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楚人、楚国同苗族的关系研究状况和不同观点，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论，并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作者提出的楚人、楚族与苗族先民“同源异支”的观点。
关键词：楚人 楚国 苗族
作者伍新福，1935年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地址：长沙市，邮编410003。
楚人、楚国同苗族的关系问题，是近一二十年来苗族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涉及如何确认楚人、楚国的族属。
对建立楚国的楚人的族源，大体有华夏(祝融)、南蛮(三苗)、东夷、氐羌诸说，而其中又以华夏、南蛮二说为主。华夏说，认为建立楚国的楚人、楚族，是中原华夏族系南下的一支，即祝融氏后裔芈姓季连之后。这是传统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南蛮说，即土著说，认为楚人本是南方蛮夷的一部分，先楚文化就是南方三苗、荆蛮文化。楚学界和民族史学界，如俞伟超、吴永章、尤中等均持此说。我在《苗族史》和《中国苗族通史》中，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楚人、楚族与苗族先民同源异支的观点。有一部分研究者，则以屈原是苗族为先导和突破口，更提出楚人是苗族，楚国是苗族建立的大国。目前这也构成一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下简称持“苗族论”者)，大多都首先援引著名的前辈史学家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的一段话为立论依据。其原文如下：“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由此引申出，范文澜说的这个“大国”就是楚国，而这个大国是苗族建立的，所以楚国是“苗族的楚国”。这完全曲解了范文澜的原意。从引文看，由于写作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不准确的地方，如将“三苗”与苗族混同，把禹征“三苗”的地理位置说成在北部黄河流域。但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范老认为，战国人所称的长江流域的“大国”(指“三苗国”)，其实还只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而荆楚、楚人是这个部落集合体中一个较强大的组成部分，即其中的一支，后来由其酋长鬻熊建立楚国。
近代以来的一些著述中，确有“三苗为楚先”、“鬻熊为三苗血统”、楚国是“三苗国”的继承等提法。但所说的“三苗”实际上并不等于苗族。说“三苗”为楚的先民，鬻熊为“三苗”血统，并不等于说苗族是楚的先民，鬻熊为苗族血统。我们说苗族来源于三苗，也并不是说苗族等于三苗，或说三苗仅仅是今天苗族的先民。持“苗族论”者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三苗”、“苗民”、“蛮”(包括南蛮、荆蛮等)，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称呼，而是一定地域内的各部落群体的总称。在“三苗”集团和继之的“荆蛮”集团中，至少包括着今天南方和西南地区的苗、瑶、畲等民族的先民，以及已融入华夏族系的楚人、卢戎和部分巴人、濮人的先民。从地下考古资料看，在“三苗”和“荆蛮”所处的地域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同时代的古越人文化遗址和遗物。所以将古越人的后裔，即今天侗壮民族的先民，归人“三苗”和“荆蛮”集团，也有根据。范老认为楚人(荆楚)是三苗集团中一个较强大的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今天苗族的先民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较后进的部分。我提出和论证的楚人、苗族同源异支说，同范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持“苗族论”者常引用语言资料为据，即认为楚语同苗语有许多读音相同或相近和可以互转的字，并由此断言，楚人讲的是苗语，所以楚人为苗族。这也难以令人信服。
楚人确实曾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与华夏人语言不同，故《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为“南蛮敦鴃舌之人”。“鴃”，鸟名；“鴃舌”，比喻讲话像鸟叫一样难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元伐郑，长驱直入，至郑都外廓，见内城大门还敞开着，怕中埋伏，于是同部下“楚言而出”。即用楚语叫部队撤退，使郑人听不懂。但从楚国同各诸侯国的交往情形看，相互之间均可直接交谈，并不需要通过翻译。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楚语同华夏诸国语言的差别，实际并不大；二是许多楚人，特别是上层，既说楚语又通华夏语，掌握双语。正是这两种情况，促使楚语同华夏语逐步融合，至战国时代，楚语就基本上华夏化了，演变成华夏语即汉语的一种方言。
持“苗族论”者多以扬雄《方言》中所搜集的楚方言代表楚语，并同苗语比较。这显然不妥。传世的扬雄《方言》成书于西汉末和东汉初年，其中所搜集的原楚国境内的方言，有“楚”、“南楚”、“吴楚”、“陈楚”、“荆吴”、“江沔”、“沅澧”、“沉浸”、“沅湘”等近10种方言。“楚”应是泛指湖北、湖南，“南楚”一般认为是指湖南。其他“江沔”、“沅湘”等则属原楚地之内的较小方言区。这些大大小小的方言，无论哪一种都很难代表楚语，与四五百年前古楚人的语言都相去甚远。《方言》中明确的单独注释为“楚”和“南楚”方言，初步统计共60余个字词。其中有个别字能同春秋时代的楚人语言相对应。如“媓”，《方言》载：楚人谓母曰媓。楚昭王为其母所铸之铜鼎，铭文日“諻鼎”。“諻”即“媓”，“諻鼎”即“母鼎”。但绝大多数的字，都无法证明同古楚语有什么关系。至于“沅澧”、“沅湘”等方言中，有无古楚语的成分，我暂未一一对照。我们并不排除，原楚国境内在秦汉以后形成的汉语方言中，可能会或多或少保留着古楚语的某些因素。但如果以此为据，断定《方言》中的“楚”(或加上“南楚”)的方言，就是战国以前楚人语言，以其作“楚语”的代表，同苗语作比较，显然有点“张冠李戴”了!
