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建区域的海洋性特征是由“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不安命运、敢于打拼的族群个性，以及宋元、明清时期两次国际上洲际海洋贸易网络与全球化发端的时代诱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闽商是历史上最能够体现中国内发性的海洋文化的群体。
关键词：地理；族群；时代；闽商；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3—0121—11
一
长期以来，对于福建人的出洋谋生、福建人在海外形成大规模的汉民族“离散族群”，学术界所提供的理由是由于福建的“地瘠人稠”。哪怕是许多从事华侨研究、海洋史研究、海洋经济研究的学人也多持这种观念。我们认为，福建区域文化的海洋性是福建的地域、族群与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地域环境上，中国的主要省份除了东北三省与福建之外，都在黄河、长江、珠江这三大水系之中。黄河与长江都发源于唐古拉山系，珠江与长江水系在秦统一中国时就以灵渠相联接。而福建的水系发源于本省、且在省内注入大海。福建境内多山、滨海的地理条件为福建人的海洋性文化个性提供了一种实现的环境可能性。而福建人不安命运的族群个性是福建区域海洋性特征成为现实。从唐朝中叶开始的海域亚洲与明代开始的全球化时福建区域的海洋性文化得到了极大的诱发与展现的国际机遇。在此过程中，福建籍商人一闽商是这种区域海洋性文化的最完美实践者。
古代的福建称“闽”，“闽”既是族群、方国之名号，又是古代方国之区位。“闽”作为方国，其地理区位在汉语典籍里也有表达。成书于战国时代、且包含有远古信息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就记载着“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都)山，在闽西(海)北”。《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从“闽”方国与浙江、赣州等毗邻区域的关系，两相印证了“闽”之地理位置既是以今之行政区域福建为主体。从中国历代行政规划与考古事实看，闽族的分布范围与当代闽文化的主体区域是一致的，它包括现阶段的福建、台湾两省，以及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闽在海中”不仅描绘了“闽”之地理方位，从而也确立了闽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海洋性。
从今天的地理条件看，闽族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可用“滨海”、“多山”来概括。应该说人类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是先民们为在该环境中得以生存而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结。我们相信这些“行为方式”起码由两个不同的层面构成：核心文化与次要文化。所谓核心文化是与生计活动相关的一群特征，由于其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人类能够控制或是改变环境的漫长阶段里，该核心文化在特定的区域中不断得以加强，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评判标准、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与审美原则。可以说，核心文化决定了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于另一个区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而次要文化则是在不同的时期易受外界的压力或是内部的改革而产生变化的文化层面，它构成了区域文化的丰富与多彩。以闽文化的主体区域之一福建为例，福建多山，自古就有“东南山国”之称。“多山”成就了“七闽”之地作为独特文化区域的存在，“山”与“水”形成了有益的互动，保障了物种与资源的多样性。“多山”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福建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2.39％，“山地丘陵所占比例之大，在全国沿海各省区与亚热带东部各省区中居前列”。福建境内高山耸立、丘陵起伏，河谷盆地错落其间。西部是武夷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于闽、浙、赣边界，北接仙霞岭，南接九连山，长约540公里。斜贯于福建中部的是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博平岭，绵延也达550公里。福建东北部还有太姥山脉，由浙南绵延至闽东北。在这两列主要的山脉及其支脉之间镶嵌着许多盆地，并被河流串联在一起，盆地两旁是宽窄不一的冲积平原，为农业提供了耕地。每个盆地自成一个地理单元，较大的地理单位有八个，这也是“八闽”的地理由来。
更重要的是福建的“山”使得福建的水系相对独立、完整，在工业文化改变福建人的生活方式之前，这种水系对闽族相对独立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福建不仅河流多，大小河流663条，河网密度为0.1公里／平方公里；而且福建省绝大多数水系发源在省内、流经省内，并注入福建海域。只有个别河流发源于本省而流入邻省，如汀江的下游韩江；或是发源于浙江而流入本省，如交溪、建江的个别支流。而这些地区正是古代的“闽”之地。
