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结合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民俗资料，论述了楚人先民的演变发展过程，证实楚人的族源是多元的，并认为楚人先民的南迁当于禹征三苗时。
关键词：楚人 祝融 重黎
作者赵炳清，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讲师。地址：新疆喀什市，邮编844000。
关于楚文化的渊源，目前学术界争讼颇多。对于创立楚文化的楚人的渊源，学术界也一样众说纷纭，主要有东来说、西来说、苗蛮土著说、中原北来说，东来说为郭沫若、胡厚宣、王玉哲诸先生所持。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认定楚人是“熊盈族”，“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中认为：“惟据吾所考，则楚民族之疆土，自后世观之，虽在江汉流域，而最初之来源，则当自东方，盖与殷商夷、徐本为同族者也。”王玉哲在《楚故地及其迁移路线》中，认为“楚族原于河南，为周迫东迁江淮，再沿江西上”，实证郭沫若之说。西来说为姜亮夫、岑仲勉诸先生所持。姜亮夫在《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中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于西北昆仑山一带。岑仲勉在《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中更认为远古楚人是米地亚人，与西亚拜火教有关系。李瑾先生认为楚人是氐羌种。苗蛮土著说以傅斯年、余伟超诸先生为代表。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认为重、黎两族的神道为拜火之教，族类为来自南方之人。余伟超在《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和《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的考古学推测》两文中，认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王劲在《楚文化渊源初探》中也主张此说。中原北来说为张正明先生等所主张。张正明在《楚文化史》、《楚史》及其主编的《楚文化志》中认为“传说时代的楚人先民生活在黄河下游，文化上属炎帝系统，始祖为祝融”，“江汉地区是楚文化生长的温床，并非其主源所在”，“楚文化的主源决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的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其中又以苗蛮土著说、中原北来说为主。造成这样的分歧，主要是源于记载传说时代材料的絮乱而形成不同的理解。其实，在传说时代，不管是诸夏集团、东夷集团、西羌集团还是三苗集团都不是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笔者认为楚人的族源不应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本文试对楚人先民渊源略做探讨以证之。
一、 祝融与从重、黎到重黎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和出土文献的证明，楚人先民的线索可以上溯到祝融，这是毫无疑问的。据《国语·郑语》载周太史伯曰：“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明确地指出芈姓楚人是“祝融八姓”之一。又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率师灭夔，以夔子归。” 熊挚是熊渠次子，与兄挚红争位失利而远走自立为夔君，其后巴化，故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王以其数典忘祖而灭之。可见，祝融是楚人的先祖十分可靠。
作为楚人一员的屈原在《离骚》中自述说“朕皇考曰伯庸”。皇考，众多注家均训为亡父，其实应训为高祖。伯庸即是祝融。因为“伯”可训为长、大，而“祝”也有大、始之意，可互通。“庸”东部喻纽，“融”冬部喻纽，上古东、冬二部古音可旁转，故“庸”、“融”音同字通。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20说“庸与融同”。《路史·后纪》卷4的“祝融”称“祝庸”。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中“祝融”之“融”写作“GFDBA”。参见《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所附帛书图。屈原自称其先祖为祝融，当然，楚人的先祖也当为祝融。无独有偶，在1987年发掘的荆门包山2号楚墓，其墓主楚左尹邵力它在奉祀的祖先名字中，祝融赫然在列，高居第二位。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17号简文，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邵力它出自楚昭王支脉，故可知祝融作为楚人的先祖是确信无疑的。然而，在记载传说时代的文献中却出现了两个系统的祝融，即一个是中原黄帝系统的祝融，一个是南方炎帝系统的祝融。《管子·五行》：“昔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大道……得祝融而辩于南方……” 《国语·楚语下》观射父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显然属于黄帝系统。《尚书·大传》：“南方之极自北户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祝融又为炎帝系统。而在《
