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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之中。福建的海洋文化逐步孕育成熟，形成了独有的特质，即自觉的海权意识、开放的胸襟、冒险拼搏的精神、多元性与兼容性，以及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海洋文化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以福建船政局为主体实行的早期留欧教育上。二者的密切结合，在海洋文化史和留学教育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关键词：海洋文化；文化特质；留学教育；福建
       中图分类号：G127(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3—0132—07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海岸线长，港湾众多，岛屿密布，具有优越的海洋环境。在远古时代，福建便出现了早期的海洋文明。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海洋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之中，福建的海洋文化逐步孕育成熟，形成了独有的特质，即自觉的海权意识、开放的胸襟、冒险拼搏的精神、多元性与兼容性，以及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海洋文化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以福建船政局为主体实行的早期留欧教育上。二者的密切结合，在海洋文化史和留学教育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一、国人对海权的维护与早期留欧教育的实施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多次从海上攻入我国，恃其船坚炮利而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防海之害”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自西人的‘长久之患’迫使洋务派把‘抵御外侮’作为‘师夷长技’的主要目的。与此相联系，‘军事自强’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军事自强’又必然以注重海防、加强近代化的海军建设为首要内容。”同治初年，船政大臣左宗棠在关于设立福建船政学堂的奏折中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认为只要掌握了制造火轮兵船技术，列强就不敢“擅其能”了，主张“所重在学造”。接替其担任船政大臣的沈葆祯进一步强调，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制造、驾驶技术，培养维护海权的人才。后来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充分体现了洋务派“船政为海防根本”，“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主张”。海防意识的觉醒和海防近代化进程的起步，是日后发起赴欧留学教育的重要前提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海上侵略逐步升级，海防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而自己办学培养人才已无法满足海防需要，沈葆祯等人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当时，福建船政局经费极为紧张，这在沈葆桢致总理衙门的多份函件中都有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沈葆桢仍然坚持挤出巨额资金用于资助派遣留学生之用。“船政经费支绌如此，而文肃(沈葆桢)一面仍以每年造船两艘为言，一面又坚持派遣学生出洋深造之计，以致自身日处愁城，呼吁无门，却依然锲而不舍，步步力求造船与育才的并行发展，几至陷溺愈深，遭受不能自拔之苦。他果何所为而然哉!无他，基于他的坚强意志，力图贯彻其求自强、图海防的宏愿而已。”
       派遣留欧学生得到洋务派官僚群体的支持。鉴于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对轮船制造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李鸿章认为若不能赴西方的工厂观摩考索，终难知晓制作之源。至于驾驶之法，福建船政局的员工已能自行管驶，涉历风涛，但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能圆满完成。“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他们认为：“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李鸿章与沈葆桢共同提出：海防根本，首在育才。