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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目下中国，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复杂关系引人注目。他们彼此需要，又冲突不断，文章就此作了精细的分析。认为，由于专家与大众所由而来的场域与惯习不同，产生看法不同；他们间的信任基础不断受到侵蚀；他们间存在权力之争以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等原因而导致冲突。但专家对大众依然发挥着启蒙的作用；大众的批判对专家起到一种监督作用；大众和专家的身份不是固定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专家与大众共同对公共权力起到制约作用；他们目前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文化批判沦为文化消费的危险。
       关键词：公共领域；专家；大众；冲突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5—0095—11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公共领域在社会结构、要素的分化、重组中勃兴。一般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国家)和私人领域(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领域既是对公共权力的超越，也是对个人、家庭局限的超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第三领域。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公共媒体展现自己的观点，彼此交换意见，从而形成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或共识。正如哈贝马斯所理解的，理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公开批判空间。成熟、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发育与维续是一个社会成熟、健康的重要标志。在理想的公共领域中，不同身份或处于不同位置的公民在公共领域中彼此耳闻目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分隔，和而不同。但在现实中，处于公共领域中的不同公民，特别是不同群体的公民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形成十分复杂的关系。在目下的中国，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复杂关系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彼此需要，又冲突不断，成为公共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两个群体因素。
       一
       所谓专家是指能够在某一特定领域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生活的高度复杂，每个人都存在着哈耶克意义上的“不可避免的无知”。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可以包打天下的。而且，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更加加剧了这种无知和个人理性不及的状态——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在行为的具体领域中，技能和信息的失筏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成为‘权威’”。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倾向于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故都希望借助专家来弥补、扩展自己理性与能力的不足，以获得某种确定性来大大降低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交易成本。在此意义上，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个体间能力的差异和自然的分工，专家就诞生了。当我们在哲学家的教导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的时候，也就认识到了尊重、甚至崇拜专家的必要性——谁说神灵、上帝、英雄不是特定意义上的专家呢?从维柯开始，很多人相信现代社会是一个告别神和英雄的凡人时代。正是在一个“上帝死了”的凡人时代，专家才真正获得了一种代表社会特征的突出地位。
       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一般都被理解为理性化的进程，而专家乃是理性、知识、技能，甚至是整个现代性的人格代表。马克斯·韦伯就曾经指出，观念系统化的专家理性和活动科层化的法理组织必将导致专家政治的胜利(专家治国、专家治校、专家治企等就是其表现)。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运转越来越倚重于各种专业知识，专家政治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吉登斯认为，当前人类已经进入所谓高度现代性时期。高度现代性之所以可能，乃是奠基于三种相互关联的机制：时空分离、脱域和制度反思性。其中，所谓脱域机制的功能就在于使得人的社会关系从一种具体时空中抽出来进而被重新建构一种新的关联，它使人们的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情境性。吉登斯进而认为，在这种脱域机制中，专家及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所谓专家系统就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的形成和演化居于中心地位，是现代性极其重要的动力。我们可以认为，在哈贝马斯看来的现代社会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其实主要表现为专家及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专家及其系统无处不在地深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不仅为生活提供一种科学、合法性的标准，而且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编织到一个更为博大的范围中去，使在场与不在场彼此含涉，从而帮助我们实现时空分延与能力扩展。
       从发生的意义上看，与其说是专家在公共领域出场，不如说最初就是专家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广义上的公共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但那时的公共领域与政治领域是完全等同的，公共领域并不是第三领域。在西方中世纪，也存在过被哈贝马斯称为“代表型”的公共领域，代表型公共领域依附于封建领主，“代表”的不是民众，而是代表着封建领主的所有权。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位、特权的标志与体现。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公共领域相去甚远。在近代之初，正是在一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专家的启蒙下，理性、科学等现代性观念才逐渐得以确立。这些知识分子、专家向着正在迅速分崩离析封建权威进行摧枯拉朽的批判，从而形成了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被哈贝马斯称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无疑，这一公共领域主要是由那些学有专长、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专家支配着的，普通市民和大众还只是处于“被启蒙”的地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我们也不排除处于被启蒙地位的大众也在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还有一种平民公共领域，和它唇齿相依。”但是，平民公共领域在当时还只是一种亚公共领域，它以主导的公共领域为参照，平民和平民公共领域只是构成了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背景。
