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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成长互因关系研究
作者:罗润东 杨新铭

《东南学术》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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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有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成长方面的文献,较充分地解释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然而,对于经济增长如何惠及人力资本形成,或者说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尚未得到清晰描述。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增长的互动关系角度,量化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区域发展绩效如何通过个人教育投资、公共教育卫生投资以及人力资本迁移等因素影响到区域人力资本成长过程。对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研究发现:一些特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已严重脱离于外来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出现畸形扩张;各地区对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方面投入较大,而卫生支出显著较少;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主要惠及各地的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同时,不同地区对几类教育投入强度存在明显结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教育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3—0085—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之间不相匹配,短期区域内人力资本形成不能及时为相应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充分支持,而只能通过外源性人力资本的引入增加区域人力资本供给,以满足特定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地区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些地区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特点,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目前面临多个区域共同开发的背景,劳动力在全国分布严重失衡。例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珠三角、长三角分享了全国省际劳动力转移总量的57.58%强,而京津冀地区只分享了不足10%的份额。其中,北京占5.81个百分点,相当于整个京津冀地区外来劳动力的六成,而天津仅占1.7%。使用外来劳动力资源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占35.5%,居全国第一。其次是浙江、上海,分享了全国跨省转移劳动力资源的8.7%和7.4%份额,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三位。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地区主要城市看,外来人口比率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2005年,北京外来人口357万人,占户籍人口比率30.3%。天津外来人口114万人,占户籍人口比率12.2%。上海外来人口438万人,占户籍人口比率32.7%。广州外来人口350万人,占户籍人口比率46.6%。
       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它吸引外来劳动力的能力,从长期看其区域人力资本的“内生性”成长对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更显重要。因此,分析不同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形成模式与人力资本再投资模式,如区域内政府公共财政、居民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等因素,可以揭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因关系。近期一些研究成果对本文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如朱宝树研究了长三角城市圈的劳动力迁移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及其差别效应,孙景蔚、王焕祥关于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与空间结构状况的研究。此外,还有毛军对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现状与成因的考察,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肖红叶、郝枫估算了京、津、沪三地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研究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已有成果更多地解释了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而经济增长如何反向作用于人力资本形成或者说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得到清晰描述。实际上,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域内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促进作用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由于这一影响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而被多数研究者忽略。本文尝试围绕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重点区域和城市的分析,从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作用于人力资本投资两个层面,量化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考察区域发展绩效如何通过个人教育投资、公共教育卫生投资以及人力资本迁移等因素影响到人力资本成长过程,使人力资本的成长模式与区域发展模式相适应。对此,本文选取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三个典型区域的城市或省份做比较研究,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与补偿过程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为实现外源性人力资本与内源性人力资本均衡成长提供参考依据。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问题为区域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选择的数据包括两方面指针——即经济增长指标与人力资本指标(1995—2004年)。其中测度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是以1994年为基期的人均GDP指数;测度人力资本形成状况选择的指标分为两部分:第一,内源性人力资本投资指标——包括(1)反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教育事业费/常住人口)和人均卫生经费支出(卫生经费/常住人口)。由于其中早期1995、1996、1997三年教育经费、科学事业费和卫生经费只有总数,而没有分项资料,我们用1998—2004年的相关资料求出教育事业费与卫生经费的平均比率,以此为标准将1995、1996、1997三年数据细分开。(2)代表个人人力资本支出的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第二,外源性人力资本指针——迁入率。这里着重考察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户籍人口变动之关系,所以我们这里将迁入率定义为区内迁人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迁入率由公式“迁入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得到。所选择指标为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的相关资料。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投资反作用的过程中,除上述相关指标以外,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GDP对不同等级的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所选择的数据指针主要包括:初中生均教育经费、高中生均教育经费、中等师范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以及地方性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等资料指针。
       本文分析依据的是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四个地区1995—2004年10年的数据,我们选择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析方法。上述四个地区都处于东部发达地区同时具有相似的制度环境,我们主要选择混合效应模型对上述数据指针进行估计。本文选择的基本模型如下: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先,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初步估计时,我们发现除迁入率以外的相应指标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作为外源性人力资本指标迁入率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地区的作用不一致所致,因此对公式(1)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有下式(3)给出。(3)式剔除了统计不显著项卫生经费,结果显示人均教育经费每提高1元,GDP增加0.121个百分点,而人均居民教育支出每提高1元,GDP提高0.129个百分点。运用Wald检验四个地区迁入率的系数,结果(见附录表1)表明四个地区迁入率系数明显不等,验证了外来人口对四个地区贡献不一致假设。北京迁入率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外来人口对北京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北京的迁入率过高,外来人口规模过大,应注重对外来人口结构方面的调整。
       上海与北京类似,迁入率的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上海的外源性人力资本对本地人力资本不足的补充已经比较充裕,也应该注意控制外来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调整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天津外来人口对GDP的贡献最大,迁入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提高超过5个百分点。广东次之,迁入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提高将近2个百分点。这说明天津和广东在内源性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外源性人力资本的补充对这两地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两地的迁入率较之北京和上海来讲还很低,没有达到外源性人力资本与内源性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最佳规模。(3)式给出了四个地区估计的具体结果。
       