通过派遣福建船政局生徒出洋留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竭之需。针对不需要派学生出洋的言论，强调：“不知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既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提出把派遣留欧学生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这些都表明洋务派官僚十分重视海权的维护问题，主张通过派遣留欧学生以培养高层次人才，进而以积极的态度防御列强从海上的进攻。他们的上述言论都是围绕福建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一事而提出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内涵。
       从1877年至1896年，清政府实施了留欧教育计划。该计划以福建船政局为主体，派遣人员赴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学习驾驶、轮机、制造等技艺。1877年春，清政府批准福建船政局30余位学生赴欧洲留学，其中赴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14名、艺徒9名，赴英国学习驾驶的学生12人，学习期限三年，这是首批派遣的留欧学生。1881年12月派出第二批共10人，其中5人赴法国学习制造，3人赴德国学习制造，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学习期限三年。1886年4月派出第三批，共33人，其中，赴英国学习驾驶等专业者20人，学制三年；赴法国学习制造等专业者13人，学制六年。1896年，派出第四批共7人，其中，6人赴法国，1人赴比利时，预定学制六年，但于1900年提前调回。前后四批共派出88人，加上在此期间以其他途径派出者，到辛亥革命前夕，以福建船政局为主体派出的留欧学生人数已超出百人。
       海权海防思想是近千年来人类基于海洋及沿海地区生存空间环境，乃至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而逐步产生的对海洋、海洋领土、沿海防御的客观认识。派遣留欧学生的举动，与国人这方面认识的不断深化有着密切关系，也与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巩固海防的夙愿相一致。
       二、以留欧为契机，广泛接触先进的海洋文明成果，体现了福建海洋文化中的开放性特质
       “早期赴欧留学运动是在国内海防建设面临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的形势下展开的。赴欧留学生大都怀着学习科学、追求真理、爱国自强的远大抱负踏上征程。他们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力图在期满归国时成为对国家有用的‘良工’和‘良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了他们克服种种艰辛困苦、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多数留学生在欧洲的相关军事教育机构和企业学习有关造船技术和轮船驾驶技术，少数留学生学习了制造枪炮、水雷、开矿、冶炼、筑铁路等技术，也有的学了造船后再续学别的技术。第一批留欧学生中的方伯谦、叶祖珪、萨镇冰等进人格林尼茨官学，学习“驾驶理法”；魏瀚、郑清濂、陈林璋等入削浦官学，梁炳年、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林怡游等人多郎官厂，池贞铨、张金生、林庆升、林日章等人科鲁苏民厂，学习“制造理法”；罗臻禄人汕答佃学堂学习矿务；艺徒陈可会入腊县船厂，刘懋勋人马赛铸铁厂，裘国安、郭瑞珪人马赛木模厂，均学习制造技艺；续派的艺徒张启正入腊县船厂，王桂芳等4人入白代果德铁厂，学习绘图及制造铁甲等。第二批留欧学生中的李鼎新与陈兆艺进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并以优良成绩完成学业。第三批留欧学生陈恩焘、贾凝禧、周献琛专门学习测绘海图、巡海练船，兼驾驶铁甲兵船之学；刘冠雄、黄鸣球、邱志范、王学廉、郑汝成、陈杜衡、
       沈寿堃、郑文英专门学习操放火砲、枪队阵图、大副等学问，兼学驾驶铁甲船；王桐专门学习兵船管轮等；伍光建、曹廉正、陈燕年专门学习水师兵船、算学、格物等；张秉圭、罗忠尧专门学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及英国文字语言之学。留欧学生刻苦攻读、认真钻研与西方海洋文化有关的知识，并将学习的体会详细记录下来。严复撰写的《沤舸纪经》记述长江下游的水文情况，李寿田的《笔记》记述法国水师学堂及水陆师的兵制，吴德章撰写的《欧西日史》除记述轮船制造数据的测算方法及原理外，还介绍了制煤气的方法等，梁炳年撰写的《西游日录》记述法国水师制度以及英法初期的蒸汽车、汽船测验及蒸汽机的制造，罗臻禄撰写的《西行课纪》记述法国兵役制以及卑士买钢厂的炼钢方法。