山海经》中祝融既属于黄帝系统，又属于炎帝系统。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两个祝融没有关系，而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实为一人。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祝融氏族“虽然开始时不属于这个（苗蛮）集团，但以后不惟他的后人为这一集团作领导，他个人的名字可以说成了南方集团的象征，每次提到他，大家总会联想到南方，联想到苗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其说可信。记载传说时代的文献多成书于战国秦汉初间，阴阳五行说盛行，炎帝为赤，故配于南方。恰好楚人先祖祝融为火正，且立国南方，因而就成了炎帝系统的一员。
祝融并不是人名，而只是一个号。那么以祝融为号的究竟是何人？或何部落？分歧正是在此。有主重黎一人说，参见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有主重、黎、吴回三人说，参见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有主重黎、吴回、陆终三人说，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还有就是重、黎、吴回、陆终四人说。参见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关于吴回和陆终，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十分明确，吴回为重黎之弟，陆终为吴回之子，吴回接重黎之职号为祝融。至于陆终是否接父之职号为祝融，《
史记》中无明确交代，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蔡墨说，远古之时，祝融等五行之官“实列受氏姓”，“世不失职”。又《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说：“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依此，陆终当接父职号为祝融。郭沫若在《金文丛考》中指出：“陆、祝古同幽部，终、融古同冬部，疑陆终即祝融。”郭沫若：《金文丛考》，日本株式会社开明堂1932年版，第43页。又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中祝融之“融”与《邾公釛钟》铭文中陆终之“终”皆从虫从庸，仅结构左右互置而已。参见王国维：《邾公钟跋》，《观堂集林》卷1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4页；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如此，陆终当为祝融。对此，张正明先生更认为祝融、陆终以及《
楚辞》中的雷神“丰隆”都是打雷的状声词。参见张正明：《楚史》，第13页。吴回的“吴”训为“大”，“回”训为“雷”（《楚公逆鎛》中的“回”就写为“雷”字），参见邱德修编：《商周金文集成》八，（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015号。正是祝融由火神升格为雷神的证据。
至于重黎（重、黎）是一人还是二人，则是分歧的焦点所在。据《史记·楚世家》载：“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氏居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卷章是老童的讹写）司马迁好像视重黎为一人。但《国语·楚语下》观射父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且《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老童生重及黎，帝命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而《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命北正黎以司地。”唐司马贞在《史记·楚世家》索隐云：“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为木正，黎为火正。”则重、黎又为二人。对此，张正明先生认为重、黎乃为兄弟，各有专司又同为火正。重观察鹑火南中，叫“南正”；黎掌人间火种，故叫“火正”。所以重、黎合起来，当作一人，称之为火正，也是可以的。参见张正明：《楚史》，第10页。
据上引文可知，在颛顼之时，重、黎为二人，且进行了一场“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参见肖汉明：《论中国古史上的两次“绝地天通”》，《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而在帝喾之时，则重黎为一人。从重、黎到重黎，正反映了我国传说时代的部族交融情况。那时，中国大地上生活着“万邦”，“万邦”之间并不是隔绝闭塞的状态，而是动态交融，夷夏互变是经常的现象。重和黎这两个部族在交流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祝融部落。重为南正，观象授时；黎为火正，守燎祭天，都具有天人相通的本事，故颛顼才命二人进行宗教改革，命使“民神分职”，“绝地天通”。可以说，这正是重、黎两部族融合的基础。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史蔡墨所说，重为少昊之属，为木正，号句芒；黎为颛顼之裔，为火正，号祝融。邓廷良训“句芒”为“始明”，参见邓廷良：《楚裔入巴王蜀说》，《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史记·楚世家》集解也释“祝融”为“始明”。可见“句芒”、“祝融”实一，为光芒之意。少昊是东夷集团的一大族，活动在豫、鲁一带；颛顼为诸夏集团一大族，活动在豫北一带。两支部落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交流密切，而且相互通婚。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载：“东海之东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谬。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85页。唐兰也认为“当少昊国家衰弱时，黄帝后裔颛顼获得了政权，颛顼是在少昊国成长起来的”。