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从正式的制度结构来看，县级政权的结构形态表现为科层制组织支配形态。它的特征体现为结构的区分化、科层的分工化、专业化和运作的制度化和非人格性。从地方日常权力实践的视角来看，地方政治的运作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政党成为合法性来源；第二，权力形态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第三，实质合理性；第四，结构分化与功能不分化。总的来看，地方政治运作表现为文本与实践的二元性特征。
       关键词：县级政权；地方政治运作；政党卡理斯玛支配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1—0069—09
       县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又是基层最完备的“国家”。然而，尽管县级政权越来越受到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的重视，但县级政权的实际运作这一攸关国家现代转型的重大政治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地方政治的认识不论是从理论维度还是在现实的层面都存在着诸多模糊、歧异甚至相悖的地方：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治理资源的捉襟见肘，一方面是其肩负的来自上下的巨大责任和压力；一方面是对县、乡级政权内卷化的不断质疑，一方面是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张静的研究认为，基层政权的所为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分之外，它距离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也相去甚远，是一个具有官方身份(兼服务于国家的部分目标)、同时又具有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组织。她强调了基层政权自主性的一面，并将之归因于一系列制度性缺陷。另有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并提出地方的变通是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一种普遍机制。然而，虽然国家意志在地方的变通似乎已是司空见惯，但大量的事实表明，国家意志基本上都能得到贯彻，国家的目标大体都能得到相当满意的实现。以我所调查的H市为例，近几年来经济社会呈现加速发展之势，尽管也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地方的秩序和繁荣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基本实现了。那么，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解释地方政治运作中的这些悖论现象?中国地方政治运作的真实图景究竟是怎么样的?
       2006年初，我以H市市委办“主任助理”的身份在河南省H市进行挂职调查，本文以H市(县级市)为个案，以笔者对H市长时段的参与式观察为基础，从地方权威日常权力实践的视角，从结构与运作两个维度，尝试对地方政治运作进行初步的形态学分析，抛砖引玉，供学界批评。
       一、科层制支配形态：县域政治运作的组织形态
        从地方政治制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就县这个政治体系来说，它是嵌入性的，它来自于人为的规划和建构。政治现代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由民主，一种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是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就是这种理念的集中体现，这套制度体现的是专业化、技术化，权力的监督制约，内涵着现代制度理念和制度设计。县级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对上一层级的复制，它是职能和机构最完备并拥有一定管辖层级的底层政治系统。地方党委、地方人民政府、人大、政协、人武部所谓五大班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系统。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是最高权力机构，在人大闭会期间设置了常设机构——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县政府作为地方国家执行机关，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政协体现的多党政治协商机制，它的职能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地方党委的权力体现为一种领导权，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2001年10月，H市进行机构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市委和市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理顺四大班子的关系，转变职能。
       改革的原则，第一条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市委对全市工作的宏观管理职能，减少一般化的具体管理事项，减少与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相重复的业务工作，集中精力抓好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第二条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适当调整机构设置，合理界定职能，减少职能交叉，克服多头管理。精简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优化人员结构，改进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条是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加强机构编制的管理和监督，建立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相互配套协调的约束机制。
