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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华儒文化在福建及闽南地区传承的基础上，着重从“孝文化”、“献身文化”、“商号文化”等方面阐述了闽南侨批独特的儒文化特点，提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要加强对侨批人文史料的保护。
       关键词：闽南侨批；侨史研究；儒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6—0194—06
       侨批又称番批，就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母国，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作为一种行业，它是出国谋生的华侨寄回家乡赡养胞亲和禀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汇款家书连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文化，侨批却是一种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的综合性、流动型文化形态。侨批是侨乡特有的事物，从不同角度展示出华侨华人历史的丰富内涵。近年来，随着大量的侨批实物被发现，使得这一侨乡特有的文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兴趣，并成为侨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本文主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探析福建闽南侨批特殊的儒文化价值，以加深我们对侨批史料价值的认识。
       一、中华儒文化的传承
       福建省是我国主要侨乡，华侨、归侨、侨眷以及外籍华人(简称华人，下同)的数量，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福建省的侨乡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以泉州市为最多，约占60％左右，漳州和福州两市各占10％左右，厦门和莆田两市各占5％左右，以上这5个市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口占全省的90％。中华儒文化对福建闽南侨乡的影响历史悠久，对华侨凝聚作用是十分强大的。
       (一)移民文化的融合。在古代中原汉族的眼里，福建为“南蛮”，是对南方民族的总称。汉代中原地区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而地僻东南的福建，还停留在部族社会。福建开发，主要在西晋以后，为南迁而来的中原汉族移民所带动。至隋唐，依然人口稀少，山野荒芜。隋代对闽中的人口统计，仅12420户，即使有所误差，估计也不满10万人口。《三山志》描述唐初的福建，称其“户籍衰少，耘锄之墟”。由此可见，唐以前的福建，大片土地尚未开辟，人迹罕至。中唐以后，至两宋，有一个飞跃的变化。北方来的中原移民，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福建，自西晋末年到南宋初立，历时800年的几度中原移民入闽，形成了推动福建社会发展的人口主体。由北而南或越海而来的规模性的移民，同时带动了文化的全面进入，移民文化逐步成为福建文化的主体与基础。
       (二)儒学文化的发展与交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南播东延，几乎与移民同步。移民文化逐步成为福建文化的主体。福建与中原汉族文化日趋同步，中原地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文化思潮为福建所接受，在文化上即意味着认同和接受儒家文化对社会的教化、规范和制约。这就把尊孔崇儒的思想，摆在了福建社会文化建构的首位。至唐，高祖诏令各州县置学，重视儒者治政，闽地虽僻，亦不能免。建中初年晋江欧阳詹与韩愈同榜，说明了福建闽南儒学水平。经过五代王审知的倡扬，及至两宋，福建儒学之风，已经遍及八闽，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集诸儒之大成，将儒学建成广大精微思想体系的闽中理学，使福建成为影响深远的理学之乡。朱熹曾任同安主薄，知漳州，留寓泉州，过化闽南，播下了理学的种子，使闽南海滨成为传统理学的重要基地之一。正是由于儒学文化在闽南的传播，使闽南人超越了传统的巫文化，进入较高层次的儒文化，儒文化极大地改变了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从此读书成为闽南人的传统。闽南人崇尚忠、孝、仁、义、礼、智、信观念的形成，与儒教的浸润有关。儒学的传播，改变了当地人的价值观，泉漳人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儒学“仁、义、礼、智、信”，讲究的是儒学忠诚和孝道。随着我国南方的开发，随着我国与周围国家交往的日趋频繁，儒文化在闽南地区迅速发展，并走出国门，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产生深刻影响。
