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掀起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热潮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及教育本身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对国内外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一流大学建设存在着政府主导与学术自由、重点投入与公平发展、世界一流标准与国别特色等方面的两难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致力于创新管理、明确政府角色和强化大学责任等关键因素的突破。
关键词：一流大学；两难困境；关键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1—0159—06
从世界近、现代史看，大国崛起和国际力量转移的每一个过程总伴随着一流大学建设热潮的涨落，如今许多发达国家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或者正在建设着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该国的经济、科技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当前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热潮。但是，建设什么样的一流大学，以及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却是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本文拟从国际比较的视角阐述我们的一些见解。
一、一流大学建设的特点及其成因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为了实现国家战略和民族利益，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特别是美英两国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通过积极而强大的财政拨款制度，占据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多数席位。与此同时，许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参与其中，比如，我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和“GP计划”，韩国的“BK21计划”，德国的“精英大学(Elite-Unis)计划”，我国台湾地区的“顶尖大学研究中心计划”等，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格局(详见表1)。
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大学建设浪潮不断地推进了全球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创新，提升了各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高等教育水平，也促进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场世界范围内建设一流大学的竞争有许多共同特点。
(一)特点
1．一流大学建设均为政府主导型的巨额投资项目。据统计，日本“21世纪COE计划”在2002-2005年的四年里，政府已向274个基地的11个学科投入了总计1265亿日元的资金；韩国的“BK21计划”经过7年的建设，国家实际投入11677兆韩元；德国“精英大学”计划2006-2010年联邦和州将共同投资19亿欧元，其中75％的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我国每一期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平均也在150亿元人民币以上。
2．列入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大学数极少。日本的计划是30所大学左右，韩国仅有12个大学和2个科研院被列入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院重点建设规划，德国的计划只有10所大学，我国“985工程”高校目前也只有39所。
3．扶强战略。许多国家的一流大学建设大都选择了该国最为优秀的大学进行重点投资，我国的“985工程”大学均为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群，美英等国的重点科研计划项目也都由该国著名大学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本来实力就很强的大学最先受惠，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积累了更多的办学资源。
4．强调竞争。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强调实力竞争和绩效考核，如日本“COE计划”按基地和学科的实力拨款建设，美国的科学研究采用“选择性拨款”，英国政府也规定科研经费拨款仅限于支持在科研评估(RAE)中获得优秀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同时也鼓励一流大学参与国际竞争，在提升大学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实现国家的战略需求。
当然，各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建设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是目标差异，部分国家是为了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大部分国家则是为了追赶世界一流。其次是建设内容差异，有的国家选择对大学整体的投入，有的国家选择对大学学科的投入，有的国家则选择建设大学的平台和基地，侧重点各有差异。再次，管理手段的差异，以上相对“集权管理”的中、日、韩等国，比较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美英等国则是相对强调“开放管理”的国家，虽然也由国家参与重点大学建设，但却更加注重通过项目带动和市场行为来决定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
(二)成因
从上面归纳的这些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全球性的一流大学建设热潮有着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及教育本身等方面的原因。
1．一流大学建设是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陆续被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浪潮中。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科技创新和新知识的快速传播，科技创新和发展成为决定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
鉴于一流大学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并在资金、政策上更加倾注于这类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方面美国最为明显，1957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并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随即颁布了《国防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对教育进行了大改革，把教育与科技看成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作为世界科技发展“领头羊”的美国，其技术与知识进步方面约占生产力提高因素的80％，而美国的大部分科技创新几乎都集中在全美最著名大学，充分地显示了建设一流大学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2．一流大学建设是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政府开始在公共部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推行“小政府、大社会”、市场化、放权并简化程序，引入竞争机制，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要求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
