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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阐述了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插手所谓“西藏问题”的基本过程，分析了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和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始插手“西藏问题”的原因，以及战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国利用“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文章认为，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冷战时期，又暗中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符合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美国只有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政策，才能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西藏问题 中美关系 美国政府
       作者胡岩，1955年生，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91。
       一、美国染指西藏的早期活动与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最早踏上中国西藏土地的美国政府官员，很可能是曾经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柔氏早在大学时代就对西藏感兴趣。他于1884年来到北京，初曾供职于美国驻华公使馆，后辞去公职游历各地，足迹遍及我国边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写了不少有关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语言方面的游记。
       美国政府官方就西藏问题最初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在20世纪初。当时，统治着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为了与沙皇俄国争夺在亚洲大陆的殖民霸权，亟谋侵略我国西藏。为了能够绕过清朝政府直接同西藏交往，变西藏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属印度总督寇松(Lord Curzon)于1903年首次提出“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试图否认中国清朝政府对于西藏的主权，并要求英国本国政府批准英属印度政府对西藏进行武装侵略的计划。当时美国刚刚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不久，目睹寇松一派在西藏所实行的“前进政策”，美国意识到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意在变西藏为其禁脔，从而势将影响美国在华的未来利益，因而表示强烈异议。1904年，美国国务院训令其驻英大使提醒英国政府，英国曾屡次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且“中国也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十分关注中国的领土完整，不能同意寇松对于西藏的地位所作出的新的界定。与此同时，沙皇俄国政府也与英国交涉，逼其做出不吞并西藏的承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寇松致函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Lord George F．Hamilton)，就西藏的地位提出他的上述主张时，未能立即得到后者的同意。汉弥尔顿告诉他：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印度，处理西藏问题必须考虑其他列强的态度；英王陛下政府仍然将西藏视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份。
       1908年，柔克义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当时，领导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而被迫逃离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在内外蒙古和中国其他地区颠沛流离了将近四年，辗转到了中原的佛教胜地五台山。1908年5月，柔克义在五台山见到了达赖喇嘛，后者请求美国帮助他返回西藏掌权。后来，柔克义又在北京见到了达赖喇嘛以及随同达赖喇嘛的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会见后，柔克义向美国总统报告了西藏的情况。但是那时，在达赖喇嘛的心目中，与英、俄相比，美国在中国还只是一个二流角色。这一时期，还有一批美国传教士活动于我国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谢尔顿夫妇(Dr．Shehon&Mrs．Flora Shelton)。谢尔顿1908年就到了四川的巴塘，在那里一面为当地人看病，一面搜集有关我国藏区的情报。在1917—1918年英国人台克满(Sir Eric Teichman)插手第一次川藏冲突期间，谢尔顿正住在巴塘，并与川军首领刘赞廷过从甚密。此后，谢尔顿试图西行前往拉萨，但是1922年被杀于进藏途中。作为一个在当地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传教士，谢尔顿是那个时期川藏地区种种事件的见证人。他生前在回国度假期间，曾经在美国多次讲演，介绍中国西藏和藏区的情况。
       辛亥革命爆发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从印度返回西藏，驱逐驻藏清军。当袁世凯政府派军进藏，着手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时，英国政府立即出面干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在一份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说：“英国过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不承认中国有权干涉西藏的内政”。对此，美国驻华公使馆指出：“美国对西藏不感兴趣。根据英中条约，认为中国不能进入西藏是没有理由的”。这反映出美国官方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是持异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失败。战后，英国一再催逼中国与之重开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一个类似《西姆拉条约》的文件，以确定西藏的所谓“自治”即“缓冲国”地位，承认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和特权。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拖延的策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美国政府寄予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战后英国日益衰落，国际地位逐渐下降，已经丧失了早年的殖民扩张势头，英国统治阶级中有人开始提出“保持我们所有的东西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的主张。战争期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从此退出了帝国主义阵营。与此同时，美国的势力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则迅速增长。因此，当英国政府一再催逼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重开谈判之际，1918年9月，中国驻伦敦公使施肇基提出了请美国仲裁、参与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闻讯立即致电本国外交部表示反对，他说：“中国政府可能乐于将西藏问题交由美国仲裁，但是这样做将会实际上把英国对华政策置于美国人的掌握之中。因为中国人自然会发觉，把这一做法应用于所有难题，对他们来说是方便的。而我们在仲裁产生解决办法之前，则会退居于一种无所作为的地位。……我敢说，在华的英国人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做法，把照顾他们利益的责任委托给第三国。不管这个第三国多么友好。”
