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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关键词：现代小说；文学批评；实践性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3—0099—09
       当现代中国陷于内忧外患、迫切需要拯救与新生之时，知识精英们秉持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人生态度，选择进化论的哲学立场为支撑，倚重小说文学在新民培智、改良群治上的特殊功能，与具有价值评判功能的批评本体与小说结盟，现代小说批评应运而生，并以独特的姿态活跃于现代历史的文化社会实践、政治斗争实践的舞台，而且紧紧围绕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需要，导引和规范现代小说的创作实践，逐步借助现实政治的威力获得对作家的支配力量，影响现代小说的生长与发展方向。小说批评因此充满启蒙与拯救的悲壮激情，并与现实的发展要求相互推动，爆发出不可抗拒的内外驱力，显示了批评的巨大魅力与存在价值。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独特体貌。
       一、明确的现实目的性：小说批评改造现实的能动姿态
       在中国现代启蒙的文化实践中，现代小说批评回应现实的能动姿态首先显现在紧贴现实要求，为新文学小说的诞生开道护航上。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等态度激进的批评文章时，“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还没有出现。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标志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但同期仍然没有其他“惹人”的作家作品。同年，《新潮》杂志发刊，新小说尝试者增多，创作空气渐浓，但也“只有汪敬熙数三人”，且无有成功作品。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改版，特设《创作》栏目，“以俟佳篇”，冰心、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五六人新小说创作渐渐崭露头角。1921年4月，郎损(茅盾)著《春季创作坛漫评》，7月，又著《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在表达了对新文学小说的“创作在一天天热闹起来”的欣喜之后，亲切诚恳地分析创作中的得与失，鼓励作家除了写自己熟悉的恋爱题材外，要“更多地表现生活的各个方面”，争取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在新文学小说的这个发展起点上，小说批评家从创办杂志，积极设立小说创作平台，到细心指导具体创作，到悉心关注引导创作进展，批评实践在现代小说的文体建设上留下一条坚实的轨迹。
       新小说诞生之初，小说批评家对小说创作在两个方面予以具体的关注：一是小说创作的题材(内容)；一是小说的表达技巧。身为《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特辟“创作讨论”栏目，一面研究小说创作问题，一面通过评论、研讨，给创作小说的内容技巧予以指导和影响。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里，沈雁冰对当时的小说创作做阶段性总结，细致分析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作为知识阶层的小说作家与城市劳动者，“还是隔膜得厉害”，小说题材领域因此十分逼仄；(二)创作主体虽然能够顺应时代需要，揭示社会问题，但因经历与阅历限制，对问题的识见因缺少眼光而显得肤浅；作品内容的表现力十分有限；(三)小说在结构形式上雷同、人物描写上机械，缺少艺术力量。
       沈雁冰的批评涉及小说创作的态度、小说题材的选择与处理局限以及原因分析，其批评重点在于引导作家去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扩大小说表现层面，以充分发挥小说在新民培智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小说批评紧紧追踪小说创作实践，不仅对文坛的小说创作及时作出整体批评，且对当时在创作上较有成就或者很有特点的作家都会予以热切的关注，以及时确认优秀小说的特质，扶持新人，树立典型，引导创作的发展方向，发挥小说批评在创作实践中的影响。
       鲁迅是新小说的先锋作家，他为“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而“呐喊”创作的小说，不仅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而且是对“五四”新小说的创作实绩的凸显。小说批评家们出于文化启蒙的实践需要，更是出于新文学小说建设实践的需要，对鲁迅的小说予以热切的批评关注。金心异等《新青年》同仁以积极约稿的方式对鲁迅的创作予以莫大的期待。