盲，而他是初中毕业生，关键是他当过兵，见过大
       世面，胡贵怎能比得过他呢?但胡贵却发了财!他这次回家，随时都能听到人们谈论胡贵，不管谁提到胡贵的名字，都带着敬仰的口吻，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很不服气。他只看到了胡贵现在发财，看不到胡贵发财之前所受的苦，胡贵正是凭借牲口一样的勤劳和忠诚，才获得了别人的信任，让别人愿意把工程拿给他做。
       四周都没有老板模样的人，清明胆子大些了，又叫了声妈。大嫂一抬头，看到了久不见面的大儿子，恍惚间如在梦中。她把铁锨一扔，就抓住了清明的手。
       清明很激动，那是真的激动。母亲见老了，很厉害地老了，头上的白发，带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悲哀的神情，把黑发排挤得差不多了。那些白发好像在对清明说，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快就长出来，这实在怪不得我们，是你妈真的老了。她还变得那么瘦，嘴皮都快包不住牙齿了。她手上的老茧，刀片似的把清明割得生痛。清明泪水盈眶的，说妈，你过年也不回去。大嫂说我倒是想回去哟……你回去没有?清明说回去了，我刚从家里来。清明说爷爷和爸爸的身体都好，弟弟的成绩也比以前更好了，期末考试，他得了全年级第二。大嫂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消息，在这样的消息面前，她忘记了自己受的累，也忘记了站在面前的这个儿子给她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她摸出钥匙，叫清明先回工棚里去，她干到午饭时候就回来。清明问工棚里是不是只住她一个人，大嫂说咋会呢?有七八个呢。这样一来，清明不愿意去了，他说妈，我马上要回厂，我是顺便来看看你。大嫂这才想起问他在哪个厂，清明说在惠州的一家木材厂。大嫂问挣到钱没有?清明羞涩地说，没有呢。大嫂顿了一下，又问他，身上有钱花没有?清明就不做声了。大嫂低下头，取下裤兜上的两根锁针，再小心翼翼地把裤兜翻出来，摸出用橡皮筋捆扎着的一百一十块钱，把五十块递给清明，想想又添了十块，说，春节放假那几天我出去拾荒，挣了二十多块，你拿六十块去。清明把钱揣进口袋，然后就很快离开了。
       这次清明没撒谎，他的确在广东惠州的一家木材厂打工，挣几个钱就玩，花完了再做工。他没有做什么生意，只是梦想着发横财，怎样才能发横财呢?他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加入当地很盛行的传销组织。他早就想加入了，只是没钱，于是编出谈了个南京女朋友要花两三千给她办生日的鬼话，他在想这个谎言的时候，没料到他爸爸会问他女朋友叫什么，他慌了神，冲口说出了“倩儿”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被他爸爸点醒后，他才有些后悔……这次他来看母亲，依然是想从母亲那里弄到一笔钱，完成他的梦想。
       可是，他一看母亲的样子，就知道无法弄到他想象中的那笔钱。
       相反，母亲的苍老和辛苦，给了他强烈的刺激。
       自从当兵过后，他就不大把偏荒之地的父母放在眼里，可现在他发现，他是爱父母的。他希望把父母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像胡贵那样!胡贵管理那么大一个工地，却人影子也不见，他为啥这么洒脱?是钱——是钱让他洒脱起来的。
       有了这些想法，他发横财的梦想就愈发强烈了，他又去听了几次传销课，那狂热的口号，森林般的手臂，好像点着了每一个人的血，烟雾腾腾的屋子里，是血在燃烧。清明更加坚定地相信，做传销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可是找谁要那笔钱?找母亲看来是不行的，找二爸，他想也没想过，找三爸又不敢，手指都扳遍了，觉得还是只有找他父亲。本来，传销的理念就是“先亲后友，至亲至友”，也就是首先在自己最亲近的人那里找突破口。他想，父亲应该是有办法的，家里不是有一头耕牛吗?耕牛卖掉了，不是还有房子吗?
       于是他又给他父亲打电话了，他一点也不怕说漏了嘴，依然表白自己在跟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他说生意的前期投入是那几个朋友付的，现在轮到他了。大哥问要多少?这次清明狠了心，说要两万。他爸还没回过气来，他又强调，这两万块钱一给，立马就会见成效，说白了就是财源滚滚。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哥，对“财源滚滚”这个词是没有概念的，也是不相信的，他看重的是明明白白的、使他有切肤之感的现实。大哥说，你是把爸爸往绝路上逼啊!
       清明就提出了耕牛和房子的事。清明又在那边哭了，说爸爸，你就不愿意给我这次机会吗?你以前不是喜欢我的吗?可现在你也跟妈一样，成天说的都是清华，清华!好像你们只有清华一个儿子!早晓得这样，你们就不该生我……
       这几句话，让大哥心都碎了，他说好吧，我看看能不能想法。清明见有了松动，又给他父亲补了一剂强心针：爸爸，生是容易的，活是容易的，生活起来是不容易的。大哥没大听明白儿子的话，更不明白这是传销组织总结出的经典性语言，凡是去听过传销课的，都会说这句话。
       放了电话，张老师见大哥脸色惨白，问怎么回事，大哥就说了。
       球莫名堂!张老师说，卖嘛，把房子卖了，你窝也没一个!住岩洞?你家里还有个老人呢!
       大哥心想是这个道理呀，可是大哥说，清明说这是他最好的一次机会呀。
       球!张老师骂道。他从没这么粗鲁过。他说我看那娃儿以前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些话，大哥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可他打心眼里又承认张老师是对的……
       清明第二天一早又打电话回来了，问该卖的卖了没有?大哥还没把想法说完，清明就说，十天后我没收到钱，你就会收到一封信，信里包着我的手指头，我把我的手指头剁了寄给你!
       最多过了半个小时，清明又来电话了，这次说他要去卖一个肾。
       张老师把手机收了起来，他说清明再来电话，老子接也懒得接!
