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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在探索改造乡村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为维护知识分子人格的完善和保持学术研究及实验活动的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制约，主张不接近或介入政权。然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晏阳初开始感觉到，欲将研究所得的成果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终于放弃了私人教育学术团体和纯学术研究的立场，走上了与政府合作的新阶段，甚至“钻入政治”，在县政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晏阳初；学术研究；独立自由；县政改革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S)01—0061—08
       晏阳初博士，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活动和社会改造运动，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和社会改造活动家。本文以晏阳初及其领导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活动及乡村建设运动为背景，来试图阐述晏阳初的平教运动与他在县政实验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之间的关系。
       一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私人创设的教育学术团体，其工作完全是社会的教育的学术的性质，其目的在从人民生活里研究实验出一种民族改造的基本方案，贡献与政府及社会做参考或采用。”所以，在探索改造乡村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晏阳初与梁漱溟以及其他多数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一样，曾试图以教育的力量，而不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改造，不希望接近政治。如晏阳初曾经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一文中说：“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无主义的主权，无党派的左右，无宗教的成见，无地方的畛域，无个人的背景，无新旧的界限”。“吾辈个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分子，当然对于政治也有一分子责任。各人良心上所有的思想意见。自己认得确定时，也当努力贡献于国家，犯白刃，蹈汤火而不避。但政治是政治，教育是教育，吾辈不应借教育来宣传政党的政见，犹之乎宗教家不应借教育来宣传教派的信仰。”1931年12月，在周会上讲话时，晏阳初还着重强调：“我们从事平民教育，不是那一党的工具，不是那一个人的走狗，我们的头衔是三万万以上农民的走狗。”可见，平教会的宗旨和目的是立足于教育而不是政治；平教运动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再从平教运动的性质来看，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一个“民享、民有和民治”的运动。“它是非党派和非政治性运动，”当然，并不完全排斥与政府或私人团体的合作。比如，“对于那些持有与该运动相同的理想，即‘除文盲，作新民’的所有政府或私人机构，均采取协助和合作的态度。”同时，他也很希望平教会的事业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并且能够帮助政府。如他在1929年8月致S.D.甘博的信中很兴奋地说，近些年来，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有史以来，国民政府把平民教育正式列入国家教育体制。“当然我们认识到政府要有效地进行实质性的平民教育事业还有些距离。但是，既然政府已把平教工作列为全国国民教育制度的一部分，那就说明它前途光明，并充满希望。”在1929年致R.L.威尔伯的信中讲到平教会收到大量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发出的邀请，催促他们派干部去指导培训地方平民教育管理者、监督者和教师的培训学校与研讨会时说：“我们真诚地希望在一、两年内我们的工作能够扎扎实实地前进，那时，我们将不仅能够派出代表去帮助中央政府，而且能够帮助各省政府，而各省政府则是在中国开展全国范围扫盲运动的基础。”
       二
       那么，晏阳初及其平教会为何不愿接近或介入政权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由：
       对于晏阳初来说，平教会在定县的工作是以实验运动而著名。所以，晏阳初和平教会，首先是为了保持实验活动的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制约。关于这个问题，晏阳初曾多次作过说明：“如果你想有做实验的自由，就不要让政治介入。”“这点在中国适用，我想也适用于任何地方。政府可拨经费支持你，但不应该去支配你的整个计划。”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唯一的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他曾在回答一位老妇人关于所谓‘民间的’机构在从事乡村改造运动的活动中是否都受到政府资助的提问时肯定地说：“不，一个也没有。”“他们不愿意从任何一个政府那里接受一分钱，那后面拖着一条带子，这会使他们在实验、革新和创造方面的自由会受到危害。”
