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安徽石埭人周太谷创办、曾活跃于山东、江苏一带的民间-学术团体。其创始人周太谷及各代传人以继先圣绝学、教民养民为己任，对朱熹学说进极探索与思考。他们从生命哲学角度汲取和发挥朱熹学说，从而拓展了朱熹之学的生命哲学路向。本文拟从生命认知、生命伦理、生命修养、生命境界等诸方面揭示朱熹之学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深层影响，并努力展现这种影响的多重意义。
关键词：朱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6—0088—05
朱熹之学对后世具有广泛影响，许多学派都从各自的学术观点、思想立场出发，对其学说进行多方探索与思考，而产生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太谷学派，也不例外。关于太谷学派，学界有人称它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儒家学派，也有人认为其活动既是中下层士大夫发起的以理学为主的思想运动，也是清代儒家引导下层群众进行社会道德修养的一种尝试。其创始人周太谷，名毂，字星垣，号太谷，又号空同子，籍贯为安徽池州石埭，生年不详，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他与门人皆自称“圣功弟子”，以继先圣绝学和教民养民为己任，注重从生命哲学角度对先儒学说进行发明与创新，因而该学派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以传统儒学为主、以生命哲学为重的基本特色。朱熹对太谷学派的影响相当深刻，而这种影响又主要集中在生命哲学方面。那么，朱熹作为集理学大成的儒家大学者，其学说为何会对太谷学派的生命哲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有何意义和价值?本论试图就此予以探讨，以期对朱熹与太谷学派之间内在的学术思想关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知和更为准确的把握。
一、朱熹影响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原因分析
一是社会原因。近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暮年，腐败极至，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从文化、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迅速向中国渗透，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太谷学人以中下层士人为主体，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他们自然较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到中华民族面临的灾难，但其阶级特点又注定了他们既不愿封建大厦垮坍，而欲求维护之，亦不愿自我沉沦，而欲求自全之。他们不可能去推翻封建统治，而只能是强调补天。如何补天?以他们的地位显然不足以对封建统治的上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而，通过教养两途济世养民而补天，这就成为他们合乎情理的选择。这样，对生命的关注，对人生的思考，对民众的教化，对民力的畜养，就自然成为其学派思想学说的主导。正因如此，太谷学派就必然要积极建构自己的生命哲学理论体系，以作为其教民养民的思想基础。而要建构自己的生命哲学理论体系，就不得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作为中国社会传统儒家文化主要根基之一的理学体系中去，吸收其中的精华，并对其进行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开新。这样，理学成果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产生影响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二是文化原因。中国先民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丰富的生命情感体验，他们强调天人相应，追求与天同体，寻求生命的恒在，这一传统通过多元文化的传承，一直沿袭下来。从哲学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演化，一直都没有脱离人这一个中心环节，甚至可以说，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学问。然而，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乃是曲折的，重视人的主流文化在演化中恰恰又容易走向否定人性自身的反面，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人性的禁锢使人的生命本身在文化中丧失了其重要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太谷学派那里，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又有了合乎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反复。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西学东渐之际，中华文化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重新整合。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太谷学派契理契机，矢志继先圣绝学，力图从生命哲学意义上使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本位，希望以此重新为人的生命本身寻找到在文化中应有的位置，而这客观上就必然要求太谷学派对先儒之学精深的生命思想内蕴进行发露与借鉴。正因如此，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生命思想的朱熹之学，也就势必会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是学术原因。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朱熹之学与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形成、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其一，太谷学派与朱熹有着一种内在的学脉关联。回溯中国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朱熹是对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理学成果予以吸收和发展的集大成者。