       大哥也不想接，更不敢接，但他的儿子要去卖肾，他怎么能不管呢?他是被逼得要疯的时候，才把电话打到胡贵那里，将清明的事告诉了大嫂。
       大嫂脸青面黑，老半天才说，和平啦，他是在骗你呀，他在一家木材厂打工，做狗屁生意!剁手指头，卖肾，都由他……
       他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该分得出个是非轻重了，既然他知道生活是不容易的，那就让生活去教育他吧，教育过来了，是他的造化，教育不过来，是他该遭的孽。
       大嫂说，我想得通。
       胡贵在佛山的事情做完了，又去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工程。那地方靠近香港。胡贵把他的全部人马都拉了过去，工人们也愿意跟他。
       对农民工来说，就是靠近纽约也无所谓，他们身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边缘，但并不证明他们生活在那里。他们成天接触的，都是跟自己来自同一个阶层的人，像胡贵工地上的，很大一部分还来自同一个故乡，他们说着家乡的方言，谈着家乡的人事，就像是把家乡搬到这里来了。农民工自成一体，成为散布在中国城市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
       大嫂一过去工钱就涨了。其实她做的事情跟以前是一样的，由于年龄不饶人和长时间的疲劳，她的动作慢了，相对而言，做的事还没有以前多了，但胡贵毫不犹豫地给她涨了近一倍的工钱。胡贵是从困苦
       中熬过来的，他能体会身居底层的艰难和屈辱。大嫂的勤勤恳恳和不计报酬，让他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光，并深受感动。
       大嫂每个月给家里寄的钱，增加了一百块，自己的生活费还是那么多，余下的(包括卖铁钉的钱)，她都存起来了。她之所以要自己存而不寄回家让大哥存，是不愿意让镇邮电所和村长抢去那百分之三，同时她也知道大哥的脾气：只要清明一向他诉苦，他就很可能把钱给他。而大嫂现在不仅仅是考虑眼下的日子了，她还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清华考上大学之后的事。现在，清华的成绩已经不是全年级第二了，是第一了，在县中得第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能上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概念。县中每年都有人考上那两所学校，清华读的是理科，上清华大学的可能性大。清华这个名字，是大嫂取的，当时她没想那么远，谁知这个名字就给儿子封了相了，这让大嫂觉得，人啊，都是有命的。
       想到命，大嫂就难受了。清华有那个命，清明呢?未必清明就该当到世上来受苦?清明虽然那么不争气，但大嫂知道他在受苦。人的苦都是在心里面的，与心里的苦比起来，身体上的苦根本就不叫苦。清明的心太大了，而他的能力、见识和品格都无法帮助他把空出来的心填满，于是他只好去折磨自己的亲人，他竟然以剁指头和卖肾来威胁自己的父亲，可见他的心里住进魔鬼了。那个魔鬼在吃他的肉，啃他的骨，他会是多么痛苦。大嫂就为这个难受。她虽然口头上说自己想得通，但做母亲的，永远也不可能在儿女的事情上真正想通。清华和清明，都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何况她还欠清明的呢，当初，要是她强硬一些，清明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人的一生不就是走路吗，开始就走错了，要回过头走到正路上，当然不那么容易。而清明之所以走错了路，能全怪他自己吗?他当时还那么小，怎么分得出正确和错误呢?这都是父母的责任。
       广东的很多地方，都喜欢在午后时分突然刮风下雨，通常情况下，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工地上的人也只是聚在某个地方躲避一阵，风停雨息后又继续干活。但这一个午后，风势刚刚起来，大嫂就去请假了，她本来可以不直接向胡贵请假，但她去办公室找到了胡贵。胡贵个子高，又胖，简直可以称得上庞大了，此时，他那庞大的身躯摊脚摊手地窝在高靠背皮革转椅里，正歪着嘴打呼噜。他现在的日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起来就到办公室去，不翻书，不看报，有人来给他说事，他就听，没有人说事，就睡觉，眼睛还没闭严呼噜声就起来了，偶尔醒来，见天光还是亮的，他会嘟囔一句，还没黑呀?又睡。他好像有睡不完的觉，好像要把以前的辛苦，全都在睡眠中找补回来。
       大嫂喊胡贵，喊不醒，就抓住椅子摇，胡贵猛然间睁开血红的眼睛，很惊恐的样子。大嫂对胡贵无意中表现出的样子感到困惑不解：未必胡贵也在担心啥……
       等胡贵定了心，大嫂说，我想请半天假去看我儿子。胡贵说你儿子在哪儿?大嫂说在惠州。胡贵说去嘛。但大嫂并没离开，她说，胡贵，我想把我儿子带到你的工地上来。胡贵笑了一下，很为难的样子。他为难起来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现出一种中年男人少见的天真模样。大嫂说我晓得你工地上的人已经多余了。胡贵是免不下情面的人，人家都这么通情达理了，你还能怎样呢?他说行嘛行嘛，别处的人我都在要，老君山的我能不要?
       大嫂就乘车去了惠州。
       她并不知道清明在哪家木材厂。儿子虽然有个手机，丈夫也告诉她号码了，但她没记住。她完全是凭着要见儿子的强烈愿望才不管不顾的；好在惠州城并不大，她花了两个小时，就在城东一个铺满煤渣路的巷道里找到儿子上工的地方。那个巷道又深又窄，两侧一个挨一个的口子，每个口子都装着铁门，铁门里面都是一个木材厂。大嫂从巷子尽头一道铁门望进去的时候，正看到清明站在里面的坝子上。他的衣服上和头发上都洒满锯末，证明他没玩，而是在做事。
       大嫂的心像被人拧了一把。
       看到母亲，清明的脸沉下来。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甚至也不是怀恨母亲搅扰了他的发财梦，他是从母亲的身上，闻到了穷苦日子的阴郁气氛。但大嫂看得出来，他是需要亲人安慰的。大嫂给他说了许多话，说了他爸爸差点被逼疯的事情，还把他三妈叫他做人实在些的话也拿出来说了，但清明低着头，一句也没应。之后，大嫂才叫他去胡贵的工地。
       清明坚决回绝了。
       清明说，妈，你这么大年纪去给他卖命，还要把我也搭上?
