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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三大历史性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三大历史性命题的不懈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1—0004—12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次大会同时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主题鲜明宣示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更为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更加系统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先前的新民主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三大历史性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种探索虽然已取得重大成果，但仍在发展中，为我们留下巨大的实践和理论空间，同时也为我们留下巨大的思想学术空间，中国思想学术界在这巨大空间里的一切努力，不管其结果是否科学正确，都是有益于这种探索的，多方面的成功结果将拓宽我们的眼界，难以避免的失败结果，至少有助于减少探索的曲折性，甚至避免重大失误。
       社会主义变革显露社会主义本质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传统的探索命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命题。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不像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从社会正义要求提出社会主义命题。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更多地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导致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物质基础问题，如生产社会化、资本和雇佣劳动、无产阶级自觉存在、异化劳动、社会分工等等。因而基本上是从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原则地谈到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是大机器工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至于上层建筑方面，很谨慎地提到“社会主义共和国”政体，还从唯物史观上讲到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更多地谈到社会主义国体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此，斯大林有更多的自己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从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上谈社会主义，从思想体系上认为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因而认为在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方面谈社会主义谈得多。新中国建立，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我们更多从社会制度上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经济基础方面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还有计划经济，上层建筑方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谈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变革。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变革开始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然后向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开放发展。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社会主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觉醒和创造。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我们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于更深的层次，即从本质上把握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保证方面，提出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论断，使得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这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关系中更为深刻地展开。
       正是社会主义变革显露了社会主义本质。所谓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本身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是由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构成的。组成事物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事物本质存在的客观基础，一事物和他事物本质区别是由事物的各个特殊组成要素及其关系结构决定的。一般说来，本质和规律、必然性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事物本质是在事物内部矛盾运动中逐步得以显露的。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随着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认识的深化而逐步深化的。基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历史发展，基于事物本质也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这一命题，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特殊性的方面考察其和谐属性。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属性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变革和实践发展中逐步深化的。
       新中国成立后，如上所述，我们党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特征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未充分展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多地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中来寻找理论根据，特别是从《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有关的论述来认识，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的条件下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属性。因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还不存在；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还刚刚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并非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各有其多种实现形式，至于哪一种实现形式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应由实践来回答的现实问题。至于人民民主专政也有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所有这些发展也都丰富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继续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认识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本质来概括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映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映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的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做出上述理论概括的实践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依然会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有了崭新的认识，生产方式相对于社会制度，在唯物史观上触及更深的历史和社会的基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社会形态方面发展到生产方式方面，完全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变革和实践发展的一种理论结果。当然这个理论概括的实践要求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也应该被看做是社会主义自然历史过程的带有必然性的一个结果。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对这一本质属性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关系中展开的认识，则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的深刻把握。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都表现为社会对立和冲突，其结果都以剧烈的社会政治革命告终，社会充满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和冲突。所以社会对立和冲突成为其社会本质属性。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曾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我们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并初步看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同时认为这种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是这种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解决。1980年，我国在农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1984年改革的重点逐渐转入城市，随后展开了全面的改革，当前仍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如此就必然要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但又不同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完善过程，自身不断成熟的过程，并不表现为剧烈的大规模的冲突和对抗，并不表现为社会政治革命，并不表现为非得以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在改革中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表现为社会有序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而又自觉的历史过程，此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最深刻的内在根据。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人类自有阶级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时表现为阶级矛盾，有时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曾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党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重要论断并没有坚持下去，反而强调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至后来出现了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情况，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党的十二大之后，重新恢复了八大论断，但在文字上又做了比较准确的表述，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依循的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就存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特殊性的一定关系中。当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意义并非是自我实现的，它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不可能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要求，离开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去追求“最纯粹”、“最理想”、“最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公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实现形式而达到社会和谐，而是要根据发展生产、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原则，来寻求各个时期最适合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达到社会和谐。