“滨海”是福建地理环境上的另一特征，它造就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冒险与开放；其具体表现方式就是形成了出海打拼的集体无意识。福建西部的武夷山脉与东西部的洞宫山成为福建与西、北内陆的障阻；而沿河流一路向东、向南入海的海洋发展却是闽族先民可能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地理上看，福建沿海港口城市的发育、成长，就是发源于山区的河流奔流入海与东海潮汐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在形成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上也是“山”与“海”互动的结果，因为，河流人海口从海上带来的汛息只能向腹地辐射200公里左右。而这几乎就是福建省东西向的宽度了。目前，福建的海域面积为13.6万平方公里，其中200米等深线以内的近海渔场面积就有12.51万平方公里，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还大。且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近岸岛屿星罗棋布，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在远古时代，同样的自然条件使得沿海的闽族先民更多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我们认为闽族的文化特质是海洋文化的环境生态依据。
如果说“多山”、“滨海”只是提供了闽族人民发展海洋性文化的可能性的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一族群的自觉选择是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必要条件。首先，“闽”是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极为古老的族群之一。目前我们在能够找到的资料里，关于“闽”这一族群最早的记载来自《周礼》，在《周礼.夏官》中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厉害”。《周礼.秋官》又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周初掌管地图、从而管理全国土地的官员(职方氏)的管辖范围里就有“七闽”之地与人民。而象胥则是掌管包括“七闽”在内的那些方国使臣来聘问的事，负责传达天子的话并向他们解释、和他们缔结友好关系。今天，在这些古老的方国、族群里，除了“闽”之外我们已经难觅其他族群的踪迹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福建人就是“闽”这一古老族群的传人，我们还生生不息的延续着祖先的文化血脉。这种族群的独特性曾使得梁启超大伤脑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称：“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别，然与荆、吴、苗、蛮、羌诸组都不类”。这从另一个层面凸显了闽人的族群独特性。
我们可以从秦末无诸等“率百越从诸侯灭秦”到汉武帝“灭”闽越的历史来解读古代闽族
的文化特征。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闽族人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且以组织严明、战斗力强闻名。在楚汉战争中，闽人助刘备。至汉立国，许多闽人将领都得到了封赐。对于这样一个善战的族群，从高祖五年开始，刘备将秦时的闽中郡一分为三：现福建的大部分封给闽越王无诸，浙南的温、台、处封给东瓯王摇，潮、汀封给南海王织；达到了对闽人分而治之的目的。但是，55年之后(前138年)，南海、东瓯不仅为闽越所有；而且随着国力的强大，闽越王郢继续对各近邻虎视眈眈，于前135年举兵犯南越，其弟余善与宗族谋，以“亡海上”为最后的纺线凹。由此可见，闽族人不仅对海外的地理、物产、航路网络十分熟悉；而且在族群心理上对海洋没有如何的畏惧。这正是海洋族群典型的心态。
历代从北方入闽的汉人和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都有一种不安于现状的情愫，在福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他们与闽文化的开放、冒险精神一拍即合，演绎了数千年的海洋文明发展史。
由于福建的地理环境历代朝廷对其用兵多采用军屯制，规模较大的有：西汉出兵灭闽越；三国孙吴对闽多次用兵；唐高宗从总章二年(669年)始，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5000千余人，后又援兵58姓，共万余人人闽。中原汉人避难入闽，大规模的也有两次：唐末，河南王氏以及随后的36姓落藉闽地；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入闽者。此外，各个时期因灾荒、战乱、疾病流行以及各种原因而零星入闽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以汉朝为界，从远古就有的小规模入闽移民，都消融到闽人之中了。从汉到三国，闽地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晋经唐到宋，经过几次民族融合高潮，闽地人口逐渐改变为以汉人为主。入闽的汉人时间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都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不安分者，就像当年乘上“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海岸、驶向北美洲的开拓者一样，他们要到“新大陆”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汉人迁入福建、与闽人互相融合的路线图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力量的存在：中原汉人大量迁入闽西与闽北山区——部分山区人口向沿海迁移——部分沿海人口向海外迁移。宋元年间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的冒险个性与海洋文化特色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与早期入闽汉人的冒险个性一道，以极快的速度和当地闽族的海洋文化一拍即合，并且，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不断强化闽文化中的海洋性质，闽族的海洋性文化以出洋、经商为日常生活方式，在文化心态上以“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开放状态为引导。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他们实现了全球文化格局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同时，闽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撞击中，不断地重塑、丰满自己，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一支富有区域个性的奇葩。