       大嫂说，胡贵是一个很好的人哪，你为啥要这样想呢?
       清明说，他要真是个好人，就不该收你这种头发都白完了的人。
       大嫂说，他要是不收我，你弟弟能把书念下去吗?
       说了这句，大嫂就有些后悔。这种时候，她不该提到他弟弟。
       清明倒没计较，他说，你不懂。
       大嫂的确不懂。她觉得儿子对问题的看法很古怪。
       接着，清明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反正是不会去给他打工的。
       大嫂只好心欠欠地回去了。她对胡贵说，她没有找到儿子。
       在这座靠近香港的城市里，表面上跟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现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彼此间又有多少区别呢?北京没有四合院了，成都没有宽巷子窄巷子了，从县城到大都市，建筑式样都是差不多的，大家都在比试着牺牲个性，据说这就是现代化——但它的内部，却涌动着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人们的生活。
       每到黄昏时分，街上花花绿绿的报纸就铺天盖地了，这些报纸都有很吸引人的名字：“管家婆”、“储钱罐”、“百万富翁”……它们没有特别的新闻，都只说一件事——“买码”。
       “买码”也就是买六合彩。
       六合彩最低比率都是一比四十，投一块进去，要是中了，庄家就赔你四十块。
       这真是诱人的啊，如果投入一百块，就能得四千；一千块，就是四万啊……
       胡贵工地上的人，开始不敢去尝试。他们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骗人的，如果根本就不可能中奖，投进去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就太可惜了。工人们不约而同地都在看老板胡贵。要是胡贵去试试就好了，反正他有的是钱，丢个千儿八百的，就像从牛身上掉一根毛。胡贵好像明白大家的心思，拿出五百块递给他小舅子，让他去闹着玩。
       六合彩每周开三次奖，周二、周四、周六(有时是周日)，都在晚上。胡贵把钱给他小舅子的时候，是周二上午。离工地不远的地方，就有个所谓的庄家，胡贵的小舅子兴致勃勃地去了。还没走拢，他就看到了好几个公安，正把那个庄家带走。胡贵的小舅子吓得直往后退，跑回去说，不得了不得了，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好像那五百块钱烫手一样，急忙递还给他姐夫哥。胡贵没收，淡然地说，那就下午去嘛。他小舅子惊惊乍乍地，还下午呢，我不是说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吗，公安在打击呢!胡贵咂了咂嘴，打击个屁，把他们打击了，公安不是就少了个财源?罚点款就放人，
       都是这一套!
       胡贵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当他小舅子下午去的时候，那个上午被带走的人，又若无其事地坐在凳子上开展工作了。他将五百块投了进去。
       晚上开奖，当地电视台还要转播的，但胡贵和他小舅子都没去关心。
       直到第二天中午，胡贵才知道自己中了，他投出去五百，收回两万块了!
       这件事，在工地上引起轩然大波。原来，那东西是真的。
       很多人都去买码了。
       这天夜里，大哥给我打电话来说，夏至，你知不知道，你大嫂在看书了?
       我吃了一惊，大嫂自从嫁到我们家来，我从没见她看过书啊，她小学只读过几册，老师教给她的那点可怜的字，早该从她脑子里逃跑回书上去了。
       大哥说，你大嫂看的是“马经书”。
       我说什么书?
       大哥说牛羊马的马，经济的经，你大嫂在养马。
       我一时糊涂，心想在建筑工地上，怎么可能养马呢?
       大哥乐呵呵地开了半天玩笑，才说明，大嫂在“买码”，不是养马。
       但大嫂看书是真的。在那座城市里，不仅有关于六合彩的报纸，还有大量书刊出售，这些书刊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各种不同的名字，但中心词都是“马经”(我不知道是“马经”还是“码经”)。你不管走到哪个书摊上，别的书籍都极少，连时尚刊物也少，基本上都是“马经”。报纸的主要功能是关于近期六合彩的动态，到开奖日就公布开奖结果，书刊的主要功能是教你怎样买码。据说，只要把这些书研究透了，就一定能中。
       我说大嫂她怎么认识那些字呢?
       大哥不无骄傲地说，你大嫂那人，只要成心做一件事，就没有啥难得倒她。不认识的字，她就问，开始，她一本书上只能认十多个字，她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问，问了就钉在心里，听说她现在都能通读了……说到这里，大哥笑起来，你大嫂都着迷了你晓得不?她有天做饭的时候看书，饭煮糊了，锅里的米都燃起来了，她才惊觉。
       放了电话，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刚洗澡出来，正站在客厅里用一块毛巾擦湿漉漉的头发，听了我的话，她的手停在头上不动了，不可能吧?她缩了一下脖子，似笑非笑地说。我说怎么不可能，你出来之前我才放了电话。妻子哈哈大笑，笑弯了腰，还把手里那块毛巾不停地在身上拍打，像拍灰一样。
       我说你得神经病啦，这有什么可笑的?