       此后，英国政府一直担心美国插手西藏问题，担心西藏问题会被拿到巴黎和会或者华盛顿会议上，在华盛顿会议上，即使中国不提出西藏问题，美、日等国也会提出这一问题，提出在华机会均等、取消各国势力范围的要求。这必将给英国的西藏政策带来不便。因此，英国在屡次催逼中国政府与之重开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的同时，又唯恐“英国过于粗暴的举措，会在美国唤起亲中国的感情，……引发中国对英国商品的抵制，以及中国公众舆论的不良反应”。反复权衡之后，英国一面派查理斯·贝尔(Sir Chades Bell)赴拉萨面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挑拨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面赶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于1921年8月26日抛出了《寇松备忘录》，提出要将西藏视为“一个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扬言“英王陛下政府今后将以此为基础与西藏进行交往”，企图尽早按照英国的意愿把西藏的地位确定下来，排除美国插手的可能性。
       当时，美国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十分有限，但是态度是明确的。3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
       问题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曾指出：“美国的原则是中国的完整，……美国关于中国完整的观念是：西藏、蒙古和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西藏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美国“门户开放”这一对华总政策在西藏问题上的具体化和引申，也是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它不仅对当时英国侵略我国西藏的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制约作用，而且也对美国日后的西藏政策乃至对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随着美国与中、英结盟共同进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美国开始与西藏当局发生直接的接触，并再次明确了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摈弃了孤立主义政策，英国也被直接卷入亚洲的对日战争。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符合美、英两国的利益。美、英两国舆论也强烈要求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但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态度更为积极。南京政府对此也十分清楚。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南京政府就制定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但其外交已经开始由以对英外交为主转为以对美外交为主。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德、意、日法西斯为主要敌人，以社会主义的苏联为潜在对手，而视英国为一个没落的殖民帝国。美国既要联合英国以战胜当前共同的敌人、对付将来潜在的对手，又要让它的殖民帝国在战争中彻底崩溃，以便美国在战后能够控制英国的势力范围，取代英国充任世界的领导者。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帮助中国，在道义、财政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二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在美国领导之下的，与英、苏两国抗衡的大国。1942年元旦，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努力，中国成为四个领衔签字的国家(美、英、苏、中)之一。美国政府此后数年间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失去了获得外援的西南唯一陆上通道。修筑一条从印度到中国西南抗日后方的公路，保证美国援华战争物资能够运抵中国内地，也就再次提上了日程。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中国在经济上相当脆弱，军事上处境艰难，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开始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享有的国际威望。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地理上与西藏更为接近。形势的这些变化，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萌生了相机解决西藏问题之念。
       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对于中印公路的修筑，起初虽不情愿，但并未坚决反对，且曾向国民政府表示愿予以可能之便利。但在英人插手之后，噶厦明确表示拒绝。
       1941年初，西藏摄政热振被迫辞职。大札继热振上台后，西藏的亲英势力迅速抬头。1942年7月，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要求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此后与该局联系。这无异于以中国中央政府为外国政府。西藏部分亲英上层贵族策动西藏独立的阴谋已经日益公开化。拒绝中央派人入藏修筑公路和宣布成立“外交局”两事，促使蒋介石决定筹划对西藏用兵，在青海、西藏交界处进行军事部署，以对西藏造成一定的压力。
       英国政府闻讯后派其驻华大使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约见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对于青藏边境的军队调动表示关切，同时函询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此时，随着战争的进展及通过“驼峰航线”的运输量的增加，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美国对于西藏的兴趣也迅速增加。1942年7月2日，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主任多诺万上校(Major—General Wilham J．Donovan)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称他的两名部下多兰和托尔斯泰(Lieutenant Brook Dolan Ⅱ＆Captain Ilia Tolstoy)拟从印度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希望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印度外交机构与英属印度当局联系，给予必要的帮助。赫尔立即将此事呈报罗斯福总统，并建议他给达赖喇嘛写一封信。赫尔还建议，鉴于中国政府视西藏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了避免冒犯中国，此信应该写给作为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首领的达赖喇嘛。罗斯福总统当天就签发了赫尔为他拟就的给达赖喇嘛的信。