唐兰：《中国有六千年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7年版。在这样的背景下，颛顼集团的黎部族与少昊集团的重部族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楚人尊凤，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载，而且也为考古器物所证明。楚人认为凤是天地之间的精灵，能引导人的灵魂上天，且也常以凤喻人。如楚狂接舆就以凤喻孔子。显然，这与图腾崇拜的遗留有关。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讲，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氏之族，其第一个部族就是凤鸟氏，为历正。《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先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也。”可知凤鸟氏是第一个部族。且晋太史蔡墨所谈论的少昊氏之属第一个是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叔”通“属”。可见，重部族就是凤鸟氏，懂得观象授时，以凤作为自己的图腾。在与黎部族融合之后，凤理所当然就成为了祝融部落的图腾了。
近年来湖北楚墓的发掘也能证明楚人中的东夷成分。据张正明先生研究：先秦九州之内的诸多族群，莫不把祖先的故乡视同圣地，以为亡人的灵魂要逸出头部回到祖先的故乡去，因此下葬时头部要朝着祖先的故乡。于是东夷系统头向从东，西戎系统头向从西，南蛮系统头向从南，华夏系统头向从北。楚国腹地的土著是楚蛮，葬俗头向从南，当时的楚墓有74%南向。楚国公族源于中原东部的祝融集团，葬俗头向从东。参见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可见在祝融部落中，可能重的成分大于黎的成分，故楚族的葬俗头向从东，且凤成为全部落的图腾。
在颛顼之世，重与黎融合。到帝喾之世，则形成重黎氏部落，因“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史记》卷40《楚世家》。号为祝融氏。由于祝融部落多随颛顼、帝喾等诸夏集团活动，且可能成为诸夏部落联盟的一员，故屈原在《离骚》中自称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注家多以高阳为颛顼的号），《史记·楚世家》亦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学者多依此认为祝融出自颛顼。关于颛顼，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颛顼》中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进行了详细的考辨，认为其人只应天上有。张正明先生在《楚史》第5页、第6页也对此做了仔细的辨正，认为高阳不是颛顼，且祝融也不出自颛顼。只是为了集中和统一，西汉初高阳、颛顼才合一。其说甚是。在包山2号楚墓的祭祀名单中，也无颛顼。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17号简文。参照前述可知，祝融的来源显然是二元的，即来自东夷少昊集团的重和诸夏颛顼集团的黎，非颛顼所独专。也就是说，祝融既有东夷的成分，又有诸夏的成分，是二者融合而产生的新部落。
二、“陆终六子”、“祝融八姓”与季连
到陆终之时，祝融部落发生了分裂，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楚世家》载：“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大戴礼记·帝系》载：“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肋，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郐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世本·帝系篇》亦载：“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肋，三人出焉；破其右肋，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二曰惠连，是为参胡；三曰籛铿，是为彭祖；四曰莱言，是为郐人；五曰安，是为曹姓；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是也。参胡者，韩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云郐人者，郑是也。曹姓者，邾是也。季连者，楚是也。”将这三则记载比较，多是大同小异，可见出自同一史源，即《世本·帝系》，只不过司马迁剔除了其中的“神性”部分。
除了“陆终六子”外，在《国语·郑语》中还有“祝融八姓”的记载：“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为方便比较，将“陆终六子”与“祝融八姓”排列于下。
“陆终六子” “祝融八姓”
昆吾 己姓，包括昆吾、苏、顾、温、董
参胡 董姓，包括鬷夷、豢龙
彭祖 彭姓，包括彭祖、豕韦、诸稽
郐人 秃姓，包括舟人
安 妘姓，包括邬、郐、路、偪阳
季连 曹姓，包括邹、莒
斟姓，无后
芈姓，包括夔、越、蛮芈、荆
韦昭在为《国语·郑语》作注时，认为“祝融八姓”中第二姓董姓为第一姓己姓之别，第四姓秃姓为第三姓彭姓之别，第七姓斟姓为第六姓曹姓之别。也就是说，董、秃、斟是从己姓、彭姓、曹姓中分离出来的。这样，“祝融八姓”实际上只有五姓。但东汉宋衷注《世本》则说“参胡，国名，斟姓，无后”，《史记·楚世家》司马贞索隐引。认为“陆终六子”中第二子参胡是“祝融八姓”中第七姓斟姓。可见，韦昭认为斟姓是从第六姓曹姓中分离出来的说法不确。宋衷比韦昭所处的时代早，应以宋说为是。这样，“陆终六子”与“祝融八姓”实际上是一致的。故张正明先生认为这是并世共存的一个族系的两张名单。参见张正明：《楚史》，第20页。其说甚是。因为传世的文献和出土的青铜铭文都证明了其可靠性。《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楚人是承认“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中的昆吾的。又《邾公釛钟》铭曰：“陆终之孙邾公釛作厥和钟”。邱德修编：《商周金文集成》八，第7829号。邾公为安之子，参见王国维：《邾公钟跋》，《观堂集林》卷18。而安为陆终第五子，故邾公为陆终之孙。