       在当代社会，一方面是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制度化；另一方面是现代大众传媒、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这些都彻底改变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准入条件，公共领域已经逐步成为了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空间。这方面在目前中国最为典型的表现是所谓网络论坛和草根博客的兴起。所有公民，只要他愿意都可以进入网络论坛，申请网络博克，以展现自己、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一些不会打字、不懂网络的公民凭借别人的帮助也在论坛或博克表达自己。这样，在传媒、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大众的趣味与潜能被开发出来，形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此时的“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不仅如此，传媒、网络一如作为“天生的平等派”的商品，它将专家和大众置于同一平台或竞技场。在那里人们可以围绕一些问题进行以理智辩论为主要特征的争论而不必求助于传统习惯、经典教条和行政的强制力。尽管依然存在对某些专家的追捧，但更多的时候，人们首先是对某一关注客体感兴趣，然后才去挑选其所关注的发言者，而这个发言者是否专家完全取决于他言论自身的吸引力，而不必然有以往那种先验的被启蒙、被规训的“等级”概念。
       当专家和大众在同一场域短兵相接时，原来由于距离而产生的彼此的想象性美感(在保
       持距离的情况下，专家可能把大众想象为世俗、道德，甚至社会历史的基础，大众则把专家想象为揣有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之灵丹妙药的权威与精英)逐渐消失，矛盾随之产生并逐渐尖锐起来。我们经常看到，在公共领域中，当专家就某一事件发表言论时，大众的评论往往不限于问题的本身，而是对专家进行品头论足，甚至是对专家及其言论的关注远甚于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在很多大众眼里，专家是依靠纳税人供养的，但他们却往往意见迂腐、装模作样、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很多时候大众会质疑专家的资格问题，急了还可能骂上一句“狗屁专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不堪大众的围攻，一些专家不得不闭嘴以撤出这场战争，例如近年就有不少各行业的专家宣布关闭自己的博客。当然，不少专家也以各种方式埋怨大众的无知、愚蠢、粗俗与短视。不管怎么说，专家与大众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出来的矛盾冲突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
       二
       在公共领域中，专家和大众为什么会如此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呢?
       首先，专家与大众所由而来的场域与惯习不同，导致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样。所谓场域，就是大社会中的小社会——“圈子”。专家总是来自某一个学术圈子，总是倾向于用学术性的话语去理性地分析事物。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在大众看来，要么过于宏大，要么过于精细。即使是对那些自觉地基于生活世界进行思考的专家，他们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生活世界理性化了，从中提炼出明晰的世界观——世界观因此祛魅了。总之，“这种学院式的视角来源于逻辑主义的视角”，“尽力从在实践意义上符合逻辑的成果中演绎出实践的逻辑。”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所由的场域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他们往往直接从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感受出发，使用的是纯粹生存论意义上的语言，因而不具有系统而清晰的世界观与强烈的学术性。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专家与大众不仅思维方式不同，而且他们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符号系统都有着本质的差异。专家和大众的语言、观念有时确实存在不可通约的地方，彼此言说，都有“对牛弹琴”的感慨。而且，开放的网络传媒使得大众的私人语言在公共领域长驱直入，公共领域中语言的公度性与思想的有效沟通性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尽管专家与大众都关注于同一客体，但所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毕竟“位置的空间仍然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即使是结论在实质上一致的时候，也会因为他们表述上的不同而导致诸多分歧。
       其次，大众与专家之间的信任基础不断受到侵蚀。大众总是希望借助专家来扩展自己的能力的，尤其是在一个风险社会，大众总是希望专家能帮助自己获得确定性和规避风险。正如吉登斯指出的，“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系统和专家系统两方面)都是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联。”正是建立在包括对专家的信任在内的普遍主义的信任基础上，我们的现代生活才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却往往教育我们必须对专家保持审慎的头脑。专家因为其“专”，往往不能全面预见风险，尤其很难预见衍生的外部性风险；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问题的解答也往往彼此矛盾，大众碾转于不同的专家系统往往无所适从；同一专家自身的知识、能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本质上总是在“试错”中不断矫正、修改的，这不仅意味着前后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也意味着风险；一些专家还倾向于越出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权威性发言、裁定、干预甚至设计，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致命自负；某些专家为政治、利益所收买，滥用公众的信任，出现“专家没有灵魂”的景象。专家自身的这些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了专家，不确定性更加增长，风险更加增大，甚至会酿成重大的社会灾难。人们终于不得不以先验质疑的眼光打量每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专家——“别把我来蒙!”