       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派遣官方人员入藏。多兰和托尔斯泰二人于1942年底到达拉萨，面交了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1943年3月离开拉萨，后经西藏那曲、青海玉树抵达西宁，并带回了噶厦摄政大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给罗斯福总统的复信。
       大约在多兰和托尔斯泰二人准备入藏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开始认真考虑西藏问题。1942年6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将西藏列入中国领土的总面积之内。7月，国务卿赫尔在谈及西藏问题时，提醒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如你所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其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宪法将西藏列为中华民国版图的组成部分，而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
       1943年3月，美、英、中三国为发动缅甸战役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中国外长宋子文与会，并借机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和首相丘吉尔提出西藏问题。
       为了进一步探寻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英国驻美大使于1943年4月19日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通报此事以及英属印度政府对于西藏的地位和经由西藏运输战争物资的态度。英国政府借印度总督之口宣称：“印度政府一贯坚持西藏是一个……充分享有地方自治权的单独国家。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不是一个中国单方面所能决定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西藏有权与之谈判，而且如果需要，可以期待英国政府依据上述立场所给予的外交支持。”
       美国政府理解英国政府的用意，5月15日即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一件致英国驻美大使馆的备忘录：“国务院感谢英国大使在其1943年4月19日的备忘录中将印度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以及开辟一条经由西藏通往中国的驮运道路工程的进展情况惠告本政府。……关于西藏在亚洲的地位问题，承蒙英国政府善意地将其历来的态度予以说明。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其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以及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的组成部分等事实。本政府对于上述事实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美国政府相信，此时就西藏的地位问题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都是没有益处的。”
       美国国务院在西藏问题上重述了一年前赫尔国务卿的话，不啻是让英国碰了个钉子。
       美国何以对西藏问题采取如此态度呢?当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1．这是美国对于西藏问题的传统立场，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相一致的。
       
       2．中美新约与中英新约刚刚于1943年1月在重庆签字。在中英之间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期间，美国曾经要求英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宣布把香港归还中国。但是由于英国的顽固态度，香港问题未获解决，而美国后来也默认了这一结果。这等于是对中国的伤害。美国不能在西藏问题上再次伤害中国。
       3．前述美国联合中国共同对日作战的全局考虑。这在1943年4月2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利(Berle)致战略情报局主任多诺万的一封函电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如你所知，中国人认为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而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过任何与中国人的这一观点相抵触或漠视这一观点的行动。中国政府的感情对于我国和与整个战争努力相连的联合国家(按即同盟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与西藏当局的任何关系或可能采取的任何对于西藏的行动，最好均避免无故地或无意中而得罪中国政府。”
       美国对于西藏的态度使英国政府认识到，必须“谨慎把握对于西藏自治的继续支持。这是因为，如果能得到美国政府及舆论的支持，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大大加强；相反，如果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我们也许就将无力继续我们(对西藏)的政策”。美国在西藏地位问题上的立场，使得英国在从事分裂我国西藏的活动中不能不有所顾忌，也使其不敢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一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战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
       美国政府半遮半掩地怂恿西藏独立的活动，考虑改变对于西藏问题的政策和态度，是从1947年，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开始的。
       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组成了一个由孜本·夏格巴率领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据夏格巴称，该团除了商务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游说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各国支持“西藏独立”。当时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夏格巴觉得此时对其搞“西藏独立”极为有利，便把这个“商务代表团”的出访视为宣传“西藏独立”的绝好机会。为此，噶厦政府给该团的成员印发了西藏的“护照”，指令他们在旅途中尽量使用这种护照，并由西藏“外交局”出面，提前致信美国驻印度大使，请其将夏格巴一行准备访美之事转告美国政府。
       该团11月自拉萨启程，12月初抵达印度，旋即与驻新德里的美、英使馆进行联系，以获得前往美、英两国的签证。一年多前，噶厦政府派出的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在德里拜访美国驻印度大使时，就曾经向美方提出派员访藏的邀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乔治·米勒克(George Merrek)为此建议华盛顿，因为“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拉萨。但美国国务院出于慎重，拒绝了这一建议。此次美国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接到西藏“外交局”的信件后，美国驻印度大使立即致电国务卿，提出：“西藏作为亚洲巨大的‘安全岛’的地位不容忽视，……在未来10—15年之内，作为战略后方的西藏可能会得到开发，到那时西藏高原就会成为极为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底，美国国务院通知其驻印度大使，可以允许“西藏商务代表团”访美，但是，“应该想到，中国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而本政府从未对此提出过怀疑。相应地，除非该代表团得到了中国政府官方的批准，本政府只能以非正式的礼节接待预定来访的西藏代表团成员。假如该代表团成员只携带有西藏旅行证件，那就应当按照‘257表格’而不应当按照他们的护照向他们发放签证”。
