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
关键词：朱熹；张栻；中和之悟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6—0082—06
一、朱熹与张栻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
朱熹是南宋时期闽学的代表人物，而张栻则是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宏最得意的弟子，实即胡宏之后湖湘学的代表。朱、张二人年龄相仿，又有相同的学术渊源和人生经历，两人结下极其深厚的学术友谊，相互了解也最深。
淳熙七年(1180)二月，48岁的张栻英年早逝，朱熹接到讣告，罢宴恸哭，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心悲痛难抑。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书信中时常流露出对张栻之死的哀痛：
钦夫竞不起疾，极可痛伤。
荆州之讣，前书想已奉阅。两月来，每一念及之，辄为之泫然。
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
对朱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丧友之痛，更重要的是丧失学术知音和道学同调的悲伤。他说：“钦夫之逝……盖不惟吾道之衰，于当世亦大有利害也。”
因为朱熹与张栻的深厚友谊和双方的学术同调关系，张栻的弟弟张杓护送张栻之柩归葬湖南后，写信请朱熹为其兄写碑铭，张杓在信中说：“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张杓认为朱熹是全天下了解其兄张栻最深的人，这应该说是没错的。
从学术师承和人生经历看，朱熹和张栻有共同的学术渊源和太多的相同经历，这就为他们的学术友谊和学术交往奠定了背景基础。从学术师承看，他们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真德秀描述了二程洛学南传的两条线索：一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二是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两条线索分别形成朱子学派和湖湘学派。两派在同出一源的同时，在传承的过程中又相互融会，胡宏曾师事杨时和程门另一弟子侯师圣，朱熹既有得于谢良佐，又通过胡宪而曾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从人生和思想经历看，他们都是“忠君爱国的理学家”，都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都曾在地方担任官职。
朱熹与张栻平生见过三次面，其余时间则是以书信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奉旨入都奏事。当时朝中局势十分混乱，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而且主和派有压倒之势。张栻之父张浚被召入朝为相，张栻在张浚人相前先被召入都，朱熹就在这年冬天第一次与张栻相见。当时张栻父子均被重用，张浚为右相，张栻则极得孝宗器重，频繁出入宫廷，与皇上商谈，往来传言与张浚商量，甚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嫉妒。有些厚颜无耻的家伙则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参政周葵竞指着张栻对政府诸大员说：“吾辈进退，皆在此郎之手。”这时张栻年方31岁，父亲是当朝宰相，自己又得到皇上器重，地位可想而知。而朱熹既没有担任高官的父辈，自己也仅做过一任僻远地区的泉州同安县主簿。但朱、张二人一见定交，十分投机。因为二人有共同的学术渊源，且又都是世人瞩目的理学新秀，这次相见免不了要谈起学术之事。但他们更关心的还是主战反和的现实大事。朱熹预见到张浚若入朝与主和派的汤思退并列为相，将一事无成。因此与张栻一见面就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张浚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请旨罢退主和势力，不让汤思退为相。朱熹后来回忆道：“张魏公被召入相，议北征。某时亦被召辞归，尝见钦夫与说，若相公诚欲出做，则当请旨尽以其事付己，拔擢英雄智谋之士，一任诸已，然后可为。若欲与汤进之(思退)同做，决定做不成。”朱熹在这里提到他跟张栻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张浚入朝为相以及北征等现实军政之事。
朱、张的第二次会面是隆兴二年(1164)，亦即二人在都城第一次见面的次年，张浚去世，朱熹千里迢迢赶到豫章，登舟哭祭张浚亡灵，然后从豫章护送灵柩到丰城，同张栻畅谈了三天。张浚之死对主战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实际上他也是孝宗战和无常动摇性格的牺牲品。张浚入朝后，孝宗任命他为右相，但却又任用主和派的汤思退为左相，这就表明孝宗态度非常暧昧，在主战与议和之间摇摆。朱熹当时曾经面见张浚，陈献分兵北征之计：