       其次，晏阳初认为，要想维护知识分子人格的完善和学术的自由，必须保持与政府的距离。因平教会是私人学术团体，在经济上自然是比较困难。尽管如此，然而，晏阳初却不会为了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接近政府或向政府妥协。晏阳初曾在回答记者关于乡村改造运动所遇到的困难问题时说：“最明显的困难是经费的短缺，这也是所有私人机构的一个共同的困扰。”“因为我们重视自己的知识分子人格完善和学术自由，即自由地实验和自由地创造，不愿得钱而成为别人的代理人或工具。”因此，他也曾经拒绝过军阀八百万元捐款的利诱。那位军阀是晏阳初的老朋友，他的这位老朋友说，为了使他能从年复一年募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愿捐献八百万元，作为平教会的基金，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他能自由地到政界去从政，并任领导。“当然，我的同事和我都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知道发展人民的力量更是基础，——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的话。在提出这个建议时，中国发生了洪水、饥荒和内战，平教运动不得不为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但是，我的同事和我都确信，‘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为得到天下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对平教运动来说也如此。”所以，尽管后来因为这件事他与他的同事进过监狱，他也毫无妥协之意。因为，在晏阳初看来，如果在经济上接受了政府或政权的帮助，就有可能因此而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别人的代理人甚至工具，从而也就会失去学术的自由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完善。由此，可以看出，晏阳初在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完善和金钱、政权两方面，他宁愿选择前者而绝不会选择后者；宁愿失去人生自由，也不愿失去学术自由。所以，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运动决不能因为金钱而接近或依靠政权。
       再次，从平民教育与平民政治的关系来看，晏阳初认为，建设民主政治的华夏，应从奠基开始。按理，聪明的人应该“从根本上唤醒民众，使他们知道人民都应该参与政治活动，人民都能参与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摆起主人翁的架子来管政治?我们不管政治，是因为多数的民众没有政治的知识，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自身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应从速施行平民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才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希望。”
       最后，对当时的政府不信任。特别是研究工作，晏阳初认为，即使是在那些形势稳定的国家，最成功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也是非政府机构完成的。所以，“要想使某团体可以有效地进行某项研究工作，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的社会建设的研究，既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还需要那
       些具有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的相当长时期的奉献。我不相信任何政府，如我们亲眼目睹的我们自己的政府，或其他国家的政府，有能力处理好这种研究工作，但苏联政府除外，它有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工作初期，“我们当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也就是说，既然当时的中国连一个统一的政府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政府的信任。因为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如果把一项工作托付给那些瞬息变化的政治集团那将肯定是危险的。”实践也证明，“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却是私人团体完成的。”总之，晏阳初和平教会之所以坚持采取一种超然于政治的态度：不接近或依靠政权。归根结底是为了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人格完善及其学术研究和实验活动的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制约。
