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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经济落后农业大国的中国国情，又着眼于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规律，经过近30年探索而推动的新型农村工业化，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使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同时并进，相互融合，初步走出了一条城乡工业化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独特路径的选择，是世界工业化史上的一个创举，对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统筹城乡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3—0076—09
       城乡工业化发展关系是城乡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公社化时期，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便提出兴办社队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的主张，中国工业化在空间上开始出现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两种并存的模式。但是，由于国家实施了优先发展城市重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以农养工政策，加上受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因而使这种独特的探索步入了误区，实际上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城乡工业化发展关系进行了全新的探索，逐步推动新型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朝着良性互动和协调的方向发展。近30年来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底至世纪之交，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初步推动了城乡工业化的互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城乡工业化的协调互动发展。
       一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起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农民进行农村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以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小城镇的兴起为主要标志，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面貌的改观，而且推动了中国新型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城乡工业化发展关系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推行农业承包制为中心的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
       中国是二元经济特征十分突出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前经过近30年的工业化建设，但在长时期里基本上是在排斥商品经济和城乡隔离的环境中搞工业化，使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的基本国情仍未根本改变。如果说，工业化是每一个国家现代化所追求的首要目标，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特别重视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文件都十分明确地指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
       从世界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农业进步经历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传统技术到现代技术的历史性变化，但农业生产仍无不采用家庭经营这一组织形式。因为家庭经营绝不仅仅是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的传统经营方式，它能够兼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绝非必然排斥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只要寻找出适应本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状况的经营形式，家庭经营的发展就完全可以同农业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形成协调一致的过程，成为支撑农业进步的基本的经营基础。历史证明，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农业经济活动特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产品购销制度改革等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体制，不仅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商品率的大幅度提高，为中国城乡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日益摆脱了自然经济的局限和计划经济的束缚，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动摇了传统工业化战略的重要体制基础，促进了“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创造了沟通城乡工业化互动的必要条件。
       (二)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乡工业化的共同发展
       乡镇企业的主体是乡镇工业，这一新型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虽然渊源于“大跃进”时期的社办、队办企业，但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中共中央明确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置于实现农村工业化乃至全国工业化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乡镇企业成为带动中国农业和农村向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支主体力量。1995年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占整个农村社会增加值的56％，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占2/3以上。乡镇企业集体资产占整个农村集体资产的77％。到200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超过40％，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80％以上。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主要的资金积累源泉。据统计，乡镇企业用于支援农村各项建设的资金由1978年的30.9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05.4亿元。“八五”期间乡镇企业用于补农建农和农村各项事业建设的资金达1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农业投入的90％以上。乡镇企业还成了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和渠道。1995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亿28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28％。之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继续攀升，2005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43亿人，比2000年增加1456万人，年均增加约291万人。“十一五”期间从业人员预计以年均增加250万人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到1.5亿人以上。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不仅表明乡镇企业已成为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基本形式和必由之路，而且标志着中国农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经结束。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有效地打破了传统的城乡分工格局，开辟了中国城乡工业化共同发展的历史新时代。
       (三)发展小城镇，加快乡村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改革开放前，由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城市化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实行城乡分割经济政策，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滞后，中国城市化水平成为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从中国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国情出发，注意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将小城镇建设提高到“大战略”的高度，推动了中国农村大规模的小城镇建设。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资料，1985年全国共有建制镇7956个，占全部乡镇个数的8.7％。1995年建制镇个数为17282个，占全部乡镇的36.7％。2002年全国建制镇达到19811个，占全部乡镇的比重达到50.7％，首次超过乡个数。
       农村小城镇是依托乡镇企业建立起来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
       的过程，必然带动周围农村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地从农村分离出来向城镇集中，并进而成为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依托和中心。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把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小城镇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要“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建设小城镇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利于农村工业产业集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服务业成长，既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建设，反过来又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同时，不少地区已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初步形成中小城镇围绕大城市，向乡村辐射的多层次、网络型结构，促进城乡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改革实践中这三个方面的伟大创造，逐步促进了中国农村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方向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城乡隔离的社会壁垒正在打破，城乡要素相互流动，城乡工业化互动局面初步显现，全国农村面貌总体上有了较大改观，城乡关系逐步得到改善。正如邓小平所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当然，城乡关系的改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城乡二元工业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也还没有根本改变，从而限制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仍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直接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限制了农业工业化的进程。这样，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的问题严重凸现出来了，需要根据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探索新思路新办法，走城乡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道路。
