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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因应全球化与国际化趋势，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得以蓬勃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海外华人社团和华人社会的国际化进程，而且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一种独特的形式对中外关系的发展，地缘政治的演变、全球化格局走向以及对国际关系进程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国际关系进程；影响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3—0171—06
       海外华人社团的产生是华人国际移民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他们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一方面，全球性、全洲性和区域性的海外华人社团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诸多社团不断加强与祖籍国和居住国间的国际联系与合作，各种类型和不同范围的跨国活动层出不穷。海外华人社团因应着全球化发展的节拍，开展越来越多的跨国活动，更频繁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影响中国与华人居住国的交往，甚至对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华族移居海外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商朝。三商铭颂长发篇中“相土烈烈，海外有载”就是商朝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真实写照。据目前国内文献记载的海外华人社团最早雏形是1623年由江西侨商在日本长崎创建的兴福寺僧众团体；由福建人于1673年创立的马六甲青云亭则是东南亚最早的华人团体。寺庙是华侨宗教信仰的精神依托，也是以神缘作为纽带团结华侨的载体。而正式社团的出现则是18世纪的事。最早是1778年在越南堤岸由明代移民后裔建立的“明香会馆”，其次为1852年在美国成立的业缘性团体“客商公会”，还有1880年建立的马来西亚槟城广福官与1819年建立的新加坡曹家馆是最早的亲缘性团体等。
       早期的海外华人移民因复杂历史原因，主动或被迫背井离乡，寄居他国。国不盛则民侮，他们居住他国，寄人篱下，处处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为求生存，共同抵御本土强势社会的欺侮，相对集中寄居在某一地的华侨会抱团结社，互助互惠，形成一些规模不等的社团组织，为自身提供保护和依靠。抱团结社好处使他们纷纷成立更多的社团，于是便有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必然有华人社团”的说法。
       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始于国际移民。在本文追溯的300年来的华人移民史中，体悟到早期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不活跃，是囿于历史、交通、经济、居住国政策，以及当时中国的衰败、政府的无能、新中国建国初期受到西方的遏制与封锁、国内“文革”的影响与国际社会的隔绝等因素。虽然其间有一些零星的跨国华人社团活动，也只在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较小范围内展开，活动的层次、规模及范围都极有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逐渐深入到国际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海外华人社会也逐渐打破原来的地域或血缘或业缘的藩篱，加强横向联系，走向融合，世界性的华人社团相继成立。”进入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鼓舞了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战略，加快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经贸往来的步伐。开放越来越深入，贸易越来越兴旺，中国综合国力与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引发海外华人社团突破过去地域、血缘、业缘、意识形态等因素，加快相互往来与沟通，打破国界开始进行国际整合，迅速国际化。由五缘性世界社团开始，渐次有了各种形式的社团，其活动步入大发展时期。“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1971)聚集了来自亚美非三大洲47个客属团体的250多名代表，会议确定以后每隔二年轮流在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城市召开一次大会，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1届。随之而来的是“国际潮团联会”、“世界海南恳亲大会”、“世界华商大会”等各种国际性组织，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为团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与沟通，扩大交流与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在全球发挥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地位考究
       国际行为主体是国际关系构成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研究国际关系必然涉及国际行为主体，它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范畴里是否包含海外华人社团这一部分内容?海外华人社团能否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依据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与考证。
       社团是当今社会里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人类社会最广泛的现象之一。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进程中，社团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形式。离开社团，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谓社团，就是对人和事物按照一定的任务和形式进行有效的社会组合。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组成迥异，学界对社团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罗马法教科书》上对社团的解释为：“社会团体通常是一个以国家为模式的组织，它的章程决定成员的接纳和除名、社会资助、理事会或全体大会的权限。”美国社会科学学者本特利(A.F.Bentley)认为，团体是政治学分析的基本单位。如果“充分叙述了团体，也就叙述了一切。”而美国学者麦基佛认为：社会团体是社区内部的一个器官，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并发挥作用而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英国的斯坦利·海曼则以协会的共同特征来界定社会团体的范畴。她认为，协会是具有成员致力于某些共同目标；经费不仰仗于官方；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首要目标；成员有随时退出的自由等等。我国的有关专家学者则普遍认为，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对社团规定为：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因此，我国对社会团体比较认同的定义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宗旨，依照一定的法律，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社会组织。社团组织应当满足五个条件：“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依据以上各种对社团的定义，本文将华人社团定义为：成员主体是旅居海外具有中国国籍的或不具中国国籍的，但有全部或部分华人血统，并自认为是华人的，或至少不否认自己是华人的人，为实现一定的宗旨，依照一定的法律，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社会组织。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其最初从对欧洲一些国家间国际关系研究为起点，逐渐演化到对世界各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然后再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对全球整体事务的研究这样一个历史轨迹。在传统思维定式里，国际关系反映出来的大多是国家利益、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较少会联想到第三空间(the 3rd space)。过去，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仅是众多非国家行为主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对其关注和重视不够也就无可厚非。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庞大
       的华人、华侨社团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其作用和影响力已远远地超出过去研究的范围。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步伐迅猛，中国的崛起，海外华人在居住国地位普遍提高，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各种层次的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频繁展现在国际社会舞台。