二
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部分。20世纪以来，人们在世界各地沿海区域发现了不少的贝丘遗址，这些遗址所展现出来的渔猎生活充分表明，原住民已具有了典型的海洋行为。我们认为在远古时代，由于不同区域之间交往的不便，人类大规模迁徙的困难，许多区域性文明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多元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各诸侯国由于所处地域的不同，早就有了不同的文化一风土民情。从多元文化的观念来看，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很难用单一的标准去度量，作为人类与环境长期磨合的结果，实难以“先进”、“落后”来定论。中国文化从源头开始就是认同文化差异性的。中华文化中最早的诗歌集《
诗经》(前11世纪—前6世纪)是中国最后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周朝的产物，从现存的《
诗经》305首看，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周朝各诸侯国和地方的乐曲(160首)。由此可以相信，在秦嬴政“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不同区域不仅早已形成各自的风俗民情，而且还得到“最高联邦政府”的关注一一最高统治者将采集不同区域的民风作为了解不同区域民情的好办法。
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北起渤海、南至兰金湾，是一个向西太平洋开放的、长达18000公里的广阔的海岸线。海岸线外，还有宽广的大陆架和5000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在这些区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远古时代人类海洋活动的诸多遗存。福建的海洋性文化特色能够从这些沿海区域中凸显出来，得益于从7世纪开始的亚洲海域的经济圈的构建与16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过程。
从远古至16世纪，人类对海洋的作用能力尚处于近海航运、近海捕捞的状态。与此能力相结合，海洋对于人类大规模的交往起着一定的阻隔作用。虽然，我们并不排除人类在一定的海域范围内形成了小规模的海洋文化圈。就像远古时代的地中海文化圈、印度洋文化圈、北冰洋文化圈、南中国海文化圈的形成一样。近海梯度航行可以在一定的海域内形成规律性的交往，进而形成文化共同体。从7世纪开始，以阿拉伯人为主，编织起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航线，将印度洋文化圈与南中国海文化圈联系在一起。在陆地上的“亚洲”之外，构建起海域上的“亚洲”。但是，我们知道，海域的特色是无疆界。我们人为地划分了“五大洲”、“七大洋”，大部分的“五大洲”为海域所分割，而“七大洋”却从来都是一体的。一直到16世纪之前，人类对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以及跨越太平洋的航路都没有完成。人类由海洋网络编织而出的全球化格局的形成，还有赖于人类对造船技术、航海能力的进一步提高。16世纪开始，从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立场看，这是一个人类终于可以将“海洋变通途”的时代。欧洲人自豪地将之称为“地理大发现”，欧洲各殖民国家通过海洋网络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海外殖民扩张以及文化输出。也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在这两个国际机遇面前，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区域文化个性。
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年)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年)的爆发，由汉朝拓展的、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地处东南的福建逐渐走入中原文化的视野。在文化上，这块浸透着海洋咸湿气味的土地重新被中原、北方所命名——从歧视性的“闽”到祝福性的“福”与“建”。“福建”、“福州”之命名源于天宝年间。福建人是“有文化的”概念的获得也从福建籍的第一位进士薛令之(706年)开始。由唐一代，福建逐渐形成了沿海经济文化带，并初步出现了以三个主要河流入海口为中心的繁荣区：闽江人海口区域、木兰溪人海口区域和晋江人海口区域。就中古时代世界贸易网络来说，7世纪以来，中亚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他们的势力旋风般地向四面八方延展：向北直达拜占庭帝国腹地。向西从北非渡海进入西班牙和法国，向东北席卷中亚直抵中国边境，向东南到达印度河下游谷地。从大西洋、地中海到东方的印度洋、太平洋，阿拉伯人建构起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福建人积极参与其中，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构成的东方海洋贸易网络中，福建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对福建本土发展的促进结果是：福建沿海经济从海洋捕捞型为主向海洋商贸型为主转变。这对于强化自古以来的福建经济文化的区域性特色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构建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唐末王氏闽国能够在福建统治长达近一个世纪，在五代十六国中成为强国，不能不说与王氏集团充分利用福建的海洋文明特性有相当的关系。