某向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之势……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京，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往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他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著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才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人势已截成两段去。又先下明诏，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
从朱熹的分析来看，的确是一条稳重现实可行的用兵之策。但张浚却回答道：“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朱熹很失望，后来一直指责张浚志大才短，如：“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而“张魏公”(张浚)，很快就在主和派的排挤和诋毁下被罢逐归长沙，行至余干，病重而卒。朱熹虽然对张浚不满，但对他的大义气节还是十分敬佩的，况且此时已与张栻成为好友，于是当得知张械与其弟张杓载舟护送张浚灵柩归葬衡山的消息后，便不远千里赶去哭祭。
这次朱熹和张栻无所不谈。张栻向朱熹介绍了胡宏的学说，并将数本新刻的《知言》送给朱熹。朱熹在写给他的同学罗博文的信中谈到这次与张械相见的情况：“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叹，岂特吾人共之，海内有识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丰城，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又说：“龟山《论语序》……后见张钦夫、吴晦叔，乃知文定亦尝疑之，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幸有以见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册内呈，其语道极精切，有实用处……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见其功。某近乃觉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朱熹这次从张栻处得到《知言》，通过张拭的介绍和自己的研读，了解了胡宏的学术观点。朱熹在信中还对张栻进行了高度评价，称许胡宏就日用处操存辨察的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在写此信的乾道元年(1165年)时，对胡宏的工夫论已有所认同。
朱熹与张栻的第三次见面是乾道三年(1167)，朱熹专程到长沙(潭州)访张栻，这次两人相聚长达两个多月，最后联袂登游南岳衡山。
朱熹这次访问张栻，实际上是一次“会讲”，即“会友讲学”。这次会讲讨论的问题极其广泛，主要有太极、仁、《
论语》、《中庸》、《
孟子》以及胡宏的《知言》。
朱、张二人讨论太极问题是围绕周敦颐的太极理论而进行的。源自《周易·系辞》的“太极”一词，周敦颐首次将其作为自己学说的基本范畴加以阐发，并撰著《太极图》、《太极图说》等传世名著。张栻的老师胡宏对周敦颐已很推崇，张栻本人也很推崇周敦颐，而且以太极论
性，提出“太极性也”的命题。朱熹早年即读周子之书，后又在李侗的指导和影响下对周敦颐著作有深入领会。这次相见，两人的讨论就是从太极之理上展开。
“仁”也是朱、张二人此次会讲讨论的议题。后来郑可学曾问及这一问题：“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朱熹答道：“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朱熹自己提到当时在长沙与张栻辩论仁的问题，从朱熹语气上看，大部分观点是相合的，只有一二处未合，大同小异。此次论仁，两人均已著有《
论语》、《
孟子》著作，讨论自然就十分深入细致。朱熹在到达长沙半个月后写信给曹晋叔，提到在长沙读了张栻的《论语说》，由于朱熹此时信奉胡宏之学，所以对于在他看来“独得”胡氏之说的张栻大加赞赏：“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朱熹此时对张栻是十分敬佩的，因为朱熹此前通过张栻而得闻胡宏之学，此时两人共同认可胡宏之说，朱熹读了张栻的《论语说》，基本上是认同的。
关于《中庸》之书，当时朱熹侍行的弟子范念德记述两人“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凹可见两人讨论的激烈程度。当然，这里所说的“三日夜而不能合”，并非指《中庸》中的未发已发的中和问题，因为在朱熹来长沙前，两人在中和问题上已基本取得一致，这时朱熹认同胡宏“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观点，朱张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必然共同讲论，无甚相异。但在未发已发问题上无甚争议，并不能说明在《中庸》别的问题上没有争辩。范氏所记应有可信之处。很有可能是在《中庸》的具体训注上有激烈争论，因为此时朱熹已写成《中庸详说》，而张栻则正酝酿《中庸》的著述。