       关于社会结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结构表现为阶级结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已不存在。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阶级差别，社会结构也划为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但是这种阶级差别和阶层差异之间的矛盾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议以民主的方式，以“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和风细雨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同时，还论证了如何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而不是阶级结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了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同广大农民、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矛盾。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包括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在内，但他们都是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所以，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成员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不但在我们的实践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而且它就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矛盾特殊性的一定关系中。
       事物本质与事物现象相比，相对地比较稳定，但它也在不断发展。按照列宁的说法，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他的著作显示：一个争取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资本主义和已占垄断地位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有变化。本质在自己发展中转换、转化为自身矛盾的多种多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对象内部和对象之间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稳定和不稳定的、重复和不重复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联系和关系。因而人们对事物本质包括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从应然可能向现实可能转化的持续过程。它具有现实可能性，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并具备了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些必要条件也是要不断加以创造的，这些条件包括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基本条件。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完全取决于这些基本条件所形成的一定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关系是不断发展的，
       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社会结构矛盾特殊性所形成的历史关系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变革中，随着社会公共利益、公共伦理和核心价值的不断丰富和成熟，也是不断发展的。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一直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作为政治和组织的保证被不断加以探索的重大命题。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共产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经典的论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此外，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而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当然包括了执政后的共产党的任务。
       在苏联，1921年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实际上，执政党的建设，在理论上被导向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导向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和这样一个视阈，并没有很集中地讨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问题，也没有很集中地讨论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并没有在领导制度中形成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相反地党的领导人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也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年，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部分进行概述时，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又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认为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实行集体领导，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维护党的领袖们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党领导全国政权，而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五中全会还通过党的重要法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意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开始涉及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开始提出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党的思想、作风重要而制度建设(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更重要问题。邓小平认为解决此类问题的任务不是一代人能够全部完成，所以我们党对此仍需进行不懈的探索。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问题。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表明新时期新形势下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要求“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到，在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取代专制统治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政治已转变到政党政治的情况下，如何适应公众对政治参与和政治选择的民主渴望，这是所有政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才能赢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胜利，赢得人民群众的政治选择。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同的性质的生产力有不同的发展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大纲》中，已看出先进生产力既是科学的力量，又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科学技术、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很大程度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但实际上其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在当时只是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生产力，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制度，适应了这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样，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适应了这一生产力发展要求。
       在马克思生活年代以后，世界科学技术又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看到近30年中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场伟大革命。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以整体的规模和日新月异的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以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的先进的工业生产力，以及已经预见到的农业出路要靠生物工程这一先进生产力，这是完全超越了一般的机器大生产的生产力。并做出了科学技术从“直接生产力”变成“第一生产力”的结论，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通过经济体制的变革，适应了这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实践证明，此后又一个近30年的变化，先进生产力的自身发展已取决于科技创新，科学家判断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是：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对物质微观结构、空间、海洋的探索，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境阈，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正处于发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前夜，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和信息科技的汇聚，有可能使未来的科学知识体系乃至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科学研究本身，出现学科间进一步交融成为最引人关注的新方向，传统线性模型受到挑战，巴斯德研发模型备受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技术研发边界模糊，并相互促进融合为前沿研究。知识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发展，全球化科技竞争与合作成为大趋势，科技已经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工业文明下的先进生产力正向生态文明下的先进生产力方向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必须进行第三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革；第二次变革是体制变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正在继续深化中；第三次的变革是发展模式的变革，即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立足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核
       心，还做了六个方面的部署。