       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方面主要有五点：一是调整理顺党委部门职能关系。进一步理顺党委部门之间以及党委部门与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之间的职责分工，重点解决职能交叉、管理重复的问题；进一步理顺上下级党委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划清管理权限，一些可由下级部门管理或下属单位承办的事情，尽可能下放或移交。二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政企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监管市场、公正执法和社会管理方面来，加强协调和服务。三是完善人大、政协的工作职能。按照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完善工作职能，为人大加强立法和监督、政协发挥优势和参政议政提供服务。四是克服群众团体的行政化倾向。五是深化机关后勤服务体制改革。
       从上面这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出，H市机构改革的原则是结构分化、运作规范化和法治化。其政权建设强调四大班子的“职能转变”，重在理顺结构混合及职能交叉的问题，它遵循的是科层制的组织原则，它力图体现的特征为结构的区分化、科层的分工化、专业化和运作的制度化和非人格性。
       二、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县域政治运作的实践形态
       本迪克斯的韦伯研究区分了卡理斯玛领导和卡理斯玛支配，卡理斯玛领导表示特定的具有非凡品质的个人或人物，人们服从的信念是基于某个具体的个人及其与众不同的品质。卡理斯玛领导是危机与狂热的产物，是极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而卡理斯玛支配表现为卡理斯玛的“非个人化”，它通过制度化方式发生。卡理斯玛支配却是可以持久的。“制度卡理斯玛主要涉及到该组织，几乎不考虑统治者的个人身份。”实证调查表明：H市地方权力运作的实践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所谓政党卡理斯玛支配意即政党凌架于科层组织结构之上，人们的合法性信仰不是基于个人，而是基于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H市委员会。它不同于传统型支配，“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它表现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现代的意识形态与以往的“绝对价值”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意识形态能够不断变动价值秩序。但现代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价值秩序的频繁变动和多元结构破坏了稳定性。它也不同于法理权威或者说是科层权威，“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发号施令”，它往往倾向于实质合理性，面对地方发展与转型中的具体问题，可能进行变通处理，这在地方社会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是认可的，他们反
       而认为那些不善权变的领导、不能为地方争取利益的领导、在一些具有焦点事件的关键时刻，不敢做出变通的领导才不具有合法性。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表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政党成为合法性来源。根据我的田野调查，政党之所以成为合法性的来源，首先就在于它负有地方发展和工业化的神圣使命。这一使命使它能够维持既有秩序的同时，寻求稳妥地变革既有的秩序。H市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是“经济建设争最快，城市建设争最优，文化建设争最好，党的建设争最强，社会秩序保稳定，各项工作争一流，努力建设生态经济强市，全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奋斗目标是“经济总量上规模，人均指标居前列，发展速度争先进，综合实力进位次，综合经济实力每年前进一个位次，确保三年内进入全省十五强，力争早日进入前十强”(2003年H市市委书记在市委二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了意义和方向，也增强了地方党委行动的合法性。其次，地方权威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为政绩合法性。它取得的成功也是其自身合法性的证明。地方党委必须有效地把政党意识形态和地方实际相结合，利用一切手段实现所制定的目标。2004年，H市在全省排序中进入前十五名，它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成功也增强了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康晓光等人认为，通过政绩来寻求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是不稳定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强也提出，所谓合法性必然具有超越的成分，政绩不可能成为合法性的理据，他对合法性的西方渊源的敏锐把握，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合法性中所包涵的超越价值(transcendant value)。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文化是康晓光、李强等所忽略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历来是中国官员的理想，这种理想当中所涵蕴的现世取向、中国人实用理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现代性思维不谋而合。地方党委所谋求的政绩合法性恰恰契合了中国人的心态与实用主义心理，发展经济以及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叙事成为其合法性的强大基础，并成为地方领导维持和再生产权威的重要策略。再者，乡土社会正处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变迁当中，它为卡理斯玛的存在提供了社会土壤。希尔斯认为，卡理斯玛在下述两种情形下出现：其一，当社会出现创造秩序、发现秩序、揭示秩序的力量时，就会激发卡理斯玛品质的出现与传播；其二，当社会出现摧毁秩序的力量，即巨大的暴力力量时，也会引发卡理斯玛倾向。急剧的社会变迁导致人们对卡理斯玛的渴求。
       地方党委的合法性也体现在以政党意识形态为符号的这种符号权力当中。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媒体、报纸文件等对“发展”“进步”的灌输，这种由地方党委主导的现代化的叙事，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现代性符号化的动员过程，建构起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个体被规训、被塑造。政党所主导的这个话语叙事的过程，也是其合法性建构的过程。