       (三)儒文化的凝聚力。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很长，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人为谋生和其它原因移居国外。福建人民出国历史悠久，最早可溯源到汉武。至唐朝，出国渐多，不仅开辟了泉州港，福州也已开港。此后出国历朝逐渐增多，至明末清初，更是成批的出国。福建向东南亚延伸的始发地点主要在闽南。据有关资料统计，1822年前后，每年约有7万人从厦门和广东陆丰出国。1829年，从厦门启行往新加坡的4艘大船载去华侨1570人。且闽南“晋江人主要迁往菲律宾、印尼和马来亚，南安主要迁往菲律宾、马来亚、印尼和越南、缅甸，惠安人主要迁往菲律宾、马来亚，同安人主要迁往马来亚、越南和印尼，安溪人主要迁往印尼、马来亚和缅甸，泉州人主要迁往菲律宾，永春人主要迁往马来亚和菲律宾，德化人主要迁往马来亚”由此可见，闽南华侨出国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是逐年增加的。随着闽南人的迁出，闽文化也逐步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生活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里，大部分已加入外国籍，但仍然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是由于有灿烂的中华文化作为维系他们的纽带，光辉的文化思想成为凝聚他们的精神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移民初来之时，在物质上是赤手空拳的，在精神上却是有着深厚的凭借——即中国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显然是以儒家为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华儒文化对华侨凝聚作用是十分强大的。主要体现在：1，家庭观念。儒家伦理思想特别强调家庭观念，加上“五伦”的行为准则，使早期华人非常重视家庭的凝聚力。他们的艰苦奋斗，首要目的便是求家庭的温饱与幸福。他们漂洋过海来谋生，省吃俭用，把存下来的钱汇回家乡，接济亲人。当时这种汇款叫做“侨汇”(早期亦称“侨批”)。在20世纪初，侨汇的数额庞大，对华侨赡养家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家庭凝聚力的动力却是来自儒家文化中的孝悌观念。2，同舟共济。早期华侨，远渡重洋，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碰到的共同问题是，寻找一个栖身之所与足以充饥的生计。为了克服困难，来自同一区域、操共同方言的移民，便凝聚在一起，团结互助，因此，基于地缘性的组织便应运而生。19世纪的地缘性的组织，多称为“会馆”，它成为中外文化碰撞与对接的基地。如福建会馆等。会馆的初建者把对传统美德的继承放在首位，而会馆的后继者们亦多受熏染，且信之弥坚。有的人提出“以光前人之志，禧后人好善向义之端”。有的提出“是以继续先贤遗志，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而树后人之模型”。这些都说明会馆在儒文化的继承方面做出了努力。进入20世纪，华人社团组织大事扩充。这时期的华人社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除了团结协助乡民、办学、济贫救困与改良社会问题外，还极为关注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且濒临国破家亡危机中的祖国。他们开展了一系列救国救乡运动。陈嘉庚毁家兴学救国的精神，名垂千古。3，教育。中国最早把教育带到民间的是孔子。他教不厌、有教无类的精神影响后代华人至为深远。华文教育在东南亚甚为流行。最初的学校是以义学与私塾的形式出现的。通过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灌输，使中华传统文化得
       以留存。如新加坡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闽籍人就创办了义学崇文阁(1849年)与萃英书院(1854年)。李光耀先生曾高度评价：“教导华文的最大价值是在于传播社会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准则。这主要是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思想与信念”。
       二、闽南侨批所折射出的儒文化精神
       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根深蒂固的。