       真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可笑。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
       可妻子还在笑，边笑边说，大嫂啊大嫂……大嫂啊大嫂……
       她这么叫了几声大嫂，就不笑了，眼泪花子出来了。我以为那是笑出来的眼泪，可紧接着，妻子就用毛巾捂住脸，哭起来了。
       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她的脸捂在米黄色的毛巾里面，因洗过澡而显得越发纤细的脖子，还在一抽一抽的。我说你真得神经病啦，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
       她说我没哭，我是说……大嫂真不简单，她太不简单了……
       她的声音听上去伤心透了。
       关于大嫂在那边的情况，还有清明的情况，我们都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大嫂为了那个家，是在背负一座大山。那么瘦弱的一个女人，五十三岁的年纪了，却被生活逼成这样……这其中的分量，妻子比我理解得深刻。
       妻子用毛巾把湿头发裹起来，眼睛红红地对我说，快，开电脑。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进书房照她的话做了。妻子将睡裙一撩，就坐到机子前，上了网，在“百度”里输入“六合彩”三字。很快，就出来几十页有关六合彩的信息。大嫂买的是什么“美女生肖”那种，妻子就照网址将这种打开。电脑运行的时候，妻子对站在她背后的我说，注意哈。我懵里懵懂的，问注意啥，妻子有些恼怒，跺了两下脚说，我们来帮大嫂研究一下嘛!她虽然能够通读书本，可是她能领会其中的意思吗?她辛辛苦苦把你这个弟弟供出来，这关键时刻不帮她中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很惭愧，同时又为拥有这样的妻子而满心幸福。我在想，我们家的男人并不怎么样，找的女人为什么就这么好呢?(就是二嫂，也比二哥做活能干，她像个男人一样犁田：耙地、砍柴。)到底是我们家的男人运气好，还是天底下的女人都是这么好呢?
       我搭了张凳子坐在妻子身边，专心致志地盯着打开的网页。
       结果，我们除了惊叹于香港六合彩公司那种异常庞大而严密的组织机构，对别的内容简直一窍不通!两人琢磨到后半夜，脑子里也像糨糊一样。
       妻子说，天啦，我们都看不懂，大嫂她能看懂吗?
       我说这东西是注重操作性的，我们看不懂，大嫂不一定不懂。
       妻子说，废话，大嫂看书，并不是不懂操作，而是想分析出个道道来的嘛。
       我说那怎么办呢，这些字我们全都认识，可就是弄不懂其中的关节呀。
       妻子说不行，我明天去公司问问，我们公司有个人是去年才从那边过来的，那人在这方面特有兴趣，脑子也特灵，现在还长期研究体彩，肯定在那边也买过六合彩的，说不定有些心得。
       黄昏时分，妻子刚进屋，一边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脱鞋，一边喊我，夏至!夏至!我从书房跑出去，妻子说，赶快给大嫂打电话，叫她不要买那玩意儿了，我问了那个人，他说他的确研究过六合彩，但不行，再研究也只能亏本，他说由于大陆不准经营六合彩，就缺乏统一的管理措施，反而给那些地下经营者留下了空子，比如说，一个庄家今天收了八十万，结果他赔的数目还超过了这个数，他就主动去向公安投案自首，公安把他拘留后，买码的人见庄家都被抓了，也就自认倒霉了，而庄家最多被拘留十五天，再罚一点款，他又出来了，那一笔巨款就被他吞下去了，他又是一条好汉了。都是暗箱操作，休想去那里挣钱的!
       我立即给胡贵拨电话。我一边按键一边想，胡贵要是不给我说广东腔就好了(我是很敬佩胡贵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给我撇广东腔，我就很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卑微和艰难)。遗憾的是，胡贵用家乡话问了一声：找哪个?大概从号码上意识到是我，立即又操起广东腔来了。看来他正在跟家人一起吃饭，口里包着东西，旁边还有个说着家乡话的女人，听口气像他老婆。胡贵真是不错啊，人家那些发了财的，即使不包个二奶，也要临时性地去找找小姐，但胡贵根本就没这些事，他宁愿在办公室里打呼噜，也不愿把精力和钱财花在野女人身上。他说，人为啥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亲人高兴的嘛!
       听说我要找大嫂，胡贵连忙说好的啦好的啦。我说你在吃饭吧，那就不急，我等半小时再打来。胡贵说没关系的啦。接着是他喊我大嫂的声音，还有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快跑的声音。
       看来他们离得很近，十几秒钟后，手机就到了大嫂手里，我听到胡贵用家乡话说，打完了给我送来就是。大嫂应了，就喊，夏至呀!她的声音是那样大，好像她就站在我的窗前。我说大嫂，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我听说你在看书?大嫂说，你听哪个说呀?我似乎看到她羞红了脸，还有些
       惊慌。我说没听哪个说，我昨晚上做梦了。她说你梦到我在看书?我说是呀，你看的书花花绿绿的，有很多符号，还有很多图表，我都看不懂。大嫂这才笑嘻嘻地承认，说她前些天是在看书，她说那都是没用的书啊。我说怎么没用?她把声音放低了，说那是教人买码的。我问她，你学会了吗?会啥呀!大嫂说，你不是说你都看不懂吗?你不是看不懂，是懂了也等于零，我们这里有些人读过高中，他们就说自己懂了，结果还是往里面栽钱!
       大嫂停顿了一下，以更低的声音说，不是一次都中不到，有时也中，但算起来反正是亏，胡贵中了三万多块，但一清账目，还是亏了五千多。我也亏了三百多啦!
       说“三百多”这个数字的时候，大嫂像被什么哽住了一样。
       我说你还在买吗?
       不买了，从上周开始我就不买了。
       我这才把妻子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嫂说了。
       难怪的!大嫂恍然大悟，抽了两口气，她又说，工地上还有很多人在买，有个安徽来的，买红了眼，结果把这几年挣的钱都输光了。胡贵也还在买，他不像我们，我一次最多买十块，他一丢就丢个千儿八百。我等一会儿都跟他们说说，叫他们不要买了。我就说是我三弟和三弟妹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们会信。
       我说你三弟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呀。
       大嫂说你才不晓得呢，他们听说我三弟是个写书的，都对我格外好。胡贵给我涨工钱，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别看胡贵跟我们一样是大老粗，哪些人该尊重，他心里是亮亮堂堂的。
       听了这些话，我万般感慨。
       我很想问一问清明的近况，又怕影响大嫂的心情，就没问。
       妻子一直坐在我旁边听，我把听筒扣上之后，她说，你感觉到大嫂身上的变化没有?