《知言》是湖湘学派的“圣经”，朱熹在来长沙之前已研读了《知言》，并且认同胡宏之学，所以这次来长沙自然就会讨论《知言》。由于此时朱熹思想尚在中和旧说阶段，认同胡宏“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已发之心上做功夫，于日用处发现良心萌蘖之苗裔并扩而充之的观点，因此朱熹此时与包括张栻在内的湖湘派学者在对待胡宏工夫论上应该是一致的。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说自己获得已丑之悟后“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说明当初朱熹的确跟张栻和其他湖湘学者在工夫论上观点相同。但是，在本体论上，朱熹一开始就和张栻有别。朱熹说：“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南轩初年说，却有些似他。如《岳麓书院记》，却只恁地说。如爱牛，如赤子入井，这个便是真心。若理会得这个心了，都无事。后来说却不如此。”朱熹在这里回忆当年张拭在本体论上，也像陆九渊一样说“心”，这点既是实际情况，也说明当初朱、张二人的本体论是有区别的(详下文)。
二、朱熹与张栻的相互影响
朱熹与张栻的思想发展和成熟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间，朱熹经历了中和旧说及中和新说的曲折反复，而张栻亦有早、晚期的思想变化。在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两人都给予对方以关键性的影响。总体看，朱熹的中和旧说主要是在张栻“启键”和引导下获得的，而到朱熹独立思得中和新说后，张栻又转而认同朱熹观点，张栻晚期思想又受到朱熹的深刻影响。
朱熹自己曾谈到他的思想演变过程：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朱熹早年醉心于佛学，初见其师李侗时，李侗只说不对，朱熹反疑李侗不懂。李侗学问修养很深，但不善表达，只教朱熹读圣贤书。朱熹遵照李侗的意思把圣人书拿来读，渐渐悟出禅学之非，折而归于儒学正途，但对李侗默坐澄心之教尚不能契，而李侗却遽然而逝，朱熹顿感茫然失向，“若穷人之无归”。这是朱熹37岁丙戌之悟前为学的基本情况。此时朱熹喜好文章训诂，为学没有中心，对儒门圣学精神要旨和人道之方没有真切体悟，尤其是对其师李侗涵养未发之义，不能深入领会。故而追念自责道：“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据王懋竤《朱子年谱》，此书作于乾道二年丙戌(1166)，朱熹37岁。此时李侗已逝。朱熹追忆李侗之教，于静中体认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本为自杨时而罗从彦而李侗一派相传指诀，但朱熹当时贪听讲论，又好章句训诂之习，未能契悟师门教旨，没有确实自得之见，想起来羞愧难当，汗出沾衣。这是朱熹自我剖析的真实心理状态。
李侗死后，朱熹仍然继续对心性问题进行探索。早在隆兴二年，李侗刚刚去世，朱熹就往豫章向张栻请教了湖湘之学。当时张栻并没有把胡宏关于中和的思想完全介绍给朱熹，所以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说他是在第一次中和之悟后才读到胡宏《与曾吉父》书信论未发之旨，与己意合。这说明朱熹中和旧说中“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乃独立思考所得，只不过恰与胡宏在《与曾吉父》书中所说相合。朱熹的中和旧悟虽是独立思考所得，但却受到张栻的引导和启发。张栻在隆兴二年向朱熹介绍的主要是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以及张栻本人对未发已发的看法。“先察识后涵养”本就是胡宏学说题中之义。朱熹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思考而得中和旧悟。因此，朱熹老实承认他的第一次中和之悟就是得益于张栻的启发：“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向非老兄抽关启键，直发其私，诲谕谆谆，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朱熹在这里明确提到没有张栻的“抽关启键”，他就不可能悟到已发为心、未发为性等与胡宏相合的观点，足见张栻对朱熹中和旧悟的影响是巨大而不容置疑的。
朱熹是在经过一番痛苦思索后折从张栻。因此，这一时期他对张栻之学由衷地敬佩，自叹不如：“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见得分明，不为言句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是当，非吾辈所及。”张栻虽然比朱熹小三岁，但天资明敏，又受教于胡宏，悟道早成，没有经历朱熹那么多的曲折，而是一开始就抓住了孔门圣学要旨，所以当朱熹在张栻引导下苦苦求索而得中和旧悟后，对张栻倾服不已。此时，朱熹基本上接受了张栻从胡宏处得来的学术观点。因此，二人此时的学术主张大体上是一致的。朱熹在中和旧说四书(即朱子文集中答张钦夫第三、四、三十四、三十五，因第三书首云“人自有生”，故又称这四封
书信为“人自有生四书”)中说到，人生自幼至死，心体流行从未间断，人心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已发的状态。因此，心为已发，而只有性才是寂然不动的未发。湖湘胡氏之学也讲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而且认为，既然心为已发，故而只须于已发处用功，于良心发见处省察扩充，因此，湖湘学派又提出：“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工夫论，牟宗三先生认为：“先察识后涵养”乃胡五峰学之本质。朱熹在丙戌之悟前已从张栻处对湖湘学派先察识之学有所了解，所以在得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思想后，对湖湘学派的“察识端倪”就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人生自有”第一书中说：“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此书朱熹自注云：“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耳。”朱熹中和新悟后把此书所表达的思想否定了，但牟宗三却认为未见得“非是”，朱子自注为“非是”，表明朱子当时虽在辞语上如此说，而对于此等辞语之实义并无真切体悟。此书强调从已发人手，先察识后涵养，实即湖湘学派的义理路子。