陈独秀作为主编，对鲁迅小说创作成果表示很高的赞赏，在《关于鲁迅小说的四封信》中，一再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鲁迅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并言简意赅的确定了鲁迅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沈雁冰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择《风波》、《故乡》等小说为例，以敏锐批评眼光，点透出鲁迅对小说题材的深度把握，对主题的深刻表现及其意义；引导了“问题小说”创作向“乡土小说”创作的提升性过渡；对小说创作如何拓展更广阔的现实表现领域，使小说更具批判性，以充分发挥启蒙效率都产生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在《致××人的信》中，沈雁冰评论《阿Q正传》，又以高人一筹的批评眼力，指出《阿Q正传》的主要力量不在讽刺，而在创造了“阿Q相”。“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1923年，沈雁冰作《读(呐喊)》，对鲁迅小说作品开始有较为全面的批评，并有四个方面对后来的鲁迅研究极具启迪意义的评价：①对《狂人日记》等小说在“挺峭的文调”、“奇文中冷隽的句子”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中，包藏着“绚丽的阳光”般的温暖的小说总体风格作了极有水平的分析与判断；②指出了《孔乙己》、《明天》、《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是对旧中国灰色人生的写照，揭示了小说主题的批判指向；③肯定《阿Q正传》人物刻画的成就，已经隐隐点揭出典型人物的涵括力量；④朗然指出《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在形式上的成功尝试，肯定鲁迅是中国新文坛上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并以这种欣喜的肯定态度给文坛青年作者施以极大的影响，促发更多人去做新形式的实验。显然，茅盾等对鲁迅小说的批评，无不针对社会现实以及小说的创作现实，表现出一种能动的实践批评姿态。这样的批评不仅使小说在启蒙的文化实践中发挥影响，也在新小说的现代品格建构中发挥了指导意义。针对现实的小说批评不仅使批评获得力度，而且使批评话语充满活泼的生机。在后来的《鲁迅论》中，沈雁冰对鲁迅的小说批评更是高屋建瓴，他说“他能够抓住一时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将来便成了预言”，以高度综合的批评能力，对鲁迅的小说价值作了系统而准确的评析。沈雁冰以敏锐眼光最早明确意识到鲁迅对新文学小说的开拓作用，并视鲁迅为文坛的旗帜，显示了茅盾作为实践性批评家的批评智慧。而他从丰富的批评实践中获取大量“事实”，并从中进行批评理论的提萃，不仅在小说题材、人物典型、艺术形式及技巧等小说批评理论上有了较为丰富的总结归纳，而且对现代小说创作水平的提高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此外，还有小说批评针对《沉沦》的发表而进行的“文学与道德”的批评论争；左翼革命文
       学建设中对苏联文艺理论及小说作品的大量推介性批评引进；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建设解放区大众文学而倡导的“赵树理方向”等等，无疑都是现代小说批评保持对现实的高度敏感，在文化实践中张扬个体的觉醒、爱的欲求，表达人生的感触；在政治实践中鼓动群众激情，引导大众兴趣；在文学实践中破坏小说旧制式、建设小说新体式；在灵活地应对和服务现实中显示批评实践性品格的典型的表现。
       二、强烈的实用倾向性：批评具有开放性视野与限制性视阈
       哲学意义上实践活动，是以创造性为旨归、探寻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活动。当实践活动完全指向具体的现实目标，唯一强调实际需要，以解决问题、争取生存为终极目的，实践活动就会消解其创造性特征而走向工具化。现代小说的实践批评实际上正是随着现代历史的演进、现实要求的不断强烈而逐步由创造性实践走向工具化实践的过程。批评实践也因此指向两极：创造性的批评、工具化的批评。
       视野是视力所达的空间范围。视野的开阔与否更多地取决于观察者的外部条件。视阈是指能产生视觉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刺激强度，视阈的宽与窄更多地决定于人自身的经验与智识。尽管现代批评以多种形式表现着对传统的强烈反叛而呈现出现代体貌，但是现代小说批评主体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在承继传统中反叛传统的内在矛盾是非常清晰的。正是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影响，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始终遵循实用批评的尺度。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制约并限制了批评主体的人生态度、思维维度及行为模式，使现代批评家一面放眼西方世界，目及五百年文明成果之巨树，一面又在为我所用的采摘与撷取中不时表现出视界的局促、见识的短视。