       出洋的侨胞，秉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克勤克俭，节衣缩食，日子一久，自然有了积蓄。他们便想方设法要把这些积蓄寄回家乡赡养父母和妻子。但当时并无邮政、银行这类设施，他们只得等待同伴或同乡中忠实不苟的人回乡，托其将款及平安书一并带回，在批面上常写上“到送酒力x元”，以示酬谢。带信人要南返时，侨眷不再送礼，此所谓送顺风。这份平安家书及款是否寄到，往往要等待这带信款的人再回南洋才有消息。而后随着华侨的逐渐增多，那些曾经回国和替同乡带过银信的人，年久月深，哪个角落，侨胞住得多，想要寄款的人多都晓得，也出现了替侨胞带银信回国的生意人——“水客”，亦称“客头”。这就是侨批业的滥觞，也是侨批业前身之一。
       由于华侨出国日多，足迹遍及东南亚，每次“水客”往返动辄经年，华侨递信寄款，苦于不便。随后较有远见之华侨，因感环境需要，纷起组织民信局(也称批信局)专为华侨投递信款，此亦民信局形成原因之一。一般认为，信批业是经营华侨附有信件汇款即侨批(批信和侨款)的行业，解放前称之为批馆、民信局、批信局、侨批局、银信局等均属信批业(因信在闽南方言中与“批”同音)。因此，海外一家一户的民信局(也称批信局)亦应运而生。侨批缩短了海外侨民与家乡眷属的万里之隔。儒文化渗透在侨批的字里行间。
       (一)“善事父母”的孝文化。“孝”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尔雅·释训》以为：“善父母为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孝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所谓善事父母，是指物质奉养和精神奉养两个方面。因此，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的思想。即便是对中国文化不无偏见的黑格尔，有一句话倒是切中肯綮：“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闽南华侨远涉重洋，身在异域，打拼奋斗，心系家园，不忘亲情。有机会就寄信“搭钱”、寄“番银”，赡养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莱佛士在《爪哇史》一书中，估计1810年印尼西加里曼丹的采金业中，华侨获得利润370万西班牙元；100万元用于购买鸦片和纺织品；100万元用于购买盐、油、烟草和其他食品；70万元寄到中国；100万元由返回中国者带回。汇回中国的170万元，为其总收入370万元的47.22％。将近一半。一半生活，一半养家。有关侨批的最早记载，是福建省石狮市大仑《蔡氏族谱》关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菲律宾华侨汇款回家的情况。该谱曰：“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资，迭寄润于兄弟，二兄景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此处很明确地指出思叔侨居吕宋后，“迭寄润于兄弟”，其二兄景超的生活“全家赖之”，并进行“修理旧宇”。因而此处之“润”必为款项，即侨批。
       批信中处处蕴藏着中华民族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族的传统文化。例一，1928年六月廿五日玉版给其出嫁的妹妹的侨批信中写道：“达者，别来转眼已经年矣，想迩来妆次安好，兄旅外诸亦迪好，勿为锦注，但望妹恪遵上命，承挚妇道，视睦邻里，各事求和为祷”。家信中处处表现尊重亲人，自谦自责，因日寇侵占，交通断绝不能定省双亲，深感不安。1945年12月，交通恢复不久，洪氏给他父亲的信就颇典型：“自菲岛沦陷，音讯断绝，定省之礼既疏，甘旨之奉殊缺，不孝之罪渊甚深”。例二，如1921年(辛酉年)十月一日晋江侨领王珍艮的家信：“书奉慈母大人膝下：拜别以来转眼阳春，瞻恋萱堂，日夕怀念，倾接示信一札，并婶大人玉体康安，幸叨芎苍之庇，得以健旺之安，儿远游外夷，不能随侍晨昏，罪戾大焉!前日接母亲来书一缄，要讨茨参，儿已有寄信岷地，xx别叔代买，若有妥人回乡，定必寄回。儿所寄本份尚奁叔去针指12个，若是到家，即向他取之，末审咱份今年冬节桌轮到何人，祈母亲顺笔来晓。身子平安，伏望玉体自珍，免致游子身心两地矣!兹因羽便特修寸楮，并付去彬银两大元，到祈查收，回信来知，余情别陈。”中国文化以孝为根本，宗法社会以孝为基础在侨批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种思想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
       (二)“舍生取义”的献身文化。“舍生取义”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上》：“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为维护高尚道德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高尚情操，激励了一代代华侨爱国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振兴，舍生忘死、勇于献身的精神在侨批中常有表现。
