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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位大作家、文学界的大领导，年高德劭，我们大家却亲切地称他为白羽同志。
       谁知他竟突然走了，走得那样匆忙，连一句话也没留。噩耗传来，我们悲恸万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奉调来京，协助白羽同志主持《人民文学》工作，历经十五年，得到他的帮助，受到他的教诲，使我得以挑起这副重担。他的平易近人，他的严肃认真，他的循循善诱，他的高风亮节——崇高的人品和文品，丰厚的学力和学养，深深感染着我、熏陶着我，使我在人生的长途上，走过一段难得的不寻常的里程，令我终生铭感不忘。
       我很早就知道白羽同志的大名。在中学课堂上，他的作品是我们的课文；在文学创作中，他是我们憧憬的高峰；在革命工作中，他是我们尊敬的榜样。但是，我过去生活在穷乡僻壤，名不见经传，一直无缘和他结识。未曾想，在一九五八年那个难忘的春天，我却意外地和他见面了。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在遥远的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员。因为平时喜欢文学，在业余时间也搞点文学创作，在当时当地，有点小成绩和小名气，因此，在那里的文化部门也挂上了号。那个时期，富拉尔基非常红火，是全国重点建设地区，几万建设大军奋战在这里。日日夜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大建设壮丽的图景，吸引了全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前来体验生活。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刘白羽同志，也在火热生活的召唤下，来到了富拉尔基。火红的生活激发了他的灵感，很快地便创作出一篇优美的散文——《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报纸不胫而走，人们争先传阅。我们这些年轻的建设者，立即被作家那火烫的文字深深激动了。就在这个时候，齐齐哈尔市委通知我去市里参加欢迎刘白羽同志的座谈会。与会者都是市里的专业和部分业余作者。我就是在这次会上和白羽同志第一次见面的。会上我们除了聆听白羽同志关于有关文学创作的报告外，还进行了座谈。当市委书记介绍到我这个来自富拉尔基的工厂业余作者时，白羽同志特别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了手，勉励我要特别珍惜现在的火热的生活岗位，写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表示出他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业余作者的厚爱。
       生活的安排经常是出人意料的。想不到经过三十多年岁月的沧桑，我竟然和他一起来到《人民文学》的岗位上。这是生活的巧合，也是我的幸运。
       当初，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我曾经顾虑自己的水平和资历感觉难以胜任，后来知道有白羽同志作为后盾，我才敢于应承下来；当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同志亲自陪同我去见白羽同志听到他的鼓励后，我才坚定了信心。他对我说，你来自基层，懂得民间疾苦，知道劳动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这是你的优势；党培养了你，你对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你做好工作的基础。我会尽力支持你的!当我说起一九五八年的那次见面时，他格外高兴，笑着说：“看来我们是有缘了。”又说：“你们那个富拉尔基真是个好地方，别把它忘了!”谈到今后如何办好《人民文学》时，他胸有成竹地说：“《人民文学》一定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刊物。因此，一定要团结全国各族各方面老中青作家，艺术上要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成为展现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窗口。”他还形象地比喻：我们发表的作品是主旋律下的星光灿烂。这与后来中央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一脉相承。
       一九九O年三月八日，马烽同志亲自送白羽同志和我去人民文学杂志社赴任。在和杂志社全体同志见面后，白羽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的这今讲话显然是早有准备钓，内容高屋建瓴，词语激昂雄阔，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全面阐述了《人民文学》的办刊方针和方向，以及编辑们应该遵循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充分显示了他一贯热情严肃的大家风范。他的这个讲话，形成了我们上任后所编辑的第一期刊物(一九九O年七、八期合刊)的编辑部文章：《九十年代的呼唤》。文章热情号召作家们在伟大的九十年代这个历史时期，投身到中国“四化”建设大业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共命运，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佳作!这篇文章被许多重要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