其中的学脉链结关系是：朱熹曾受学于二程兄弟的三传弟子李侗，二程又同受学于周敦颐，而周太谷之学又远续于其先祖周敦颐，因而太谷学派的思想渊源也就自然与朱熹之学存在着学脉上的关联。其二，太谷学派为学问道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对诸家经典进行生命哲学意义上的阐发。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朱熹在思想学术上必然会与该学派发生深层的关系。太谷学派创始人及各代弟子都具有相当高的经典诠释功夫。他们诠释经典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生命为本位，其治学不拘于门派，凡是能够说明自己学派所主张的生命哲学道理的经典，都能为他们所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承载朱熹重要思想的一系列经典之作，如《近思录》、《
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朱文公文集》等便成为太谷学派生命哲学阐发与开新的对象。这一点也可从太谷学派遗书资料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如太谷学派后期的著名弟子、太谷易学的集大成者刘大绅在《贞观学易》中自叙其易学生命思想的源流，其中就特别提到了他所受朱熹之学的影响：
吾家世世治易……而予性既愚鲁，又少孤客，早未冠以前，奉严命负笈于泰州蒋龙溪(文田)，海陵黄归群(葆年)两先生之门。两先生皆龙川高弟，然予实无一语之得，既冠以后，念易为世业所寄，不敢抛荒饥躯之余，取王弼注易读之，更参以昔所阐于大人者。并证之于《周氏遗书》、朱吕两氏传习录，迄今垂四十年，略觉有感于心，即恐其久而遗忘，又为我后人承业计用，述其肤浅之迹。
这段话中有“并证之于《周氏遗书》、朱吕两氏传习录”之语，其中“朱”即“朱熹”，他这种体证易道的过程艰难而又漫长，足见朱熹易学对他影响之深久。
二、朱熹影响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主要表现
其一、生命认知方面的影响。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格物致知说含有认识论和道德论的双重意义，既具有科学理性精神，又具有人文道德精神。太谷学者在其学术语境下，吸收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的两重精神，把格物致知的客体集约在人的生命这个关节点上，格“物”不是格一般之物理，而是格“生命”之理；致“知”不是致一般之知，而是致“生命”之知。这一点，在太谷学派遗书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太谷学派二代传人李光忻就说：
心性交通是致知之极功，志气合一是格物之能事。人欲见性非大学不可。大学，圣功也。小学，理学也。我非求异于诸儒，实欲发先圣之心传。不得已也。人但知遏欲去私，在心上讲求，虽百倍其功不能见性也。致知即是正心，格物即是诚意。知致而心无不正矣。物格而意无不诚矣……太谷曰视思明，明足以致知，听思聪，聪亦足
以致知。知致而后物格，格者，合也，合身命而言之性之德也。
一方面，李光圻认为，致知的极功就是心性交通，因而致知是大学，是圣功，是先圣的心传，也就是“正心”，只有通过致知，才能实现心性交通。一个人只要通过致知而达到了知致，心就没有不正的了；如果只一味遏欲去私，仅仅在心上讲究，不注重大学，就是下再大的功夫，也达不到直心见性的效果；而格物的能事就是志气合一，因而“格物”既是小学，也是理学，其关键所在就是诚意地穷究万物的固有天理。一个人只要通过“格物”而做到了“物格”，其意就没有不诚的。另一方面，李光圻肯定，周太谷强调“视思明”，而达到了“明”就足以能够“致知”；周太谷强调“听思聪”，而达到了“聪”，也足以能够“致知”，通过“致知”，达到“知致”，就能够“物格”而穷究万物固有之理了。而“格”就是周太谷所说的合，从生命意义来说，就是要合人的身心性命，从而体知人的德性。这就证明，太谷学派所理解的格物致知说，具有强烈的生命本位意识，他们的生命认知观念与模式，被深深地打上了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人文道德与科学理性的双重精神烙印。
其二、生命修养方面的影响。在身心性命修养方面，太谷学派对朱熹言论的推崇也有迹可寻。如太谷学派二代传人张积中说：
《语类》：“敬”是穷理之本，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头都不相离。《因学录》：操存涵养不可不宽，进学致知不可不紧。程子曰：“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语类》问养知，“是既知后如此养否?”曰：“养知不分先后，未知之先，若不养之此知，如何穷得?既知之后，若不养，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先，不可如此”；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致知格物紧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撕他起，莫为物欲所蔽，便将这个本领去格物。
七情伤气，中节则不伤矣，能致知格物，则中节矣。
从这些话中可知：张积中吸收了宋儒尤其是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一些学术因子，并继承了太谷学派的道统，从养生的角度对格物致知进行阐发，特别是认为《
朱子语类》所说的“敬”是穷理的根本，达到理明就有助于心的涵养，涵养与穷理二者是相互契合、两不相离的工夫；他显然接受了朱熹等学者关于涵养不可不宽，致知不可不紧、致知重在养知，养知重在少欲和养知不分先后诸养生观念，认为穷理要以虚心静虑为本，致知格物紧要的是求其放心，不为物欲所蒙蔽，要多用此心去格致；认为七情泛滥会伤和气，而如果能中节就可避免。通过格物致知就可以达到中节。这些观点，使太谷学派“格物致知”说的养生内涵得到了较大的丰富。
其三、生命伦理方面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大家，其学说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他对太谷学派生命伦理观念体系的建构而言也具有较大的启迪，如该学派在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认知方面就留下了诸多迹象。学者周知，二程以来，“明天理，灭人欲”一直是理学家非常重视的命题，朱熹对此也极为关注，他指出“天理人欲常相对”，并且把天理、人欲当作是非的标准，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其核心是一个“礼”字。一些人认为，朱熹自二程处承继而来的天理人欲论是“伪善”的道德论典型。但是，实际上，朱熹所说的“人欲”与人的欲望并非同一概念，其所说的“人欲”，是指违背了“天理”的“私欲”，而非人的所有欲望。他在《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中就明确言及：“‘问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不好’。”又在《
