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
关键词： 天下 中国 “春秋三世说”
作者陈玉屏，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41。
如何正确认识和论述历史上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要说清楚历史上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古代先民的“天下”、“国家”观。由于受到若干极为复杂的因素的影响，近人对上述问题的种种论述，见仁见智，众说纷纭。1981年5月，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规模较大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许多学者在会上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论述历史上的“中国”的意见，许多意见为突破禁区之说，确有真知灼见，把对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惜其未能达成共识。其后二十余年，虽有不少学者不时论及这个问题，但未成共识的状况基本未变。多年以来，笔者也就此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现撰成此文，祈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的“天下”与“国家”
“启代益作后”，建立夏王朝，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产生。对此学术界无异议。但夏、商两代，中华大地上的“国家”到底呈怎样一种状况呢?《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称颂大禹道：“明明我祖，万邦之君”；《
尚书》中的《大禹谟》、《益稷》、《伊训》、《太甲上》等篇，均有“万邦”、“万国”的说法。《后汉书·郡国志》称：“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数字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这些记载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华大地上邦国林立的状况。这些邦国从社会形态而论，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不过是一些部族或部落，有的最多不过刚具国家的雏型而已。应当考虑到，夏、商时期的国家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出，这个阶级专政的统治机器还很不健全。此时氏族民主制虽然已受到破坏，但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传统制度和习惯，绝非由“禅让”制一转变为世袭制就彻底崩溃了的。在氏族民主制遗风的强烈影响下，夏、商王朝君主与各邦君之间的关系，仍然极似原始社会末期部族首领和下属氏族部落首领之间的那种关系。王朝与各邦国之间，并未建立起一种具有严密控制关系的政治结构，王朝的权威远远未能达到后世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享有的那种高度。此时的君王，最多也只像一个盟主，王朝强盛时，控制的邦国多一点，对各邦国的控制力强一些，邦国朝聘、纳贡频繁一些，恭顺一些；王朝衰弱时，各邦国往往自行其是，甚至另立山头，进而取而代之。《史记·夏本纪》称：“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同书《周本纪》称，武王伐纣，“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结果是商代夏、周代商。
当时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是一回事，人们（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又是另一回事。前引《夏书·五子之歌》称颂禹为“万邦之君”，直至《诗·小雅·北山》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国须一统于天子的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孟子·离娄上》载孟子之说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赵岐注称：“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国”与“家”是两个概念，而各个邦国只是构成“天下”的一个个小的单元。《北山》之诗那两句话，切莫等闭视之，它成为了我国的一种传统政治理念，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春秋大一统”——政治上一统乎天子，文化上一统乎《周礼》——主导了传统意识几千年。
邦国林立的政治体制实际状况已如前述，但先民们对此却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了理想化的描述，这就是“服”制。《尚书·虞书·益稷》有“弼成五服”之说，《尚书·夏书·禹贡》记述更为详细，以天子所居之“王畿”为中心，“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国语·周语》对“五服”的解释是：“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宾服”与《禹贡》的“绥服”只是字面不同，但均为安抚羁縻之义。《周语》所言“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此处之“邦”系指“天子之国”，即天子自己亲自统辖的“王畿”，实即天子的“自留地”。除此，《周礼·夏官·职方》有“九服”之说，即中央为地方千里的“王畿”，由内向外每五百里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郑玄注称：“服，服事天子也。”不论后人对“服”的具体内容做何种阐释，“五服”也罢，“九服”也罢，均是指各邦国按亲疏远近，向作为共主的天子承担服事义务，这是“王臣”的本分。有学者认为：“当时‘天下’这个概念的含义，也不像我们今日理解的那样广泛，大体上指的是我国当时的领域。今天，我们讲到中国时，往往以‘五湖四海’来形容它或代表它。‘四海’之称在先秦时代已普遍使用了。当时，‘四海’和‘天下’的范围，虽然不能说就是我国今日的范围，但却包括了当时的‘九州’之域……”田继周：《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3期。此种意见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此种意见的见解，先民心目中的“天下”、“四海”的具体范围不论做何种描述，都是一个有限范围。而笔者认为这个先民所言的“溥天之下”的范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要服”、“荒服”的蛮、夷、戎、狄，直至地处蛮、夷、戎、狄之外的藩国，不论距离多远，理论上亦均为“王臣”。先民们的大一统意识讲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不能设想他们从理论上承认在他们所处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天地、一个至尊、一个太阳。至于天子的实际控制与影响范围有多大，对“王土”和“王臣”的实际控制程度有多强，那是另外一回事，并不妨碍上述理论的成立。先民正是循此理念来思考问题，来认识天下国家的。这与现代国家观念，毫无共同之处。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在“天下万国”之上，还有一个作为共主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存在。邦国的土地，在理论上是属于天子的；所有民众，也是属于天子的。邦君们只是受天子委托在那块土地上进行代管性质的统治，是只有治权而无主权的。作为天子授权的交换条件，邦君们要效忠天子，对天子承担若干义务。重大事情的决定权在天子，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邦国根本不具有“独立主权”。而恰恰是天子所统的那个“天下”，才真正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属性。当然，这个“天下”，在先民的心目中是无限的。
二、“中国”一词的含义
“中国”这一称谓的来历和含义，近人发表过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
翁独健先生认为：“中国一词，从《
诗经》上就可以找到，不过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政权。”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院》1981年第4期。
张璇如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这］是不对的。”张璇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我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内标点和文字原无。