这种由强调公平向强调竞争转变的趋势，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实施与管理。出于投入绩效的考虑，政府对公共财政支出更加关注短期成效和直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对高校的投入首先选择的必然也是本身基础条件好、科研实力强的重点大学或特色大学来进行高额投入，以保证政府资金投入的高回报和高绩效，因此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积极推进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
3．一流大学建设是大学本身适应“知识经济”等新的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了以信息技术变革为核心的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新的学科领域不断出现并引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潮流。大学自其产生之日起，也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功能和使命，应该说，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依存关系，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创新转化场所和高级人才培育基地，是知识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知识经济也使得高校的社会
功能越来越强大，高校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联系更加密切。
因此，在这种趋势下，“知识经济”越发展，对高等学校提出的要求就越高，大学必须改变自身而适应变化。大学必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创新性人才培养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并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4．一流大学建设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困境下对精英高等教育需求的回归。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个性的解放，许多国家经历了几次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扩张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高，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阶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片虚荣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明显的隐忧，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高等教育“平民化”的同时难免带来一些“庸俗化”的倾向。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趋势，毕竟接受高等教育是每个社会公民的权利。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过程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分层，不同的社会分工共同促进社会的全方位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是教育发展的最终趋势，而精英高等教育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发展高等教育必须进行适当的分类指导，在不同层次领域实现大众(或普及)高等教育和精英高等教育共生共存，满足社会公民的不同层次需要，避免教育资源浪费。一流大学建设正是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因此，在大众化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阶段，每个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大学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5．一流大学建设也是高等教育自由竞争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发展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的分类分层更加明显，一部分优秀的高校必然要走到“金字塔”的塔尖，这也是一流大学产生的必然逻辑。当然，塔尖的地位不仅代表着一种荣誉，更是体现了高校本身的压力，因为一流大学必须拥有强大的支撑和保障，完备的师资阵容、一流的设备和研究生群体等条件。为了维持庞大的教学和科研需求，一流大学必须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在其他渠道来源有限的条件下，高校本身的准公益性质注定了国家和政府要“必然”地参与到一流大学的建设中。
二、一流大学建设的两难困境
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进一步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更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却面临着两难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政府主导和学术自由的关系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科学探索的魅力在于它研究选题、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必须给予学术研究更多的自主性和宽容失败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既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更是一流大学制度的根基。
由政府主导并进行重点投入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本着绩效的原则，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其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会受到政府需求和国家战略的左右或影响，如日本的“COE计划”就仅仅选择了11个学科领域进行重点投入，中国“985工程”的地方政府配套经费中政府也仅仅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相关专业和学科情有独钟，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以具体项目“戴帽”的形式下达项目建设资金。这样的选择性投资模式是否符合学术研究的特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因此，政府在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措施有度，既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确保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自由。
(二)重点投入与公平发展的关系
各国“一流大学”建设计划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政府对大学或学科建设选择性的重点投入，即便在实力竞争和择优人选幌子的掩盖下，最终的胜者都是本国最优秀的大学或学科群，这反映了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效率原则和迫切心理，但是各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建设也无一例外地招来了许多争议和诟病。许多国家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一出台就引来了全国上下的哗然和非议，尤其是招来了那些未列入重点建设高校的强烈反对，反对的核心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扶强战略。
应该说社会和谐是政府和大众的最终诉求和愿景，一流大学建设充其量也只是特定时期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选择和手段罢了，仅仅采取一流大学建设可能会破坏公平，导致畸形发展。甚至最终破坏这种愿景和诉求。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除了注重效率以外，还要确保竞争公平，保障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最终推动大学的共同发展，形成“一流带动、共同发展”的良好、有序的高等教育格局。
(三)世界一流标准与国别特色的关系