关于“陆终六子”或“祝融八姓”的地望，傅斯年、王玉哲、李学勤诸先生多有考证，参见傅斯年：《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9页；王玉哲：《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1页；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除芈姓地望有些分歧外（芈姓地望的分歧，代表着诸先生对楚人渊源的不同看法），其他多相同。为了论证的需要，特综合转引。己姓：昆吾，有二地，一在今河南许昌县境，一在今河南濮阳县；苏，当在今河南温县附近；顾，有二说，一说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五十里，一说在今河南原阳县；温，在今河南温县；董，未知所在。董姓：鬷夷、豢龙不详所在，可能距今山东定陶县不远。彭姓：彭祖，在今江苏铜山县；豕韦，在今河南濮阳一带；诸稽，在今河南嵩县西南。秃姓：舟人，在今河南温县左右。妘姓：邬，在今河南偃师市境内；郐，今河南新密市东；路，未知所在；偪阳，在今山东枣庄市南。曹姓：邹，邹即邾，在今山东邹城、滕州、枣庄三市境；莒，在今山东莒县。斟姓：在今河南近洛河处。芈姓：夔、越、蛮芈、荆在今江汉地区。从上述地望可见，“陆终六子”或“祝融八姓”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在今河南一大部，一在今山东西南地区江苏西北一部，一在今江汉地区。江汉地区在西周末期周史伯所言时，芈姓早已居此。今河南一大部与今山东西南地区、江苏西北一部正反映了前述的祝融部落是由东夷集团的重和诸夏集团的黎融和而形成的事实。这一事实在考古学文化上也有反映。有学者曾撰文论证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是祝融文化。参见马世之：《大河村类型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大河村类型是在庙底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深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唐兰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少昊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显然是中原诸夏集团文化，二者融合形成大河村类型祝融文化。在大河村出土的彩陶纹饰中有许多的天文图像，如太阳纹、月亮纹等，正反映了祝融观象授时的职责所在。
从祝融部落分化出来的第六子季连，是楚人的直系先祖，即嫡祖。芈姓，《说文》曰：“芈，羊鸣也。从羊，象气上出。”看来季连之芈姓应与羊有关。据上引文献可知，陆终之妻为鬼方氏之妹女嬇氏。鬼方，宋衷注《世本》曰：“鬼方，于汉则先令羌是也。”《文选·赵充国赞》注引，四库备要本。鬼方是先令羌的前身，应属于西羌集团。羌人以牧羊为主，以羊为图腾，当时居于豫北、晋南一带，祝融部落与之通婚融合。季连以芈为姓，显然是从母姓的结果。氐羌说的学者多以此为据。实质上，季连部族的形成是祝融部落与女嬇氏部落通婚融合而分化的产物，是二元来源，其时可能处于母系向父系转化的后期阶段。
三、“熊”与禹征三苗
《史记·楚世家》载：“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从穴熊到鬻熊之间，季连部族因为衰落而分解，有的留居在中原地区，有的迁移居住在蛮夷地区，导致世系不清；穴熊、鬻熊与熊丽、熊狂、熊绎的名称不一致。穴熊、鬻熊的“熊”字在后，而熊丽、熊狂、熊绎的“熊”字在前。《汉书·艺文志》中载有《鬻子》22篇，班固自注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好像鬻熊姓鬻名熊。以此类推，则穴熊姓穴名熊了。其实，这是班固按汉族姓在前名在后惯例进行解释所造成的一种错误认识。按吴晓东的解释是：在穴熊、鬻熊的时候，东夷族融入苗蛮体系，其姓名自然带有苗蛮的特色，即名在前，姓在后。后来鬻熊因为归附于周文王，并封建立楚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或者政治上的需要，才从他的儿子开始，把姓放在了前面，名字放在了后面。参见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石宗仁也从苗语“巴代熊”一词的结构来解释穴熊、鬻熊的构词模式，认为穴熊、鬻熊就是苗语的复合名词的译音。参见石宗仁：《论楚王族的族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他们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只不过穴熊率领的不是东夷族，而是季连部族的一部；其融入也应是相互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苗蛮融入季连部族，形成后来的楚人。当然，季连部族也深受苗蛮文化的影响，逐渐地改变着自身。
穴熊以“熊”作为自己的氏，显然与自己是一个巫有关。穴熊的先祖重、黎能“绝地天通”，进行宗教改革，明显是两个大巫。穴熊作为一个部族的酋长，当然也具备巫的本事。在金文中“熊”字被写作“酓”字。王玉哲先生认为“熊”和“酓”是上古音相近而通转。参见王玉哲：《古史集林》，第262页。张正明先生认为：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缩酒的“缩”字，本作“莤”，与“酓”相近。《说文》释“莤”字云：“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莤”字，上有草，下有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酓”字，上有人，下有酒，正是饮酒的表征。参见张正明：《楚史》，第35—36页。《国语·晋语八》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曰：“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缩酒是一种祭祀活动，是巫的专职，故以 “熊”来表达巫的神通，作为酋长专有的氏应该是恰当的。