朱子语类》卷十三中说：“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在朱熹看来，人的欲望包括许多内容，而正常的不违天理的男女饮食情爱之类则不应是遏制的范围。太谷学派诸学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一方面十分强调“正心”、“尚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正当合理的情感与自然欲望。《太谷学派遗书》中有诸多语录都关涉朱熹“正心”的生命伦理观念：
朱子云，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昔者闻诸平山日心正而气不顺者或有之，未有气顺而心不正者也。
朱子云，心无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须是从心之所发处下手，先去了许多恶根，如人种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种，先去了自欺之意，意诚则心正，诚意最是一段紧要工夫。
太谷学人对朱熹关于“正心”的生命伦理观念作了独到的阐释。其三代传人黄葆年认为天人之间是相通相合的，天理人欲是相呼相应的。没有人心正而天地之气不顺的，也没有人气顺而人心不正的。张积中也汲取和发挥朱熹学说的精神，认为心是无形无影的，难以支固，要正人心，就必须先从心所发处下手，先把心中原本的恶根除去，这正如种田一样，如果先不把田中的草稗除掉，怎能撒下种子?同样道理，只有先除去自欺之意，达于意诚，才能够做到心正。因此，诚意是最重要的工夫。对此，张积中还说：
《语类》：君子之心，如一泓秋水，更不起些微波。
学者克已后礼上做工夫，到得私欲净书后，便粹然见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那温厚的意思绝好。《集注》：尽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语类》：人子胸中，才能有些不爱于亲之意，便有不顺气象，此所以惟爱亲之色为难。
从这些语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积中等太谷学者是特别重视亲情正爱的，认为君子之心，平静如一泓秋水，不起微波，温厚粹然，能现天地生物之心；孝子若有深爱其亲之心，即能和气愉色，形容婉约；而若无深爱其亲之心，便立现人气不顺之象。而这就是“爱亲之色难”的原因。很明显，张积中论述的字里行间夹杂着朱熹《
朱子语类》以及《
四书章句集注》的一些言辞，充分说明朱熹的心地功夫论的确深深渗透于太谷学派的生命伦理思想之中。
其四、生命境界方面的影响。太谷学派传人不仅探究生命伦理问题，而且通过《
周易》的符号来象征生命境界。在这方面的论述中，太古学派也不时引用朱熹言论，如黄葆年说：
朱子曰，道高如天者，阳也；德厚如地者，阴也；教化无穷如四时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极乎?观此则知《通书》与《太极图说》一以贯之矣。盖天下之书非其人莫能贯之，亦非其人莫能买之也。买而虚之，则孔子为太极；虚而实之，则太极为孔子。
照黄葆年的看法，高居于“人极”的圣人，脱俗于世，与一般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对于天下后世来说，务其名则能得其名，务其实则能得其实。为何如此说?因为正像朱熹所言，圣人之阳，道高如天；圣人之阴，德厚如地；圣人之五行，教化无穷如四时。他还认为，作为圣人的孔子，其所具有的人格境界，实际上与太极相融相通，这一道理在与朱熹有着传承关系的周敦颐那里，通过《通书》与《太极图说》而“一以贯之”：以实化虚，孔子就是太极；自虚现实，太极就是孔子。从太谷学派遗书资料的许多地方都可以体察到，无论在生命境界的创设还是在生命境界的体验上，朱熹思想都是太谷学派文化体系建立的重要资源。
三、朱熹影响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再创。朱熹对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的影响，使得儒学一脉在中国近代于生命哲学这个关节点上得到延续与开新。所谓延续是说朱熹之学的许多精要在太谷学派生命哲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留存、发露；所谓开新是说朱熹学说中的生命思想在太谷学派那里得到了发展与再造。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言，朱熹与太谷学派在儒家生命学说上的这种独特传接关系，其价值是不容忽略的。
第二、有利于促进中国生命哲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哲学虽然有着深厚的人文沉积，关于生命的思想，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段、某些思想家那里，也都有过或多或少的闪光；然而，与西方生命哲学比较起来，生命哲学在中国却难能形成多样化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哲学史上真正算得上具有这种系统化理论特征的，恐怕也只有朱熹发扬光大的理学。然而，即使在朱熹那里，生命哲学也还是不完善的，故而仍需要在社会历史的变化中吸取新的思想养料，予以补充、校正、开新、扩展。正因为如此，太谷学派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朱熹的学说实现转接，从而使生命哲学在中国近代有一个独特的学派承载，这一意义亦是不能轻视的。
第三、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生命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理解、难以摆脱的怪圈。物质文明进步总伴随着人类精神的颓废与人性的坠落。许多人对生命的认知、身心性命的修养、社会生态的伦理次序、生命的意义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迷茫，出现了诸多误区。人们总是希望寻找到一种“安宁的精神宅院”，缓解来自多方的压力，以不致使自己掉进深深的所谓“现代性”陷阱之中。这一切都说明，在现代化的中国，生命哲学真正成为一种需要。而太谷学派在朱熹的影响下，从生命哲学的多个方面，对人性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解读，对生命进行了认知与体证，强化了以人作为目的的人本意义，昭示了生命的蓄养与超越路径，这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其自身的生命哲学道统，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当今社会，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生命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