       我说她好像比以前更加沉重了。
       妻子说，对!她在外面挣了钱，却反而比以前更紧张，我觉得这一是清明让她放不了心，二是环境逼的。大嫂见识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做一个人该怎样过日子，她心里害怕了。
       停顿了一下，妻子又说，不过大嫂知道控制和调整自己，我们是不用为她担心的。
       我很同意妻子的意见。
       可是我们两个人都错了。
       没过几个星期，大嫂就出了事。
       这件事是由胡贵引起的。
       胡贵并不是真正的老板。他一个农民，去异地他乡搞建筑，怎么能当上真正的老板呢?那里对土地的使用形成了这样一种链条：政府以各种手段征地，建筑公司(他们同时又是开发商)从政府那里把土地拍到手，再以高价包给别人一直接从公司拿到地盘的，是第一级包工头，称为大包头。大包头是不会亲自召集人马上工的，他们虽是个人行为，但发挥着与建筑公司几乎相同的职能，之所以揽地，是要将土地以更高的价格再包下去，并从中获取暴利。从大包头手里拿到地盘的，称为二包头。但这还没完，下面还有三包头四包头乃至七包头八包头，每下传一次，地价就要高出一块，一直要传到没有人愿意接手了，只能从廉价的工人手里榨取血汗钱了，工程才会真正上马。目前，中国许多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还节节攀升，可以说得出几十种原因，上述情形就是原因之一。
       这么说就很明白了，胡贵不是老板，只是一个包工头，而且是比较低级的包工头，而那些级别较高的包工头，乡下人是做不了的，他们通常都是城里人，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城里人，而是多多少少都有些背景的城里人，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与作为开发商的建筑公司一起联手倒卖土地。胡贵千方百计把工程弄到了手，他上面那一层一层的包工头就隐去了，他又直接受建筑公司下属的项目部领导了。他干了事情，修了房子，就找项目部拿钱，而项目部往往以各种理由克扣他的钱，实在克扣不下来的，就找胡贵“借”。
       胡贵从来不欠工人一分钱，如果你这个月不想干满就回家，只要提前给胡贵打声招呼，他手头再紧，也要想法在你回家前把你该得的工钱付了，然而，别人却欠着胡贵的钱，欠了很多。
       通过合情合理的手段去要回那些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欠钱的都是老爷，你去讨要的时候，他心情好，可以见你一面，居高临下地给你说几句话，但钱是不会给的；心情不好，他连见也不见你。通过合法的手段是不是就能要回那些钱呢?一般说来，像胡贵这样的人想也不会朝那方面想，他们并非不知道有法院这样的机构，但他们对这样的机构很陌生，也缺乏信任，不要说很难打赢官司，就是打赢了，也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被拖得皮裂嘴歪，到头来还不一定能执行到手。
       许许多多从农村去的、没有背景的包工头，在故乡人面前风光得很，谁知他们都吃着这样的哑巴亏，都在外面给别人当孙子。
       胡贵做梦也在想，我怎样才能把欠款收回来呢?他觉得很难，又不甘心，睡梦中都在担惊受怕。
       有人说，中国的农民工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靠苦力，二类靠暴力，三类“傍老”(有姿色的男女，傍老板或富婆)。这第三类人，是社会的暗流，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讨论。这里只说前两类。农民工进城之初，都抱着靠苦力挣钱的单纯理想，可现实告诉他们，你一天十六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地卖命，结果还被拖欠甚至完全被赖掉工钱。吃苦不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保障，当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就只有求助于暴力了。暴力无奈地成为了他们活命的最后保障。
       前面说过，胡贵在城里很吃得开，那正是因为他早就开始使用暴力。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这反而促使了他崇尚以暴力的方式来对付城里人，就像那些天生怯懦的人很容易做出极端行为一样。同时现实也提示他：这种方法是很管用的。大嫂去他工地之前，他已经用暴力的方式要回了好几十万。他虽然个子高大，但由．于太肥胖，说不上什么力气，可他采用暴力的手段很奇特，也很突然。当他被梦魇住了，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噜中醒过来了，他会立即站起身，血红着眼珠，去工地上招呼他的工人：下来，全都下来!把铁锨拿上，把木棒拿上!接着他就交代去某某地方打某某人。而且他还说，只要去了的，不管动没动手，我都给一百块，下手把人打死了的，我给钱让他逃跑，该坐牢该枪毙，都由我去顶!工人们知道胡贵是从不骗他们的，胡贵说话是算数的，于是男男女女都从脚手架上下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啸聚到胡贵周围，胡贵就领着这一大帮手持凶器的民工，朝目标走去。
       见这阵势，再厉害的人也会害怕。听说胡贵领着大帮人来了，欠他钱的因为自己不干净，同时可能还牵扯到背后一个庞大的黑暗网络，不敢报警；躲也不是办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他们必然迅速出动，主动跑来给胡贵说好话了，即使不能付款，也要定出个付款的日期。
       现在胡贵又面临这样的问题了。项目部说好哪几幢楼按时竣工并通过验收后就给他多少钱，胡贵按时按质地完成了任务，但项目部就是不照约付款。胡贵去找了若干次，人家根本不理他，连正眼也不
       瞧他，他去给项目部经理下跪了，还把那个跟他一样肥胖但戴着眼镜的经理叫爹。他说爹呀，你再不给我钱，我就没法给工人付工钱了，那些工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苦哇，领不到工钱，他们没法过日子呀，他们是在我手下干活，我不给他们工钱，就是我缺德呀，我胡贵活一辈子人，没做过缺德事呀!
       经理吐了一口烟圈，说，我即便要收干儿子，也不会收你这种下贱货吧!
       胡贵站起来，走了。回到工地，他双手叉腰，扯破了嗓子吼叫：不干了，打人去!