       再次，大众与专家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知识背后的权力之争。近代以来，从知识分子转变而来的专家垄断着知识、信息，形成一种权力，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指导、规划和规训。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就是权力。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就会拥有与之对应的权力。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话语的形成规律总是表现为能建构出他者的排挤机制。也就是说，在现代性中，专家总是通过一些入门条件(如考证)来排挤试图成为专家的大众。专家之成为专家，乃是一个脱出大众，筛选、排挤大众的结果。网络媒体的平等开放性，文化、知识从形式到内容的商品化，都导致了文化、知识生产准入条件的减低，而专家的排挤机制本身也具有一种建构功能，那就是使大众自身的权力意识苏醒，自发或自觉地出现大众权力化诉求的倾向。另外，当代的专家基本上都被体制化了，他们与公共权力有着更多的合谋关系。大众对专家的批判往往就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的借代或替代方式。特别是在体制化的专家以仪式化的方式宣示自己的权力时，往往唤起的是大众无法抵消的对抗力量。所有这些矛盾必然会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出来。
       最后，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主要运作工具或中介。作为理想的大众传媒应该是为专家、大众及所有进入公共领域的人们提供一个话语交流的平台，然后形成体现公共精神的大众舆论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于，现代资本运作下的大众传媒首要关注的是自身被关注程度，以形成所谓注意力经济。对于资本、经济来说，真理性的批判是次要的，关注(阅读、观看、点击)才是硬道理。为了满足受众(其实是消费者)的猎奇，甚至是博德里亚所谓的消费暴力。这样，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在大众传播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传媒扼守要津，不仅以“封杀”与否的方式考虑专家、大众的进入，并对进入的专家或大众的言论进行巧妙的裁剪、包装。事实上，专家和大众都已经被大众传媒所操纵。“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确实，专家和大众的很多矛盾是因为媒体的有意无意挑起的，专家与大众之间更多的矛盾则是被媒体蓄意放大的。
       三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存在着矛盾，专家和大众还是彼此不能分离。因为专家及其系统是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及机制，离开专家及其系统，我们就寸步难行。即使我们知道听信专家的言论可能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我们依然得听信专家——这是现代人的“宿命”。“因为没有超专家可以求助，风险计算必须把咨询什么样的专家和接受何种权威约束所产生的风险包括在内。”这样，大众与专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暧昧关系(中国目前的医患关系就是最生动的写照)。在公共领域中也一样，专家与大众尽管矛盾重重，但也是相反相成的。
       第一，专家对大众依然持续地发挥着启蒙的作用。所谓启蒙就是帮助大众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自己不成熟的状态。可以说，现在在公共领域中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对
       专家进行批判的大众恰恰是专家们启蒙的结果。当然，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被收编为体制内的专家后，其进行启蒙、立法的身份逐渐淡化，而代之以阐释的功能。但是，专家相对于大众而言，始终拥有某一领域的知识、技能优势，正是在听闻专家发言或与专家进行论辩的过程中，大众获得了新知，打开了新的视野。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专家依然承担着大众教育者的角色，专家对大众的启蒙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大众的成熟与否可以用是否能对专家进行批判来标志，而这一成熟恰恰是专家对大众不断进行启蒙、教育的结果。同时，在很多大众与专家的辩论中，事实上演变为了以不同意见的专家领衔(专家成为某些大众的代言人)的不同大众圈子(例如粉丝)之间的冲突。可见，专家与大众还可以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很难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但辩论确实使公共领域成为了一所学校，以特殊的方式教育和锻炼了大众。
       第二，大众的批判对专家起到一种监督作用。在整个现代的社会领域中，专家处于强势的位置，但其自身的诸多问题也表明，它需要不断地进化。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专家及其系统自身的反思，二是来自包括大众批判在内的外在刺激。大众的批判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专家：一是使专家重新发现和尊重常识。专家们倾向于以科学、理性、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但也往往忽视了常识对生活真理的直观，而大众则为这种直观保持了一种天然的可能性。二是使专家注意把普遍性特殊化，具有现实操作性。专家擅长的是在书斋中进行普遍理论的演绎，而对无限复杂、个性化的现实考虑甚少，而大众的呼声则可以为专家提个醒。三是帮助专家尽可能进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具有一种人文关怀，做“社会的良心”。在中国，大众对专家的角色期待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专长者，而且应该是具有公共精神的精英，对他们的道德规范要求也要高于一般人。总体观之，既然认取专家是理性，甚至是整个现代性的人格化身，那么，大众对专家的监督、质疑本身就成为了现代性反思性监控的重要方面。