       研究开展跨国活动的海外华人社团能否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主要需要考察其是否满足构成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特征。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都对国际行为主体概念及其内涵有各种论述。宋新宁与陈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对国际行为主体定义，认为“国际行为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必须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际事务，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际间的相互交往，能够发生对外行为，能够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和决策，并对整个国际政治体系发生作用。(2)必须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国际行为主体以各自的利益的特殊性为基本特征，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区别关键在于利益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由于各自利益的相互差异，决定了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从而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竞争、合作等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3)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际行为主体应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即能够排除其他行为主体的操纵和控制，独立地制定自己的对外决策和对外行为方式，独立地参与并影响国际间的交往，独立地运用其行为能力，发挥其职能作用。(4)必须拥有相对稳定或固定的组织形式，并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任何国际行为组织只有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才能被其他行为主体视为发生行为的稳定对象，也只有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才能真正对其他行为主体发挥影响和作用。”而对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定义则是“具有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但不具有主权国家地位，同时又不隶属于某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实体”。由此可以断言，在政治军事等传统核心国家利益面前，国家行为主体具有充分的决策权与影响权，它不会与其他行为主体一同分享。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依存不断加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不断密切，各种形式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形式，作为国际关系重要的派生结构国际组织，正在逐步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权掌控的国际关系领域，采取各种有别于传统的灵活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关系中，淡化和削弱了国际体系结构的权力配置系统，推动国家间互动关系发展。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正是这一派生结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形式。
       三、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对当代国际关系进程的影响和作用
       开展跨国活动的海外华人社团是由各组织成员通过协议自愿成立或加入的民间组织，其成员构成的国际性、活动范围的跨国性、运作模式的独立性决定其以服务国际社会为宗旨的特性，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成为国际关系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有的国家中心模式结构的有益补充，为国际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际关系发展至今，主权国家的权利正在弱化，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上有明显的缺陷，但其作为国家行为主体的地位仍然无法动摇，这样的认识与判断既基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也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逻辑。当然，在承认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的兴起正在不容置疑地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中心模式结构，国家已不再是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主体。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以非国家行为体中重要一员的身份，以跨越国家边界寻求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并构成各种跨国关系，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治理问题上，面对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国家行为主体囿于自身利益和现实条件的双重限制，早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确保国家利益和以牺牲国家利益参与国际间合作悖论中，不可能单一地靠国家行为主体得以解决，国家行为主体固有的本质属性——阶段性和国家利益至上性——决定其在解决诸如环境污染、文化冲突等全球问题上的有限性，而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正好弥补这一空白。它以采取围绕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特定公共产品或服务，传播科技知识等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国际性的积极影响，常取得远甚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效果。在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越来越具有多边性，以非国家本位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和全球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正是应运这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新的国际运作方式之一。
       二是海外华人社团本身的构成与跨国活动延伸国家主权的传统概念，淡化传统的国家主权意识，弱化公众对传统国家概念的忠诚度，拓展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容。海外华人社团的多重文化身份、双重或多重国籍、国际公民意识取向与跨国活动的独特性，不仅使国家主权的概念跨越了传统的陆地、海洋与领空，而且在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也跨越了国家的范围。在频繁的跨国活动中，国家边界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本民族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逐渐淡化。依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权所关注的对象和范围是本国界内所发生的一切事务与活动，不容许国界外的任何力量插手和干预，确保国内事务的独立性和不容侵犯性。换言之，民族国家在行使国家主权时有强烈的“排它性”。随着海外华人社团跨境活动由低级向高级政治领域拓展，其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公共服务，发挥国家与市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部分转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有的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甚至充当“院外集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挑战民族国家主权最核心的部分——国家安全与防务。为吸引更多人参与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中来，他们积极主动地宣传国际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倡导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国际关系多元化的事实，提倡不要固守主权国家的传统观念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削弱人们对主权国家的忠诚。同时，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重点关注的领域在提供国际人道援助，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国际间的融合与合作等公共领域，其活动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存的基本权利，容易得到公民的拥护和支持，削弱国家主权的权威。此外，主权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维系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是国家主权原则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之一的规范仍然适用至今。