       以批评先行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具有开放性视野的实践历程。正是这种开放的实践视野，使新文学小说的批评与创作都置身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大视景之下，带来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现代转型。20世纪初，鲁迅以对摩罗诗力的热情推介，响亮地发出反叛世界，张扬个性的精神号召，小说批评在开放的文化实践中广泛吸纳精神食粮，促发国人的精神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实践运作，经过许多文学社团开放的创作实践的积淀和基于实践的理论阐发，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以反封建为核心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价值体系，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了在中国数千年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帝王思想、贵族文化和古典精神，从此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为改革建设与发展中国文学的需要，茅盾的小说批评实践视野，不仅聚焦于19世纪西方现买主义文学，还不断扫描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等；京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则一面“别求新声于异邦”，向世界寻求共同的批评话语，一面则以现代的眼光从古代传统中提取精华，在以内化外的全面开放的批评实践中，获得了批评的巨大创造力。即使在40年代战火纷飞的时期，批评家们仍未封闭批评实践，主动迎进西方文学思潮资源，积极译介纪德的“纯小说”、卡夫卡的“象征小说”、詹姆士的“心理小说”等，并在现实主义话语独领风骚的40年代，为战争时代人的某种悲剧体验寻找到别样的表达方式，给一些另类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开阔的实践视野带来兼容并蓄的宏广心胸，中国现代的精神启蒙和文学实践才因此拥有活跃的多元的话语影响，拥有异样生活图景的展现与刺激，拥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小说形态的介入与借鉴，拥有文学的各种方式方法的吸收与使用，最终带给现代小说批评实践生动的活力，多彩的风姿和繁富的风景。
       但是，现代小说批评实践的开放性视野最终受实用立场的规约，在批评视阈上难免显示出限制性，这使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呈现出另一种样态。启蒙与救亡的社会使命经常会以实际需要规约批评实践，过分强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认知方式，限制了批评家对客观世界和宇宙自然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批评实践因此经常会出现目力短视，眼光逼仄的现象，发展至极端时，批评视界形成巨大盲点，批评被工具化，造成现代批评的霸权话语。
       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的晨光社骨干潘漠华等，曾经创作了一批思考人生究竟，表现人生困境的写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是潘漠华的《乡心》。茅盾称其“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这是一篇切实表现农民人生悲剧的作品，以当下的批评尺度评价，作品最成功之处就是把农民悲剧写得特别朴实和单纯，没有后来很多农村生活题材作品的说教意味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痕迹。小说通过一个乡下人在城里奋斗并屡遭失败的人生描写，反映农民寻求经济出路和人生出路的艰难。小说的发表，在当时描写农民生活小说还是很少的时代，非常突出。因此“值得特书”。事实上，潘漠华从“故乡的生活”出发，描写农民遭受的“物质的生活的鞭迫”，以及他们“被‘命生定的’一句格言所卖，单独地艰苦地挣扎着”的人生情景，是切实表现农民人生悲剧的佳作。潘训以朴素的生活和本真的情感反应，将特定时代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农民的悲剧刻画得极为深刻。但经历过大革命和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洗礼的茅盾，虽然肯定了《乡心》的题材选取，却很不满意作者对农民阿贵精神与性格刻画，批评《乡心》道：“然而阿贵的挣扎还是盲目的。因此他的本性的倔强虽然使他不肯屈服，(回到他的家乡去)，但他掩不了心中的悲哀。在我们面前的阿贵的姿态，不是坚定的，挺起胸膛朝前看的，而是盲目的，悲哀的，低头着，忍住了眼泪苦笑的。”事实上，主流小说批评服从现实社会革命实际的需要，不仅要求作家多写农民题材小说，更要求小说要表现作为革命同盟军的农民阶级的反抗意识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由于这样的引导与约束，后来的许多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都立意于反抗和革命，作品的思想境界确有很大提高，以至2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30年代的文坛中，充斥着“坚定的，挺起胸膛朝前看的”农民形象，倒是像潘训笔下阿贵这样“盲目的，悲哀的，低头着，忍住眼泪苦笑的”形象从此就不多见。小说创作表现农民人生悲剧和农村困境的深度和力度的逐渐衰退趋势，不能不说是实用批评的限制视阈，干预小说创作所形成的负面影响。