       第三，大众与专家身份的相互转换。首先，既然是“专”家，就不太可能是多面手，一个领域中的专家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一无所知的外行、门外汉(例如一个经济学家要接受牙科医生的保健建议)。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说，人人都越来越像专家(甚至包括农民)，同时也人人越来越是外行，问题只在于你出现在何种场域。其次，专家并不是天生的，是通过教育这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从大众中脱颖而来的。反之，大众也可以通过系统的教育而转变为专家。同样，一个专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进化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也可能被专家队伍所淘汰。再次，即使就公共领域而言，某些外行正是在与专家的辩论中，逐渐进行学习、研究，包括对专家的模仿，从而渐次使自己成为了某方面的专家(例如近年网络中就诞生了不少草根史学家、小说家、杂文家)。
       第四，专家与大众共同对公共权力起到制约作用。专家与大众并不是永远矛盾着的，或者说他们的分歧并不是永远不能走向某种共识的。在更多的时候，面对公共权力或私人领域的问题，专家和大众的立场并无多少分歧，分歧只在于看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策略、途径。这时，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共同形成的舆论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专家形成的压力突出表现在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方面，大众形成的压力突出表现在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合法性是被认同的程度)方面。虽然“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但是，专家与大众共同以舆论为媒介对公共权力起到制约作用，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这正是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专家与大众对公共权利的批判事实上使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反思监控系统的核心架构。
       第五，专家与大众目前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文化批判沦为文化消费的危险。从应然的角度说，在公共领域中，无论是专家还是大众，都以公众、公民的身份出现，其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就建立在专家和大众的批判意识与能力的基础上。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精髓。但是，消费社会的逻辑却“和民主制度歌颂人民是为了让它待在原地(就是说让它不要参与社会政治舞台)一样，人们承认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是为了叫它不要像这样在社会舞台上进行表演……公众和公众观点，就这样受到了诅咒，成为了仅仅满足于消费的消费者。”终于，公众转变为大众，公众的文化批判逐渐沦为了大众的文化消费，公共交往便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位与爱好’。甚至于有关消费品的交谈，即‘有关品位认识的测试’，也成了消费行为本身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我们看来依然存在的、非常热闹的批判活动，事实上也成为了体制算计的一部分：“今天，讨论本身受到了管制……批判已经具有了商品形式。讨论进入‘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个人摩擦层面……文化商品市场成为不断扩大的消闲市场”。如此，公共领域便逐渐私人化了。当批判活动自身成为一种消费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大众和专家已经“同是天涯沦落人”。
       总之，专家与大众在公共领域的矛盾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他们真正的对手是资本操纵下的大众传媒，如何既利用传媒工具，又尽量不为其逻辑所左右，使自己保持作为批判的公众，而非仅仅是消费的公众，这是专家、大众共同面临的问题。
       点评与讨论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湘平的这篇论文谈的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话题，相对于我所看到过的此类文章，我认为这篇论文较有深度，问题谈得比较到位。我欣赏下面三个论点：
       (一)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就是专家们制造出来的，是启蒙学者对社会启蒙的结果，体现了自由平等的观念。但公共领域一旦形成又不以专家的意志为转移，产生了专家和大众的分歧和矛盾。有人认为，公共领域中无所谓专家和大众的区分，我不赞同。可以说，人们在公共领域是平权的，但这不意味着这里没有专家和大众这两类角色。比如，基因食品问题现在是公共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电视台就会请出生物学方面的某位专家，让他从专业的角度谈谈基因食品有什么特点，与传统食品有没有实质性区别，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等。他的意见显然就更有权威性。一个普通人要对基因食品发表看法，也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否则，如果他连什么是基因都不知道，那他就完全要听专家的。