世界一流大学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国家力量的提升、民族力量的强大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评价标准不明确、指标设计不清晰和价值取向不统一等突出问题，各国“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着结果难以考核的尴尬局面。而且，当前流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评价标准都是发达国家创立的游戏规则，其中诸如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N&S文章数量、SCI/EI/SITP/SSCI索引量等指标，均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对于东方国家和非英语国家来说是明显不利的。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建设目标，更是一种崇高的期望。它所强调的目标应该是，不仅仅是要提升本国的科技实力、完成国家战略，更重要的是要探索未知世界、促进人类发展等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不可否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不能闭门造车，要强调国际交流与合作，要放到国际中去比较方可有参照和评价。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也要注意立足本国特色，毕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不是单一化和同一化的过程，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只有注重一流大学建设的国别特色，才不会盲目模仿建设，才会有耐心去积累和创新，才真正有可能创建具有本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因素
我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蓬勃发展的经济社会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力还不强等原因，政府只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若干所一流大学建设，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在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应该抓住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
(一)创新管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一流大学建设对大学发展既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挑战，重点建设高校自身在完成一流大学硬件条件建设的同时，要着力于自身的管理创新。当前，一流大学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就是探索、建立并完善以绩效管理和学术宽容为支撑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含组织绩效改革、个人绩效改革以及学术文化创新建设三个方面。
组织绩效改革方面必须进一步改革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改革传统教研室和学科单一的研究所等，以“增量”建设带动“存量”发展，建立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汇聚的教学科研体制。个人绩效改革主要涉及的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和人才评价体系的创新，尊重教学和科研人员
的劳动，在遵守教学和科研规律的前提下，以人为本，绩效考评，建立一套“强化竞争激励机制，鼓励尖端科技成果”的薪酬制度，真正落实“优劳优酬”，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人事制度环境。创新学术文化建设主要是大力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大学精神，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营造自由、民主、宽松、和谐的良好学术环境。
(二)政府角色：关注拨款制度改革并进行科学引导
当前，政府在高校管理中存在着权限范围内与权限范围外的角色错位、多重角色与分化角色的错位等问题。在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认真做好自身的角色定位，特别是在投入与引导两个方面。
首先，国家在推进“一流大学计划”以实现国家战略需求、进行重点投入的同时，需要兼顾一般高校的发展，毕竟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或普及化不能仅仅依靠少部分的“一流大学”来完成。在资金和政策上适当的观照，营造有利于重点和非重点建设高校相对平衡发展的竞争环境，促进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和科学研究多样化的突破。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机制和竞争机制，公平竞争，强化对已经列入“一流大学”建设计划高校的绩效考核；构建“一流大学”建设的竞争和淘汰机制，给建设中的“一流大学”以压力，创造一个流动的环境和氛围，给后发的寻求发展的非重点大学以希望。
其次，大学运行不同于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政府在高校管理中必须认清职责，政府的主要角色应主要集中在评估和引导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拨款制度等杠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就具体的问题寻求高校的合作。但政府管理不能以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规范，不能太过于以政府指令来左右科技创新的方向，更不能把高校当成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一部分，应该容忍和理解科学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潜在问题，尊重科学，尊重高校教学科研的规律，特别是尊重学术研究的自由不受干预。
(三)大学责任：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
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三大职能。当前许多发达国家实行紧密的科教结合的体制，大学在服务国家和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功效，美国将国家实验室设立于一流大学，使大学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如著名的林肯实验室就设在麻省理工学院，阿贡实验室设在芝加哥大学，等等；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大多数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室)也设在大学内或设在大学附近，实现实验室的设施与大学共享，产生许多重大的社会价值。
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和大众对大学进行了巨额投入并寄予厚望，大学服务社会本身也是大学争取社会投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科研评价指标体系单一，科研评价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严重，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意识更是淡薄。教育部部长周济就曾明确指出“高校创一流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立地”就是指高校既要进行理论探索，更要立足实际，服务社会发展。大学自身和广大教学科研人员要树立“以服务求支持、在贡献中发展”的理念，主动贴近、主动融入、主动服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回报政府和社会的期待，实现大学与社会的双赢发展。
总之，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认真对待以上提及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博采众长，立足国情，努力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真正推动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并最终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在积累和选择性的突破，但更多的还需要大学踏踏实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