       有许多人是在他手下干了很多年的，知道可以白挣一百块钱了，立即听从召唤。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不容易，他们不愿意独享好处，就把胡贵以前的做法告诉了不知情的新手。
       大嫂就这样被卷进去了……
       公司离工地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街上的人看到这群举着铁锨镐子的乱哄哄的农民，以为他们是被临时雇到哪里去干活的，以城里人看待农民工那种特有的眼神看他们一眼，就走自己的路了，只是尽量往边上靠，还把手掌当成扇子，轻轻地挥着。胡贵大踏步地走在前面，心里在对那个经理说，你个狗日的，今天让你看看谁是下贱货!
       建筑公司的办公楼有七层，那个项目部经理是住在顶层上的，说来也该出事，胡贵的队伍刚到楼外的一个小广场，项目部经理就低着头从底楼的大厅里钻出来了。听到非凡的响动，他猛然抬头，看了一眼胡贵，又看了一眼站在胡贵背后那一张张怯生生的、卑微的脸，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这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实在低估了胡贵，也低估了胡贵背后的那群人。他把滑到鼻尖的宽边眼镜推了一下，走出大厅，迎上前来说，想干啥啦?我问你们想干啥啦?一群猪，都给我滚出去!
       此前，胡贵是怀着期待的，他希望经理见到这阵势，就像以前的那些经理一样，立马给他说好话，哪怕一分钱不给，只要让他顺一口气，他也有个下来的台阶，事情也会平息。
       现在看来，他的希望落空了。
       他说，就是他，给我打!
       人群一哄而上……
       警察赶来的时候，经理倒在血泊中，仰面朝天，四肢像抽筋一样动弹。
       警察赶来就开始捕人，胡贵走上前去，说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是他召集来的，要捕就捕他。警察利索地将他铐了，继续捕别的人。
       这些平时生活在城市孤岛上的农民，此时此刻才觉得自己离开了孤岛，扑进城市的汪洋里了，他们眼里含着恐惧，站在原地，浑身抖得比那个被救护车拉走的经理还厉害。
       警察很方便地就将他们带走了，装了两大卡车。
       大嫂在看守所里蹲了一夜黑屋子，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
       建筑公司外墙上安了摄像头，哪些人动了手，哪些人没动手，一看就清楚了。
       真正动手的不到十个人，都是男人，那几个人跟胡贵一起被扣住了，其余的全放了出来。每个人出来之前都被录了口供，他们所说的，除表述上的不同，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
       大嫂是第一个被放出来的，她简直就没站到人群里去，而是躲在角落里一个椭圆形花台旁边，拌灰浆用的铁锨也没拿在手里，而是放在花台上，疑惑而悲哀地望着那边正发生的一切……
       那天夜里，医院里传来消息，说那个经理的命保住了，但落下终身残疾，是肯定了的。
       放出来的这群人，围在工地的空地上，像堆放在一起的木头。
       他们不说一句话，脑子里却像电光石火一样清醒。去建筑公司之前，他们只想着一件事，现在，很多思绪都涌上来了，很多道理都明白了。把人打死了，是要偿命的，把人打残了，是要坐牢的，这时候他们都醒悟过来了。胡贵会去坐牢吗?那几个工友会去坐牢吗?
       现在大嫂就想着这些事，她后悔死了。她之所以跟着人群去，当然是想得那一百块钱，她听人说了：不会打起来的，只是去走个过场，散散心，一百块就到手了。她买六合彩亏了三百多，当然希望通过这种简简单单的方式捞回一百块。她的大儿子早该是谈女朋友的年龄了，可他还那样漂着；小儿子还有大半年就考大学了，小儿子肯定考得上(这也是她一直梦想的)，他考上了，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让他去读!而这样的事情，在农村是不少见的。每年，各个学校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很多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的事迹被媒体宣扬着，被口头传诵着，结果闹到头，却没有钱去读大学!那些运气好的，能得到社会和好心人的捐助，可大部分人没有那样的好运气……大嫂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人是应该有知识的啊。比如这次打人的事件，都是因为胡贵和跟他去的人没知识造成的啊!她无法想象清华将来也混迹在这群人中间，去跟她一样蹲公安局的黑屋子，甚至像那些没被放出来的人一样，还有可能要去坐牢。
       而这样的一个群落，人数并不少。大嫂在广东的工地上，见到了许多夫妻一起出来打工，他们把孩子也带出来了，孩子在当地开办的民工学校读书。那读的什么书呢，不过就是混年龄罢了，混得手脚上有点儿劲了，就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从小在城市生活，对老家没有什么感情了，吃不下老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才能刨碗饭吃的那个苦了，不愿意回去了，而他们又无法融入城市，就四肢不靠地荡着，小小的年纪，就抽烟喝酒，打牌赌博，满口下流话，这样的人稍不注意，就会成为安放在城市的炸弹。大嫂有一个儿子差不多沦落到这种境地了，她怎么舍得再让一个儿子面临这种尴尬和危险——何况清华和清明是不一样的，清明好坏有一身力气，而清华却文弱得像个女孩子。
       大嫂当然想去白挣那一百块钱。
       但也不仅仅如此，她之所以跟着胡贵去，是想对胡贵报恩的。胡贵对她那么好，人家有了难处，她总不能袖手旁观。
       结果她帮了胡贵的倒忙。
       这人哪，是不能贪心的，是不能没有知识的，大嫂反复地这样责备自己……
       工程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工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等消息，还有就是安慰胡贵的家人。
       第三天，清明来了。他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的。
       一看到清明的身影，已经两天没吃饭的大嫂，扑过去把儿子抱住了。大嫂抱住儿子哭，她说清明呢，那次你幸好没跟妈一道来，要是你来了，照你的脾气，说不定也被关起来了……