       实践证明，平教会在政治上采取的这种超然态度是保证平教运动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932年5月，晏阳初在给斯丹巴的回信中叙述了“平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认为，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许多全国性的运动和结构团体停止了活动，而平教会却能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超越政治的态度。我们的信念是科学研究应绝对独立进行，不依靠任何或许有朝一日掌握中央或省政府大权的特殊政治家集团。假如我们不能很好地识别他们，(我们已经多次遇到过诱惑)，就会要与他们一起承担风险。我们认为平教运动的使命太重要了，不应为寻求财政资助和暂时的发展而去冒政治风险。”
       三
       然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晏阳初开始感觉到，不依靠政府的力量，仅仅靠学术团体、社会力量去推进乡村建设运动，已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了。
       首先，如晏阳初在论述乡村建设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就曾讲到：“乡建计划，如果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政府和乡村生活中的文化、经济、保健等方面的工作，那就是不完整的和无效的。”即进行乡村建设，必须涉及到对乡村地区政府的研究和实验。
       其次，“社会建设计划，如果不重视地方政府，很可能遭受到阻碍。”“没有县政府的支持，一些项目的社会调查就不能彻底完成，因为一切社会调查研究都在县府管辖范围内进行。”而平民教育促进会只是私立团体，不能对县府及其功能进行充分的研究，所以，实验建设中的政治方面重要项目的调查研究，非政府机关是不能进行的。由局外人或社会调查人员进行政治方面的调查只能触及到边缘。
       再次，如果不利用政治，“则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那里剥削农民，另一方面我们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改良品种或组织合作增加他们的收益。可是这种收益有限，而地方政府的剥削则无穷。”所以，从消极方面说，如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
       最后，平教会以定县为实验区，最初仅站在学术及私人团体的立场去研究实验，以期改进整个的农村生活，从工作中找教育的内容。“但是根据我们在定县工作数年的经验，似乎感到有一种必要：就是由学术的立场去建设乡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是基础实验的工作，即以学术的立场去找教育的内容，建设的方案，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如欲将研究所得的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再说，晏阳初认为，“平教会一切工作的研究实验都是为推行全国着想，所以就不能抛开政治而专讲学术。”
       于是，晏阳初感觉到了使政治学术化的必要，到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前后，终于放弃了私人教育学术团体和纯学术研究的立场，走上了与政府合作的新阶段，也就是“从学术的研究引到政学合一的新境。”“邹平也一样，可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我们的乡村组织，在最初的意思，很想用教育的力量提倡一种风气，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末后冀得政府的承认。原来意思是如此，邹平过去的作法也是如此。可是现在不然了，现在自己操政权。自己可以改订法令，仿佛是两个系统(文化运动团体系统与现政权系统)合成一个。这样的方式，就全国大局说是不曾如此的。邹平既合成了一个，所以不能不想法子将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自己操政权又作社会运动，故不能不将行政机关变成教育机关的样子。’”“所谓行政机关教育化，也就是政治学术化的意思。”终于在1933年春成立了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为了利用平教运动打下的基础和平教运动的经验，定县被选定为研究院的地址。为了保证两个机构的密切合作，平教会总干事长——晏阳初被聘为研究院主席，平教会其他有经验的人员也被聘担任了负责工作。也就是说，平教会实际上已加入了现政权体系，晏阳初也取得了同梁漱溟一样的用人及行政等大权，从而为他在县政改革方面进行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四
       那么，晏阳初及平教会“钻入政治”为什么要从改革县政开始?又是怎样进行县政改革实验的呢?
       首先，晏阳初认为，中央的政治虽能影响全国，但对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似乎较少。县政则不然，县政的优劣，影响于一县人民的生活很大。而中国的基本政治，又“是地方政治。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亦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所以县政是直接影响民众的政治，是老百姓的政治。”故改革政治必须从县政开始。