此外，还应考虑到，我们是用今天通行的现代苗语的某一方言和次方言，去同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楚人语言比较，其可比性和代表性都受到相当大的局限。我们已无法知晓两千多年前的古苗语是什么样子。现在也还没有人能用苗语的三大方言综合性地同所谓的“楚语”作比较。语言比较必须符合科学性，否则就难免牵强附会和和望文生义，乃至听音生义。
从先秦文献中可以搜索出某些春秋时代的真正的楚语，但为数不多。据楚学家张正明统计，有“莫敖”、“荆尸”、“绖皇”、“梦”、“谷”、“於菟”、“班”等，数不足十。其中，“莫敖”，为官名，楚国重臣和军事统帅，位次令尹，后职能有所演变；“尸”陈也，“荆”即“楚”，“荆尸”为楚人作战时陈兵之法；楚人称墓道的前门，曰“绖皇”；楚人叫有丛林、草泽、丘陵的原野为“梦”；楚人将老虎谓之“班”。这些属于名符其实的楚语，按华夏语和汉语无法索解，同现代苗语也没有什么相通之处。至于“谷”、“於菟”，据《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人谓乳‘谷’，谓虎‘放菟’”。楚成王时有位著名的令尹叫斗谷於菟。因相传他生下来以后被抛弃于荒野，是一只雌虎用奶将他养大的，故取了这个名字。其实，据考证，“谷”为古越语，“於菟”是古彝语。真正的楚语是将老虎叫“班”。战国以后，由于楚语已华夏化，成为南方夏语，故又将老虎俗称为“李父”或“李耳”。而陈、魏、宋、楚之间和江淮、南楚之间，都是同样的称呼。现代苗语东部方言，称老虎为“达仲”，乳(奶子)叫“禾妈”。这同春秋时代的真正楚语或战国以后的所谓“楚”方言，都没有任何
相同和相通之点。“达仲”按其谐音也可记为“大虫”，这倒与《
水浒传》中山东人称老虎为“大虫”相同。至于当时的苗族先民们所讲的古苗语，老虎、乳(奶)是怎样呼称的，现已无法考证，也就无法相比。
语言现象是相当复杂的。现同属于藏汉语系的民族较多，语言各不相同，但共同点都不少。现代苗语中保存有古汉语，汉语中有苗语；苗语同古汉语以及楚语、楚地的方言，有音义相通，或可互转、互训的字词，也并不奇怪。因为第一，从五六千年前开始，华夏、东夷、苗蛮各族系先民，就长期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南北大地，相互争逐，相互交往和交流，语言的混杂是很自然的；第二，同苗族后来的生存环境相对封闭和社会发展相对滞缓相适应，苗语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的，较汉语而言更为稳定，所以不少字词在现代汉语中已消失或改变，而在当今苗语中却尚能保存下来。现代苗语中保存有古汉语，以及夏语、商语、楚语等，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前辈学者石启贵在20世纪40年代就看到了这一点，故说“苗、汉同源”。但这些并不证明古代汉人或夏人、商人、楚人讲的是苗话，也不能说苗话是古汉语，或是夏语、商语、楚语。同样，楚语中也确实有古越语，还有古彝语，我们也不能断言楚语是侗语、壮语，或彝语、土家族语。
持“苗族论”者还常常援引《
楚辞》中的材料为据。他们一反传统的诠释和定论，对《
楚辞》中的某些字词，按苗语某一方言的音义作出新的解释，从而证明楚语与苗语相通，楚、苗“同族”。从方法论来讲，这也可算是一种新的探索。对某些字词的重新诠释，也确有启发性。但在引用文献资料和进行比较研究时，一定要先读懂原文、忠实于原意，同时必须注意到一些相关的基本史实和基本常识，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选摘和任意曲解。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有不少所谓新的解释都令人难以苟同。现举数例：
《离骚》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等句，言及“江离”。近年来有人在著述中，对“江离”按苗语某方言的音义进行新的诠释。据说，“离”，与“理”、“丽”通假，“丽”与“善”同训“可通假”，而“善”与“山”同音，“山”音就是苗语所称的“姜”。所以得出结论，“江离”就是“姜”。如此绕一个大圈子，将“江离”同“姜”扯到一块，未免太牵强了!其实，“江离”是一种香草，“离”又作“篱”。《离骚》古今注家从无异议。从原文看，意思也很明白。屈原在《离骚》中自叙其与众不同的出世和高雅不凡的气质，说自己既有“内美”，又具“脩能”之后，乃“扈江离与辟芷兮”。楚人谓被(披)为眉。其意是说，以“江离”和“辟芷”等香草作衣被，以清洁其身。苗语的“姜”与“江离”，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离骚》云：“昔三后之纯粹今，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新释者说，这里所言“申椒”，就是“花椒”。其根据是，按苗语东部方言，称“花椒”为pi
44sei
35，并简称sei
35严，即“申”。用苗语如此诠释，也完全背离了原意。屈原所说的“椒”、“桂”都是香木。古今注家完全一致。至于“申”，有说“用也”，有说“重也”，说法虽不一，但都认为它是附加词，而并不是与“椒”合成一个名词。原文的意思，是谓禹、汤、文王(即“三后”)，能如杂采“椒”、“桂”等香木一样，聚集人才，“杂用众贤，以致于治”，非专用某个人也。屈原在《离骚》中不只一次言及“椒”，如还有“驰椒丘且焉止息”。说他驰行到生长椒的山丘，休息一会儿。以“椒丘”对上一句“兰阜”，“行息依兰椒，不忘芳香以自洁也”。可见，《离骚》中的“椒”绝非“花椒”!
