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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的日子，也是深入学习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最有意义的时候。在《共产党宣言》7篇“序言”中有两篇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进行了论证。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正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实现。《共产党宣言》有两个幽灵，一个在欧洲游荡。一个游荡在东方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中。由于我国学界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研究不够，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30年中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发生了两次碰撞。这表现为两次理论的讨论。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实践与我国哲学教科书“二分板块结构”理解上的困惑；另一次是近期特色社会主义是走跨越发展的道路，还是走和平长入道路的讨论。这两次理论碰撞，应当说是引起对唯物史观“当代解读”的重要原因。解读需要文本研究。因此，文本研究的方法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共产党宣言》既具有跨越发展的意义，也具有文本解读的意义。本文着重论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及其纵合文本解读方法论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特色社会主义；文本解读方法；卡夫丁峡谷；超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6—0020—10
       一、特色社会主义30年实践与唯物史观理论两次碰撞及其文本研究上存在的问题
       今年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解读”理论研讨会上，主题十分明确：从当代解读历史唯物论主义。这里当代就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所以要解读，就是要从实践的视角审视一下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在理解上存在些什么问题。
       在我国，唯物史观长期以来是处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襁褓之中(见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胚胎”》，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因此，唯物史观的生命力，特别是它在实践方面的意义都被剥夺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它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因此，自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之后，近30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认识上就发生了两次理论与实践的碰撞。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表现在对特色社会主义与以下三种理论的关系上：一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关系，二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三是由于以上两种关系，进而对唯物史观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困惑。诸如：社会发展规律不再是一元的了，有的进一步论证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的所谓“双轨理论”，说“双轨论”是马克思晚年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等等。这种讨论，当时学界称之谓“马克思晚年认识转变论”。其内容指“理论研究的重心”的转变与理论的“另辟蹊径”(以上见《哲学研究》1992年第1期)。应当指出，这些多是在我国重要刊物《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进行的。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篇带有总括性的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1989年5月29日《光明日报》)。这种困惑在于：“马克思先前的‘世界历史’思想，由于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将突破封闭状态，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来。因此人类社会发展总的规律和途径是共同的……这就形成了马克思的一元的历史观。可是现在，马克思晚期的东方社会理论又认为……将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经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作者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马克思晚年为摆脱困惑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它不仅没有真正地理顺现实与自己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反差，反而在理论上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惑”，即困惑的困惑。作者列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困惑的困惑：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2，五大社会形态学说还灵不灵?3，衡量历史的尺度是什么?这是指原来这尺度是物质的，当马克思晚年断言东方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时，马克思的历史的尺度改变了，变成人道主义的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显然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人道主义被提升为历史尺度，因此，历史尺度成为二元的了。4，社会主义是不是严格决定论的?这里指的是，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可是在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中，社会主义已经走样了。它不是发端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而是在前资本主义或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由村社公有制演变来的。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超越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到底是坚持哪种社会主义呢?(《马克思晚年的困惑》，《新华文摘》1989年第10期)以上的困惑的困惑都是因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引起的。这一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引起的碰撞，在理论上，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论者囿于“二分板块结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模式造成的。在“二分板块结构”中，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是统一的，没有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关于跨越发展理论的论述。因此，当跨越“卡夫丁峡谷”发展道路提出时，就引起以上四个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跨越理论的困惑。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第二次碰撞，发生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阶段，这是近期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的讨论。这里涉及的是对两种模式理解的问题：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中国模式”。作者在这两种“模式”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前途”的问题。这就是说，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来替代“中国模式”。