       在欧洲学习期间，留学生们分别掌握了造船、制械、造火药、造炮、探矿、开矿等技术，通晓军务工程。有的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有的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这部份人被视为回国后足以胜任水师学堂教习之责的合适人选。早期留欧学生所学专业大多是与海洋有关的内容，如造船、轮机、鱼雷艇、驾驶、海测、鱼水雷等，这些学问是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结晶。掌握这些学问，有助于推进我国海防建设。同时，也表明了选派留学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三、留欧学生冒险积极历练于异国的风涛海浪之中，体现了福建海洋文化中的拼搏精神
       海洋文化的内容相当复杂，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核心内容。“未来海洋文化的发展，最核心的内容也许是海洋物产的开发，其中包括深海矿产的开发，海底世界的利用等等。但在目前的阶段，海洋的开发主要还是以交通为主，在中世纪的海洋世界，对人们最有意义的也是海洋上的航行。”确实，海洋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海上交通的实现体现出来的，留欧学生以冒死拼搏的精神，积极参与了英法海军组织的海上操练，既学到了实际的操作技能，也进一步领会了维护海上交通顺畅的重要性。
       在前往欧洲之前，当时在华的外国教习便提出，对留欧学生，必须要求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到海上去进行实习。英籍总教习德勒塞根据日意格的请求提出以下建议：在最后六个月内，他们尚须登舰实地练习。该等实验舰队每年均由英国派出，远赴世界各地。如果总理衙门能经由威妥玛公使向英请求，英国政府无疑地将加允诺。每一支船上可派五人，籍以学习运用各类的航海图表、观测各种的天体现象。在回航之时，尤须经常检讨，以便使学理与经验互相印证。同样的规则也应适用于他们的旅途和国内，每种情况均在使其驾驶船只操纵自如，一如他们之在建威练船所接受之练习一般。设此计划能够认真实现，相信中国在不久之后，即可具有世界任何国家堪以夸耀的二十名优秀海军军官，并可操练或指挥其海军中的任何兵舰，而仅需消耗很少的费用。要求海军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期间登舰实习，是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海军院校的通行做法，也是其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认真参与海上历练，对于福建船政局的留欧学生而言，有助于增强实际操作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熟悉先进军舰的性能，进而亲身体验西方海洋文明对海上军事实力增长方面的作用。就其个人而言，也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有益经历。
       第一批留英学生蒋超英、林颖启、江懋祉上完舰课后，由李凤苞聘请英国水师炮队教师苏萃授以炮垒、军火诸学，请美国水雷官马格裴授以水雷、电气诸学。先上堂课的学生则续上舰课，也就是登舰实习。其中，萨镇冰上门那次兵船；林永升上马那杜兵船；方伯谦上恩延甫兵船，后调士斑登兵船；叶祖珪先上索来克珀林兵船，后上英芬昔索尔兵船。他们遍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美洲、非洲，习行军布阵战守诸法。1881年，李鸿章在《奏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折》中，总结了第一次派遣留欧学生成效，指出：“溯查出洋生徒，在船时各限功课，不令闲旷。既抵英、法，专延洋师补教，以充根柢。一面偕同洋监督面商英、法部臣，将在英之驾驶生先派三生登铁甲船，九生人格令尼次官学；续将官学八生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洋等处学习操防、排布、迎御之法。”凹这表明，洋务派官僚对登舰实习的做法是肯定的，并要求将之沿袭下去。此后，第二批留欧学生也将登舰实习列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如陈兆艺登太平洋舰队之斯卫福舒耳号实习，李鼎新登北美舰队之诺雨参木顿号实习。实习期满后，他们又返格林尼茨学院进修炮位。第三批留欧学生中的刘冠雄、黄鸣球、邱志范等，在完成理论科目后同登额格士塞兰德号学习炮术。1887年7月，黄鸣球与邱志范奉监督周懋琦之命，同自格林尼茨海军学院毕业之王学廉等7人，拟往地中海舰队铁甲船充当舰副，学习驾驶。因铁甲船较小，容纳人数有限，且英国海军规定在同一时间之内所派外籍船员人数不得超过12人，同一国籍者不得多于3人，所以一直等到当年9月，才被派赴海峡舰队所属之爱恒求号及莫纳克号实习。第三批赴英国留学的贾凝禧、周献琛、陈恩焘是学习驾驶铁甲战舰的，他们乘英国军舰航行于大洋之上，并学习水道测量学。在英国“依纪理亚”兵船实习的陈恩焘，在船由地中海驶入印度洋时，“测出前图未载礁石两处”。在船由新加坡驶往澳大利亚途中，遇到狂风大雹十二次，他用大索缚身桅柱间，随同船长占针揆度，测海驶风，从容料量，不爽毫厘，学习期满甄别时获得上等。