       西藏商务代表团于1947年12月30日面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官员，为其美国之行作准备。美国人与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一样，告诉夏格巴等人，既然他们准备先到中国内地访问，那么可以在中国内地申请赴美签证。于是，这个代表团只好先到中国内地来。他们虽然可以利用噶厦政府的“护照”及英方的签证前往香港，却不得不用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为其签发的中国护照由香港进入内地。
       抵达南京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官员劝告夏格巴等人不要自行前往美、英。夏格巴后来也假意表示拟由上海经香港返印。但是他们离开南京之前却私下获得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签发的赴英签证。抵香港后，又获得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签发的赴美签证，于1948年7月初离港赴美。
       多年来，英国一直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从未明确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因此，英国驻华大使馆给持有噶厦政府护照的夏格巴等人签发赴英签证的做法，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惊讶。但是美国则不同。近代以来，美国政府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公众舆论也是这样看待西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1947—1949年间，又是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的后台。美国对于西藏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是很在意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夏格巴一行签发赴美签证一事，当然地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关注。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未事先征询中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即行签证西藏当局自发证件，不仅违反国际通例，而且有损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48年7月12日，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就此事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声明与质询，申明“西藏当局对外无办理外交之权，其所发旅行证件，不能代表中国护照；夏格巴等在美无权与美政府洽商事件”，并针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据夏格巴等人所持“西藏护照”签发入美签证一事，要求美国政府澄清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叶公超称：“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素以承认中国之主权为原则。此次接受西藏地方当局所发证件，中国政府颇为诧异。如此非美政府驻香港总领事私人之错误，是否为美政府变更其对西藏态度之表示?此点盼美政府予以说明。”
       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当即表示，美国向来承认中国在西藏之主权，美国政府也并无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并答应将国民政府外交部所询各点转告美国驻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查明情况后予以答复。
       与此同时，外交部密电驻美大使顾维钧，指示他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查明夏格巴等人在港所获签证是否系经美国国务院核准发给，并随时报告夏格巴等人在美国的行动。
       7月15日，顾维钧向美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内容与叶公超所提口头声明与质询基本相同备忘录。随后又为此事面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马歇尔向顾维钧保证：“美对西藏，拟完全尊重中国意见办理”。数日后，美国国务院通知中国驻美公使谭绍华：美国“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在西藏的法律上的主权表示怀疑的意图”。马歇尔还为此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可以向中国外交部次长指出：“当签证申请者不能出示有效的护照或某个国家所签发的护照不被美国承认时，通常就在签证申请表格上签字核准”。后来美国国务院又曾经向顾维钧解释，称此事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发给签证规定的误解，“因此不必过于认真”。由于国民政府态度坚决，美国政府在接待夏格巴一行的问题上，被迫尊重了中方的意见。在西藏
       代表团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问题上，顾维钧坚持要由他代为提出申请并陪同代表团成员前往白宫。在夏格巴拒绝了顾维钧的陪同之后，杜鲁门最终没有接见他们。
       十分明显，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美国是准备在西藏问题上做手脚的。事情并不像某位美国官员所说，美国“没有任何侵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打算”，“驻香港美国总领事并未于夏格巴等所持旅行证件上签证，仅于另一普通纸上签注可入美境，此项签注并无损害中国对西藏主权之意”。根据夏格巴本人提供的照片，此项签证分明是直接签在了夏格巴所持西藏当局擅自印发的护照上。而给夏格巴出主意，让其在香港申请赴美签证，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此项建议的，正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美国政府此次试图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之所以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一是因为它在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不能不多少照顾国民政府的面子；二是因为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转变其传统的西藏政策。但国民政府却借此事使美国政府再次明确了其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并使其日后再想悄悄改变这一立场更加困难。