宋代对于福建的独特意义史家多有论述。同时宋代也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彰显的时代。宋代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开洋裕国”为国策。宋朝最高统治者认为：“市舶之利最丰，若措置合宜，所得辄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任何一种国策的实施都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而福建的区域海神信仰最具有支撑“开洋裕国”的文化精神素质，福建的海神妈祖被册封为国家神祉(1156年)。
如果说宋朝是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使得中国传统的对外陆路交通几近断绝，而海外交通显得特别的重要；那么，元朝不仅重建了汉唐以来的统一的中国，而且，将版图几乎扩展为整个欧亚大陆。雄心勃勃的元朝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贸易国家。福建民众从事海洋贸易活动的情况早在苏轼(1037—1101年)的《论高丽进贡状》有所记载：“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大规模、持续的海洋贸易活动自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国传统的汉语诗歌中出现了不少描写福建沿海港口城市与海外各国繁荣的贸易现象。如南宋寓居泉州的李文敏，称赞泉州港是：“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里万国船”。谢履的诗有：“隔岸诸番国，江通万粤州”。南宋中期出任泉州知府的王十朋更有“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除了诗歌中增添了这类吟咏“帆船”、“商贾”的意象之外，在中国传统的官方史书之外多了区域与全球互动的知识结构，除了宋朝的《诸番志》，还有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这一类的世界地理文化书籍。
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对海洋势力范围的角逐，打通了“七大洋”对地球各大陆板块的阻隔，自然地理之障碍在人类的贪婪面前被夷为平地。欧洲人跨越大洋、凿空峻岭，左脚写着“财富”、右脚绑着“传教”走遍了世界。他们不仅将各国人民的财富掠为己有；更是将基督教@视为人类文明的唯一，强加到不同文明的族群的身上。因着他们的强势文化，将不同文明进程的国家与部族强扯进欧洲人设计的全球化的运转之中。就在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时，中国明朝进入了近代世界的全球化网络。
明朝自洪武七年(1374年)关闭浙江、福建、广东市舶司，厉行阻止个体海商进行海上贸易的海禁以来，有明—朝276年，海禁是作为明太祖的“祖训”而代代坚守的。前期只是在朱棣在朝的20年间稍有“驰”动；后期却直至隆庆元年(1567年)才开放福建漳州月港的个体贸易，在诸多限制之下“准放东西洋”。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福建商人个体的出海经商活动都是“违法”的。在朝廷文献里，个体出海经商者就是“寇”与“盗”；另一方面，明朝还保留着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官方”“朝贡”关系，维系着一定程度的朝贡贸易活动。此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件国家海事活动：“通琉球”与“下西洋”都利用了福建人传统以来的海洋文明的结果：木质帆船时代的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对海外航路网络的掌控，以及不可或缺的海神妈祖的信仰支持。可以说，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从区域的文明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代表亚洲之中国继续参与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大循环；同时，福建海商持续、大规模的海洋活动必然造成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迁播。
海洋性不仅使闽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极具区域特色，而且是千百年来福建人漂洋过海、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支持。事实上，以福建商人为代表的中国比欧洲更早走向海洋，他们在海外贸易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组织化、制度化，以及技术上的创新；他们创造了股份制、公司制等形式。这些都表明：远在宋明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正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社会转型。人类的历史在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航海技术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获得很大的发展，他们向东航行，以获取在古罗马时代就在他们的记忆中满是丝绸的“赛里丝”国的财富。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使欧洲关于东方的财富幻想再次膨胀。16世纪以来，当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欧洲资本主义东来的时候，他们在印度洋、南中国海遇上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当地的原住民，而是讲“福建话”的中国商人，于是，在老欧洲人看来——先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接着是英国人、法国人等，在他们的眼里福建商人的语言就是中国话，福建商人的一切举动就是中国文化。总之，具有独特区域色彩的福建文化是中华文明向欧洲人打开的第一扇窗。当时，正值中国中央政府(明清两朝)实行“海禁”，禁止任何个体的海洋贸易，包括福建商人在内的中国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在中央政府眼中都是非法的行为。于是，我们看到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老欧洲人的眼里，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商代表的就是中国；而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眼里，这些违禁下海的商人是“盗”、“寇”、甚至是中央王朝的弃民。福建海商在当时以“非法”的身份成为唯一的一支能与老欧洲殖民者进行对话的中国海洋力量。