       生态文明下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不同于工业文明下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对此进行探索。我们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阶段，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并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形成的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科学处理并规范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处理并规范人类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追求，以科学的发展观推动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进步。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般说来，先进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反映，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文化发展上的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变革时期，我们党提出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我们党又进一步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行新的探索，提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着力推进文化创新，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新的工作部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探索正在深入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问题的新的觉醒。
       从人类文化史、思想史上看，文化包容性是很大的。社会文化、思想、价值、伦理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特别是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在经历了很长历史时期以后，仍然以不同方式留存于现实社会中；同时，现存2000多种民族文化也以其文化继承性，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人类有共同追求的普遍价值，科学、民主、法律、自由、人权，应该也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尊重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尊重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的包容性要求，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般条件，构建和谐文化的前提。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思想、价值、伦理，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构建和谐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文化包容性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一般条件，而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指导性问题，则需要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来解决。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指明和谐文化建设最高价值层面的价值诉求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世界、改变世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反映国家、民族发展前景的价值认同。支持并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动力，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同，与民族优秀传统相承接的公民思想行为的系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认同。所以，这些规范性理想、精神与伦理，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其引领作用，就在于引领多样性的社会文化、思想、价值、伦理达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或最大限度地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对各种社会意识自我引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切努力予以支持和协调。文化的包容与引领的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持续探索的命题。包容与引领的整合同样反映着先进性与广泛代表性的统一。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广泛代表性之所在。这个广泛的代表性是通过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来体现。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代表着工人阶级最终解放的根本利益，所以“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党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性质。党的基本纲领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它又代表着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爱国者的十分广泛利益，体现出党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广泛代表性置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这个广泛代表性，在当代社会、公民社会中，也是通过公共利益来体现的。公共利益由公共事业、公共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组成。公共事业，是鉴于社会事业在不同程度上被产业化这一现实提出来的。
       教育：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分，私立学校倾向于经营性管理；公立学校也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在非义务教育中倾向于产业化经营管理。在这种教育状况中，就必然会提出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没有公共教育的地方，这种机会不平等就越发突出。所以必须建立公共教育，包括国民(含罪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年制按社会需要和社会经济条件法定，或作随机上调；也包括对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社会低保成员等特殊群体给以国家资助。
       卫生：有公立医院与私人医院之分，私人医院倾向于经营性管理；公立医院也有公益性治疗和收费性治疗，收费性治疗倾向于赢利性经营管理。由于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区分“卫生”、“预防医学”、“治疗医学”、“保健医学”、“强身保健活动”和“改善生活条件”等概念，所以公共卫生的界定很难，在许多国家公共卫生实践成为一种政治性活动。但减少人民的疾病，减少未成年人死亡和疾病引起的困扰和残疾，一直是公共卫生的目标。
       文化：国家在制定“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已列出“公共文化服务”专章，提出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这需要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区别，文化事业仍需政府支持，政府要坚持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特别是要切实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建立健全文化支援机制，调动各种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
       公共事业的性质是公益性的，当然它还包括公共体育、公共交通等市政和广大农村公共设施及其服务。
       公共保障是“绝对保障”，是社会成员获得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得以生存，当然也包括通常说的低保对象。低保标准，也可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调整。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无法避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公共保障，得以准备再出发再发展条件，再次进入社会竞争，以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个体为类的发展所做出的牺牲和补偿得以公正的规范。
       公共服务主要指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由公共权力机关或法律授权的管理者，谋求公共利益，对公众负责。公共服务必须通过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这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上
       的公平正义。
       在立法上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当某种公共利益的决定经由立法程序做成时，凡被实在法所规定的行为过程就成为正义的，凡被实在法所禁止的行为过程就成为不正义的。
       在司法中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当前我们仍处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的改革阶段，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司法制度仍在建设中，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正在加强中，程序法在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中是重要的，综合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以保证公共利益中的公平正义是司法实践的重要课题。
       在行政里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转变到公共服务上，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公共管理在这里指社会的公共管理，必须强调公共利益在社会管理中的首要原则，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管理中，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服务中实施城乡社区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风险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和国家安全管理，以保障社会最大限度的公共安全。
       总之，执政能力的建设，在此也体现为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相统一的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这是我们党在对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探索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科学的多维和谐发展
       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命题，当然可以在思想学术史上，追溯得很远。而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经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45卷、第25卷的研究，人们很快发现，马克思曾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做过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变革时期，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这个问题远未得到深入的探索，便以一般的肯定性的且颇带诸多条件的结论，留在了胡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中。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能性探索，也开始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之后，虽然其性质仍是资产阶级的，但不能停留于此，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所以必须紧接着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在论证新民主主义经济时已确认了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阶段实行的土地改革，一般地说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新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决不是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重要性被大大地忽略。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非常强调的。