       此后，我便成了白羽同志家里的“常客”。经常向他请示、汇报工作，遇到棘手的难题，直接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以支持和帮助。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个工作岗位很重要，《人民文学》是受读者欢迎、中央关心的刊物，群众把它誉为‘国刊’；我当年主持作协党组工作时，经常专题研究的就是《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问题。一个是用理论引导创作；一个是用作品影响创作——这就是‘导向’。因此，你要珍重组织对你的信任，竭尽全力把刊物办好。暂时要少考虑一些个人的创作。须知，办好《人民文学》也是一种光荣的事业，为此做出牺牲，值得!”他还再三叮嘱我：要告诫编辑部的同志，尽量不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自己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文章，影响不好，也不应该!这件事要从你我做起。他的这些嘱咐，分量很重，而且都是剀切之言，我和编辑部的同志都努力去做了。那些年，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刊物上，把手头上一部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放在一边；并和其他同志相约，除了特殊需要外，均不得在本刊上发表文章，这些要求，一直沿袭至今，大家仍在自觉遵守。
       从此，杂志社的工作步入正常轨道，但是，我们并不敢掉以轻心。白羽同志要求我们首先要抓出一批好作品，特别要抓那些贴近现实、反映“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作品。为此，他率先垂范，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例如，大连作家邓刚的短篇小说《虾战》，是一篇“贴近现实、贴近改革”的好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好评如潮。白羽立即亲笔撰写了评论文章，给以高度评价，他写道：“我以渴望的心情读了《虾战》，我以为邓刚创造性的艺术功力，又获得一次新的成功。我为此而庆幸，而高兴。”又说：《虾战》“是贴近现实、贴近改革一个突出的例证。你真正忠于生活，生活便给予你恩惠，它不但提供素材，而且能触发创作的灵感。我们要用战略的眼光，更加热情地热爱生活，深入生活，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贴近现实贴近改革的好作品。”此外，他还亲自约请作家李存葆和王光明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全方位地反映了沂蒙山区新时期以来的巨大变化。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白羽同志以此为契机，扩大刊物的影响。他一方面指示我直接去临沂召开有当地的作者与读者参加的专题座谈会，接着他又在北京亲自召开作品讨论会，两个会都开得很成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九九四年春，《人民文学》又刊发了反映上海宝钢建设的报告文学《宝钢之谜》，第一次向国人揭示了宝钢建设的艰苦历程，受到各界包括冶金部领导的广泛赞扬和好评。为了亲身感受火热的建设
       生活，白羽同志亲自带领我们编辑部主要负责同志和首都部分作家，去上海宝山实地参观学习，并主持召开了有冶金部、全总的领导参加的《宝钢之谜》讨论会。在参观宝钢之后，他又不顾年高和疲劳之身，参观了刚刚开发的浦东新区。上海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启开他如泉的文思，立即应《宝钢文艺》之请，写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题为《我带回春雨、带回春风》。文曰：“杏花、春雨、江南时节，我远航上海。宝钢、浦东向我展开新时代的大。门。我心潮如海，澎湃不已……”“春雨萌生万物，春风复苏大干。正是这多情的春雨，善战的春风，是时代的呼唤，心灵的咏叹，是最伟大的创造者，向人间伸出钢铁的圣手，唱出时代的赞歌。”字里行间看得出他欢欣鼓舞的心情，表示了他对大上海新的建设宏图由衷的赞美。
       在工作上，白羽同志对我们的要求是切实的，严格的，但是，他对同志们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的。他经常向我询问编辑部每一个同志的生活状况，叮嘱我要多多关心他们，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甚至想要为一位大龄女青年物色对象，以解决她的婚姻难题。他特别注意培养中青年干部，总是教我用战略的月光关注他们的成长，对他们严格要求，压重担子，尽快成熟起来，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为提拔一个有争议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他和我联名上书党组织，阐述缘由。由于他严正的态度和很高的威望，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决定和做法是正确的。
       他对我个人的关怀，更是令我铭感难忘。我初调到京时，家属没有随来，临时住在招待所里。他曾经亲自前来招待所问长问短；多次在我向他汇报工作后，挽留我在他的家里一同进餐；在我的妻子调来北京后，他专门在一家颇有名气的饭店宴请我们夫妇，并且让他的夫人作陪。在用餐时，他不断地为我的妻子夹菜，同时殷切地嘱咐她：“你要多支持树榛的工作，他肩上的担子很重。”至今提起来，我妻子还感念不忘。有一年夏天，我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白羽同志竟冒着酷暑前往医院探视，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专门向大夫询问我的病情与诊治情况。我搬进新居的那一年，他当时身体欠佳，住院治疗，但是刚刚出院，又驱车来到我的家中，拄着手杖，到这屋走走，那屋看看，再三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在为我的报告文学集《黑土魂》作序的时候，则热情地鼓励我：“不为文坛多变的时尚所左右，不因社会某些风向转化而动摇，一心一意走自己的创作之路，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在艺术上不断地精益求精，会在当今纷繁万状、异彩纷呈的文坛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对他剀切的勉励，我一直铭记在心，当作努力的方向。