       第二，权力形态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县级政权的组织形态表现为分化与监督制约的横向结构。而其运作的实践形态则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这个中心就是以市委书记为代表的地方党委，其次是市长、副书记、组织部长等市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再其次是副县长、财政局长、政府办主任、市委办常务副主任等，权力运作呈现为由中心向边缘递减的结构。根据笔者对H市的观察，以市委书记为代表的地方党委主要采取的策略是政党整合下的组织重构。“全党抓经济、核心抓工业、重点抓项目、全力创环境”，是H市2003年以来提出的总体发展思路。“全党抓经济”的口号和工作思路，是地方赶超型现代化和压力型体制运行的有效组织策略的运用和总结，H市通过成立各种“领导小组”，以及“四包四联责任制”的实行，通过创制各种“活动”时成立的各种“指挥部”等等举措，进行有效的组织重构。例如，“将全市经济工作分为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农业经济、城市经济四大块，成立四人经济领导小组，由市委一名副书记牵头，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这一组织策略的话语叙事被建构为“创新领导机制”、“创新工作机制”、“创新监督机制”、“创新激励机制”，每个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为四名，分别来自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权力运作空间的重构是政党整合政治秩序的结果。另外，在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活动”中，这些指挥部往往由市委书记任指挥长，市长任副指挥长，人大、政协领导参加，或同时兼任副指挥长。它重构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权力关系，有效地建构一个新的支配关系的网络。
       另一方面，以县委书记为核心的政党权力是以发展经济为支点而展开运作的。围绕着发展经济产生了一系列话语、制度，并在地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也建构起了新的支配性权力关系。比如，围绕发展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和奖励制度，这些制度有很多，如在总体指标分解派发上建立的目标责任制度以及具体的考核奖惩办法，在招商引资方面如《鼓励外来投资优惠办法》、《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在项目实施上的制度如新上项目市级领导牵头负责制、联审联批制，在建项目统一收费封闭管理制，投产项目挂牌保护、凭证检查、安全生产日等十项“优化环境长效机制”，市直部门与外商投资企业“结对子”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是由H市委常委会决策并领导实施的，它有效地扩展了现代政党权力的支配和渗透性。另外，各种评比、排位、分类的区隔策略运用，每年的表彰大会的召开，象征权力的运用等。这些制度和措施既加强了党对干部、对各乡镇局委的支配和控制，也是对各种资源的有效动员、渗透和整合，这个动员渗透的过程，也是政党权力得以扩大及再生产的过程。
       这种新的权力关系的产生和运作打破了科层的专业分化，从而改变了权力运作的结构形态，使以市委书记为象征的政党权力成为核心。权力运作的支配形态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
       第三，实质合理性。韦伯认为，现代世界的独特性或者说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特征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大规模的科层化，“精确、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里达到最理想状态”，他把理想型的科层制运作特征概括为理性化、可预期性及稳定性。韦伯总结道，理性科层制的精神就是形式主义，即使官员倾向于从实质的功利主义观，即从被支配者的利益出发来履行其功能的地方，也由于规范、措施的形式特征而具有形式主义精神。韦伯同时也强调，科层制运作的障碍也在于这种高度的形式化，它使科层制在必须使一个决定适用于某一个具体情况时设置障碍。形式合理性有客观性，是手段的合理性，它所求的是程序合理；而实质合理性具有主观性，是目的的合理性，它讲求的是结果的合理。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的运作特征恰恰在于它的实质合理性。在H市调研期间，当地的百姓包括各级科层干部关注的更多的是领导者个人而不是制度，就领导者个人而言，他们虽然也强调制度化，法律理性，但更多是把他们想象成一种推动某项具体工作开展的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最
       高原则。市委书记在面临每一个具体的任务、目标时可以有效采取多种形式及各种措施，比如为了“招商引资”，在前任书记任职期间，曾经开展“全民大招商”活动，每个局委、事业单位、企业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用他们的话来说，连妇联都下达了任务。为了“全力创环境”，要求公检法机构配合进行打击“四乱”、“四霸”等等，而公、检、法机构也把配合地方政府的阶段性目标视为自身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支配形态都典型地体现为实质合理性。正如本迪克斯所指出的，法律理性的最高形式是现代的正当合法制度观，法理型统治体制只能存在于人们相信法律制度与独享立法与执法权的政府所颁布的法案相一致，因而接受和服从它们的地方。而在我所调研的H市，人们往往把公正的理想寄托在以市委书记为代表的政党身上。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市委书记可以为了公正，有权干预司法，上访作为中国治理当中的独特景观正是这种实质合理性的体现。
       第四，结构分化与功能不分化。从H市的组织结构来看，它是完美的，体现为科层化的结构，四大班子互有分工、相互制约，但从运作的过程来看，四大班子一起上——“全党抓经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功能却是混合的。在H市的长时段调查当中观察到，基本上所有的公开大会如经济会议、有关稳定的会议都是四大班子领导各派一名或几名领导参加，一方面象征团结，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四大班子都是某一个大型工作的具体参与者。市委常委w部长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点：
       “到地区、市级以下，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职责就不太清了，拿县人大来说，在县一级他没有立法权，只有监督权，他实际上没有活干，而政协更没事。现在，在县里副处竞争特别厉害，有的四十五六岁就进了政协，更早的还有四十二三岁进政协的，他如果不进，到50岁就要退二线。现在人大政协的领导年龄又不大，如果不让他们参与，就有可能会无事生非，乱提意见。因此，不管是什么工作，四大班子全部参与，更不用说经济工作了。比如县里面有什么工程，如修一条高速公路，成立一个指挥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全参与。这样做有利于团结，但对于工程没有太大的好处，责任不清，不利于发挥主要责任人的积极性，五六个副县级干部抓这一件事，本来这是政府的活”(访谈录音2006—6—10—WHM)。