       文学史上的老舍，对30—40年代的小说创作的贡献是杰出的。从1928年发表小说《小铃儿》到1948年完成皇皇巨著《四世同堂》，他因此成为现代小说史上最丰产的小说家和长篇小说圣手。丁帆先生在《重回“五四”起跑线》里谈及老舍的思想和艺术时认为，老舍吸纳“五四”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营养，“以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悲悯情怀”，关注市民阶层，书写底层人民的苦难，以“更具人生色彩的平民意识”、“以西人之幽默洞悉阿Q式的国人的灵魂”，因此具有“更自觉的悲剧审美意识”。但是，老舍的小说在革命文学主流话语时代得到肯定，却是批评的一种“误读”。《骆驼祥子》、《月芽儿》等小说“之所以能够被文学史反复吟咏”，是小说批评把它定位于“平民意识”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控诉”的阐释，出于时代“需要它完成一次向旧世界控诉的文学使命”。现在，当我们抛开批评的实用尺度，我们会发现老舍小说的深度及真
       正价值在于他在小说创作中“渗透着对人性、乃至于对民族劣根性的近乎黑色幽默的讽刺，对民族人文环境的悲剧性自嘲”。现代小说批评只注意从老舍作品的平民意识推导并肯定他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立场，“却放弃了或有意忽略了与其遥遥相对的人性力量和人文理想的折射”。显然，实用批评造成了批评视阈上的狭隘，限制了批评家对作品的阐释能力，在审美视界上形成盲区，最终造成实践批评对作品的浅读或误读。
       张爱玲的小说意象繁复丰富，人性表现与人物刻画极有深度，在深邃的历史意识含蕴和人情风俗的处理上显示出极为独特的才华。但是，张爱玲长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缺席事实却是人所共知。现代小说史上还有一个地位与处境比较特别的女性作家，就是丁玲。她是“五四”以后第二代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及细腻笔触，刻画出一组组情感饱满、心理表现复杂的具有深刻苦闷的、叛逆大胆的女性形象，而赢得现代小说写作的独特地位。但是，丁玲的创作历程也饱受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实践批评的牵引。1931年，丁玲发表小说《水》，被认为是普罗文学的重大突破。《水》以丁玲从未使用过的粗大的笔触，展开浩大的场面，雕塑般地表现觉醒的、反抗的农民群体形象。因为作品“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并显示了“对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因而为丁玲赢得重要的文学史性质的关注。从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丁玲放弃了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题材，修正了自己擅长的对个体典型的塑造，沿着《水》的道路进行小说创作，虽然描写工农兵的笔触逐渐成熟，但却很少有《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那种能带给读者深刻感触和情绪冲击的作品问世。
       三、批评方法中国化：基于实践的理论提萃和转换
       由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对现代小说批评实用标准的规约，现代文学30年的小说批评中心始终定位于具体的批评实践活动，随时服从现实要求的召唤，以积极能动的姿势干预小说创作、修正现代小说的发展方向，而一直难以在批评的理论建构上用心注力。但是，尽管现代小说批评没有纯理论的体系建构，但服从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的自觉姿态，长期切实投入的批评实践，使批评者占据了相当稳实的现实平台，获得了大量的批评实事，并使所采撷的西方小说理论坐实在丰厚的批评实事之中。由此，理论与时代、与文学现实密切相连，在追随实践的变化中动态发展。小说批评面向西方的每一次借鉴，也因此都会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滤”过程，外来文化、世界文化内部的各种文学思潮和理论学派所提供的重要的精神资源，经由中国化的改写，便形成了具有鲜明的现代中国特色和鲜活的时代特征的文学(小说)批评理论。
       广泛借鉴西方而形成的中国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主潮，曾经以其强大的社会冲击力，推动中国文学走出了古典主义的封闭时代。但在现代小说批评的具体实践中，由于实用理性对认识力与理解力造成的限制，所导致的西方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化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在反对封建传统、推崇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呼唤个性解放和民主权利上发挥了它的批判作用，却在过于鲜明的实用目的影响下，洋溢着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强烈关注，始终无法突破传统的集体理性意识。茅盾等现实主义批评家，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创造中国化“写实派”批评理论的过程中，密切关注的是社会现实的具体状况，采纳与吸收都以现实需要为具体目的。茅盾先后心折过丹纳的实证主义和左拉的自然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对其理论的吸纳与补充，能清晰地看出一条用社会功利标准去理解和发挥现实主义的轨迹。