在这里，作者替换的理论依据是“没有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这样，这一替代就产生了一系列理论问题：1，这一理论依据是和第一次碰撞是一样的。这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可是现在“出现了跳越‘卡夫丁峡谷’式的社会主义”。这个“跳越‘卡夫丁峡谷’式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引起这次碰撞的原因。2，“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发展“演进”的道路，而“中国模式”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为理论基础的跨越发展的道路。在唯物史观理论中，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在前者，谈的是西欧共产主义“幽灵”如何实现的问题，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采取和平长入的形式还是暴力革命的形式。在后者，是社会跨越发展的问题。3，在前者，它是社会自发“演进”不同形式，在后者，它是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如何自觉地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上述两次碰撞，都是与没有对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作出科学理解有关，因此需要对唯物史观进行文本研究。我们的文本研究仍然存在着问题，这就是单一文本解读法。这种方法是依据某一经典文献作出唯物史观的全称判断。实践唯物史观有文本依据，结果不能很好地解读“当代”的实践；又回过头来寻找另一个文本，1859年“序言”的表述就是这种文本依据，结果
       也不能完全解读“当代”实践。而且二者都有文本依据，争执不下。这类文本在“当代”实践面前形成的是一个怪圈。它要求我们再去寻找某一文本。这种怪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以一种文本对抗或替代另一文本，自相矛盾。马克思说“消灭哲学”有文本，同样，他也说过他制定了哲学，也有文本：“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这里正好是说明他制定了哲学。这里，我们应当依据哪个文本呢?在西方，1844年“手稿”、马克思晚年“手稿”曾引起了两次“马克思热”，都走的是单一文本解读的路。他们的教训，我们不能再继续。30年建设实践与理论的碰撞，其理论也是有文本的。这种文本基本上都是单一的。
       走出单一文本解读怪圈的办法，是综合文本解读法。这种解读法，要求我们对唯物史观作出一个本质的综合判断，这个判断仍然是依据1859年“序言”作出的，但这是不够的。在这里，它提供的是理解、解剖历史的一般科学方法。作为方法，1859年“序言”提供的是“演进”的方法，这是一种逻辑的方法，它的实证性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还有一种方法，即“跨越”发展的方法，这是一种“超逻辑”、“非逻辑”的方法。“超逻辑”、“非逻辑”不是不要逻辑，而是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逻辑。这后一种方法的实证性，马克思早期在《形态》一书的文本中论证过，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笔记”(《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研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中体现的。“超逻辑”、“非逻辑”通常称为实证方法。无论是“演进”的道路，抑或“跨越”的道路，都是逻辑方法和实证方法的互补，只是侧重不同而已。就方法来说，唯物史观有两个方面，一是始终面对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二是运用逻辑与实证互补的方法探讨社会发展的规迹。因此，这一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无止境的、创造性的史学方法。总括地说，唯物史观始终是一种理解、解剖人类历史的逻辑和实证互补的科学方法。本文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研究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及其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论证
       关于跨越发展的理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各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狭义的是指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要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必须先了解广义的跨越理论。
       广义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这是指五种社会形态都具有的。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社会发展道路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相邻近的社会形态，是以“演进”的形式向前发展，不相邻近的社会形态，其发展则采取“跨越”发展的形式。社会“演进”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典型的分析。这种发展形式我们比较熟悉，它表示的是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而关于“跨越”发展理论，我国学界缺乏深入的研究。
       关于跨越发展，这里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点，跨越发展的优越性。跨越发展较之演进发展来说，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是封闭性的，前者是开放性的。这两种发展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封闭性的发展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1，“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2，“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3，“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因此，“这种发展非常缓慢。”“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这里指美国——引者)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美国可以说是跨越发展的典型。它本是英国的殖民地，通过独立战争和国内战争，使它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始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对于美国来说，同样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异常迅速”，表现在它在短时间内超过了它的母国——英国。
       第二点，开放性是跨越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演进”发展的特点是在封闭形式下“自发进行的”，“跨越”发展的特点是在开放形式下“自觉进行的”。这种自觉性，主要体现在如何吸收和运用国际的先进生产力上。马克思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为了理解起见，我们指出以下两种历史跨越的史实，第一种是指殖民地这种情况。“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另一种情况指的是征服，在这里，马克思研究了英国的历史：“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马克思这里说的是“跨越”发展的形式，就其内容来说，既包括古代迦太基和古希腊等殖民地向奴隶社会的发展，也包括英国历史上向“最完善的”封建制度的发展，向资本主义制度跨越发展的典型是美国。这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能够并且有跨越发展的史实。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跨越发展又分为自觉进行的还是被动进行的两种。
       狭义的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在人类历史上，以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以跨越发展，共产主义制度能不能跨越发展呢?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是研究这一问题的。