       中国发展在选择了非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另一重大选择就是对市场经济的体制选择。我国学者对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思维做过比较独特的分析。获得较多共识的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多层次分离开始，并随着分离的深化，不断丰富与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影响极其深远：一是使我们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上来，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基础来把握历史进步和价值观的统一，把社会理想(发展人的潜能和社会潜力而体现社会公正)放在按历史进步尺度所做的理性选择基础上。二是使我们重新面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共有的社会发展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然历史过程、市场对经济运行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必然性等等诸多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东西，从而引导我们去正确处理社会基本制度范畴和社会历史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问题。我们不可能超越社会历史范畴的基础来处理社会基本制度范畴问题。三是使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特点，清醒地看到世界的总格局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支配之中，世界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平行的国际市场。所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只能做如下历史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单一的世界市场中和平共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吸收、借鉴人类一切进步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地、历史地扬弃资本统治形式。同时，这一历史性选择开启了当代社会主义新的历史使命，开拓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思想学术界，经过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讨论及其后期提出的人与人的实践及其后果的关系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对人权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此前对体现“生产目的”的经济范畴的讨论；21世纪初对GDP维度和新发展观的讨论以及胡锦涛提出要研究生态文明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等。对社会主义发展观乃至人类发展观展开多维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探索。非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逻辑地提出社会主义价值要求，市场经济发展必然逻辑地提出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当代生态文明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出现，必然逻辑地提出发展中人·社会·自然多维的和谐要求。这些发展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把这些关注引领到切实而又开放的探索之中。
       在切实的探索中，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上，首次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这个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中央和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明确而科学的评价：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时也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检验的科学理论。为我国思想学术界提供了巨大探索空间。
       这个科学发展观，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指明我国的发展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落后的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又进到了新的历史起点，这个起点高，发展的要求也高。这种情况就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
       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种情况是我们坚持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这个科学发展观，在其更为开放方面，指出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指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就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上升趋势，两者相互交织，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所导致的局部冲突和地区矛盾此起彼伏错综复杂，同时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保持着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世界多极化由于全球力量失衡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加上文化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影响也在增强，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多极化格局形成依然曲折充满变数，同时世界多极力量正在加快发展，协商、对话、合作格局和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组织空前活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尚存的世界失衡；经济全球化由于南北差距拉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价格不断攀升，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竞争加剧，同时各国经济联和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全球互动经济体与科技进步相结合、相促进，给世界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就我国发展的内部前景看，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各族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新任务，制订了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包括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求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求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新的国际竞争力。这里有经济学、科学学的巨大探索空间。
       这包括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坚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进行；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里有政治学、法学的巨大探索空间。
       这包括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以及国家综合竞争力；要求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社会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同时也要求提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根据科学发展观所牵动的价值要求，完全可以把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和谐社会观作为国家基本价值观向国际社会宣导，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这里有文化学、生态学、伦理学以及信息学等巨大的探索空间。
       这包括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求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主；要求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同时着眼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初步分配要更加重视与分配有关的机会、规则、过程的公平问题，要合理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以及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等。这里有社会学、人文学科和管理学的巨大探索空间。
       这种情况使我们的探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创新方面，开阔了思想学术视阈。
       这个科学发展观，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这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最切实层面上说，有三个基本问题，即发展为了什么，发展靠什么，发展的成果由谁共享。虽说发展为了人民，但在实际工作中立即分解为两个具体目标，一是GDP和财政，这是为人民所必须紧紧抓住的必要而充分的物质基础；二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这是为人民所必须紧紧抓住的有充分保障的基本而全面的权益。如何处理这两个具体目标，即刻就是一个充满实事求是精神和辩证思维要求的方法论问题；虽说发展靠人民，但在实际工作中也立即分解为两个具体目标，一是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外在依靠的一种力量；一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是内在依靠的一种力量，在处理这两种力量关系时，也立刻就是一个充满实事求是精神和辩证思维要求的方法论问题。虽说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就立刻出现共享模式的选择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共享模式缺乏动力，往往导致普遍贫困，很难恢复，照搬高自由、低福利或高福利、低自由，看来也很难，那基本自由与基本福利可否，这不但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价值观问题。
       如果从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现象看，在以人为本问题上立即会提出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形上问题，如果使用这种提法，几乎是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同时性凝缩，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所未曾遇到的，因而西方学术思想很难在中国找到它的普适性，尽管它对中国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从不同的方面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都试图在时代特征、人民意愿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基础上，寻找解决我们发展面临的形上问题。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当前的任务主要在于开拓这个巨大的探索空间，不妨先“生产”思想，先坚持这一正确方向，不须过急地把哲学当代形态问题过早地定型化。
       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发展观看做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的论断是开放的论断，引导我们做形上的努力，为这个科学发展观提供更为宽广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完全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国社会性质和民主革命性质的不懈探索，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历史觉醒，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在现代史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变革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发展战略的不懈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觉醒，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次历史性飞跃中提出的三大历史性命题，是我们在探索中已取得重大成果但又必须继续探索的重大命题，只有坚持这种不懈的探索，才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