茅盾的实践批评因为始终坚持着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开拓自己的批评道路，因此经由苏联和日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介，对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深感兴味，最后经过俄国民主革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理论的漫漶，终于形成了他的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批评风格，并逐步登上主流批评舞台。由此，中国的“写实主义”小说批评，淡化文学的美学特征，强化其社会功能主义的实用特性；淡化主体意识的个性意识，强化创作主体的群体意识；批评理论中的概念虽然也涉及“情感”、“个性”、“题材”、“典型”等问题，但“反映论”、“真实论”、“功能论”成为批评最基本的话语；及至30年代以后革命现实主义畅行，批评家从政治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个性启蒙完全转变成阶级群体甚至一度发展到民族群体的启蒙，作品中个人的主体意识也完全演化为阶级的主体意识，中国的写实主义批评范式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在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写实主义理论又反过来培植催生了新的小说模式。比如茅盾的“春蚕三部曲”、叶紫的《丰收》、梁斌的《红旗谱》等农村主流题材作品，都有一个稳定的故事结构：通过落后的农民(老通宝、云普叔、严志和)与进步的农民(多多头、立秋、梁生宝)的形象比较，显示个体解放的真正出路，必须借助群体解放的力量才能实现的统一主题。而知识分子题材的描写，如蒋光赤《咆哮的土地》、胡也频《到莫斯科去》、杨沫《青春之歌》等，通常都以“革命+恋爱”的模式，表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追求必须投身到具体革命的实践，才能伴随阶级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自身主体意识的解放这样的共同主题。从实践批评中获得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认识，又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可操作性。
       在“五四”文学运动中与现实主义理论一同输进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因其理想主义的激情因素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魅力，每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能够激活沉闷而压抑的中国文学并产生崭新的文学形象。所以浪漫主义在现代文坛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与现实主义一样，浪漫主义的批评理论在小说批评的实践中同样经历了被中国化的过程。首先推崇浪漫主义的鲁迅看重西方的摩罗诗力，就是企图倚重其强烈的反叛精神，在中国造成摧枯拉朽的精神力量，以冲刷历史积淀的污垢，促进中国的更新前行；“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启蒙精神造成浪漫主义进一步蔓延于中国文坛之时，“五四”小说创作中曾一度弥漫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且不说“为艺术”的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家郁达夫，就是像冰心、许地山、王统照、黄庐隐等“为人生”派的小说作品中也多有漫溢的情感、感伤的情调、诗意的描写等等浪漫主义因素。然而在小说批评实践中，无论是对浪漫主义创作实践的分析，还是对浪漫主义批评理论的总结，都极具中国特色。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结盟。在现代小说批评史上，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学观都发生过从非功利主义走向功利主义的、看起来是一种直角的突兀转变的历程，其实这种看视“突兀的转变”却是必然。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在发动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潜意识里就带着浓厚的治国安邦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都是以“时代的良心”身份，要借浪漫主义的满腔热情去激活唤醒愚昧麻木的民众。如一直提倡浪漫主义“自我表现”的成仿吾，在具体批评实践中便很有节制地阐释着“自我表现”的内涵。他很少在批评实践中像真正的浪漫主义批评家一样，张扬天才的个性与激情的灵感，每提到