       1，同仇敌忾的爱国热忱。1928年5月3日，日军进攻济南，杀害特派员蔡公时、进行大规模屠杀，制造济南惨案，华侨同仇敌汽，迅即行动，陈嘉庚即领导“山东惨祸筹赈会”，开展筹募赈款运动，得到树胶公会的支持，该会所筹赈义款20万元，占全部惨案义款134万元的18％。该年5月12日菲律宾怡朗的侨批封就出现抗日歌的戳印：“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习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批笺上有“勿忘国耻”笺头。到1931年9·18事变，用戳印来表现爱国热忱，更达高潮，其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你买日货，日人赚你的钱，便造子弹来杀你和你的同胞，你该当何罪”；“抵制日货，誓雪国耻”；……。1930年代“进”字批局封的系列抗战戳印，有“进”-1623帮，5229号的批封，无框4号字竖排戳印：“买日货者就是国贼，国贼人人得而诛之”。同一封背还有同类戳：“欲救国亡，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进”-38帮7061号有3号字竖排戳印：“矢志救国，彻底抵制日货。卧薪尝胆，誓雪此仇方休。团结起来，共同为国捐躯，勿贪小利，勿作亡国奸商”。共40字，是侨批封上所见最长的戳印之一。对侨批的作用，1939年邮政总局作出了充分的肯定：“重庆。交通部张部长勋鉴：查闽南批信局为华侨汇款机关，当此抗建紧张，此项侨款关系外汇、活动地方金融至为重要，从前闽南批信局多设总局于厦门，遍设分局于泉、漳各地，……地方赖以获益。”救国救民。
       2，爱家爱国传统文化。(1)以祖国纪年。身在异域他乡，那里是采用公历的社会，侨批侨信中却几乎清一色的甲子纪年或民国纪年，从信封到信笺，从显露的外观到血肉筋骨，坚持使用祖国文化。①书信中的年月，采用甲子或民国纪年，例如甲子年、辛酉年等。②通过邮寄的侨批封，仍在信封外用甲子年或民国纪年写上寄发日期。③“收到”、“付讫”回批时，使用民国纪年。(2)有多种形式：①竖排，民国纪年，公元月日，宋体5号字，见有紫色和红色两种印色，
       内容为“中华民国xx年xx月xx日收到”；②有“收到”、“收讫”、“付讫”、“收完”等区别；③“寄”(侨批)日期，“回”批日期，农历，多见金黄色蜡笔字，竖行，并邮票邮戳，和“收到”日期等。(3)批封上的爱国标志。1929年菲律宾洪氏寄晋江的批封，左上角印有“菲律宾中华戏剧研究社(THE PHILIPPINEDRAMIC CLUB)”；1950年代无信汇批封印有“菲律宾华侨同盟公所(CHINESE WELFARESOCIETY)”，有印有爱国青年刊物“破晓”的批封；有“菲律宾义勇军同志会(C.V.P.FRATERNITY)”的批封等。
       (三)“信义”立本的商号文化。儒家“和为贵”和“义利观”的传统伦理道德，被华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商业实践当中，形成了华商建立在“相与”基础之上“利以义制”的经营理念，铸就了华商独有的商号文化。
       “信”、“义”是华商的立业之本。“诚信”是华商成功的基础。华商以严格的产品质量信誉和一言九鼎的人格信誉，形成了华商诚实守信的商号文化。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吕氏春秋·无义》)。“诚信”以看得见的人和物为纽带，主要来源于个人关系或对于具体个人特征的认识。即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朋友关系而产生的忠诚原则之上的、内外有别的、差序结构的私人信用，或基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差序固定的“熟人”信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可以称之为“人格诚信”。建立在“人格诚信”基础上的严密的侨批管理制度，形成了侨批业独有的商业运作模式。即便是侨批局的信用戳印和民信局的信用戳印，都体现出共同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人无信不立”在商海中的贯彻。当然，因其具有鲜明的宗法等级色彩和特定适应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侨批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可持续发展。
       就以龙海人创设的天一信局为例，天一信局的创始人郭有品，字鸿翔，生于1853年(清文宗咸丰三年癸丑)。其父郭振宁英年早逝，遗有四子，郭有品排行第四。1869年(清穆宗同治八年)，年仅17岁的郭有品在开店铺的长兄郭有德资助下，随客头漂洋过海前往吕宋经商，由于他忠厚老实、尊老敬贤且乐于助人，深得同乡侨民的信赖。1874年(同治十三年)，郭有品受一些富庶侨商委托，开始充当客头专门替吕宋侨商及其雇用的华工携带银信回国。在几年的客头生涯中，郭有品领悟到经营侨批收入的丰厚，便于1880年在家乡龙溪县流传社创办了漳州首家侨批局——天一信局，主要经营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与闽南之间的华侨银信汇总业务。“天一信局”的“天一”，取自汉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的“天人之际，合同为一”即“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合二为一，用天作为徽志寓意天下一家，表达了郭有品创办侨批局的仁爱之心，也缩短了海外侨民与家乡眷属的万里之隔。郭有品创办天一信局后，自己在菲律宾收取侨信，将华侨银信带回国，到家后便雇请族人作为固定信差投送，并不准信差苛求工资。所有侨批均由汇款华侨自定汇费，并将所汇的钱直接写到信封上，并注明收贴“批工X元X角X仙”。