       这一点验证了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hyte)的观点，他把中国科层化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特征称之为“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背离。所谓结构科层化是指正规的科层组织取代或废弃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中国成为一个几乎完全由全新的、大规模的正规组织所支配的社会。后者是指正式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化程序被有意识地加以拒绝或无意地被忽视。四在这里，所谓“结构分化”，即指中国共产党移植而来的地方政治机关，它包括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地方政协。所谓功能不分化，一方面是指科层运作中的规范化程序被形式化、仪式化的倾向，也包含有科层运作中打破结构分化的界限，使结构呈现出一种混合性特征。尽管怀特是以一种极权主义理论来解释1978年以前的中国，但显然结构与功能的背离，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制度移植后的一个结果，制度与实践、结构与功能的整合还有一个过程。正如李猛所指出的，“在现代抽象社会中，分化的程序技术(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相互渗透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多样化的抽象价值、观念或范畴知识与自主的伦理实践，构成了理性化的内在张力，使多元的理性化成为一种内在推动的过程，一种通过制衡得以发展，通过冲突得以生存，通过历史来构建的普遍性，甚至通过风险、不确定性乃至危机得以整合的动态机制。”而在发展中国家，“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却是典型的人为设计的社会工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信奉现代化的世界取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强调本土化的民族取向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然而，在这种设计过程中，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理性化的移植都变成了单纯移植程序技术。在世界系统中的“经济话语”的背景下，这些程序技术被认为是提高国家或民族竞争力的惟一手段。文明的发展被化减为一种技术的发育，无论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完全从这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管国家垄断了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使这些技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程序技术。而程序技术背后的“抽象价值”更是难以移植，地方文化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影响并型塑着地方政治运作形态。
       三、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德治与去魅政治：一个比较分析
       如果要对政党卡理斯玛支配这一特殊的权力运作形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把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和德治、去魅政治作一比较。这是一个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问题。
       舍克在运用深入访谈研究文革前的学校政治时，已经提出了“德治”(Virtuocracy)这个概念。她用资源分配的三种基本方式德治(Virtuocracy)、绩效制(Meritocracy)和分封制(Feodoc-racy)来分别对应韦伯所分析的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卡里斯玛权威、科层制权威和传统权威。她认为德治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标准，而且还是一种推进社会转型、扩大群众动员和确立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在她看来，德治体制不仅与卡里斯玛权威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因为德治标准的模糊性带来了权威在各个单位普遍的强化。魏沂在《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一文中，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是一种将道德与权力密切结合起来、旨在塑造圣洁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的道德化政治，他把它称为新德治(与传统德治相区隔)。这种道德化政治的治理架构的特点是：第一，在治理架构中，政党伦理发挥着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第二，强化崇拜和广树典型的结合。第三，“形式主义”和“幕后解决”的结合。第四，贫乏的治理技术和广泛的政治运动的结合。第五，国家暴力和群众暴力的结合。如果对1978年前的新德治和1978年以后的政党卡理斯玛支配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存在的连续与中断之处。首先，在新德治中，是以德性之“表现”以及广为树立的“德性”典型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而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对资源(如晋升提拔的机会、荣誉的赋予等)的分配则是以“经济绩效”为标准的，政党卡理斯玛支配更强调的是“发展”的现代性。第二，“在新德治中虽然有法律的配置，但法律并没有独立运作的逻辑，而是完全服从于政党伦理的要求，因此，新德治当属‘卡里斯玛政治’类型。”曾两者虽然都属于卡理斯玛政治，但新德治显然属于人格性的卡理斯玛政治，而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则属于制度卡理斯玛。本迪克斯的韦伯研究区分了卡理斯玛领导和卡理斯玛支配，卡理斯玛领导即人格性的卡理斯玛，它表示特定的具有非凡品质的个人或人物，人们服从的信念是基于某个具体的个人及其与众不同的品质。卡理斯玛领导是危机与狂热的产物，是极不稳定的。而卡理斯玛支配即制度卡理斯玛则表现为卡理斯玛的“非个人化”，它通过制度化方式发生。卡理斯玛支配却是可以持久的。