       “自我表现”都同时会强调社会功利性。他赞同“表现说”，把文学创作看成是内心世界的外化，关注创造的主体性，强调激情对创造的支配，却在自己的批评理论中更多的融进法国社会学文学观持有者基友的理论，逐渐形成一条中国化的批评理路：强调小说家、批评家都要有足以支撑作品的高尚人格，有这种人格垫底，文艺作品就会包含丰富的情感和美好的理想，这样的作品自然对民众具有“同情的唤醒”作用，激起人类对于美的憧憬，“提醒我们的自意识，促成生活的向上”。他讲究“自我表现”，但其“自我”，其实是带有普遍社会性的“自我”，他关注“表现”所可能带来的人类“情”的丰富与社会肌体的健全，其实联系着深远的社会精神改造目的。他对冰心的《超人》评价不高，却激赏小说的“诗意”，肯定作者的想象力和真挚的心情，是因为这种诗意的真挚对读者会产生美的影响；他对王统照的《一叶》有好感，不只因为小说有难得的规模，而主要是小说有“美丽的情绪”。可见，浪漫主义的“表现说”在成仿吾这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形。本来是非功利的纯粹服膺于个性解放与自我灵性彰显的理论，经过中国现代小说批评实践的运用与归纳，变成了注重教育功能并着眼于社会进步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现代小说批评实践中的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后也完成了中国化历程。马克主义批评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为哲学前提，以19世纪实证论支配下的现实主义批评为理论渊源。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评持辩证的观念。中国对马克主义批评理论的最初吸纳，带有激进与先锋的色彩，所以更多地是从文学的社会决定因素角度去阐释马克思主义批评原理。随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过程，一直受政治变迁的影响，在适应与参与政治变革的实践中被政治左右。
       革命文学时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在中国以“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批评原则出现。冯雪峰以对丁玲小说《水》的批评文章《关于新小说的诞生》来实践这一批评原则，继而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批评目的指向创作规约与阅读引导；批评通常以对作品“倾向性”的挖掘为切入角度；批评的焦点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作家的立场与方向。因此，完全成为政治功利的批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形式是马思主义批评中国化过程中更为成熟的形态。注重以典型反映社会本质，强调政治教育功能。随着时代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批评成为小说批评实践中裁定审美、题材、风格等的绝对教条，将原本复杂的文学精神现象直线还原为经济的、阶级的斗争的极端表现形态，甚至认为文学(小说)和别的意识形态一样有直接改变现实、组织社会生活的作用，因而十分夸大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宣传功能。40年代的中国社会革命政治的形势更为合适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建设，因此革命现实主义批评水到渠成。产生于实践的理论归纳又回头指导批评实践，形成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论、文艺从属政治论、作品内容决定形式论、作品风格论等等具体批评理论。在对文学社会现象与政治性倾向的剖析上，在对典型的社会历史内涵的界定上，在分析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教育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显出恢弘的气度。但是，原本具有开放性结构体系的、对人类社会文明遗产高度概括与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在中国化的批评实践中逐步走向绝对永恒性和绝对排他性，对作品的自足性无法予以尊重，因而最终消解了文学活动的丰富性与生动性。
       四、实践性批评对小说现代品格滋生与成长的规约力
       中国现代小说品格的基本定位由小说批评实践完成并一直在小说批评实践的规范中发展。“文学革命”阶段，胡适首先以《文学改良刍议》高擎“文学革命”的批评大旗，发起白话文的改造运动。这场从形式开始的文学革命的成功，首先为处于这场革命中心的文学形式——小说带来崭新的景观。胡适在文中说：“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此无它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模仿古人，而为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以“白话”小说的“写实”姿态，确立了小说在文学中的正宗地位；在另一篇文章《建设的革命文学论》中，胡适通过对所谓小说的文学方法的解释，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新文学(小说)创作精神的追求。胡适的两篇批评理论文章对现代小说品格的定位至少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①初步确定了现代小说追求现实精神、注重写实的倾向；②把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置于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开现代小说创作以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先河。