       (二)专家与大众的冲突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又相互依存。因为专家和大众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有些非专家的专业性知识和对问题认识的程度，可能并不亚于某些专家，特别是在知识普及的今天；更不必说专家一旦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也和普通人一样。再就是同一领域的专家的认识未必相同，这可能既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也可能基于立场，专家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利益。当然专家应当遵循职业道德。但即使如此，专家也不
       会铁板一块，专家和大众都会分化。这样，公共领域的矛盾就不止是在专家和大众之间展开了，专家之间、大众之间都会围绕某个问题形成两派或多派。但在今天最有研究价值的主要还是专家与大众的关系。
       (三)公共领域突出的问题，固然有民众的非理性和专家的工具理性和专业的狭隘性问题，专家和大众都受大众传媒的操纵，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由于某些人的操纵，公共领域这个本来应当自由平等地讨论各种问题的平台，就会成为实现某些人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会带来对于国家政策、民众教化方面的严重负面问题。我们不是常常看到，传媒制造假新闻、炒作名人逸事、夸大事态，为了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眼球，就制造任谁都能一夜可以成名的假象；至于拼命煽情而不做深层理性分析，让人们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之类的情况，就更多了。
       下面，我借这个主题谈二点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引起我进一步思考的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公共领域其实并非完全的现代现象，古希腊人的城邦生活就有很大的公共性，而哲学家所讨论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实行民主制，还是贤人政治，哪一个更好?这里面也有一个接近于“专家”和“大众”关系的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政治制度的“好与不好”，“正义不正义”，主要还不是从某些人的特殊利益出发而言的，而是从对于整个共同体是否有利而言的。即使国家是个王权专制的国家，国王为了治理的有成效也要请很多人议事，议事会议里面就会有“专家”和“大众”或“内行”和“外行”的区分。记得新加坡的李光耀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有问题，抹去了公民在政治上、社会经验和责任心上的区别，应当让中年人一人二票或三票，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这倒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的看法，关键是要区分不同层次，要划界。在有的层面上，必须全体人民一人一票，因为这里体现的是人们的平等，涉及个人基本的权利问题；而在较为具体的专业性又比较强的方面，可以授权一些专业人士来处理，就像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中的一些专业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专家有了不同意见又怎么办?是多数原则还是最后让代表大会来决定?把最棘手的问题再返回到代表大会?或者让国家领导人来定?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分权和制衡的问题。这里所界定的公共领域似乎不包括政治国家，而是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领域，但我们要明确，政治国家也属于公共领域，只不过国家涉及最核心利益，因而原来的公共权力被一部分人掌握罢了。现代国家的公共化程度都在扩大，也就是民主在扩大。所以，涉及国家政治的问题，只要不是国家机密，除了在议会中讨论以外，也应当允许人们在大众传媒中自由讨论。
       第二，着眼于人的自然秉赋和社会的分化，人们在知识、能力方面总有差异，而人们的知识和能力又不能不关联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分配，那么，这就涉及到社会的平等问题，涉及到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们一般倾向于把职业分途与社会等级区分开来，但细想一下，它们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这似乎属于职业区分，都是劳动者，但脑力劳动者一般比体力劳动者对于社会事务就拥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他们一般也处于更为优越即自由的地位。这就成了不同的阶层。从孔子那时起就如此。当然，具体到这两类人来说，在知识普及的今天，情况己有很大变化。但对于文化知识的掌握，人们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异，即使从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而言，也有价值的区分，比如，有些专业知识直接就是关于社会管理的，财政金融的，技术性的也有高技术的和低技术的区分。