芈一之先生认为：“中国之称在历史上是个地区的称呼，而且是有变化和发展的。先秦时，指处于众多国家的中央地区的国家，而把四邻称做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且它的领域也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域。与‘中国’同时使用的名称还有‘四海’、‘天下’。”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杜荣坤先生认为：“‘中国’一词最早见于《
诗经》、《
尚书》。据史籍记载和近人研究，初含有‘京师’、‘帝都’、‘国中’、‘王畿’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古代华夏族最初于中原建立国家，为有别于四方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杜先生又说：“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型及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杜荣坤：《试论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陈连开先生认为：“中国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含义不止一端，大体是殷周指天子所居王城；到春秋战国指中原诸侯国和实行华夏文化礼仪的诸侯国，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到秦汉以后，往往指王朝直接管辖区，而以王朝的边疆为‘裔’。”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以上各位学者的见解代表了学术界的基本看法，其中的诸多见解，如不能以现代国家概念去衡量当时的“中国”；“中国”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不断变化等，都是十分正确的，但有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似有商榷余地，这就是：“中国”之“中”字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田继周先生称：“在先秦时代，中国是指处于当时我国众多国家的中部地区的国家。比如商王国因居于众国之中部，而称中国。”田继周：《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3期。芈一之先生意见同于田先生。笔者对此种说法一直持置疑态度。因为除濒海的邦国之外，任何一个邦国四周都有其他邦国存在，因而所有这些邦国都是居于“众国之中部”，不独商王国。杜荣坤先生认为古人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所引用的史料见《韩非子·初见秦》。考《
韩非子》原文：“赵氏，中央之国也。”其旧注称：“赵居邯郸，燕之南，魏之北，韩之东，故曰‘中央’。”这显然是讲赵国居列国中央，跟中国是不是中央之国无关；魏国的位置更是居于列国中央，但文中却未称其为“中央之国”。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殷商的名称。《尔雅·释言》云：“殷、齐，中也。”《
尔雅》疏释曰：“殷、齐皆谓正中也。”系强调自己在“天下”万国之中的中心地位而言。《诗·商颂·殷武》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句，毛诗注称：“商邑，京师也。（郑玄）笺云：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易·坤》有“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的说法，《疏》释为：“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居中得正，是正位也。”《礼记·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韩非子·扬权》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天子居中得正，允执其中，天子所居之处非中而何?前述“五服”、“九服”，均以天子所居为中心，由内向外层层构建藩卫之国。故“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三、“春秋三世说”中的“天下”与“中国”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
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词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
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杞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现在回头再看“春秋三世说”，其所谓“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的“可传闻之世”，不正好是对天下万国、夷夏分化尚不分明的状态的描绘吗?此时各邦国或曰各族群之间异多于同，当然各家都循内外有别的原则行事，这就叫“内其国而外诸夏”。这里必须指出，此处文中虽有“诸夏”称谓，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已形成了若干“诸夏”之国，而是指后世那些“诸夏”之国的前身。随着历史的发展，同遵周礼的华夏集团形成。华夏诸国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大同小异，而与蛮、夷、戎、狄集团差异明显，故而此时世曰“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三世说”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提出了一个“著治太平”的“所见之世”，即所谓“太平之世”的到来。到了太平之世，“夷狄进至于爵”。此时，蛮、夷、戎、狄之邦制度文化已赶上诸夏的水平，其君主俱受封为诸侯，夷狄与诸夏无内外之别，于是“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春秋三世说”的可贵之处，是不将华夷之别凝固化、永久化，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夷狄将赶上诸夏的发展水平，华夷之间的差别将消泯殆尽，华夷一体必将实现。此即“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最终含义。“春秋三世说”不正好反映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融合是民族发展的归宿这一客观历史规律吗!按“春秋三世说”的说法，一旦实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之后，则原先的夷狄与“诸夏”无别、业已成为“中国”的一员。此时，“天下”与“中国”合而为一。
先秦儒学奠定了关于“中国”认识的基础，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恰恰是公羊学派。这样一来，先秦儒学特别是公羊学派构建的“中国”概念，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传统意识，为后世所遵循。
四、结语
中国古代先民的“中国”概念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是发展而非凝固的，是包容而非排他的。这里所言之“先民”，不是仅指汉族的先民，而是指我们当今中华各族的先民。中华各族的先民在共同创造中华历史文化的漫长历程中，都或先或后地接受了对“中国”的上述认识。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无不欣欣然以中国主宰自居，非常自然地循传统的“中国”意识看问题，不论其是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或是仅踞半壁河山，都致力于建正朔、修正史、争“中国”之正统，几乎概莫能外。
一旦弄清楚了古代先民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我们就会明白，如果使用现代国家概念去硬套古代先民所言之“中国”，只将“诸夏”和以后的中原王朝解读成“中国”，很难不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因此，用现代国家概念去正确解读历史上的中国，这个中国就是先民心目中的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这个“天下”，理论上一统乎天子，实际上长时期处于程度不同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所实现的统一，都只是局部的、相对的统一。不过，统一趋势随时间推移日渐增强却是中华大地上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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