       其次，这也是从平教运动的实验过程中所遇到的最难以应付的“恶政”而悟出来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县级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收税、处理官司和维持治安。所以，这种政府机构过时了，必须重新组织新的县政府，否则，将不可能完成社会和经济的改造任务。然而县政改革不同于拿豚鼠做实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须“进入到实际的县政府工作中去当个什么县长或者局长，面对那些公务亲自接触一下实际问题，”否则“将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除非我们搞清楚了县政中恶政的根源，我们将不可能对症下药地对县政进行改革与改善。”那么，“如何合法地管理县政府呢?”在这方面，晏阳初比孔子幸运得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幸运地获得了国民政府对我们平民教育运动的忠诚支持。”晏阳初以平教会干事的身份同时兼任研究院院长，“我就有了合法的权力，来重新组织我们工作所在的定县政府。研究院院长具有推荐县政府的县长的权力，县长又有权指定他所有的部下。因此，我就可以提出我的最有力的同事去做县长和将其他有经验的同事作为教育、财政、公共卫生以及经济改良各局的局长。”
       有了合法的权力，晏阳初及其平教会针对当时中国及河北省的具体情况，按照他们的设想和意愿，对症下药地开始了在定县的县政改革实验。
       晏阳初的县政改革实验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一)拟制县政机构。因为在中国古代县政府实际上只是做两件事，催科和听讼而已。“因此，贪污黑暗，弊病百出，平常说亲民之政是县政，但最坏的也是县政。一般人都志在大官，谁也不愿作小吏，所以多看不起县长，不知县政是最基层的政治，县政办不好，国家如何会好?”“假如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那么国家是永远不会有办法的。所以，当时定县实验县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整个县政机构”。而拟制县政机构又是根据晏阳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理固然也。顾此拟制之新县政机构，固不可不注意县政府对于新政治要求之适应，而尤不可不注意全县人民之政治组织与政治动员，盖必须有此一幅机构，然后县政建设之内容方有实现之可能也”的理论而拟制的，“其主要精神在以县民总动员为基础，而以效率最高之县政府为申报。由分而合，由散而整，由下而上，务使其节节灵通，处处呼应，不能拆开，不能截断。”
       县政建设机构的具体实现，第一步是从改组县政府起，其改组要点是：
       1．裁局并科。裁局并科的办法及各科之职掌：裁原有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四局，并县政府原有两科，改设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
       2．合署办公。为贯彻裁局并科之主张，及促进裁局并科之效率计，实行合署办公。
       3．设县政委员会。晏阳初认为要使县政府组织之合理化，“不仅在裁局改科集中事权而已，尤其是在能集合实际行政人才与学者专家于一堂以共策进行。”然而，我国县行政经费自来极少，要想能集合这两种人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县政府设一县政委员会，“于秘书长科长等实际行政人员之外，另罗致一部分名誉职之学者专家，遇有要政兴革特请参予，益必如是而后县府乃能得有高等学术人才之用，而又无其负担。”县政委员会除了罗致学者专家这一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作用亦不可忽视，“即委员会中可以相当容纳本县士绅足资消除隔阂是也。”这样，“县政委员会之组织已健全矣，县政府之内容已充实矣。”
       第二步则是建立县政府的下级机构。主要包括：
       1．县以下，设乡镇建设委员会，以代替地方自治组织中之乡镇执行机关，即乡镇公所。“已往之乡镇公所不能实践其责任，固不待言。在以公民服务团为基础之县行政机构中，此一层机关，上之接受县政府之政令，下之主持服务之工作，其职责尤为重要。”参酌实际状况，于是定为乡镇建委会，设委员6人至12人，以容纳当地之有资望阅历者，而以本乡镇之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以增其效率。委员会之正副主席一经选定，即由县政府加委为乡镇长副，以重其权。委员会之下分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股，以与公民服务团之四组相应。晏阳初认为，“一个政府欲如何便如何，万事由己，这是最不健全的机构；如果设有监督建议等联立制度，就不容易随便废弛了。”所以，“为政府的健康打算，不能不有这样一个机关。”“为防建委会之滥用职权也，于是乡镇公民大会之设尤不可少。”“由此可知，乡镇建设委会既受公民大会之限制，而不能滥用职权，同时公民服务团团员既又在公民大会之立场上节制建委会，然对于建委会之指挥监督仍不得不服从。两相调节，当可解决乡镇地方习见之纠纷。”
       2．最下层的组织是公民服务团。“全县人民皆为公民服务团团员，但依其年龄而分现役、预备、后备之三种，其中以现役为基干，因从其年龄论，皆系少壮分子，既无稚气义敢于有所作为也。更依其在学校(含公民服务训练班在内)之组织与学习之所专而分政务、教育、经济、保健之四组。”公民服务团的成立，为县政权建立了稳固的基层组织，推进充实基层的建设活动。“这公民服务团，就是县政建设的重心，使一切的建设活动都落在人民身上，使人民的一切活动法律化，这个组织机构是基层大，上面小，免掉了一般的头重脚轻的毛病，人民的成分加多，当然人民的力量也自然加大。后来由这个组织机构，就产生了新县制。”