社会这个肌体的组成部分和职能都不可缺少，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等值，重要性还是不一样，这就如同人的身体的各部分，少一个手指头与瞎了眼肯定不对等；少一条腿当然够惨的，但毕竟不能与失去脑袋相比，否则脑袋也不必称为“首级”了。过去身体的各部位还有文化上的褒贬，如“耻骨”，被打上耻辱的印记。现在，我们可以只区分它们的重要性，不做正负价值的区分即褒贬。那么，我想，人们承担的不同的社会职能和角色大概也只能这样看。如扫大街要有人做，但肯定不能说这工作和当部长总理一样重要。当然，作为人，在政治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应当做到教育的平等，并给予弱势群体或某些职业以补偿。但只要人们的知识有差异、实际能力不一样，或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知名度和生活条件方面就很难平等。这或许就要“以不齐为齐”了。而真正的以不齐为齐，还要使上述差异对于人的生活的“自由”和“幸福”而言，不具备那么大的意义。就如维特根斯坦愿意当一个小学老师，并把财富给了亲戚一样。
       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关于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矛盾问题，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湘平的论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但仍存在一些疑问，首先，关于公共领域的界定，湘平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国家)和私人领域(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一界定从逻辑上看，是准确的，也是清晰的，但在实际认识中却很不好把握。因为到底哪里才是这一中间地带?其界限何在?这一中间地带同大家常说的生活世界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不是很清楚。就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国家极强，社会极弱的国度，二者的力量极不平衡，其间的“中间地带”亦非常狭窄。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中间地带”呈加速扩张的趋势，但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非常之有限。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应当注意这一特定国情。其次，在专家和大众之外或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第三者——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力量不可忽视，但要认识到这一力量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力地推进着共同领域的扩张，另一方面也切实存在着误导大众的危险。毕竟，大众传媒并非中立的，它在貌似服务大众的背后往往受某种力量的操纵。因此，如何既利用传媒工具，又尽量不为其所左右，这应当成为公共性研究的重要课题。
       崔伟奇(北京化工大学)：湘平的论文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意义。这是因为，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矛盾是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或知识社会时代所突显的重要矛盾。实际上，这种矛盾即使是在韦伯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并不显著。但知识的生产与消费的充分社会化，构成了该矛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专家与大众的矛盾具有比较鲜明的现代化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种矛盾，也只有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才可能得到解决。
       从哲学的立场来看，对于专家与大众的矛盾的反思，表明了理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专家之所以成为让人信赖的专家，不仅仅在于社会原因，而且很重要的是基于对“现代性的理性基础”的认定。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也不断向这种理性基础发起挑战。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或知识社会时代，传统理性的理想——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理念——由于不断受到政治因素或市场化等经济因素的消解和侵蚀，导致其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随着专业的不断分化，理性的不充分性显得越来越明显，因而越来越无法适
       应更加复杂的自然与社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专家之所以成为让人信赖的专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身份是否具有独立性。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专家人格的独立性、政治的独立性、经济的独立性，随着其理性基础合法性的丧失特别是随着专家身份的职业化、市场化，而导致彻底改变。有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理性自由与专家的独立性根本就是乌托邦式的理想。
       以此为基础，向湘平提两个问题，一是要解决专家与大众的矛盾，如何重新认识或确定其理性基础?二是如何确定专家的独立性?如果不能确定其独立性，又如何认识专家的意义或作用?
