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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伍新福的新著、近50万字的《苗族文化史》。此系作者在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继《苗族史》、《中国苗族通史》等专著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苗族形成了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一二十年来，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热潮中，我国学术界的苗、汉学者及各方有关人士，都十分重视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苗族文化史》集学术界和作者本人多年研究之大成，对苗族文化和风俗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和历史阐述，自成体系，填补了不少学术空白，将苗族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苗族文化史》所研究的是一种较广义的文化，既有精神文化，也有物质文化；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有经济的和物质生活的内容。在所设的三大篇十四章中，包含了苗族的文学艺术史、哲学和社会思想史、教育史、科技史、宗教史、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变迁史等。苗族分散在我国南部和西南的8个省(区)市，分别于各地形成大小不等的聚居区，支系众多，方言土语和风俗各异，历史上甚至长期隔绝，发展很不平衡。要对苗族的历史和文化作整体的、全面的研究和阐述，难度相当大。过去的研究和国内已有的成果，一般都还只是从某个地区、某个局部和某个支系的某些方面，进行整理、研讨和介绍。《苗族文化史》能独辟蹊径，突破地域和支系的界限，从整体上将苗族文化的发展史和传统习俗的变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融会于一体，有机地总成一书。作者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难能可贵。
       从结构、体例看，《苗族文化史》很有特色。全书虽未作统一的历史分期，而是按内容分篇设章，但每章所涉及的内容，则按史的要求，力求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嬗变，作历史的记述和阐明，尽可能作出时间界定和反映出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例如，由于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口头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苗族文学的主要形式，但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形成和流传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年代和时期很难划分。《苗族文化史》将苗族文学不仅划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大类，而且又将口头文学按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内容反映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分为“原始口头文学”和“古代前期”、“古代中期”、“古代后期”及“近代”的口头文学五个发展阶段。这种划分较以往有关苗族文学史的分期就更精确、更科学，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又如，关于苗族的服饰、婚丧习俗，一方面分地区、分支系尽可能全面地记载和反映苗族服饰的不同类型和式样，婚丧习俗的基本特点及其多样性、变异性，同时，分别按古代和近代、改土归流前和改土归流后，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阐明其发展、沿革、变迁的规律和脉络。某些章节内容，如体育武术、民间工艺、饮食、节庆、语言，由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乏，不可能作出时间界定和历史分期，就基本上采取了志书的体裁。但同时，仍不忽视考究其源流、兴革，而不单纯作采风猎奇式的记述和介绍。不强求一律，不削足适履，使各种文化事象和风情习俗都得到了适当的反映。
       《苗族文化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其中不少方面均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写出新意，不乏独到观点，如关于苗族的姓氏问题。过去汉文献都记载：苗人“有名无姓”，婚配“不避同姓”。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以讹传讹。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曾就湘西苗族的姓氏情况作了澄清和说明。《苗族文化史》则进一步征引滇东北、川南、黔西北、黔东南等各个苗族聚居区和各个不同支系苗族的资料，证明苗族历来都有自己的姓氏，俗称“苗姓”，如“代削”、“代芈”、“卯蚩”、“卯让”、“姆扒”等等，只不过长期鲜为外人所知而已；随着同汉族和汉文化接触、交流的增多，特别是各“苗疆”改土归流后，苗族才使用今天人所共知的姓，即“汉姓”，如吴、龙、石、田、杨、潘、熊、王、李、古等，从而也就彻底解开了所谓婚配“不避同姓”之谜。因为在使用和借用汉姓时，几个苗姓共同一个汉姓，一个苗姓分成几个汉姓的情况都很普遍，汉姓相同但苗姓不同当然可以婚配，若苗姓相同则绝对不能通婚的。作者还对苗姓的历史由来、汉姓产生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阐明。又如，关于苗族的传统医药，即俗称的“苗医”、“苗药”。目前，对苗族各种药物的药性及其配伍、祖传验方秘方，以及诊断和施治方法、疑难杂症的医治等，已有不少整理和介绍。但如何从理论方面进行探究，如何发掘和阐明其科学性及科学价值，还比较薄弱。《苗族文化史》设立专章，从医学的“理论学说”、“疾病诊断和分类”到“诊治原则和方法”、“苗药命名加工”、“苗药配方验方”等，对苗族的传统医药学进行阐述和介绍，比较系统和全面，并初步构成一种科学的体系。其中，如对花垣县苗医大师龙玉六的“破均衡”思想、“交环学说”，以及“无毒不生病”、“无乱不成疾”的“病因病机”学说；镇宁县老苗医彭发珍家传的“阴阳五行生克法”疾病诊断方法；湘西苗医运用“三位一体”事物生成原理作指导的苗药方剂的独特配制方法等，所作的探索和阐发，更增强了苗医苗药的科学性和理论色彩，都很有新意。
       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苗族各种文化事象和传统习俗，从客观实际和史实出发，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记述和评价，是《苗族文化史》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例如，关于苗族文学，一方面充分反映和肯定苗族口头文学发展的成就，特别是世代流传下来的各种长篇“史诗”和“古歌”，实为中国各民族文学史中稀有的瑰宝和珍贵遗产；另一方面也阐明，由于苗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影响和阻碍了苗族文学，特别是本民族书面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随着汉文学校教育的兴起，以及汉文化的逐步传播，直到元、明时代，苗族才开始产生自己的文人和书面文学。这一评述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又如，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苗族地区教育事业问题也作了较客观评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因而苗族地区的学校纷纷关闭，教育事业凋蔽破落，一蹶不振。但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间，也并非全部如此。20世纪30年代，在边远地区大力推行“边教”，拨出专款，设立“蒙藏学校”，创办各类特区师范和师资训练所、短期义校、特区小学和边区小学，对包括苗族在内的“边胞”子弟的入学和受教育实施优惠政策。国民党当局曾一度着力于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收到一定的成效，以至新中国建立之初，各“特区”、“边区”学校所培养的苗族知识青年和苗族学生，成为苗族聚居地区各级干部的重要来源。这些史实在《苗族文化史》中得到了适当的记述和肯定。
       《苗族文化史》确实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有相当学术水平和阅读价值、资料价值的学术专著，很值得一读。
       (作者罗庆康，1938年生，湖南省教育学院教授。地址：长沙市，邮编410008)
       [责任编辑 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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