       留欧学生所处的时代，海洋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海上航路已初步开通，轮船制造技术(尤其是军舰的制造)也达到一定的水平，但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远没有今天的人们深刻。面对凶险的海洋，很多时候人们往往难以应对，这使得海难事件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冒险参与海上实践，历练于风涛海浪之中，既需有系统的舰海知识和过硬的操作技巧，更需要有非凡的毅力和勇气。留欧的福建士子不仅具有追求正统教化和“忧天下之忧”的人文情怀，更有开放开拓、冒险拼搏、居安思危的优良的福建海洋文化精神，这使他们能够在历练中克服困难，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军同行进行直接而又广泛的互动，顺利完成实习任务。他们的实践，在福建海洋文化史，乃至中国海洋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留欧学生兼收并蓄西方海洋文明的成果，致力于捍卫海权独立，丰富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内涵
       作为西方海洋文化成果的直接受益者，福建船政学堂的留欧学生回国后，在海防建设、反击列强的海上侵略，以及发展造船工业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福建海洋文化中特有的忧患进取精神，使他们具有较宽泛的视野，能把握世界的发展趋势。面临西方列强从海上侵略的危机时，有着更为迫切的变革图强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既敢于舍生取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又勇于面对挑战，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为近现代中国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化全面进步。”
       1879年，清政府在《著庆春等接续遴材派赴各国留学谕》中指出：“海防需才，请饬闽局生徒出洋肄业，定章三年为限，自光绪三年起，至光绪六年，即当陆续送回供差。现在南洋定购蚊
       子船四号，即拟以学生饬派管驾。此后闽厂成船日多，需才甚亟，闽局前、后学堂续招各生，不乏颖异之才，可以接续派往，就已成之绪，收深造之功等语。著庆春、何璟、勒方铸查照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将此各谕令知之。”选派留学生是因为海防需要人才，此时清政府急迫地试图将已学成的留学生召回陆续投入水师效力，并要求做好后续留欧学生的派遣工作。
       李鸿章对第一届留欧学生进行考查后认为：虽天资不一，造就有深浅之区别，而按章督课，实与诸官学卒业之洋员不分上下。其制造者能放手制作新式船机及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舰船、调度布阵，加之历练，应可不藉洋人。其制造如魏瀚、郑清廉、林怡游，开采熔炼如罗臻禄、林庆升，驾驶如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颇为优异；其余加以陶熔，均可成器。留学监督李凤苞也认为，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严复于管驾官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测源，以为传授生徒之实，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其余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何心川、蒋超英、林颖啓、江懋祉、黄建勋等亦均勉颖悟，历练甚精，堪充水师管驾之官。显然，上自洋务派官僚，下至具体的负责留学管理的官员，对留学生的学习成就，尤其是对其所掌握的与海上军事有关的技艺，都极有信心，并给予充分肯定。这批在国外深造过的人才，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唯恐或后。于留欧学成人员数量少，清政府在对他们的使用上，往往破格使用，尤其是对头两批留欧学生更是如此。如李鸿章认为，刘步蟾船学颇精，气质稍浮，但仍属管驾之良才，1880年派之往德国监造“定远”、“镇远”和“济远”舰，并研究枪炮、水雷技术；1880年冬，又派为驻英水师随员，并接收新购买的“超勇”、“扬威”两舰；1882年，再次派其到德国协驾“定远”等舰回国，委其为“定远”管带。刘步蟾采用英国海军章程参与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其未完备的地方兼仿德制。当时北洋水师的一切规划多请刘步蟾参与制定。
       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时，留欧学生充任了其中多数要职。北洋水师共有铁甲舰两艘，均由留学生任管带，巡洋舰八艘，由留学生任管带的有六艘。刘步蟾、林泰曾并任总兵，职权仅次于海军提督丁汝昌。可以说，北洋水师是以留欧学生为主导的近代化舰队，军官的素质较高。在首批12名留英学生中，李鸿章将9人罗致到北洋，除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外，其余8人均被委派到北洋水师的主要舰只任要职。如刘步蟾任北洋右翼总兵，“定远”铁甲舰管带；林泰曾任北洋右翼总兵，“镇远”铁甲舰管带；方伯谦任“济远”巡洋舰管带；叶祖珪、任“靖远”巡洋舰管带；林永升任“经远”巡洋舰管带；邱宝仁任“来远”巡洋舰管带；黄建勋任“超勇”巡洋舰管带；林履中任“扬威”巡洋舰管带；李鼎新任“定远”铁甲舰总管轮；刘冠雄任“靖远”巡洋舰总管轮；林颖启任“威远”练习舰管带；萨镇冰任“康济”练习舰管带。