       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理论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东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要求马克思依据新的历史情况提出新的理论。1877年10月，马克思的论敌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以下简称“马克思在法庭上”)。1878年11月5日马克思给丹尼尔逊的信上说：“在此地的柯瓦列夫斯基教授曾对我说，《资本论》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论战。”这次论战就是由“马克思在法庭上”引起的。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攻击不是空穴来风。当时俄国正围绕“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展开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资本论》的道路与“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关系问题。1877年《欧洲通报》第9期发表了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茹柯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坚持的是和巴枯宁的一套无政府主义的“农业村社”的理论纲领。由茹柯夫和巴枯宁一起署名的《我们的纲领》中，他们提出“为了人民得到政治解放，我们主张首先彻底地摧毁国家，废除一切国家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以下两条根本的原则做为经济真理的基础：土地只应归于以自己的双手从事耕种的人们——农业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劳动工具只应归工作者——
       工人联合会所有。”这样“未来的整个政治组织不应是任何别的，而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厂作坊组合(联合会)的自由工人的自由联盟。”民粹派有几种派别，茹柯夫属无政府主义一派，米海洛夫斯基是民意党人，属于民粹派的恐怖派。这派也有自己的纲领：《民意党恐怖派纲领》。这一派认为“农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而农民的不容怀疑的集体劳动习惯，为可望农民经济直接过渡到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农民“由于无组织性和对自己的政治要求缺乏明确的意识”，这一点可由知识分子来代替。“知识分子没有阶级性……但是它可以成为政治斗争中、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先进部队。”⑧民意党的纲领宣布“我们是党的恐怖派”。这是根据他们的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理论作出的。他们采取个人恐怖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米海洛夫斯基是民意党政论家，他写有《英雄和群氓》和《再论群氓》专著。这次他借助茹柯夫的无政府主义“农业村社”理论，把马克思放在被告席上。米海洛夫斯基和茹柯夫斯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他又在“马克思在法庭上”增加了一条罪状：污蔑《资本论》是“历史哲学”。这次《资本论》论战影响非常深远。直到1881年3月，一位叫查苏利奇的人，他既赞成《资本论》的观点，又对“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抱有希望。他向马克思提出《资本论》发展道路与“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问题。他在信中向马克思反映，说《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资本论》与“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关系，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资本论》道路正确性的理解；2，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意义。马克思为了发展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认真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对以上问题很重视，他说：“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为了回答查苏利奇的问题，马克思的复信就写了三个草稿，这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几次的复信中马克思重复论述的是如下的观点：“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马克思的结论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可以跨越产生的理论，学术界一般是用马克思如下的话表示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简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
       三、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研究
       在探讨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之前，需要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农村公社”进行定位，即它是指亚细亚东方社会的地域性概念，还是超地域的国际性的概念呢?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它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国际性的概念，即泛指东方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下面的研究正是表明了恩格斯不仅是从国际性的，而且是从国际性的政治斗争中阐述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恩格斯研究这一问题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1874—1875年在“流亡者文献”第四、五篇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文章中。第二次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第三次是1890年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第四次是1893年应俄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逊请求而进行的研究。这次研究从1893—1895年6月，前后有两年多的时间。第五次是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应当指出的是“流亡者文献”第四、五两篇文章被恩格斯收在《“人民国家报”国际论文集》(1871—1876)中。1894年写的这个“跋”，也是为“国际论文集”的俄国社会问题写的。
       恩格斯的研究既有与马克思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特点。相同的地方是，这时他们的视野已经从欧洲转向了东方，即“共产主义幽灵”从欧洲转到了东方，从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转向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恩格斯这些文献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东方民族民主运动中出现的新的趋势。具体地说，就是关注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发展问题。恩格斯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比马克思早，但又是马克思建议的。马克思是在1877年开始研究的，而恩格斯是在1875年3—4月间写作“流亡者文献”的。这些文献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其二是侧重的内容不同。马克思侧重于《资本论》史学方法的科学性，反对把《资本论》变为“历史哲学”；而恩格斯侧重于唯物史观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的科学理解和运用。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建议恩格斯对特卡乔夫进行批判。特卡乔夫何许人也?是追随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的民粹派分子。巴枯宁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时，他为之极力辩护。
       事情是这样的，1874年特卡乔夫与别人进行俄国社会革命问题的论战。1875年，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特卡乔夫的《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文章中的论点并评论说：“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这种观点“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于是特卡乔夫便把矛头转向恩格斯。他发表了《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建议恩格斯对特卡乔夫进行批判。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这次批判的是，俄国的社会革命到底应当如何进行?特卡乔夫的如下的观点引起恩格斯的特别注意。
       “特卡乔夫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指恩格斯——引者)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