       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湘平的论文很好，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不过，我认为讨论公共领域中的问题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什么是公共领域，如何界定公共领域；二、当代中国存在着怎样的公共领域；三、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四、影响公共领域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从理论上讲，公共领域应该是介于国家权力与私人生活之间的领域，它是一个由公众互相支撑、自由平等的领域；公共领域建构的直接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一个自由、平等交往的舞台，其最终目的是要影响社会与个人健康的发展。从历史上看，这个领域只是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慢慢得以形成。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自由民主理念的落实，西方国家渐渐出现了一个较少受到国家权力干预、公众自由交往的相对独立的空间。严格来讲，这个公共领域既包括经济领域(即市民社会)，又包括政治与文化领域，但就公众共享的“公共性”来说，它只能指舆论领域。舆论领域虽只是观念文化领域，但它的影响力却不限于此，它可以直接影响个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政府的经济与政治决策。由于公共舆论领域涉及到个人的权力以及社会发展等复杂性问题，因此，它就需要以专门经营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出场。知识分子有两种：一是专门从事普遍性问题研究的知识分子，即普遍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学者)；二是专门从事具体性问题研究的知识分子，即专门知识分子(主要指具体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限于篇幅，这里只谈普遍知识分子的作用。普遍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建构与完善公共领域，二是引领公共领域。虽然公共领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由于社会发展导致的不平等以及个人教育程度的差异，其结果并不是所有的公众都可以享受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因此，普遍知识分子就承担着“启蒙”的重任。知识分子的启蒙就是要唤醒公众的自由平等意识，让他们在公共领域发挥他们应有的权力。在此，知识分子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当知识分子进入启蒙过程时，他们就会碰到如何启蒙等问题，此时知识分子负面作用就可能表现出来。这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对我们是有启迪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过程实际上就是发挥自由理性与知识作用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义的意义正是揭示了理性的局限性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我们应该有正确的立场。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没有否定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只是否定知识分子的“霸权”地位。公共领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建构与引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建构与引领是靠某些知识分子的“独断”理性，还是靠他们共同的“商谈”理性。在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专家与公众是矛盾的焦点，不如说专家与专家是矛盾的焦点。
       就当代中国而言，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的。但这样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建构公共领域。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改革的深入，当代中国公共领域已露端倪，公众自由的空间逐渐增大，一定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已有可能，公众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以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研究首要任务就是要发挥知识分子在建构与引领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唤醒他们的自由平等意识，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参与能力。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条件与个人素质更是参差不齐，因而专家的公共意识与公众的公共意识必然存在着较大落差，因而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自然是行不通的。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主要问题是“培育”，而这种培育并不是简单的唤醒，而是增强。知识分子要在与公众不断对话的过程中通过政府解决其实际困难的方式来增强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的能力。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应该是一个分阶段、渐进性的过程。
       谈到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自然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消费文化。客观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消费文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它也挑战着公共领域的专家话语。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看到消费文化对建构自由平等的公共领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它对联结大众的正面意义。消费文化以某种共同的消费心理为中介将众多公众联结起来，这正为知识分子建构公共领域提供了平台；知识分子应该借助消费文化大舞台吸引更多的大众，并在与消费文化的博弈中建构、完善公共领域。
       孙美堂(中国政法大学)：针对湘平的论文，我想讲三点意见：