又如对“樧”字的解释。《离骚》载：“樧又欲充夫佩帏”。有人认为，“樧”，音“察”，苗音称“tsa
44”，就是“漆树”。并说“味道难闻，且人接触多过敏，痒痛难挨。因此，屈原把它当做丑恶的形象描写”。对原意如此曲解，显然是没有好好阅读《离骚》原文，以及《楚辞章句》、《说文解字》等书所至。“樧”，《说文》曰：“似茱萸，出淮南。从木，杀声。”王逸《楚辞章句》注：“撤，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贤而非贤也”。子椒，楚大夫，人品不好，故屈原责之。认为他“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带，而无芬芳”。这是“樧又欲充夫佩帏”的原意。对于“樧”，注家有两种说法，一为“茱萸”，一是“似茱萸”。但绝对不是味道难闻、接触就会过敏的“漆树”。樧虽不如椒那么香，但仍可冒充一下，置人香囊作佩带用，又何能是“漆树”呢?
在援引其他先秦文献资料，进行类似的语言比较研究时，同样也存在背离甚至曲解原文原意的情况。这里就不再一一加以评说。
持“苗族论”者还认为《
楚辞》不仅有苗语，而且还记苗俗，所表现和记述的是苗族的风情民俗，以此作证据之一。不可否认，屈原在《
楚辞》中所描述的祭山鬼、招魂、巫卜等，颇与苗族今天仍流行的一些习俗相似。研究者还指出，如从文学体裁讲，屈原的《天问》类似于苗族流传的《古歌》，这种文学体裁很可能肇源于南方苗蛮民族。但不少研究者同时指出，楚人盛行的某些风俗，同今天的侗族、瑶族、彝族、土家族，也“颇多相类”。而《
楚辞》，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同古越人的关系实际上更密切。众所周知，在《
楚辞》之前，有《越人歌》流传于楚国境内。古今论诗者对《越人歌》无不赞誉有加，其艺术水平是相当高的。在屈原《
楚辞》的创作过程中，受《越人歌》的影响很大。如“兮”字的运用、比兴之法，均源于《越人歌》，而二者的句式、韵式也相像。正如朱熹所说，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此外，学术界公认，《九歌》中除楚人之神、夏人之神外，还有越人之神，即湘君、湘夫人；有楚人祟拜的凤鸟，更有越人崇拜的龙，且龙出现的次数还多于凤鸟。《湘君》、《湘夫人》，都“是从越人之俗，写越人之神”。古越人即今天壮、侗民族的先民。能否以此为据，说屈原是壮族或侗族，《
楚辞》是壮、侗民族文学，楚文化就是壮、侗民族文化呢?当然不能!
实际上这诸如此类的“相似相类”的现象，都并不奇怪。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原本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特别是屈原被贬迁的南楚沅湘之间。屈原采风和收集当时当地的民情风俗，必然就包含着聚居于这一地区的今天苗、侗、瑶、彝、土家族等不同民族先民的风情习俗。《
楚辞》和楚文化植根于南方各民族的土壤，正是中原文化同南方各土著民族文化的交织和交融，才创造出艳丽的光彩夺目的楚文化。博大的包容性是楚文化得以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我们今人研究《
楚辞》，绝不能以同某个民族“颇相类”，各持一端，就片面断言其民族属性，特别是将屈原重新划定为某某族。屈原依然是楚人，而楚人同苗族先民均属“三苗”和“荆蛮”集团，但是两个不同的支系，即“同源异支”。我认为这一观点才符合历史实际!
[责任编辑 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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