       清明则显得很冷，他以很不屑的、淡然的口气对母亲说，即使我来了，也不会去做那种蠢事。我做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读书的时候欠债让你着难，再就是逼了爸爸，逼了爸爸过后不到两天，我就后悔了，就知道不该逼他了。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外人的事，更不可能做出胡贵做的这种蠢事。
       大嫂?目眼婆娑地望着儿子。
       她第一次看到了儿子身上的另一面。
       判决结果下来得出人意料得快，胡贵被劳教五年，其余几个动手打人的，劳教两年到五年不等。胡贵希望用暴力去为自己获得保障，他不知道，你再冤枉再委屈，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人家的健康和生命。剥夺人家的生命，是天底下最大的罪恶；剥
       夺人家的健康，让人家承受终身残疾的痛苦，是仅次于前一种罪恶的罪恶……
       那个经理通过治疗，别的地方无大碍，但左脚的跟腱被镐子掘断了，接上之后，左腿短了一大截，走路跛得相当厉害。他的医疗费全是胡贵承担的，胡贵还一次性地赔偿他的各项损失(包括精神损失)三十万元。项目部欠胡贵的钱是怎么处理的，工人们不知道。
       在此之前，工地由胡贵的小舅子领头(打人那天，他外出买材料去了，没有参与)，他小舅子也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了，但遇到大事小事都毫无主张，动不动就跟人吵架。好在工地上的人都记得胡贵的好处，从不跟他计较。在胡贵等人的判决结果下来之前，他小舅子从没给工人发过工资，工人们依然没计较，大家都抱着幻想，以为胡贵赔了钱就能够出来，没想到还是被判了五年。一些不是从清溪河流域来的工人，知道跟着胡贵的小舅子没什么搞头，没领的工钱也不要了，打起铺盖卷走人了。他们一走，胡贵的老乡也人心思散了，他们出门毕竟是为了挣活命钱，现在挣不到钱了，留下来怎么办呢?胡贵的小舅子见此情形，完全没了抓拿，只是像泼妇一样跺着脚骂人。
       完完整整的一个工地，顷刻间就瘫了。胡贵的那一大家子人，哭哭啼啼地回了老家。老家的房子早就垮了，那块空地早就变成茼蒿漫长野鸡栖息的荒地了……胡贵带着亲人出来转了那么大一个圈子，结果最终还是回了老家，而他本人，五年之中还必须蹲在大墙之内。
       工地暂时无人接手，那些立起来的房子，成了烂尾房。
       大嫂不想走，可她不能不走了。
       她没有走远，还是在那座城市里。
       那地方也跟众多城市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大工地，搞建筑的到处都是，但大嫂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谁还愿意要她呀。建筑工地不要她，别的厂家也不要她。他们宁愿要童工，也不会要一个老太婆。她在那座城市的偏僻处，租了间窄小、阴暗而潮湿的地下室，找了个背篼和几条蛇皮口袋，买了一把秤，干起了拾荒的营生。除了去公园和海边拾荒，她还去居民小区收酒瓶，收废报刊，去得多了，住在那些小区里的城里人都认出她了，如果家里有了可再利用的废物，又在路上碰见了她，就跟她约个日子。大嫂很自觉，去别人家收东西，从来都只站在门口，别人把废物抱到门口来，她整理进蛇皮口袋里，再称秤。她从来不抠秤，城里人也很相信她，她称秤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把一只脚站出来瞅。有一些好心人，见大嫂嘴皮子起壳，心想她的喉咙一定冒烟了，想喝水了，就用纸杯给她倒一杯凉开水出来。大嫂通常是不喝，她想我一个乡下人，身上脏兮兮的，怎么能喝城里人的水呢?她知道纸杯是一次性的，但还是觉得自己会把城里人的水喝脏。有一些城里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很固执，非要她喝下不可，于是大嫂就仰起脖子喝了，她分不清自己喝下的是开水还是泪水。
       城里的好人和乡下的好人一样多，可是，究竟是什么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这么清楚的呢?
       大嫂永远也不会想明白。
       开始拾荒的那段时间，大嫂的收入不行，自从跟小区的居民熟识过后，收入很快就上去了，比在胡贵的工地上还多。
       她那双卑微的手，捡起城里人不要的东西，之后变成了钱……大嫂为此感到很幸福。
       更让她幸福的是，清明跟她在一起了。清明而今在一家石材厂上班，离大嫂租房子的地方有两公里左右，每天下班之后，他就步行回到租房，跟母亲一起生活。他的话比以前少了，但干起活来再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挣几个钱，也不是胡乱花掉，而是将绝大部分交给母亲，往家里寄多少，往账簿里存多少，都由母亲去处理。他对母亲说，我这样踏踏实实挣几年钱，争取回普光镇办个小型砖厂，然后再慢慢扩大……
       胡贵出的那件事情，在儿子心里引起的震动，大嫂看得最清楚。
       这年春节，大嫂依然没回来，清明也没回来。到了三月间，大嫂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她兴奋得话都说不明白了，她说夏至呀，我看到你写的书了!我去一户人家收废报纸，那家男主人又拿出几本书来，让我一并称了。我一看，就在一本书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说天啦，这是我家三弟写的呢!这是我家三弟写的呢!那家男主人把书拿回去看了看，说你三弟叫李夏至?我说还不是么?他就翻开一页，说是这个人?我一看是你的照片，说咋不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哪!那家男主人笑了，说，既然是你三弟写的，这本书你就不用称了，我送你算了。那么厚一本，他就送给我了，这都是看在我三弟的面子上啊!我拿回来后，当天晚上就读，可是我读不懂啊，以前我看马经书，那上面翻来覆去就只有那么些字，你这书上到处都是生字，我没法看啊，我叫清明念给我听，没想到那个家伙比我认的字还少!我说你当时不好好读书吧，你三爸写的书你就没法读了……我才舍不得卖你的书呢，我把它放我的枕头上……
       两行热泪，静静地滑出我的眼眶。
       晃眼间到了六月，清华高考的日子来了。六月二十号左右，我丢下手中紧要的活，回到故乡去，住在县城里等清华的高考成绩。
       县城的一个朋友掏钱把我安排进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宾馆，我住在那里，想着大嫂当年等我的高考成绩时露宿在学校花园里的情景，就怎么也睡不踏实。