持久、规模化的中国东南沿海商人的海外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推动了世界文化体系里中华文化圈的建立。传统中国在环太平洋区域的文化、经济的绝对优势使得中华帝国成为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东南区域的中心，并由此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朝贡”势力圈，也就是中华文化圈。在明朝之前，中国中央王朝并不反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商业活动，在一些特定的时代，如宋朝，还把“开洋裕国”当作十分重要的“国策”。宋朝不仅在文化上提升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册封来自福建民间的海洋女神、将东南区域的海洋文明提升为王朝的“钦定”文化，使得中国海洋文明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央意识形态。民间海外贸易与官方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造船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在明代之前，中国的海洋文明以及海洋事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明清两朝开始的“海禁”，无论是只允许官方贸易的朝贡，还是“寸板不得下海”的“迁海”，对中国的海洋文明都是沉重的打击。由于生存意志的选择，以福建沿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民众，以各种形态反抗封建中央朝廷的意旨，并以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形式，保持了传统中华文化圈的存在。
在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结构中，闽文化是极具商业精神的，福建商人在长期的海洋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创造力。在明清之际，福建的海商集团显现了早期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一切特征，而“小户”、“散客”却凸现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当世界大潮席卷而来时，福建商人的经济活动已经被纳入到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之中。同时，明清统治者却以“海禁”把中国阻拦在世界潮流之外，福建商人与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闽文化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反抗着封建专制与闭关自守。
闽人的出洋贸易只是个别阶层的事，还是事涉福建社会各个阶层?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庭栋上书朝廷：每年春夏东南风季节，福建“怀资贩洋”的海商，以及充当“篙师、长年”的
“人海求衣食者”，人数达10余万计。可见，出洋经商的包括了社会各阶层。而各阶层的经营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其中在中小船家中流行的一种方法值得一提，即船员、水手都成了“舱商”，船员、水手与船主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而是“商业合股”关系：船主从船上的货物担位中，拨出一定舱位，由水手们自带货物，由贩卖后所得的利润充作报酬。从这些小户散客的经营方式中，我们看到了股份制经营的最初色彩。
明清两朝的“海禁”对中国东南的海洋文明是个致命的打击。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此间，福建既没有新的天然资源像金矿之类的被“发现”，也没有新兴产业的出现，更没有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只是调动起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相反，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闽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这种官方意识与民间选择的冲突造成的结果是福建当地的民生凋敝、了无生机；同时在民间，海洋文明的惯性并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出现。有人利用朝贡贸易，以海外诸国贡使及通事的身份，引领海外诸国入明朝贡，从中获利。也有官员与官兵“往往私造海船，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更多的则是走私、偷渡。对此，福建沿海普通百姓每当窥知官兵的剿围动静，则星夜驰往报警，若官方令他们探哨，却退避步从。即使是“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家”。由此，我们知道嘉靖年间的“倭患”，完全是由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倭患”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闽商私人资本武装反抗封建专制压迫的性质。一旦明政府松驰海禁，对闽商作出一些让步，开放月港，“准放东西二洋”，“市通则寇转为商”。