       天一信局开办后，每批银信均由郭有品本人亲自收取押运回国，在一次押运侨汇途中，船遇台风而沉没大海，郭有品获救后返乡，便变卖田物兑成大银，凭衣袋中仅存的名单款项一一赔偿。自此，郭有品的名望誉满南洋，华侨深为信赖，华侨银信都愿通过天一信局汇寄，天一信局的业务日益增多。这就是“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的收效。1882年(光绪九年)，郭有品回国完婚，便委派旅菲好友郑仁永在菲律宾负责收寄，自己则在流传督办投递。在菲律宾收的侨信通过客邮寄回国，银款则由汇丰银行汇兑寄送厦门，再由郭有品雇工投送，以避免运送侨汇的意外损失。
       正是由于郭有品及其子孙们儒家诚信经营之道，“天一信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外共有总分局33家，雇员556名，完成了以厦门口岸为中心，向南洋和国内侨区辐射的双肩形结构，完成了侨批业从“客头制度”向侨批“跨国公司”的飞跃。其网络的形成使侨批业步入国际金融流动圈，也使天一资本经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1921—1926年其每年收汇达1000—1500万银元。
       三、重视侨批人文史料的收集与管理
       数以千百万计的侨批，不仅是一张张汇款凭证，而且是社会历史真实的见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渗透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的一片深情，昭示着他们对自己亲属的关爱。与此同时，家乡的亲人通过“回批”通报家乡及亲属的情况。批信的往来，促进了两地对各自社会、经济生活的相互了解，也增强了凝聚力。因此，国际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曾做出如此的评价：“徽州留下来具有特殊价值的是契据、契约，而潮州可与之媲美的是侨批。”这种价值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侨批文化是闽南侨乡的特色文化资源。侨批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闽南人恪守信用的优良文化传统。
       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国内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为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从侨批反映出来的“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笃诚守信”的海外华侨儒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已故周恩来总理曾深刻指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侨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华侨史的重要文献，为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提供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常增书曾说过：“研究侨批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它含有华侨史、通信史、交通史、邮政史、汇兑史、外贸史、文化交流史、集邮史等多学科领域，……意义非常深远。”我们要从保护和有效利用的角度出发，做好这些侨批人文史料的收集和管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就有《侨批初探》、《“天一信局”史考》、《安海侨批》、《莆田侨批漫谈》等一批侨批研究著述问世；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随着闽南文化研究的崛起，《闽南侨批史纪述》、《泉州侨批业史料》、《闽南侨批史话》等的出版，将侨批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闽南文化、弘扬华侨爱国爱乡优良传统，侨乡编史修志，海外华侨华人寻根问祖，有着积极地意义。对于研究闽南历史文化，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