       同时，在晏阳初的县政改革实验的总体设想中，还包括：
       1．设立农村建设辅导员。农村建设辅导员在县政建设机构中，居极重要之位置，承上启下责任繁重，欲其实际任事之时胜任愉快，非在任命之先，予以一种切实之训练不为功。
       2．表证示范各村之成立。它的成立目的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实验县改建设中地方自治组织之效能，表证主观之理想，作全县一般村庄之示范。
       3．召集公民大会选举乡镇建设委员会委员。公民大会乃全村公民行使政权之组织，选举乡镇建设委员，自公民大会本身而言，是行使政权之第一声——选举权，同时自建设委员会方而视之，为成立建委会必经之阶段，成立建设委员会可分两个阶段：一是筹备——即设置建委会筹备处。二是选举。
       (二)对县政府职能的改革，即把主要是催科、听讼，“剥削人民的政府机构转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因此，就得深入虎穴，从内部去研究它。“如果你要研究政府，那就去管理政府。深入其中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找出政治腐化堕落的原因，了解政府为什么，怎么样和以何种方式腐化堕落的。“我们的确是深入虎穴，我们发现了腐化堕落、不称职和各种不公正的现象。我们为县政府增加了以前从未有的农业部和卫生部，将四大任务连环配合的方案纳入政府的组织结构中。”“利用四大任务连环配合的方案的四条渠道来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经验。”
       晏阳初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县府的性质取决于领导干部。只要有好县长，老百姓就少受点病苦，但是，偶而遇到勤恳能干的官吏，他所能做的，就是大部分在其任职期间改善各种工作条件。要政治改革长久奏效，那么，政治制度的各项基础就必须加以检查和重建。而中国的传统县政则是县长集立法、执法和司法大权于一身，因此，“如果一个县的40万至50万人民遇到一个好县长，那全县的人民都会受益。但如果这个县长是个坏蛋，腐化堕落，那全县的人民就都会遭殃。”所以，如前所述，晏阳初在有了合法的政治权力后，就派出他的最有力的同事去做县长和将其他有经验的同事作为教育、财政、公共卫生以及经济改良各局的局长。并且设县政委员会，集合实际行政人才与学者专家于一堂以共策进行。然而，晏阳初已经意识到，“现在虽然新县制颁布实行了，可是人才不行，所以只有躯壳，内容太空，我们今后要注意培养人才，就为了达点!同时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我们也在有计划的准备中。”
       (三)对财政、税收等部门的整顿、改革。废除贪污苛杂，具体是改革“衙门”，“使它更有效地、在没有贪污受贿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工资)固定下来了，一切“合法”的佣金都要废除。严格的纪律必须加强，个别难对付的人必须开除，全县官吏必须重新训练。监狱、警察队伍以及地方武装团队等方面，必须进行改革。由于团队很容易增多，不可避免地招致某些部门的不满，因为改革干涉到传统上所承认的“势力范围”，尤其是针对当时流行于河北省的一种极其恶劣的做法，就是承包税收。“这种人与县长定约，承包某种税收的总数，超额收入全归承包人的私囊。政府的这种收税的生意，委托给商人或零售商的陋习，已经约定成俗地合法化了。很明显，正是这种陋习，政府失掉了大宗收入。很明显，根据仔细估计，县府的税收，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只要整顿并使税收制变化，特别是土地税收制度，至少增加30％。”这在某一地区进行乡村建设之前，无需另行开辟财政收入的来源。通过较好的管理和明智的计划，保存现有资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的制度化，扩大岁人，县单位的基础建设的足够的资金，是可以充分得到的。人民的积极参加对乡建工作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再有对人民的组织和培训及地方政府的合作，他们就能在不增加款项的条件下完成
       大量的乡村建设工作。
       晏阳初在定县的县政机构设置之后，直到1934年6月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推广活动：
       1．创办平民学校。在476个村开办了3844个识字班，总计注册人数达21170人(男14080人，女7090人)，年龄，大多数为14-25岁。定县这个男性年龄组的文盲已降低到10％。
       2．建立自助社。通过平教会的农业实验站与金城银行、中国银行和定县政府的合作。1933-1934年组织成立了205个自助社，所做的生意计达52000元。1934年6月，273个社仍在工作，另外22个社已改成综合合作社。
       3．开展公共卫生保健。在县城和在李亲顾(城商的一个集镇)的保健站由政府接受。县府会议通过议案，每村要有一个保健员；开展了拒毒运动和种痘运动。城区的水井和公厕，许多按照核定的图样进行改建，以此作为示范性的卫生保健措施。此外，还强制施行了其它卫生措施。
       4．解决乡村建设基金问题。针对以往的弊端，砍掉或削减一些项目的预算，“把基金分配到最根本和最迫切需要的项目上，以及引进较好的行政管理方法，那么，四局的工作质量，可能大大改进。根据保守的估计，就可能节省30-40％的预算费用。”
       5．训练人才。为适应各方面的需求，已开始作小规模的人才训练，即招收各大学政治、经济、教育等系的毕业生，给予一年的训练，以增加其经验。