       相反的，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特卡乔夫——引者)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这个轻而易举，恩格斯主要是指特卡乔夫如下三个论点：特卡乔夫说，“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潮流向他指示时刻”，他的口号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⑩第二个是“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恩格斯注重批判的另一种观点是特卡乔夫空想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恩格斯是依据特卡乔夫的如下的话得出的：“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从1873年写作《流亡者文献》开始，到1894年写作《(论俄国社会问题)“跋”》前后延续20多年。他探讨的要点：1，巴枯宁分子卡特乔夫的观点，这是“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2，对他的友人俄国经学家丹尼尔逊进行解惑，因为他从经济学的观点，也就是从《资本论》的“演进”的理论出发，对“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持悲观态度。恩格斯除向他阐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的内容之外，着重指出以下两点。第一点，俄国的发展不是一条路，而是“二者择一”，也就是“演进”与“跨越”发展道路的“二者择一”；并且说，“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第二点，两种“经济体制”“相互补充”的观点；“假如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西方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恩格斯婉惜地说：“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指流放地——引者)由于长期的流放生活，他的历史观仍然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上。所以，他的“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空想。
       以上分析表明，恩格斯的五次研究和马克思的研究一样，都是为了一个时代主题：东方后进民族和国家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历史之谜。
       四、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世界“历史之谜”
       马克思有一个名言：“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观点起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又说“当人们把哲学同想象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革命”问题作为新的世界“历史之迷”，是通过以下各种“时代之声”表现出来的：它首先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些革命民主义者反映出来，之后，在民粹派那里进一步片面的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它还局限在俄国一国之内。从特卡乔夫与彼得进行社会改革论战开始，进而到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进行社会改革论战，则表现为国际性的了。“农村公社”发展前景成为“历史之谜”，从理论上说，是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开始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走“历史哲学”规定的不管历史条件如何都必须要走的道路，还是可以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选择跨越发展的道路呢?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之后在查苏利奇向马克思请教的信中，表明了在这个“历史之谜”问题上有三种人：一种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们坚持《资本论》的观点，也就是坚持“演进”的理论；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坚持“它(指“农村公社”——引者)注定要灭亡”的；第三种人，即查苏利奇本人，他曾是“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家，他说：“你(指马克思——引者)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是多么大。”还有一种像丹尼尔逊这样的人，他本人是经济学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特别是他本人作为经济学家，又刚刚出版了《俄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在对待“农村公社”问题上，他正同另一位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进行论战。后者剽窃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论证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丹尼尔逊由于在《资本论》的“演进”的理论与“农村公社”的“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困惑而请教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革命”问题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坚决反对沙皇的农奴制度，主张保持公社土地公有制，在历史观上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提出了保留公社土地公有制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署的批判巴枯宁的文件中看得出来；“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贫苦人的子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怀着满腔热忱，甚至幻想马上实现它。这个运动在学校中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向俄国社会输送大批贫苦的、来自普通人民、有学识、对社会主义思想满怀热忱的青年。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引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有影响的思想有如下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作从现代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出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出于具有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以上的探讨说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俄国“农村公社”“社会变命”问题上是一个“历史之谜”，这个“历史之谜”是通过各种“时代之声”表现出来的。其历史背景是186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同时又宣布实行农民赎买土地的政策。这样就触动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引起了社会思想界历史观的大碰撞。这种历史观的大碰撞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有着以下三点意义。它的科学理解都需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
       第一点，即西欧的工人运动与后进的俄国“农村公社”“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这是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唯物史观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一问题在当时的俄国至少有
       三种答案，向往的、反对的和困惑的。第二点，是历史观思维视角的转换，即本国或本民族的“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况与发展的国际条件结合这也是唯物史观遇到的新问题。在以往，社会发展是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以及亲自参加以上的论战，分析、批判各种错误观点以及吸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并且依据以往跨越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指的是一种社会发展道路。这里，社会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是有严格区分的。第三点，是社会发展的模式，即开放的，还是封闭进行的模式问题。以往，以《资本论》为典型的“演进”的形式是封闭发展的模式，而俄国的“农村公社”它的发展离不开自觉运用国际已经发展的条件。以上三点，用以分析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就成为解开它的“社会变革”这一“历史之谜”的钥匙。