由此可知，季连一部迁移的时间可以定在穴熊之时，因为穴熊之后，“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世”。《
史记》卷40《楚世家》。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汉书·地理志》云：“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可见祝融部落已从鲁、豫交接之处迁到了河南新郑一带。据《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国语·郑语》亦言：“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曰：“融，祝融也。”则祝融部落与夏联系紧密，并可能依附于夏族。季连部族作为其一员，当也依附于夏族。
在传说的五帝时代，部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其中以尧、舜、禹与三苗的战争最为持久，《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而禹与三苗的战争最为惨烈。《墨子·非攻下》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微）。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附五帝纪九》亦言：“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知道，禹征三苗时，天下发生了洪水。在“人面鸟身”的雷神帮助下，禹打败了三苗。雷神是祝融，是季连部族的祖先神或氏族神。在穴熊时期，季连部族随禹征伐有苗，可能担任了作战的先锋。
其实，从现代苗族的洪水神话中也能找到这场战争的影子。人类始祖仡生与雷神仡瑟原是兄弟，他们的母亲由于吃了七颗鲜果而怀胎，一次生下了七个儿子。坐月子的时候，杀了一只鸡吃，结果母子八人全变成了鸡的样子。于是母亲就照鸡的样子给儿子们取名，老大叫鸡冠，老二叫害公，老三叫皇光，老四叫长爪，老五叫鸡肚，老六叫仡生，老七叫仡瑟。长大后，他们个个本领非凡，相互之间难免有一些矛盾。有一天，仡生请雷公吃饭，杀鸡招待他，雷公开始不知道，吃得津津有味，直说好吃，后来知道了仡生在戏弄他，于是非常生气，飞上天去。为了报复，他降下瓢泼大雨，湮灭人类。参见巫瑞书：《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6页。可见，雷公是禁食鸡的。鸡为凤的雏形，属雉科。《山海经·南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凤本为无，是以雉为原形，加以美化而形成的。《尹文子·大道》就记载了一个楚人错把山鸡当凤凰，高价买来献给楚王的故事。季连部族就是以凤为图腾，以雷公祝融为祖先神或氏族神的。故而在苗人看来，禹征三苗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有苗与雷公的战争、与季连部族的战争。
在战胜三苗后，禹达到了“神民不违，天下乃静”的局面。然而只有巫才能“神民不违”，故而作为祝融后裔的季连部族可能作为禹的委派人在江汉地区（当时包括豫西南、豫鄂陕接壤地带及广大江汉平原地区）留居下来。这在考古学上也有体现，淅川下王岗遗址晚二期在石家河文化遗存之上出现了二里头文化，参见李龙章：《下王岗晚二期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87年第7期。黄陂盘龙城的商文化又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上。故余伟超先生说：“在淅川下王岗和黄陂盘龙城找到的二里头文化遗物，显然不是从青龙泉三期或易家山、季家湖下层、桂花树上层那种文化系统发展来的，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之滨。” 余伟超：《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阳纱帽山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陶拍。陶拍的背部鼻状握手上刻有一个十分怪异的图案：图下部一正视人形，人面鸟身；上部两个回形雷电纹；人与两雷电纹间有一矢由上射至头顶。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文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这幅图案明显与上引的《墨子·非攻下》中载的雷神形象十分一致。出土商代遗址，显然与商征荆楚有关。这就显示了在商或商之前，祝融的一部已迁移到了江汉地区。再结合前述，就可以推断禹征三苗就是季连一部南迁的时间。故《路史·后纪》亦言：“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居其地。”
季连部族留居江汉地区之后，与苗蛮处于交融状态。大量的苗蛮融入，不断改变着季连部族的自身及文化。季连部逐渐苗蛮化，但其民族心理并没有变，这从前引张正明先生的楚公族葬俗研究就可以看出。苗蛮化的季连部族，就形成了后来楚人，或称荆，或荆楚连称。
后来楚人的形成，显然也是二元化的结果。季连一部可能在楚人中居于上层地位，融入的苗蛮可能居于下层地位。当然，并不能排除楚人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再分化、再组合。
一个族群的来源不可能是一元的，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长期融合、分化、再融合的过程，就像大江大河的汇集形成一样。通过对楚人先民的溯源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楚文化创立者的楚人也是这样，其来源是多元的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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