明朝海禁不仅打击了普通商人，而且对沿海的豪门巨室也构成了危害。“迫死朱纨”就是他们反抗“海禁”的集中表现。嘉靖26年(1547年)因福清人冯淑组织340人下海通番，被获。朝廷令朱纨福建海道兼浙江巡抚，提督军务。朱纨坚决执行海禁，以武力镇压走私与海盗活动。朱纨在执行公务中深刻意识道：“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朱纨向朝廷列数了把持大宗走私偷渡的大多是权贵之家。闽浙富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朱纨想尽了办法，无奈朱纨是“软硬不吃”，最后，闽浙富豪串连朝中闽浙官员，群起攻之，弹劾朱纨。不仅将朱纨免职捕问，而且迫使朱纨饮药自尽。临死，朱纨破涕叹曰：“纵天子不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闽浙人必死我”。
福建海洋文明历史以来一直是海商创造物资财富的文化资本。作为文化生态，海洋文明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支持着闽人一代又一代地去打拼。海洋文明作为一种可转换的财富资本，在此它以海洋航路网络、海外商业网络、人际关系网络、商品信誉等形式出现。而福建方言这一福建人的共同语言提供的福建海洋文明得以展示和延续的途径。
三
作为文化资本的福建海洋文明，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文化资本有利于某种行为方式长时间的可持续性发展。福建海洋文明决定着闽人的行为方式：出洋打拼，而且只要该文明的特质没有被改变，福建海洋文明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系统，从世界观的高度和广度深刻地影响闽人世世代代的生存方式。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撑，福建商人基本摆脱了内陆农业文化所支持的商业文化“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我们知道“人情莫不欲富”，过上富足的生活、赢得他人的尊敬是人之常情、常性，无可厚非。但是通过何种方式去获得却是不同的世界观支持的结果。在传统的农业文化中“渔樵耕读”构成了基本的文化生态，其中“读”所暗示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在农业文化的生态中缺乏真正的工商业精神，“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共同体”没有给工业生产与商业行为留下什么生存的空间，更不要说文化的支持了。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知识谱系里，“商”与“奸”被划上了等号，逼迫着商人都想戴上一顶“红帽子”。而福建海洋文明所营造的文化生态却不同，福建人“只逐黄金不逐诗”，“七闽之俗逐末”是传统内陆农耕文化对闽文化的“总结”，是中国传统农业主流文明所不屑者。传统福建海洋文明所支持的商业经济又以海洋贸易为主，正如苏轼所言“福建一路，多为海商”，传统福建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正由于海洋而确立。
第二，福建海洋文明是一种可转换的经济资本。我们认为，闽人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网络具有财富的特征。这些网络主要是海洋航路网络、海外商业网络、人际关系网络、商品信誉等等。在世界文明史上，我们把欧洲人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誉为“地理大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业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中开辟的新航路给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带去了不尽的财富。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春夏刮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可以说，有规律的季风、太平洋西岸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洋流的作用，在以木质帆船为主的古代，都给闽人的航海带来很大的便利。秋冬，他们远航东南亚，夏季返航；春夏，他们北上朝鲜、日本，秋季返航。远古时期，闽人是以无数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对台湾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到了元大德8年(1304年)，《大德南海志》开始记载从福建出海的一些航路。据载，福建出海的航路分东、西洋，所谓东、西洋，一般以文莱为界。开放较早的是西洋航路。从现有的资料看，宋元时代，闽船亦固定往来与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并以占城、柬埔寨、暹罗、大泥、旧港、万丹、马神为中转港，形成交叉的东南亚海域航路网络。又以马六甲、阿齐为基地，进入印度洋海域，连接通往南亚、西亚的航线。郑和七下西洋正是利用了这条闽船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航路网络。
古代中国将今日本、菲律宾、摩鲁加群岛、苏禄群岛、北波萝洲一带称为东洋。早在五代王审知时期，为了避免在南海上与南汉地广东海商发生严重的冲突，王审知在闽东开辟了甘棠港，鼓励海商繁荣东洋航线。往北，其航路终点是琉球、长崎、汉城。往南走，他们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台湾、到达菲律宾北部。这东洋上的北路与南路，到了明清，接上了东来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玩出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明朝闽南的走私港—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迅速崛起，成为“福建—菲律宾—美洲”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端。16世纪，东来的西班牙人只能以菲律宾为据点与闽商贸易。在此之前，闽南每年有2—4条船到马尼拉做生意。起初，西班牙人对福建商人采取招徕政策，国内又逢“海禁”正式解除(1567年)，1580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4—50艘，其中80％是闽船。从月港远贩马尼拉的中国货物主要是生丝与丝织品。这些货物又由马尼拉运往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一直到18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丝绸等来自中国的商品还高居63％。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