       两天之后，高考成绩下来了，清华考了个全市第二。
       我把电话打到清明的手机上，手机虽然通了，但没接听。那是上午十点左右，清明肯定在上班，石材厂电锯的尖叫声使他听不到手机响。我一刻不停地按重拨键，按了约摸一个小时，清明终于接了。我说清明啦，赶快回去找你妈，让你妈接电话。我想把这个喜讯，第一个就告诉大嫂。清明说，是三爸呀，妈拾荒去了，她旮旮旯旯到处走，找不到哇。我说别管，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清明一听这么紧急，还不知道啥事呢，立即说，要得，我马上去请假。
       当大嫂下午一点过把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故意以平淡的口气向她报告了清华的成绩。
       电话里传来模糊难辨的声音。
       过了好一阵，大嫂才带着哭腔说，三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天余下来的时间，大嫂连午饭也没吃，就赶往火车站买票。她知道这里每天上午才有发往四川的火车，这样的时节，车票并不紧张，开车之前去都能够买到票，但大嫂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张车票攥到手心里。她只有攥住车票了，才像获得了某种保证。
       车票很顺利就买到了。大嫂没回租房，而是乘车朝城南奔去。
       十五公里外的一座监狱里，关押着胡贵和她以前的几个工友。
       监狱在一个乡镇上，规模很小，大门正对着镇子狭长而繁忙的独街。大嫂在一家四川乐山人开的卤肉摊上称了两斤猪头肉，就朝监狱走去。走出几步，大嫂想，那么几个人，两斤肉哪里够呢，又倒回去，添了一只很有名的“乐山甜皮鸭”。这东西十四块钱一斤，大嫂自己从没尝过，加上她早就饿了，当摊主那双肥胖而油腻的手
       把剁好的甜皮鸭往袋里装的时候，大嫂的喉咙咕嘟了一声。
       要在平时，大嫂来这种地方多多少少会有些胆怯的，但今天她心里装着一个巨大的喜事，她一点也不胆怯。她在门口登了记，就进去了。想象中的监狱，一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喧嚣，事实上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爬上一段很长的斜坡，就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停车坪，大嫂正站在那里观望，两个狱警从旁边的房子里出来了。大嫂向狱警说明了来意。
       结果，只有胡贵在，那几个工友都外出了。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没有煤炭可挖，没有田地可种，他们接受劳教，就是被押解着去附近各地为某些行业或部门修房子。这些人，多数都是在狱外搞建筑，进了监狱还是搞建筑，但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了。胡贵之所以没去，是因为他昨天才去了，今天留在狱内洗车。
       狱警仔细检查了大嫂带来的食品，没发现异物，才把她带进亲友会见室。
       不一会儿，胡贵进来了。胡贵看见大嫂，竟然一点也没吃惊，只是朝大嫂笑了一下。在他进来之前，大嫂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不要做出怜悯他的样子，总之是不要做出在监狱里见他的样子。可胡贵一出现，大嫂就做不到了。胡贵被理了光头，这倒没什么，他以前也是理很浅的板寸头，可他那身带蓝横格的囚服，让大嫂不敢朝他身上看。他穿着深筒水靴，水靴上湿漉漉的，裤子和前襟也是湿漉漉的。他当了多少年老板了，大嫂想，他有多少年没干过这样的活了……特别是胡贵笑那一下，就像在一整块冰面上敲开了一个洞，水从那洞里漫出来，让人不是感觉到暖意，而是加倍的寒冷。
       胡贵坐下来，胖大的身躯松弛着，大嫂想好了一大堆要对他说的话，这时候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胡贵显然也想说话，可他也说不出来，两片厚嘴唇不住地颤抖。大嫂想起她带来的食品，急忙打开，说胡贵，你吃些，我这就去给你要双筷子来。胡贵疲惫的眼神有了光彩，他把大嫂一拦，就用手抓着吃。那真是狼吞虎咽。大嫂看着他两只手不停歇的样子，听着他因来不及咀嚼喉咙里发出的吃力的滚动声，心里涌起只有母亲看到饥饿的孩子时才会有的酸楚。
       一个在外面挣扎了多年的人，一个凭借忠诚和勤苦当了老板的人，竟成了这样
       大嫂说，胡贵，没啥了不起的，人这一辈子，都要有些坡坡坎坎。
       胡贵没应声，腮帮快速地蠕动着。
       大嫂说，胡贵，我小儿子考上大学了。
       胡贵将一块甜皮鸭的骨头剔了出来，他剔出来后，又舍不得丢掉那块骨头，放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
       大嫂说，胡贵，我小儿子考了老高老高的分数。
       大嫂多么希望把她的好事跟胡贵分享，多么希望胡贵能从她的好事中得到快乐。可是胡贵什么也没听见。
       他把那块骨头嚼烂了，眼睛鼓了几下，吞进了胃里，接着又抓起一块鸭脖子。
       规定的探监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嫂说，胡贵，我明天就回家了。
       胡贵猛然间停了下来，眼里燃烧着一团火球。他就这样看着大嫂，像大嫂就是家乡那片云蒸霞蔚的土地。
       他二十多年前就把家乡甩了，可此时此刻，家乡却钩子一样掏着他的心窝。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离乡背井……
       大嫂说，胡贵，我回去后，过两天就去杨侯山看你的家里人。
       胡贵摇晃着站起来，朝大嫂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狱警就把他带出去了。
       从监狱出来，看着街面上痛快淋漓地演绎着的人间世象，大嫂回望监狱大门内那段长长的斜坡，恍然如在梦中。
       那还是下午五点钟左右，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但大嫂已经走到了时间的前头，她仿佛坐上了一辆长着翅膀的火车，眨眼之间，她就看到银带似的清溪河了，看到把老君山开得亮亮堂堂的映山红了——她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责任编辑 宁小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