       当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美国再次考虑改变其对西藏的态度。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Henderson)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人劳尔·托玛斯父子(Lowell Thomas&Lowell Thomas，Jr．)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于1949年8月前往拉萨活动，两个月后才返回美国。据当时南京政府驻美、英使馆人员的分析，“美政府所以对西藏表示好感，盖欲利用西藏为将来对苏联之空军基地”。显然，此时美、英帝国主义均已看出，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仅仅是时间问题了。怂恿西藏独立，至少可以给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制造困难和麻烦。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甚至曾经打算直接提供大量武器支持并承认西藏独立，但是后来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在解释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时说：“美国的观点是，尽管在一年前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但现在向西藏提供任何武器都已为时过晚了。此时承认西藏独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府(按：指国民党政府)来说是不礼貌的，而对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刺激性的。”当时，英国和印度都对向西藏当局提供大量武器采取了犹疑观望的态度，这也使得美国不敢贸然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另外，美国政府还多少抱有一种幻想：如果不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不过分“刺激”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许会推迟进军西藏的军事行动。
       然而，西藏的分裂势力却依然对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天真的幻想。噶厦政府于1949年12月底再次向美、英两国求援，同时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荒唐要求，并准备派专人分赴美、英等国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
       这时，青海、西康两省的部分藏族地区已获解放。1949年10月1日当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即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1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解放西藏的命令，并通知噶厦政府迅速派代表来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多方奔走而又得不到美、英等国明确支持的西藏当局，不得不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于1950年3月初到达印度的噶伦堡。此后，他们一面游说印度政要支持“西藏独立”，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鼓动下滞留印度，坐观形势的变化，希冀帝国主义终会帮助他们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在当时，无论美国、英国还是印度，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顺利地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范围内祖国统一的大业。但是上述三国的态度却并不完全一样。
       印度标榜实行“不结盟”政策，需要保持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不久，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正式承认了我国政府。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既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非法权益，又不敢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既想暗中帮助和鼓动西藏当局进行分裂活动，从中渔利，又不敢公开允许美国通过印度运送武器支持噶厦政府，引火烧身。
       英国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了半个世纪，再加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积极追随美国反共，当然不希望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但是，当初英国侵略西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一个“缓冲国”，保护其英属印度殖民地。如今印度既然已经独立，英国便失去了继续分裂我国西藏的最主要的利益驱动。更何况，希望能够“留一只脚在中国”的英国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也觉得犯不着为了噶厦而冒失去中国大陆这一巨大市场的风险。英国政府中个别人从老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和冷战思维出发，甚至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等着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刚刚独立的印度将如何面对来自北方共产党中国的“压力”。所以，英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
       美国有美国的难处。美国既不像印度那样与我国西藏接壤，又不像英国那样在历史上与西藏有过长期的交往。更为麻烦的是，美国政府长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当英国企图分裂我国西藏，否定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还曾多次表示异议。但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本性，美国是一定要阻挠和破坏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神圣事业的。
       1950年3月，美国通过英国打探消息，想了解印度对于从军事上援助西藏的态度。结果被告知：在此事上，印度政府“并不希望在政治上同美国进行合作”。4月间，传来了夏格巴等人因寻求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无望，正在考虑前往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的消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立即电示韩德森，要他以私人名义非正式地告诉夏格巴：美国之所以尚未答应西藏的要求，并非对西藏不关心，而是担心如果马上对西藏表示出明显的兴趣，会激起共产党更快地采取行动。美国估计，假如不采取过激的行动，大规模进军西藏所面临的地理和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将会使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很明显，美国既不承担援助西藏当局的风险，又要鼓起噶厦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勇气。但是夏格巴也并不那么愚蠢。1950年6月，千方百计拖延与中央政府谈判的夏格巴走访了韩德森，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中国“侵略西藏”，美国会提供什么形式的援助?噶厦需要在知道了美国政府的确切态度后，作出是与中央政府谈判议和还是进行对抗的决定。韩德森仍然支吾其辞。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进一步与英国磋商。美国国务院告诉英国驻美国大使：“拉萨已经宣布了其抵抗共产党向西藏扩张的意图，并拟派特使前往美国求援，设法促成西藏加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已经向他们泼了凉水，……(现在)显然有必要暗地里向西藏人提供有限数