当人们面对国家主权下受国际主权利益驱使不能满足解决自身矛盾和困难，而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的困境，有效地满足人们在某些功能领域的诉求时，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位移，由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或部分转移到对某一非国家行为体的忠诚上来，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正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三是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推动国际关系的整体性发展。大量双边或多边的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涉及领域广泛，推动国际关系由次区域、区域到全球政经一体化发展进程。同时，它重点关注被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忽视的领域和议题，为全球治理与协调提供有效的补充。全球性问题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与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涉及到环保、文化融合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低级政治的议题，在传统安全领域诸如金融、经济，甚至政治等方面也存在着人类整体性利益与共同命运。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必须设定在全球范围内通盘考虑，从整体政策的构想与制定到整体行动的实施等，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共同行动。同时，除了利益的整体性带来世界政治的整体性外，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对国际政治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关系整体性发展趋势，使原本分属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各种层次活动的开展而成为一种整体政治，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原来主权国家忽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些领域的弱势表现与公民在这些领域迫切需要得到支持的强烈反差，更加呼唤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力量出现，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应势而生，它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在次区域的跨国家间、跨区域国家间，甚至有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这些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范围活动的开展，为推动国际关系整体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通过不断积累经验，找出规律，形成由次区域到区域，最后过渡到全球范围活动的成功模式，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壮大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四是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为解决世界争端与冲突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这种示范效应促进国际关系运行机制制度化和有序化，使国际关系得以良性发展。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虽然没有强制执行力，其政策与行动主要是具备协调与咨询功能，倾向于促进合作与化解分歧。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增强，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协调与合作。要满足有关协调、谈判以及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制度化的需要，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就是当今较好模式之一。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以这种高于个人、低于国家却又跨越国家边界范畴的活动形式，通过咨询、倡议、游说与宣传等多种形式对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为解决跨国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方案，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新的国际机制的形成。这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生命和活力，也赋予国际社会和国际机构的组织形式、国际问题解决机制以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已经被国家社会视为国际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也获得了自己新的国际社会角色。
       在众多国家不愿涉及的或无能无力的国际事务领域里，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从一开始就发挥着积极作用，推动主权国家的行为朝负责任的、契约化的道路迈进。可以说，在众多的国际生态环境协议和国际公约的背后，都有无数的它为之奔走呼号，这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的法治化。同时，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通过对国家行为的监督和督促，有力地推动了有关条约和协议的落实。由于它不受国界的限制，只向自己的成员负责，而不必像政府那样为选民负责，这就使它可以较为自主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展活动，进行监督、揭露、批语和谴责等，帮助提高各国政府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透明度，督促检查政府履行它们的承诺和责任，并在许多政府一时无法顾及或干预失灵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很多都是首创性活动，它改变了国家间关系模式和国际组织机构。
       五是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国际关系运作结构，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开展跨国活动的海外华人社团熟悉居住国情况，与祖籍国有天然的关系，容易搜集双方资料、研究分析双方国情、主动为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提供资讯，并通过提供资讯信息服务表达和宣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影响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舆论和对外决策。也通过咨询、游说等方式对政府主要领导和决策人物及其组织进行游说，施加影响，使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最终反映在政府的决策过程和法律文件中，从而间接地参与国际决策。而一些组织成员众多，影响较大的海外华人社团在定期的年会或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组织成员们，介绍居住国和地区的情况，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通过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国际舆论来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固然有赖于当事国政府之间谈判与协商，但开展跨国活动的海外华人社团也可积极充当桥梁与沟通的使者，通过提供帮助，促使当事国政府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促使传统的单纯由“政策+国家体制”向“政府+国家体制+非政府组织”转变。而国际社会事务的处理需要政府、社会与市场多种角色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这些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活跃在文化交流、环境保护等民间社会领域，不仅影响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且在运作规范、组织管理上自成体系，正在形成一种独立于国家体系的全球公民社会。这种由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全球市民社会的三分权力结构，改变了国际关系运作的结构。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以不追逐私利为目的，保持较中立的政治立场在国际社会中赢得较良好的声誉，对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背景下，中国正在重返国际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为世界文明发展力争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刻，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将会成为未来海外华人社团主要和重要的活动方式之一，他们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在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追求中，起着桥梁与先驱的作用；他们在国际社会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扮演着全新的和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对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