律宾的银圆和其他货物，其中，白银大多数流入中国。这条丝绸之路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丝绸与墨西哥白银的交换。同时，这条丝绸之路给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生丝输入美洲，促进了墨西哥纺织工业的发展；大量丝绸输出，刺激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漳州、厦门等城市的形成。通过这条道路，美洲的农作物，如番薯、烟草、玉蜀黍传到了福建，给中国带来了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第二件是明末清初兴起的郑氏海商集团。从郑芝龙、郑成功到郑经，17世纪的7—80年间，郑氏海商集团表现出了一切早期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特征。郑芝龙从1623年追随当年的大海商、泉州人李旦开始，到1628年，5年间形成了一支拥有千艘海船的海上武装贸易力量。同年，郑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为海防游击，三年升都督。在明朝庭的支持下，郑氏家族消灭了其他的海寇集团，兼并了他们的人马，实力大为膨胀，从而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郑成功起兵反清，在17世纪中叶，郑氏以厦门为基地，维持了一支庞大的贸易船队，他们南向取粮于惠州、潮州，中向取货于泉州、漳州，北向取材于福州、温州。对外则从厦门直航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或者从事海上三角贸易，即从厦门将中国货物运销东南亚，再北上将东南亚货物转运日本，贩取所需的物品返航厦门。郑成功对外贸易的范围很广，从日本的长崎至琉球、东京(越南北部)、广南，以及东南亚各地，其中尤以与日本、东京、暹罗以及荷兰殖民者的贸易最为密切。郑氏海商集团在商业上采取了“海陆十大商”分工合作的经营方式。“海五商”是设在厦门及附近各地的“仁、义、礼、智、信”海商机构；“陆五商”是指设在浙南地区的“金、木、水、火、土”陆上采购团队。“陆五商”先行领取公款，采购各种货品，交达“海五商”后，再向郑氏国库结帐，并领取下次购货款。“海五商”则“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各设有船十二只”。接受货物后，就装运出洋贸易，将货售出后将款交于郑氏公库。应该说，在郑氏集团覆没之时，郑氏集团是一只可以与欧洲资本主义公平贸易、相互学习的力量。
第三，闽方言提供了闽文化得以展示和延续的途径。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持久的、大规模的海洋经济活动使得闽人沿海播迁了闽文化，也带去了闽方言。今天，福建境内并没有统一的方言，据近年版的《福建省志.方言志》载，福建现有七个主要方言区，使用人口最大的是闽南方言，在该方言区内人口1500万；其次是闽东方言，人口800万。福建众多的方言正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闽方言与外来移民的交融。在历史上，这两种方言都利用汉字创造了大量的方言文学作品。与历朝中原“官话”相比照，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哪种闽方言都是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妥协、相互交流的结果。这些语言所支持的闽文化精神是切实的。而且，闽文化的精神内涵随着闽方言的流播而在福建之外的区域得以延续。至今，我们还能在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看到闽方言的存在。往南的潮州—雷州—琼州是一条闽南语迁徙带，这条迁徙带早在宋朝之前就开始了；今天，潮州的闽南话与漳州地区的语言还是相通的。宋时莆田人刘克庄为官广州，曾做《城南》诗曰：“滨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四野方多垒，三间欲簿邻”。看来，广州港的生意不少是福建人把持的。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所编的《琼台志.杂事》载：“东波欲渡海北归，曰：必待泉人许九船来才可。观此，则宋时闽人因船达琼久矣。”往北，就是浙南地区，从苍南、平阳、瑞安到温州，我们还可以找到两种闽方言的影响。据嘉靖《温州府志》载，1166年，温州沿海遭到特大潮灾，“人户田亩尽被海水冲荡”，当时受灾之后，曾有大批福建长溪人(今霞浦)迁往垦种。近年的《瑞安县地名志》还提到温州华盖乡张氏、瑞安林、詹、杨、翁、池诸姓皆于乾道水灾之后自闽迁入的。可见，浙南闽方言中，属于闽东话的“蛮话”是宋元时期就开始迁入的，此后由于地邻的关系而得以加强。属于闽南方言的平阳话则主要是明清时期迁入的，与闽商武装反抗封建专制的“倭寇”行为、以及郑氏海上集团的活动有相当的关系。我们应该承认，我国东南沿海的闽方言区，在海洋经济上都有出色的表现，或者说，这些地区的文化个性就是海洋文化。
闽人的出洋打拼必然带来了闽方言的海外传播。闽方言的传播使得远离福建本土的华人延续了闽文化的精神。长期以来，闽人因经商而在外羁留只是少数，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闽人中也有定居南洋的。但是，明清两朝“海禁”促使该时期成为闽人移居海外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时期。清初的福建是郑成功抗清的基地，“小刀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大量发展，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之下，许多人被迫定居海外。雍正年间，闽浙总督高其倬曾奏称，出洋的人“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鸦片战争前后，殖民者贩卖华工出洋，单从厦门出港的就有30万，其中20万运往东南亚。仅以印尼为例，荷印殖民政府于1930年对印尼人口作了全面调查，在《1930年人口调查》(1935)统计，印尼华人1233214人，其中福建籍占554981，约占半数。这55万闽南人中又有77.1％的人是当地出生的。除越南是广东人占多数、泰国是潮州人占多数外，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都是福建帮占多数。由此，在这些国家，除了普通话之外，福建话(闽南话)是华人社会的共同语。