       量的特殊军事援助，神不知鬼不觉地鼓动西藏人自愿起来反抗共产党的统治”。接着，美国要求英国向印度施加影响，“以使其承担起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责任”。英国马上予以拒绝，但美国仍不死心。8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会晤夏格巴，向他转告了华盛顿的态度：如果西藏打算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并且需要帮助，美国政府准备向其提供军用物资以及经济援助，但是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和飞机进藏。夏格巴当即对这位总领事表示，一旦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噶厦就有能力对付共产党，“无论如何，西藏决不会同意中国对其享有主权”。他还说，西藏当局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
       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洞察当时的国际形势，对美、英、印等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和尴尬处境了如指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对西藏实行多路进兵。在一再催促噶厦派代表来京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奉命于10月间发动了昌都战役，一举歼灭了藏军主力。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的军事行动，使得噶厦拖延谈判的伎俩彻底破产，也令帝国主义指望高山大河的隔阻会使解放军不敢迅速进军西藏的幻想破灭了。
       昌都战役后，噶厦政府已经输光了与我进行军事对抗的本钱，而美国政府并未如约向其提供军事援助。摄政大札下台，年仅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继续向美、英等国和联合国求援。但是无论美国、英国还是印度都不敢公开支持“西藏独立”。
       四、半个世纪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一百多年来，中国频遭内忧外患，备受列强欺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世纪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后来者，为了与其他列强争夺，在华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美国政府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要求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形式上的完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是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化。在西藏问题上，美国政府长期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这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当英国分裂我国西藏的活动有可能损害美国在华的未来利益时，美国政府表示反对，一再申明其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实际上是为了阻止英国把西藏变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而当它所扶植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国又企图悄悄改变其在西藏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其实质是要破坏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统一祖国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但是，由于包括西藏人民和大多数爱国的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纵观历史，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间，“西藏独立”是西藏僧俗贵族中的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进行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西藏独立”又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反华反共和干涉我国内政的工具，成为西藏少数反动上层抗拒和阻挠西藏社会制度改革的旗帜。表面上看，这些人鼓吹“西藏独立”，是在为西藏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但实质上不过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为了永远保留反动落后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而进行的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活动，是这个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这种分裂活动是逆历史潮流的，它违背了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从来得不到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的支持。于是，西藏少数反动上层要从事“西藏独立”的活动，就不得不从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华势力那里寻求支持。
       而插手制造“西藏问题”，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在历史上曾经是英、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一个阴谋，是它们进行冷战和反华、反共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今天，尤其对美国而言，则是其坚持冷战思维，图谋遏制中国的一个手段。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都无法达到的“西藏独立”的目的，在日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更不可能达到。
       历史上，尽管是出于自身利益，美国将西藏视为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客观上对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斗争有过帮助。对此，我们今天应当予以肯定。但是，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国外从事的“西藏独立”活动，最主要的支持者也是美国统治集团。美国一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面又支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间公认的国与国交往的准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仅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而且无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江泽民不久前曾经指出：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应该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政策，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屈服于任何外国势力。美国只有停止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才能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 刘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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