朱熹乾道二年丙戌(1166)得中和之悟后，于次年远赴长沙访张栻，进一步印证自己苦思所得以及跟张栻进行全面的学术交流。从长沙归来后的一段时间，朱熹对张栻之学仍然相当倾服，朱熹有诗云：“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从此诗可见，此时朱熹与张栻只是在一些细微的地方尚有分歧，需要进一步讨论。朱熹往长沙访张栻的次年(乾道四年)，张栻作《艮斋铭》其中有云：“天心粹然，道义俱全。是日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违之。求之有道，夫何远而。四端之著，我则察之。岂惟虑思，躬以达之。工深力到，大体可明。匪由外铄，如春发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事物虽众，各循其则。其则匪它，吾性之德。”朱熹见到此铭后，极为称赏，说：“某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如《艮斋铭》，便是做工夫底节次。近日相与考证古圣所传门庭，建立此个宗旨，相与守之。”《艮斋铭》的思想与朱熹中和旧说是一致的，故而得到朱熹的称赞。譬如在工夫论上，《艮斋铭》所谓“四端之著，我则察之”，即察良心发现之义，同于朱熹“人自有生”第一书中良心萌蘖，因事发见而致察操存之意，亦同于朱熹与何叔京书所谓“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之指。
朱熹37岁得丙戌中和旧悟，到40岁即得己丑中和新悟，而把旧悟推翻了。朱熹得新悟后，立即写信给张栻等人：“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朱熹写信给张栻等当年同持中和旧说观点的湖湘学者，张栻很快就认同了朱熹的中和新悟，回信“深以为然”。朱熹迫不及待写给张栻等人的这封信，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在写此书前，朱熹已将自己的中和新说写成《已发未发说》一文，《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就是在《已发未发说》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同一年，朱熹又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又说：“近看南轩文字，大抵都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著力。”@此二书皆作于乾道五年己丑，朱子初悟中和旧说之非，写信给张栻等人并得张栻复信之后。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说张栻复书“深以为然”，而在答林择之书中则说“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说明张械此时在工夫论上仍然坚持湖湘胡氏学“先察识后涵养”的为学宗旨，但数年后，张栻对“先察识后涵养”之说也作了改变，主张涵养与察识并进，且以涵养为主，这就与朱熹完全一致了。乾道八年，张拭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深厚。”同年又在答乔德瞻书中说：“存养体察，固当并进。存养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
涵养与体察并进，致知前后皆须涵养，这是朱熹中和新悟后的一贯主张。张栻在乾道五年尚坚持“先察识后涵养”，而到乾道八年就明确宣称涵养和体察并进，且涵养是本，与朱熹一致了。张栻的这个转变，显然是受到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己丑新悟后马上就写信与“湖南诸公”阐明新悟观点，张栻复信基本赞同(朱谓“深以为然”)，只有在涵养与察识的先后问题上有分歧，张栻此时坚持胡氏学的“先察识后涵养”之旨，而朱熹在给张栻的回信中就针对这个问题而强调未发时涵养的重要性。朱熹说：“又如所谓‘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则熹于此不能无疑。盖发处固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且从初不曾存养，便欲随事察识，窃恐浩浩茫茫，无下手处，而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将有不可胜言者。”在朱熹看来，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涵养，缺了未发时涵养一截工夫，而张栻此时对“先察识后涵养”之教执之尚坚，所以朱熹在信中详加辩论。朱熹的观点显然对张栻产生了影响，故而在次年作《知言疑义》时，张栻对胡宏的工夫论就发生了怀疑，而到乾道八年，就完全认同朱熹之论了。
除了在涵养与察识先后的工夫论问题上张拭最终转从朱熹，在心性关系、仁说、反对湖湘学者以觉训仁和观过知仁等问题上，张栻也受到朱熹的深刻影响。笔者另有《朱熹与张栻的思想异同》一文详析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