就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施行闭关锁国时。欧洲列国开始了以海上开拓、殖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欧洲的海商是政府特许、皇家支持，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急先锋，他们不仅在当时为自己的政府、文化所褒奖，而且名垂青史，是民族英雄。而我们的祖先，仅仅是在自己生存文化的推动之下，世世代代、前赴后继，以累累白骨砌成了一条海洋之路。他们以民间微薄之力，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五国政府殖民之强，居然在东南亚也开发出那万里袤地。季风穿行，椰林摇曳。1978年，李光耀在新加坡招待邓小平时说：新加坡华人只不过是闽粤两省文盲的后代，而达官显臣、文人学士则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
在以洋流、季风与人力为航海动力的时代，无论在船只建造的规模、航海的能力、航海技术的掌握，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民众都创造了木质帆船时代的典范。17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为世界航海业增添了“蒸汽发动机”，人类从此改变了主要依赖自然条件(季风、洋流)进行远距离航行的命运。世界航海事业进入了“坚船利炮”的铁甲船时代。人类的海洋文明史翻到新的一页。如果在木质帆船时代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富有说服力的数字来证明中国木质帆船较之其他国家木质帆船的优势，那么，同样的是铁甲船对于木质帆船不言而喻的优势。
“洋务运动”开始了传统农业中国对铁甲船时代到来的回应。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上海、天津、武汉、福州、广州，中国各大港口城市相继设立“制造局”、“船政局”，其中以福州船政局的影响最大，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最为持久。福州船政局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后在
继任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苦心经营下，至1907年造船厂停办，40年间，福州船政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更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船政下设捶铁厂(锻造车间)、拉铁厂(轧材车间)、水缸铸铜厂(动力车间)、轮机厂(制造锅炉车间)、合拢厂(安装车间)、铸铁厂(翻砂车间)、钟表厂(制造仪表车间)、打铁厂(小锻造车间)、锯厂(锯木车间)、造船厂(由3个船台组成)，以及船政衙门、学校、耐火砖厂等。从1868年开始制造“万年清”号，到1907年止，共造船44艘，总吨位5755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造船技术也不断更新，从木壳船到铁胁船，又到铁甲船。造船工业是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科技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福州船政带动了上下游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人。当年全中国工人只有一万名，船政局造船厂就占了四分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般。
福州船政局有别于其他“洋务派”工业的就在于“船政”二字。“船”是水上运输工具。“政”，辞海的解释主要有三，一曰政治；二曰事务；三曰主其事者，如学政、盐政。“船政”的一般含义，从字面上理解，一是有关船舶方面(主要是造船、航运、港务、监督)管理事务的统称；二是主其事者，船政也可理解为和学政、盐政一样的主其事者。从马尾船政的实际情况看，船政一开办就有“造船”、“办学”和“整理水师”之三重任务。其次，从船政创办的情况看，一是地域性很强，地在福州，而且船政衙门有一定的处置权，更象个官办特区。二是造船、办学、水师三位一体，是个由造船系列工厂、船政前后学堂等办学机构和福建水师构成的一个近代海军系统。再次，从船政实践的结果看，其社会影响已远远超过了造船和办学，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福州船政的内涵是深刻而丰富的，它是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一个有一定独立处置权的政治经济实体，还是一个军事工业和培养海军的基地，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教育机构之一。由此，我们认为福州船政局是清末洋务派在福建人民历史上形成的海洋文明传统的一次现代转型，已初步显现出近代中国谋求海权的国家意志。让人扼腕的是，这种意志随着洋务派人物的逝去，又一次人亡政息，历史再一次昭示了中华文明之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在中华文明史上，海洋文明长期处于失语与边缘的状态。挖掘、整理，而后弘扬、继承，需要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我们回顾福建区域的海洋文化，是恢复中华文明多元性的需要，是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寻找”本土文化的内驱力。正因为如此，从海洋文明的角度理解福建的区域文化，从一个文化持有者的姿态解读中国的海洋文明就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