       陈独秀对新文学方向的界定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现代品格内涵，对创作实践也形成有效推动。新文学的目标是什么?这是近代文学批评家们的执著追寻。陈独秀在承认胡适文学语言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新文学的目标，并且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陈独秀对新文学方向明确的理论界定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成熟的一块界石”。值得深究的是论述中的几个概念：即冠在“国民文学”前的“平易”；冠在“写实文学”前的“立诚”；冠在“社会文学”前的“通俗”。陈独秀的主张是十分明晰的：从文学与人的核心关系上确定，作家要以真诚挚切的创作态度，面向普通大众的立场，创作情感平易朴实、形式通俗易懂的小说。
       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人”?其二，什么是“文学”?论及“人”的问题时，他主张个人价值高于一切。论及“文学”，他主张以真为主，真即包含美。由此建立了“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确定了新文学(小说)的最根本的方向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主题——以人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鲁迅指出：新的文化精神的建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长精神”这种借西方人文主义的启迪对张扬自由与个性，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及自我价值的认知，在文化观念上促成了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尊重个人价值的倡导，并且直接促发了小说观念的深层革新。自我精神的勃发，主体意识的增强使“人”逐渐代替故事，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的精神状况、心理体验、人的生存状态成为小说叙述的焦点；不仅是在叙述内容上，小说的结构形式、叙述方式、叙述方法等，也都体现出浓厚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
       由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形成的中国现代小说批评，带着面向现代、面向西方的文化精神，经过胡适的白话文改造运动，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三大跨越，基本确立了依据写实的精神，以人为表现中心，通过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而实现对社会的认识、改造与指导作用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方向，完成了写实的精神、人的母题、大众化的中国现代小说品格的三个基本定位。现代小说由此真正进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大视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帮助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它的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史上蔚然成为一个拥有众多杰出作家的文学新时代。
       对小说品格进行了基本定位之后，现代小说批评在随后的批评实践中，根据现实要求的不同，对小说的现代品格内涵仍然不断进行着补充、修整和改造，发挥着批评对现代小说品格滋生与发展的能动影响。“五四”时期，要求小说注重写实精神，全方位地表现社会现实的不幸与苦痛，破败与丑陋的真实状况，从而发挥小说的社会批判力量，承担起社会启蒙的使命。革命文学时期，批评对小说的写实要求由面向社会主体转向阶级主体，小说通过真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而显示无产阶级的胜利前景。至于战争时期，批评按照现实社会的需要，要求小说具有宣传功能，真实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因此被要求脱离启蒙主义的社会批判使命，而承担为新兴阶级宣传助威、摇旗呐喊的现实责任，小说“写实”的批判使命被歌颂使命消解。而小说的“人的中心”表现，也在小说批评实践的历史演进中不断改变着内涵。“五四”小说中“人的中心”内涵意味着对个体人的尊重，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的追求；意味着对平民、对普通人的人道关怀，对苦痛人生的悲悯情怀。到文学革命阶段，“人的中心”中的“人”，转化为“无产阶级”，小说表现人，就是要表现无产阶级，至于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在现代小说批评理论的规约下，中国现代小说从“白话”语言革新，到文艺为人民大众，到为工农兵服务，清晰的行走着一条从雅到俗，到大众化到“赵树理方向”的时代走势。
       现代小说批评从发生时日起，就以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姿态，或在启蒙的文化实践中张扬批判的力量；或在救亡的战斗实践中发挥宣传鼓动的积极影响；或在小说的现代品格生成实践中，进行创作的引领与框范、理论的总结与建设，显示了作为实践活动的鲜明的行动特征与回应现实的能动姿态，最终成就了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