       五、《共产党宣言》与世界《历史之谜》的解答
       真是无独有偶，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30年中，就有两次实践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碰撞，而这一碰撞都是在唯物史观以下三个问题上产生的。一个是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混而为一，二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对开放的作用，即对跨越发展认识不足，三是人们长期囿于“三大规律”形成的波浪式螺旋上升的趋势的禁锢，缺乏跨越发展的超逻辑思维的认识。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跨越发展问题上重复当年俄国人的情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今天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是双跨越，即社会形态的跨越和生产力的跨越。这种双跨越，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科学论证。因此，俄国“农村公社”“社会变革”“历史之谜”的解答具有双重的意义，即有解决一个民族或国家“历史之谜”的意义，同时又具有理解世界历史跨越发展的问题，即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向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西欧无产阶级与东方民族民主运动相关联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它是一个国际的问题。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问题，才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如果说，以往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研究只限于通信、论战和一些文章中，那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布自己的观点，它的意义就不同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国际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表现在查苏利奇请教的问题之中：“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是多么大。”这里请教的问题不是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而是世界历史中新发生的问题。二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破坏。巴枯宁主义是第一国际中“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被开除国际。之后，他的破坏活动转移到东方，特别是他的国家——俄国。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研究，就是从批判特卡乔夫开始的。为了深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问题，恩格斯研究前后延续了十几年，直到生命终结的前一年。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介入，就是对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一种挑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坚决的批判。三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在含义。以往，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多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实际上，它本来的意义是借古罗马一个战役的典故来形容跨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农民“剑与火”剥削的苦难。后进民族或国家通过开放式的跨越发展而进入一个高级的社会形态。四是这一发展的自觉性。在人类历史上，跨越发展都是自发进行的，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则不同，它是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以上四点联系起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的创新。这一理论创新，就表现在社会主义可以在社会发展低级阶段上产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示，就是“共产主义幽灵”来到了东方，来到了社会发展比较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这一理论写入无产阶级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之中。下面就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所宣示的：“《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片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署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里。在我们已引证的这段文字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写了如下的话：“当时(1847年12月——指《共产党宣言》写作时间——引者)，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正好没有说到俄国”，注意，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运动”。现在的俄国呢?由于“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了。过了8年，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又重申了1882年序言的这一内容，这说明他对这一跨越理论的重视。
       关于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理论，从1874年恩格斯批判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开始，到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经历20年之久，从对一个问题的探讨开始，再到以《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很少有的。这一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出现过两次，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在历史观视角上有一个转变，即从西欧转向东方使二者互补。这就要求唯物史观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把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一般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区分开来。前者是“类规律”，后者是具体实现的道路；二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或产生的方式在西欧和东方是不相同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和平长入的或暴力革命；而在后进的民族或国家中，它的实现方式是跨越式的。
       我国30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两次理论碰撞，即都没有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性与具体实现的道路科学的区分引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受到1859年“序言”社会发展规律“一元论”的影响。以唯物史观命名的科学历史观，它既包括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一元论”，这是“类规律”，它还包括社会发展的两种发展道路(“演进”形式、“跨越”形式)理论。当我们深入研究《共产党宣言》序言中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理论时，既透视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又可以解读我国两次理论和实践碰撞的内在原因。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的时候，学习这一理论，对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