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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学领域中，当代史资料充裕，但却最难做。因为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当代史往往还镶嵌于现实当中，或正在进行，尚未完结；或因离我们太近，尚不能窥其全貌，探其真谛。然而也正因为它与现实丝丝相连，对现实的借鉴意义也最为直接，所以也最值得研究。由任一飞研究员和周竞红博士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辽宁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正是做了这样一件既有难度又有意义的工作。该书从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写起，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为背景，然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状况、党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理论政策及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阐述。作者认为，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同的层面，而政治、经济和文化又是最基本的层面，因此在每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叙述中，作者总是依次在这三个层面上具体展开。同时，作者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据此，根据历史发展的特点他们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依次是：平等、团结、互助民族关系构建的理论探索时期（1921－1948），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民族关系初步构建时期（1949－196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向常态发展的过渡时期（1977－1989），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常态发展期。这一分期的恰当与否可以讨论，但它突出了两个基点则是非常正确的。其一，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政策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作者认为：“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和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对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起着主导作用。”（第1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对中国新型民族关系构建的探讨是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1921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以后的理论和实践成为新中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性质的决定性条件。尽管有失误有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是成功的。50多年来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正是这种正确和成功的具体表现。其二，将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置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作者认为，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无论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关系上的两个“最好时期”，还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民族关系造成的严重损害，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大背景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反映。中国民族关系总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晴雨表”。历史研究需要材料，也需要方法和立场；立足于上述两个基点既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据此，作者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分期和评价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前提。然而，该书对两个基点的突出并没有导致对其他问题的忽略，相反，一些在同类研究中没有引起或较少得到讨论的问题在该书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比如在谈到建立相互配套的民族关系调整体系时，提出这个体系不但要有民族关系的法律体系、常规的行政调整系统，而且还需工、青、妇和一些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相关的群众性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在谈及民族关系发展趋势问题时，着意提出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指出，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互联网上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信息日益增多，它为民族超越时空限制的交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和纠纷提供了便利。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可能对民族关系产生新影响的领域。无疑，这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民族关系研究的新的拓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尽管作者自己把这部著作定位为历史研究，但当代民族关系历来属于民族理论研究的范畴，所以，该书当是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研究的统一体。这与两位作者各自原来依傍的学术背景是一致的。我们提倡学科间的交叉和相互吸收，该书的完成和出版显然就此做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作为一部民族理论的著述，书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解说便不可回避，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此都有自己独到的阐述。如在为“民族”定义时指出，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情不同，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政治和社会背景不同，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可能相同。而在我国“应用的民族定义只能是已经应用到实践中的民族定义，即在特定理论指导下，在民族识别中得到应用的民族定义”。这个“民族”当是“在中国境内有着共同的语言（但是共同的程度不同）、民族聚居区、相同或相似的经济生活和民族认同意识，并经过国家识别的人们共同体”。（第5页）读者或可不同意这个定义，因为将概念本质上应有的普遍性缩至“中国境内”，本身就是有违定义规范的，然而我们应当赞同的是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实践背景去认识的立场和方法。因为毫无疑问，这种立场和方法用来研究问题比不求甚解地“移植”和套用更容易接近客观真理。又如作者在论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两个概念时谈道：“民族问题的核心应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民族关系的核心是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他民族的社会联系。民族关系说到底是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第7页）同时指出：民族关系是一个比民族问题小得多的概念，二者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联系。民族关系只有在不和谐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解决的程度又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的状态和发展。“民族关系是民族问题的因变量，同时其自身又是一个自变量。”（第8页）这些文字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两个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揭示是准确和客观的。理论是经验的升华，经验只有上升到理论才有普遍的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对促进民族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毋庸讳言，就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关系做出全面的叙述和评价在这样一部30多万字的著作中完成是勉为其难了，同时，从文字的修练到内容的完整该书也还存在一些有待提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为这样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感到鼓舞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它寄予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期望。
       （作者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刘世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