       留欧学生在造船方面也颇有建树。第一批被派往法国学习制造的魏瀚和李寿田回到福建船政局后，建立了一个负责全面指导船厂业务的工程处，随后便着手自行制造巡洋舰。经过数年努力，留欧学生们造出了“开济号”。其后，又制造出“镜清”、“寰泰”两艘巡洋舰，以及“艺新”、“泰安”、“横海”、“广甲”、“龙威”等舰只。福建船政大臣裴荫森在奏报“开济号”下水情况时说：“……其大段款式，已与常式兵轮有异，制件之精良，算配之合法，悉皆制造学生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本外洋最新、最上、最便捷之法而损益之，尤为各船所不能及。……闽厂前造各号常式兵轮，恒借外国员匠诱掖而教导之，方始有成。今快船算绘之难，制作之巧，工程之巨，何止数倍从前。而该学生等及在工各执事，竟能式廊前规，无烦借助，实国家创设船政力图自强之实效。”上述表明，留欧学生们已掌握了先进的制造铁甲舰的技术。铁甲舰的优点在于行速、船大、易转、煤多、甲厚、船坚、炮多而大、炮高，制造铁甲舰是当时世界造船业的一项新技术。以“龙威号”为例，此舰两重钢底，全身披甲，马力二千四百匹，配新式省煤康邦轮机两付，船身由魏瀚、郑清濂、吴德章设计制造，轮机由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设计制造。有关人士认为，其船式精良，轮机灵巧，钢甲坚密，炮位严整，表明制造者损益泰西新法，其聪明才力已殚竭无遗。留欧学生自从回国后，便替代了许多洋员，掌握了福建船政局的技术大权。他们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起到了技术管理和领导的重要作用。
       原先中国不具备制造鱼雷等的能力，这些军火大多依靠进口。第二批留欧学生中有在德国专攻鱼雷制造者，对所学专业能“深窥机键”，“究其精微”。回国后不久，即在福建船政局建立起鱼雷车间，并制造出鱼雷、水雷。第二届留欧学生中学习营造的学生，精于测量、算绘、守城防艺、水底设防。学习炮学者，熟练掌握枪炮军械、熔炼钢料各项技艺。学习硝药者，于药弹、棉药、新药、爆药、造药、锅炉各项均很精通。学习制造者，于水师制造轮机、船身各项均有建树。学习鱼雷者，于新式鱼雷的制雷、修雷各项均能胜任。学习驾驶者，于行兵布阵、风涛沙线、驶船用炮各项，莫不详求博览，理法并精。福建船政大臣裴荫森认为，这些学生所学、举凡营造、枪炮、硝药、制造、鱼雷、驾驶，莫不各具专长，或为前届学生所未备习，实足以仰备国家因材器使。
       捍卫海权，反对侵略，是福建海洋文化的精髓，留欧学生以英勇事迹写下了福建海洋文化史上悲壮的一章。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野心，挑起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海战阶段，留欧学生沉着应战，视死如归，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刘步蟾在威海卫保卫战中，指挥定远舰抵抗日舰的进攻。在定远舰被鱼雷击中进水后，仍然下令将舰体移至铁码头以东海面上作炮台打击敌人。虽因炮弹用尽，自杀殉国，但做到了“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同时殉难的留欧学生，还有黄建勋、林永升、林泰曾等。“甲午战后，我国的海军几乎解体，负责重整海军的叶祖珪、萨镇冰、沈寿堃等人也是这批留英学生。”
       福建海洋文化除了具有海洋文化的共性，即开放性、冒险性和崇商性外，还具有极强的多元性、兼容性、开拓性，早期的留欧教育便体现了福建海洋文化的上述鲜明特质。具体而言，在那个极为闭塞的年代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体现了福建海洋文化中“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以福建籍为主体的留学生勇于冲破阻力，前往遥远的欧洲，体现了“四海为家”的开拓进取精神；留学生们在西方的课堂、军舰、工厂中勤奋学习，掌握了驾驭海洋的相关知识，体现了“师夷长技”的务实创新精神；留学生在极为陌生的国度学习、生活、实习，形成了“同舟共济”的团结自强精神。“海洋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对外观念，而这一观念，已是各民族发展的基本要素。至今为止，世界各民族主要还是通过大海往来的，所以，发展海洋文化，就意味着与其他民族建立更多的联系，并在这一基础上吸取海外先进经验，融进世界潮流，抓住发展机遇，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弘扬海洋文化精神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历史使命，通过对早期留欧教育中海洋文化特质的开掘和探讨，我们对此将有更为深切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