       白羽同志是军人出身，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上总是衣冠齐整，器宇轩昂；看似神情威严，令人生畏，实则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是我长期与他接触所得出的结论。
       白羽同志有着坚强的意志，但他又是个多情重义的人。他的夫人汪琦同志生前曾亲自对我说，当年他们在延安谈恋爱的时候，经常是白羽同志在延河边上等她，有时会等好久；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俩一起战斗在哈尔滨，但因岗位不同，不能住在一个地方，有时为了见上面，都是白羽在霁虹桥上等待着她的到来；那时哈尔滨气候非常冷，冷得彻骨，他不得不不断地跺着脚以驱走严寒，其深挚的情感可见一斑。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牵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里程，在上个世纪末，汪琦同志不幸先他而去，白羽同志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而不能自拔。为了怀念并寄托哀思，他将汪琦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她原来居住的房间的写字台上，后边放了她的大照片，前边的花瓶里放一束鲜花，且常常更换，不使其枯萎，其他一切保持原貌不变，而且经常打扫，室内一尘不染。他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亲爱的伴侣、战友汪琦走得太突然了，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完全陷于瘫痪不拔之境，我心里只反复想一句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世界上是有真情在的。”为了纪念他亲爱的夫人，他在八十岁高龄创作了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在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这部书是用血写的。但是在我的心血中凝聚着汪琦的心血……汪琦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是我们的情感还像延河水一样在我心中清波荡漾，正是在延安那茂盛的波斯菊的清香，培育了我们深深的情爱。如果这部书里留有她的品德与风度，也就算我对她的纪念，对她的誓言。”感情是何等的真挚、真切、隽永和刻骨铭心啊!
       大作家丁玲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在极为难堪的境况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白羽同志认为其中有他的责任，为此，他亲自到丁玲同志的家中对她当面“请罪”，当即获得了丁玲同志的谅解，彼此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著名作家，徐光耀同志，撰写了一篇题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的记实文章，真实地揭露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极左路线对众多作家的伤害。白羽同志看了，极为震动，他自己感到难辞其咎，便主动给徐光耀同志写信，表示“谢罪”。徐光耀同志很受感动，立即致-函白羽同志，表达自己的谅解和敬意，此举在文坛传为美谈。
       白羽同志和巴金老人的世纪友情也感人至深，对此我也有深切的体会。一九九七年秋，白羽同志因为长篇小说创作的需要，特意到上海浦东参观访问，随后又专程去杭州看望巴老，我有幸全程陪同，得以看到文坛二位老前辈深厚的友谊。
       这部小说是白羽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余年后的压卷之作。作品中几代人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从国内越洋过海流落在国外，风雨沧桑百余年，最后又叶落归根到上海浦东。在作品即将杀青的时候，他决定到上海亲自看，一看浦东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此作为作品的结尾。另外一层意思是，他的处女作《冰天》是在巴金先生于上海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现在的“压卷”又落在上海，同时去拜访巴老，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但是由于巴老近日离开上海到杭州休养，所以就在参观了浦东之后，专程前去杭州。
       在去杭州的途中，白羽同志向我叙述了他和巴老的世纪之情。原来巴老在发表白羽的处女作之后，一直关注他的创作。就在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第一次到上海和巴老见面的时候，巴老竟然把白羽以后发表的其他作品一起编辑成集，欲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现在当面征求白羽的意见。这件事太出乎白羽的意料了!正是由于巴老的扶植和关爱，使他走上了文学之路。此后六十余年，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有解放初期他们为繁荣新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同呕心沥血的谋划，有共同发起创办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的初衷，有他们在历次国际作家会议中并肩作战的默契，有在荒唐岁月中身陷囹圄彼此刻骨铭心的挂念，有在共赴东瀛时为坚持“一个中国”的微妙斗争的配合；他还特别动情地说到了他的爱子身患不治之症来沪求医时巴老和夫人萧珊给予他们全家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动情处白羽同志