       
       表1列出的是在假定四个地区GDP对被解释变量有同样作用下所做出的估计,结果表明GDP对人力资本各因素的作用不具有显著性。我们初步判断不显著的原因是因为四个地区GDP反作用于人力资本的程度与方式不同,造成相互抵消。因此,我们在四个地区GDP系数不同假设下重新估计结果见表2。Wald检验结果(见附录表2)显示。GDP除对人均居民教育支出的作用在四个地区之间没有差异以外,其它系数都明显不等,对人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异于0,也就是说对于居民来讲其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其固定支出的一部分,而与GDP的发展直接关系不显著。GDP对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影响,北京最大,其次是上海、天津和广东。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北京的人均教育事业费增加3.80元,上海增加3.77元,天津2.45元,广东2.26元。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人均卫生经费的增加情况同样是北京最高1.53元,其次上海1.06元,天津0.68元,而广东最低仅有0.53元。再来看迁入率,GDP的增加对迁入率的影响实际上表明该地区对外来人口吸引能力。在以上几地区中,经济增长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仍然是北京最高,其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迁入率增加0.13个百分点,其次是上海0.11个百分点,天津0.05个百分点,而广东0.04个百分点。比较四个地区GDP对各项事业的支出情况可以发现,北京、上海对区域内人力资本投入强度较大,同时对外来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天津、广东对内源性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不足,同时对外源性人力资本的吸引在区域发展之间出现弱化,人力资本的不足将制约了这两个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上述几个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组成部分中的教育经费投入较大,而卫生经费支出显著较少。
       
       为了厘清GDP增长对最主要的人力资本组成部分教育的影响,我们将教育分等级进行估计。与上文相似,我们仍然先以GDP为解释变量估计了GDP增长对各等级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影响(如表3所示)。结果发现除高中教育以外,GDP的增长对其它类型学校生均教育经费的影响不显著。同样在假设各地区对等级生均教育支出不等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估计并运用Wald检验对结果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各等级各地区的GDP系数都是不相等的,这就是造成表3混合以后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
       
       三、简要结论
       人力资本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崛起,乃至于宏观经济成长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通过公共投资、教育培训、区域文化等管道,形成对区域内人力资本生产与供给模式的强化与引导。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大陆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这些相对成熟发展的代表性城市做了实证研究与比较,从核心城市区角度揭示了区域内人力资本成长与区域总体发展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与数量关系。本文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方面:
       (1)区域经济增长对外来人口迁入影响与迁入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出现较大差别。例如,从迁入率对GDP增长贡献结果看,北京、上海两市的迁入率的系数为负,证明外来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下降,应该控制外来人口规模,调整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但从经济增长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看,北京、上海却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天津、广东两地区外来人口对GDP的贡献较大,在所分析的四个地区中最靠前,但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反而不足,人力资本的不足将制约了这两个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2)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组成部分中的教育经费投入较大,而卫生经费支出显著较少。说明在区域经济发展起飞早期阶段,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因素较之健康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更突出。人力资本健康投入被关注不够。这一特征在所分析的四个地区中普遍存在。
       (3)将教育分等级进行估计,以GDP为解释变量估计经济增长对各类教育的投入情况,发现GDP增长与否对多数区域的初中教育经费没有影响(北京例外),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初中教育属于义务教育,其投入由国家财政予以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主要影响的各地的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而且不同地区对上述几类教育投入强度存在明显结构差异,反映出内源性人力资本的供给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