       二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及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中共十六大针对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矛盾，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要求。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四个统筹城乡关系的1号文件，特别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共十七大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和协调，最主要的是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从产业关联角度来看，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不仅制约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据统计，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在县和县以下实现的比重，1993年为42.0％，1996年为39.6％，2001年为37.4％，2004年只有34.1％。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城乡差距的扩大和“三农”问题的形成，既与城乡分割体制和“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有关，也已成为影响城乡工业化协调互动的一大瓶颈。只有近8亿农民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的全局，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促进城乡工业化长期持续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共中央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农互动的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不仅准确把握住了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蕴含着新阶段必须从根本上使城乡工业化发展转向城乡互通、工农互促、协调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思路。
       (一)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良性互动
       在农业大国里实现城乡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长期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而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归根到底又在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走出农业、农村阻滞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困境”，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步伐。国外农业转型的实践也证明，农业经济飞跃的关键不在于农业内部自身的发展，而是农业与工业等相关产业是否能形成一体化、市场化、集约化经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当前“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动力支撑，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存在形式，工业化、城市化必然要求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实质上还是工业化改造传统落后农业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同步推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从而更好地推进城乡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一方面，以工业化为核心，辐射、支持农业的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和先进技术改造乡镇企业，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集约化程度，推动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二要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和经营，发展新型农用工业，使农村的工业以及服务于农、林、牧、渔的服务业大发展。三要加大城乡产业对接力度，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加工增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因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并“推动乡镇企业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引导乡镇企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和县城集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工业化协调发展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到2002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达到1100美元，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同时，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2003年至2005年财政收入三年连续突破2万亿元、2.5万亿元和3万亿元，“十五”时期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1.5万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了126.5％，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根据国际经验，进人工业化中期后，如果工业仍从农业中大量吸收资源，必然造成农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影响农民的购买力，反过来使得工业市场更加狭小，最终导致工业无法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基于对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明确提出了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开始了从农业养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确立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针。
       首先，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一方面，逐步减轻和取消农村各种税费负担。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从2006年1月1日起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另一方面，加大国家财政的支农力度。2003年至2005年的三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对“三农”的投人，中央财政和国债建设资金用于“三农”的投入(主要包括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减免税费、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支出)7726亿元，其中2005年达到2955亿元，较2002年增加1050亿元，增长了55％。2006年中央财政和国债建设资金安排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3397亿元，比2005年又增加了422亿元。
       其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因为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减缓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可能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富裕起来，也不可能消除二元结构。只有城市先进工业化技术、资金、人才、管理和意识对农业、农村的全面渗透、改造和提升，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经济的整合、对接与融合，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
       (三)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保障工农和城乡工业化的持续协调互动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处理城乡关系主要是依靠国家行政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作法虽然是必要的，也起过一定作用，但对改善城乡关系并没有产生多少长远效应。如果不建立有利于逐渐改变城乡分割的制度，将会影响城市辐射和支持乡村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建立和完善城乡互动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条件。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中共中央在确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包括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的机制等。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可以说，这些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准确把握住了“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既解开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症结，又抓住了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键，突破了“就三农论三农”、“就工业论工业”的传统理念和思路，实际上提出了以城乡工业化协调互动为中心的城乡发展关系的全新思路，必将中国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
       三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化必然促使农业的现代化。但在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上，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工业化理论界才开始认识到农业发展本身也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过程是：在工业化发展中，小生产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在被消灭的基础上转变为大土地经营和实行农业机械化。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后期开始的，一般是工业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再开始着手农业机械化。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很大，在城乡工业化发展关系上，不能完全沿袭西方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初步找到了一条既反映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特色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从这条新路径的开辟，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