       的眼眶中竟珠泪盈盈。
       到了杭州之后，未及休息一下，他就带着我直奔汪庄巴老的下榻处。见面后两人紧紧握手、拥抱。白羽向巴老说：“我是特意来看望您的!您好吗?”巴老的声音因激动不甚清晰，但我却清楚地听到了他深情的话语：“白羽，我想你啊!”之后，二老便紧紧依傍着共叙别情。深切的话语，像潺潺流水从他们彼此的心田轻轻流过，笑意不断地荡漾在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发出会心的动情的笑声。
       原来医生只允许巴老会客不超过半小时，可是，谈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言犹未尽。考虑到巴老的身体，白羽不得不起身告辞。在回我们下榻宾馆的途中，白羽同志和我未交一语；我知道，他仍旧沉湎在与巴老重逢的激动中。饭后，我们在西湖边上散步。此时，夕阳西下，夜光如黛，柳丝低垂湖面，远眺苏堤和断桥的朦胧暗影与湖上漂游的灯火，真是如诗如画。面对如此美景，竟未能冲淡白羽深远的思绪，只听他自语般地对我说：“九十多岁的人了，记忆还是那样的真切，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
       次日，在返回北京之前，我又陪同白羽同志前去汪庄和巴老告别。巴老坐在轮椅上迎了出来，拉着白羽的手久久不放，清晰地倾吐着惜别的话，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只听巴老说：“今天握别，不知何时再见面?”白羽朗声答道：“相会在二十一世纪！”巴老高兴地笑了。在浓浓的友情氛围中，白羽告辞出来，巴老坚持送出门外。他的女儿小林为他戴上一顶红色的旅行帽，老人显得格外奕奕有神。之后，大家簇拥着老人，把轮椅推出到房外的院子里。这时，阳光灿烂，照耀得西子湖更加秀丽。白羽依傍着巴老，沿着湖边小道，边谈边走。长长的路，绵绵的话，把文坛两位老人的友情，溶成一幅动人的图画。
       在二○○三年，巴老百年诞辰前夕，白羽同志又专程去了上海为巴老祝寿，二老的手再一次紧握在一起，只是已相对无语了。这次分手，谁知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而年少一轮的白羽先巴老驾鹤西去了……
       近年来，由于白羽同志的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深怕影响他的健康，我们不像过去那样常常去打扰他了。但是在节假日和他的生日，我和编辑部的同志还是照例去看望他，而他也是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我们，对文学创作和《人民文学》的工作，仍不吝贡献他的宝贵意见，使我们继续受到教益。日前，当得知他病重住院时，我和现任主编韩作荣同志立即赶到医院探视。我们在他的病床旁徘徊很久，揪心地瞅着他那熟悉可亲的面容，可惜，因为他病情太重，无法交谈以表达慰问之情，只好默默离去；原期望他能早日痊愈，重获他的教诲，讵料当日下午便传来不幸的消息……
       其实，他把死是看得很淡的。他经常和我们说，人的生与死是自然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必过多考虑，只要活得有意义就够了。因此，近来每次去看他，他都是坦然地说：我早已将遗嘱写好了，主要的意思就是，死后一切从简!决不要搞什么追悼会，遗体告别式，发讣告，劳民伤财的，没有什么意义。我去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最后再做点贡献，然后便将骨灰撒入大海，让我永远溶入大海。所有的藏书、名人宇画和获得的各种奖品，分别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和我的家乡通州，毫不保留!说这些话时，他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忧戚之状，表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气度，令人钦敬。
       白羽同志是中国的文坛巨匠，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学事业巨大的损失。噩耗传出，众多作家和广大热爱他的作品的读者都为之悲恸不已。想起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我也不禁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潸然而下。
       在白羽同志的关爱、教诲下，与他共事达十五年之久，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他的言传身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他传授给《人民文学》全体同仁的革命精神，我相信也会永远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人民文学》将沿着自己的光辉传统，遵照他的指示，与时俱进地走向未来，继续为繁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最大的努力，以告慰老主编白羽同志的在天之灵。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作为宝贵的精神食粮，将永远鼓舞着广大中国读者，为振兴中华民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白羽同志，您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05年8月27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　那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