       然而，晏阳初在实验中体会到，“当一个人没有当政以前，都是很前进的，惟一得到政权，立刻就变成保守，只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再忙于对上峰功令的应付，简直对民间问题。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无从了解，结果许多政令，不合民情，不合需要。政治若不能学术化，它是永远没有基础的，要想让它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要政治学术化不可。要把学术深入到民间去，最理想的是政治要学术化，学术要实践化，最好是学术与政治合流。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就是一般学者全都钻入政治中去，研究以往政治，为什么效率那样低，为什么贪污那样多，就是要做到学术与政治、政治与学术打成一片，真正合流。”
       五
       至于县政研究院与平教会的关系，晏阳初认为只是一种“合作关系”。因为，“平教会与研究院在法律上，经济上并没有关系，然而在实际工作上却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研究院系河北省政府根据中央的法令和选定实验区的条件而创设的，其性质完全是政治的，而平教会是私人创设的教育学术团体，其工作完全是社会的教育的学术的性质。所以，研究院与平教会的关系就是“政治与学术合作”。“这个合作关系可以分析从两方面去看。先从研究院方面去看。研究院院长是平教会干事长兼任，院内一部分专门人才也有平教会的专门干事兼任的(但均属义务性质不受薪)，这是借用学术人才的关系。”再从平教会方面去看。平教会的一切研究实验都是为推行全国着想，所以，就不能抛开政治而专讲学术。“但政治力量如何运用，和运用什么政治力量，都非从政治本身作一番研究实验的工夫不可，然此则非平教会所能兼顾的事。于是则不得不借重研究院的力量去作推行和应用的实验；——这是平教会需要研究院而与之的地方。总结起来说，从研究院方面看是‘政治与学术合作’，从平教会方面看是‘学术与政治合作’两方面共同的目标，或者可以说是想达到政治学术化，学术事业化的目的。”也就是说，平教会与政治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能把它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广出去，为乡村建设的事业服务。而这种合作关系是有原则性的，那就是研究院与平教会不能有法律上经济上的关系，在研究院任职的平教会干事均属义务性质不拿工资。即平教会无论是在法律上和还是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
       县政研究院与平教会在工作上的关系及具体分工是：“院方之新组织，事在必行，实行新组织时，会方工作，不能不有改变。会方工作以往注重研究实验寻求探讨农村建设方案已有相当基础，今后应该踏入实施阶段。”也就是为实施而研究。所以，(1)院会工作目标，今后以实施为对象，以政治立场为出发，就平教运动说，可以说从来的理想，到今日才“组织化”、“制度化”。(2)会方现在组织在此工作新计划下，应工作方面的需要。(3)院方组织中(如调查部、研究部、实验部)今日之所急者，在于抓着实验部即县政府，以院会双方全部人力、财力集中充实之，实现我们多年来苦心孤诣得来的所谓一套—套的工作。(4)今后院会工作在行政上，经费上可以说是截然两事，工作则以院方工作为主，会方工作为辅。总之，会方今后主要工作只有三方面：即①研究工作；②训练工作；③编纂工作。而实际上，晏阳初指出“院方成立以来一年多功夫，表面上我们有政治力量推动工作，事实昭示我们亦并不如此。因为只在理论上、思想上认识到了，而对于环境之认识，实施之研究，推动之组织与力量尚未顾到。”然而，“我们有此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第一，会方的组织应有改变而后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第二，会方的人才应另行分配，而后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所以，“后来，我们在重组县政府和重新训练政府工作人员中双获成功。于是几个世纪来只管收税和打官司的官僚衙门，被改变成了实施平民的教育、平民的生计、平民的健康以及平民的政府四大综合项目的办事机构。”同时，也为他实现政治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因此，对于晏阳初县政试验工作，他总结到：“实验县的成立，在国内发生三种影响：一，因为做县长的都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人，所以引起国人注意，重视县政，县长地位因之提高。二，自实验县成立后，大家知道县政府并不是催科、听讼、而是建设农村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一般对于县政的观念为之改正。三，因为实验县的成立，产生了许多实际改革方案，如财政、教育、民政、各种新制度，为中央及各省所采用。”
       综述所述，无论是晏阳初坚持不接近或依靠政权，还是与政府合作，甚至最后“钻入政治”，进行县政实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人格完善及其学术研究和实验活动的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制约，并企望能利用政府的力量，使社会运动有一个更圆满的结果。然而，实践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效果，由于他们的县政实验都是在不触动现有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社会改良运动，最终与梁漱溟一样被现有政权利用了，只是在客观上为稳固国民党政权的乡村局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