       “制度卡理斯玛主要涉及到该组织，几乎不考虑统治者的个人身份。”从这一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支配形态的连续与断裂，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已经接近于舍克提出的“绩效制”，而“绩效制”对应的是科层制。但它又不是科层制，因为人们的合法性信仰不是基于形式法律，而是基于一个政党组织。第三，政党卡理斯玛支配也有着相当的“运动政治”的特征。“卡里斯玛权威和集体欢腾的结合，日常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并置和交替，构成了新德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地方行动者还是很习惯于以开会作为动员的手段，运动式地进行地方政治运作，这种运动政治的习惯甚至出现在“地方经济发展”这一极为理性化的工作当中，但这种运动政治的特征已经大大不如后革命时期(1949—1978)那么鲜明，当前的运动政治还是表现出了与以往的“运动”很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它更突出强调每一项活动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它至少在表达面呈现出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偏好。另一方面，动员的深度和广度也与以前大不一样，过去的群众式动员已经在地方鲜为少见了，政党的科层化组织依然是政治动员的有效的组织渠道，但动员的基本结构主要是领导、干部、党员至多再加上骨干群众。
       而在西方民族国家开启的“去魅政治”的治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政治的普遍法律化。实际上，司法理性所捍卫的正义，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表述开始，就是如何面对多元的道德与价值，逐渐发展形成一套程序的技术、理性、心智来“审慎”地加以“衡平”。而现代国家治理的法律化，意味着从卡理斯玛政治的一体性治理，趋向法律化政治的分化治理，这正是法治的重要意涵。抽象社会的程序理性和多元价值的内在的张力和多元的制衡，是去魅政治中程序技术得以不断理性化的内在动力。而有无抽象价值与程序技术的内在张力，构成了政党卡理斯玛政治与去魅政治的一个关键差别。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政党卡理斯玛政治的理解。
       结论与讨论：县域政治的运作绩效及未来走向
       总的来看，县级政治运作表现为文本与实践、结构与运作的二元性特征。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急剧变迁的转型社会特征及地方文化传统，它在地方社会的急剧变迁中提供了秩序和繁荣。从绩效上来看，政党卡理斯玛支配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加速发展，实现赶超型现代化。曾经到美国进行为期半年培训的X市长是这样谈到地方政府的：
       “在美国的county，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有预算，都要经过地方议会的审批，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美国的地方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而在中国地方比如一个县里，一个市委书记可以有很大的行动权力，他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很大的资源，使一个地方发展提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如果遇到一个不是很能干的县委书记，他如果来了以后，只做一些表面的工作，不务实，比如上一些形象工程之类的项目，给后来者留一个烂摊子，也可以使某一个地方倒退几十年。因为在一个地方，一把手做出决策之后，不但不会有人反对，而且大家都会一路叫好，全都是逢迎讨好之声。在我们这个县，有为的多一些，这几年发展尽管人们怀疑数字有水分，但的确是相当快，比如城市建设、道路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相比几年前可以说大不一样”(见访谈录音2006—8—20—XHY)。
       H市的F局长也谈到前任李书记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如何“力排众议，造福一方”的，他说：“李书记可以说是H市有口皆碑的县委书记，H市的城市框架就是他建立起来的，他非常喜欢城市设计，每到一地就拍摄大量的城市图片，当时修路的时候，以那时候的人看来道路设计得太宽，占了大量的土地，群众骂声一片，不理解。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也认为太浪费土地，但经过这几年发展，大家理解了，开始认识到李书记的魄力和他给H市带来的好处，现在沿黄河大道比较象样的建筑都在李书记的任上搞起来的。”
       另一方面，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具有结构的不稳定性和绩效的不稳定性。以市委书记为代表的政党对权力空间的重塑，尽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几乎每一任市委书记都会以各种“领导小组”、“指挥部”的形式作为组织策略进行动员与整合，但这些暂时性的组织所体现的特征是非连续性、非例行性和不可预期性，它和理性的治理恰成鲜明的对比。
       韦伯认为，一个卡理斯玛领袖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创造奇迹和成功，他的卡理斯玛支配就可能会失去。在地方政治场域，市委书记、市长的交流制和任期制可以有效地化解地方权威给个人所带来的治理失灵或者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是治理危机，可以暂时性地解决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矛盾为表征的政党科层化与国家科层化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的每一次解决都使政党的合法性、政党卡理斯玛政治得以再生产，但地方社会矛盾的累积以及人格化治理的非预期性都使地方政治运作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在笔者看来，当前地方政治改革的关键不是供给一个新的制度，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理化、科层化的结构，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科层化的结构与实际运作的悖离。因此，如何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形式走向实体化，是增加地方政治运作的民意基础，使地方政治运作从政党魅力型的一体性治理走向法律理性化的分化治理的关键。县级政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治结构与运作二元性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