       第一，当我们讨论公共领域中专家和大众矛盾的时候，应该区分知识问题与价值问题。我们起初是把专家和大众的冲突作为一个知识问题提出来的：就解释和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来说，谁对事实的判断更准确?谁的见解更深刻、更精辟?相对于大众而言，专家在他的专业领域的优势是知识：他有系统、规范和深刻的知识；大众的弱势恰恰是缺少这样的知识。如果专家只是自说自话，绝对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不越出他的场域，那就不会出现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高科技的风险社会，在这个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专家和专业知识跨越自己的场域，进到公共空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一旦越出自己的场域，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效应，影响大众的生活。这时，知识问题就转化为价值问题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讨论专家与大众的冲突，就不是要解决谁的知识更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而是要确定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和价值选择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是听专家的好还是听大众的好?在价值选择上，专家和大众发言权应该平等。一个普通百姓，虽然不懂有关的专业知识，但他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权利争取或抗拒这种知识带来的价值后果。区分这点是必要的，它可以限制专业知识演变成“话语帝国主义”。
       第二，讨论公共领域问题时，应考虑到中、西社会不同的语境。“公共领域”的问题和话语起源于西方。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社会很好地解决了国家层次上的公共秩序和游戏规则问题，这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通过契约原则，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建构社会的整体秩序。20世纪，随着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出现，文化公共领域应运而生。所以西方的公共领域有民主、法制、市民社会为前提。我们不同。我们的公共权力还没有真正合理地建构起来。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如何过渡到国家层次上的整体秩序?我们还缺少有效的中介机制，也缺少西方社会那样的市民社会。网络和大众传媒的出现，我们有了小小的公共领域，但这个领域很幼稚，基础很脆弱。换句话说，公共权力和(文化)公共领域，在西方是两个不同时期解决的两个不
       同层次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它们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西方要复杂。
       第三，中国语境下的公共领域建构问题。相对于公共权力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大众还是专家(某些御用专家，没有独立的专家立场和维度，他们的话语还应算做权力话语而不是专家话语)，其实都是弱势群体，大众传媒也远未发育成熟。争取公共领域的民主和文明，是大众的事，也是专家的事，还是大众传媒的事。三者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使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谈得上另两个文化使命，即：针对大众传媒，要抗拒其过度的资本运营逻辑，限制其以商业为目的操纵和炒作；针对大众，应防止单纯的文化消费，以免沦为没有批判维度的“单面人”。
       高岸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湘平博士的论文分析得很精细，我很受启发。我提出两个问题和大家深入讨论。第一个问题是：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冲突集中表现在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在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在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具有必然性，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呢?我认为，把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绝对化是必要的，把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相对化是有害的，人们一旦把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相对化，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就被削弱了，甚至被否定了。由于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是不能被否定的，是不能被削弱的，因此维护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是必要的。现实实践证明把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绝对化是必要的，把公共领域中的根本利益相对化是有害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区别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这是社会实践所导致。因为社会实践本身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由此人们把社会实践理性化是必要的，把社会实践非理性化是有害的。因此，人们维护社会实践的理性化是必要的，人们维护社会实践的非理性化是有害的。
       王天民(北京师范大学)沈老师的论文，在揭示当代社会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冲突这一突出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表明了专家与大众在当代社会日益融合的发展趋势，所以沈老师的报告是以“冲突”的话语方式，揭示了“融合”的社会事实。“冲突”和“融合”正是同一社会现象的两个方面，专家和大众发生了直面冲突，正表明专家和大众正走向直面接触和近距离交往，没有直面的接触和交往，就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二者发生了直接冲突，也就意味着二者开始融合，开始以冲突的方式走向融合。这一融合表现为，文化精英和学术专家从象牙塔走向布衣市井，布衣平民从卑俗的市井走向文化的殿堂，两者开始上演“同在天涯”的生活。
       专家和大众以冲突的方式进行着融合，是当代社会的新图景。这一新图景的上演首先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和从根本上主导着这一时代的“资本的逻辑”。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和“资本化一切”的趋势，从根本上抹煞了职业等级和人格间距，使一切神秘或高贵的身份、荣誉都发生了祛魅效应，从而也必然会模糊专家和大众的差异。其次，专家和大众以冲突的方式实现着融合，也存在主体诱因。功利心态和趋利意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常态，无论专家还是大众，都要通过投其所好、推销自我，获得利益。专家会放下清高的身份和神圣的尊严，开始以市民的角色追求市民的利益，大众开始以自立的意识追求专家行列的荣誉。当然，是出卖良知迎合大众，还是安分守己不辱使命，则由主体自身定夺，那么在市场机制和资本逻辑的驱使带动下，自然会出现专家与大众越轨而行、唇齿相依、身份趋同的现象。再次，专家和大众以冲突的方式进行融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关键的一环，是人的生存方式和人本身从片面走向丰富的必然环节。历史上出现的相对固定的分工，使人们的职业、地位和身份具有相对固定的差异，从而也直接导致了扮演不同职业角色的人处于相对固定化和片面化的存在状态。现代社会在市场机制、“资本逻辑”和“功利意识”的“共振”下，固定的职业身份破碎了，职业角色模糊起来。个人可能在任何领域扮演角色，可能在多方面得到发展，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得到培养，人由片面的存在状态转变为丰富而全面的存在状态，于是，作为高层精英的专家，由深刻片面的存在状态，转变为丰富而全面的存在状态。作为市井布衣的大众由肤浅的全面存在状态，转变为丰富而全面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