       (一)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是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开始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单靠片面的城市工业化可以实现中国工业化。中国城乡、工农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农村工业化在推动城市工业化和全国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的勃兴并与城市工业化逐步互动协调发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格局，而且改变了全国工业内部结构。乡镇企业包括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或与各种国内外法人等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联合兴办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公司、联合公司、企业集团、三资企业、股份合作公司、私人企业、个体企业等多种企业模式。规模有大有小，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从而形成了“全国大中型企业是国家工业的主体，乡镇工业企业是我国中小型工业的主体”的工业新布局。这种全国工业结构的变化，突破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旧分工格局，也突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旧框框，形成了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两个有机联系的“主体”之间互为依托、互为市场、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由于中国工业化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轻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即先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而是一开始就直接重点发展重工业，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上呈现出跳跃性。农村中小型工业主要从事农、轻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工业的重型结构起到了缓和和补充的作用，弥补了城市工业的薄弱环节。因而客观上改变了过去试图通过片面发展重工业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有利于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逐步趋向协调。同时，农村工业主动接收城市工业的辐射，把不宜或不利于城市兴办而适宜或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工业企业和产品扩散到农村，对城市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这种新格局的形成，使农村工业日益成为“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一翼”，城乡工业相互促进，优势互补，显著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总体配置效率，形成一股强大的新的工业生产力。同时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潜在市场成为现实的广大市场，又促进了工业发展。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比翼双飞，相互融合，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工业的总体实力。1990年乡镇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已占全民工业企业产值的86.3％，乡镇集体企业利润总额第一次超过全民工业企业7.93％。“十五”期间乡镇工业年均增长12.15％，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45.3％上升到2005年的46.8％。“十一五”期间，乡镇企业增加值预计以年
       均9.6％左右的速度增长，2010年将达到79800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预计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到57500亿元左右。历史业已并将继续证明，“城乡工业相互依托，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开辟了中国特色工业化的新路子，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必须是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优势互补、协调互动的工业化。
       (二)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表明，工业化和“三农”问题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这一情况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业大国更为突出。工业化和“三农”问题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发展，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主要在于过度实施农业养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一政策下进行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与工业化同步进行，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加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迄今为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根本改变，城乡经济仍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中国“三农”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是突破点所在，工业化依然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三农”问题面临深层次矛盾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把“三农”问题作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坚持工业化发展的方向，用工业化的思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其突出的特点，是坚持推进农村工业化并逐步与城市工业化协调互动发展，作为农业转型时期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性战略举措。这一城乡工业化互动和协调发展新战略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既能发挥农村内部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辐射作用，又能发挥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的相互辐射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必须是伴随着转移大量农民就业的工业化。城乡工业化的协调互动发展，成为扩大农民增收，以增收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主渠道。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导引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共中央把促进城乡工业化协调互动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新的重大任务。城乡工业化携手并进富裕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这是大趋势，也是基本经验和规律的启示。
       (三)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有利于创造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和谐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
       城乡一体化与和谐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其内涵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多方面，最根本的是城乡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可称为“城乡工业一体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工业化逐步向协调的方向发展，必然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创造基本的条件。
       首先，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与城市工业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沟通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将逐步促进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向一体化的良性转换。早在1991年江泽民就指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形成了城市大中型企业为主和农村中小型工业为主共同发展的局面。“工业布局的这种变化，对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将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新兴的乡镇企业与从前的社队企业体制基础不同，改革开放前的社队企业在当时计划经济和城乡分割的体制下，与城市工业基本不发生联系，城乡各自的要素资源主要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流动、组合，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分工协作的开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冲破城乡分割的是乡镇企业。新兴的乡镇企业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机制，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加速了农村市场化的进程，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推动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组合和横向经济联合，促进了城乡一体化与和谐发展的体制基础的形成。
       再次，农村工业化促进了农村新兴小城镇建设，新兴小城镇既是乡村工业群体所在地，又是把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和沟通城乡的联结点，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新平台。“不断推进城镇化，可以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小城镇也是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中心，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雏型，不仅正在逐渐缩小城市居民和农村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而且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小城镇，“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有利于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使城乡融为一体，逐步走向和谐。
       总之，统筹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经济落后农业大国的中国国情，又着眼于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深刻总结新中国几十年来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教训而进行的创新探索。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蕴含着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更是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