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氏词学思想的主要观点有：词当协律，使歌妓可歌，不可逞才使气，方是本色。词作内容要反映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太平时可留连光景、歌咏太平；国蹙主辱时要感时伤事、忧国忧民。但拒绝香艳词人的低俗粗鄙、狎昵淫靡之作，反对道学家对词的攻讦和压抑。其评词兼容并蓄，主张多样化风格。其对櫽括词和词中用典的理论有特出之处。
关键词：协律可歌；歌咏太平；反香艳；多样化；櫽括；用典
中图分类号：1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6—0161—05
在两宋闽人中，刘克庄是唯一大量作词、又大量写作词话且成就斐然者。然而，对刘克庄词学理论作系统研究、深入探析之文，终不及见，遂生探讨刘克庄词论主张之念，或可弥补现有研究空缺之憾。
刘克庄的词学理论，主要散见于其为同时代人的词集、文集、画集、诗集所作的题、跋、序、引中，约有十余篇；同时《后村诗话》中也羼杂二十多则论词之语；另外，在刘克庄的诗歌和词作中，也能偶见论词的吉光片羽。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首先谈谈刘克庄的词学本色观。在刘克庄看来，词的本色应当是协律的，是可歌的，是适合歌妓歌唱的，是不可以“气”为色，显然，刘氏强调词的本质特性是词的音乐性、表演性和娱乐性。
本色观的具体内涵，以下两段文字可见：
然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余谓君当参取柳、晏诸人以和其声。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不可以气为色。君所作不知叶律否?前辈惟耆卿、美成尤工，君其往问之。
这两段文字尽管简约，但其隐含的词学思想内涵却极其丰富：
其一，词应当协律，即应当合乎音乐律谱的要求，方为本色；当然，即便协律派中，也有宽、严之分。但刘氏的协律要求是宽松的，只要所作之词使歌妓们可以歌唱即可。
其二，词还应当可歌。因为虽然合于格律而不可歌，就无法进行表演，则词的魅力与独特风格，就难以表现。故《后村诗话》中，在盛赞陆游词作“激昂感慨”、“飘逸高妙”、“流丽绵密”后，话锋一转“而世歌之者绝少”。表达了陆词未能被大多数人歌唱的极端惋惜之情。对姜夔修改《满江红》中的词语以使之协律，然而，“此阙佳甚，惜无能歌之者”。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其三，词之可歌者应当是使雪儿、春莺这样的歌妓来歌唱，方可称真正的本色。因为词是“通过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娱乐途径实现的。在此途径中，从事歌舞佐酒的歌妓又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北宋李廌的《品令》词还就为什么要歌女而不是男人歌唱作了阐释：“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作为流行音乐歌词，借助歌女的表演才能更好地达到“娱宾遣兴”的目的。
其四，柳永、周邦彦、晏几道的词，才符合本色词的要求。柳永作词因“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周邦彦精通音律：“乐府传播，风流自命，又性如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己。”晏几道的词亦如是。他们的词作和实际传播的过程，符合刘克庄的标准要求，故将之作为以资学习的楷模。
其五，作词不可以“气”为色，不可逞才使气。何为气?刘氏评苏轼诗云：“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了不为韵束缚”者，便是“气”，便是逞才使气。于诗如此，于词亦然，因为在《后村诗话》中，刘克庄不时也论及词。则基于诗词一理的观念，刘克庄是把苏词视为“非本色”的。“很明显，这种‘气’便是一种具有粗、刚、豪、犷等特征的东西”。认为苏词便是具有“粗、刚、豪、犷”等特征的豪气词。
或许有人认为，刘克庄词作中有不少的豪放词，为什么在词学理论中却否定豪放词呢?窃以为：一个人的文学主张与其创作实践不完全符合甚至相悖，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在宋代，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矛盾问题，正如朱崇才先生所言：
小词的本色应是婉媚可歌，但作此类小词又将掩其文名或碍其品德。这种矛盾
心理是一个化不开的结，缠绕在许多词作者和话词者的心头。
二
刘克庄主张的词学内容是什么?他认为，词的内容应当歌咏太平，在《题汤茔孙长短句》中，刘克庄说得直截了当：
蜀公感熙宁、元丰多事，思至和、嘉佑太平者也。……然二君皆约而在下，世故忧患，不入其心，姑以流连光景、歌咏太平为乐，安知他日无蜀公辈人，击节赏音乎?
在《翁应星乐府序》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词可“形容太平”；并抨击了卫道者对词的指责，还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词进”而且可以“宦达”。
刘克庄虽然主张词作应“留连光景、歌咏太平”，但此并不包容低俗粗鄙、狎呢淫靡之作。他认为：粗俗放荡、狎亵淫荡的词乐，将荡乱人心，蛊惑群愚，且也影响作者的声名。对于和凝与韩偓写作香艳之词玷其名节，污其名声，刘克庄是感到惋惜的。
基于乐教的儒家观念，刘克庄认为：“韩致光、吴子华，皆唐末词臣，位望通显，虽国蹙主辱，而赋咏唱和不辍。存于集者不过留连光景之语，如感时伤事之作，绝未之见”。如果说太平盛世的词作可“留连光景、歌咏太平”，但若国难当头，国势危急时，则不可取。
刘克庄还认为，词应反映时代精神，且看对辛弃疾词的那段著名的评论：
呜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机会－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余读其书而深悲焉。世之知公者，诵其诗词，而以前辈谓有井水处皆倡柳词，余谓耆卿直留连先
景、歌咏太平尔。公所作大声鞋鞳，小声铿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
这里刘克庄高度评价辛词“自有苍生以来所无”的成就。压抑柳词“留连光景、歌咏太平”是为了提高辛词“自有苍生以来所无”的地位，并无贬意。况且，据程章灿先生考证。此作于景定三年(1262年)，是年蒙古陷济南，破宿、蕲二州，国势危急，内忧外患。作为“忧时本是诗人职”的刘克庄，是不可能再提倡“留连光景、歌咏太平”的，而这恰恰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风貌。
他的“诗变齐梁体已浇，香奁新制出唐朝。纷纷竞奏桑间曲，寂寂谁知爨下焦。”[鹧鸪天(戏题周登乐府)]就是批评国难时弥漫词坛吟风弄月之语、裾裙脂粉之风的。
三
虽然刘克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与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但在文学观念上，刘克庄却与理学家们大相径庭。在诗学理论中，刘克庄已对理学家的诗学主张表示强烈的不满：“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耳”。真德秀编写《文章正宗》时曾将诗歌一门嘱刘克庄编类，然“凡余所取而西山(真德秀)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入。”刘氏以汉武帝《秋风词》中“所谓‘携佳人兮不能忘’之语，盖指公卿群臣之扈从者，似非为后宫设”进行辩解，但仍为真氏所拒。刘氏为此而耿耿于怀。
在词学观念上，刘克庄的观点似乎更为激进。他尖锐地指出：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当时社会上对于作词之所以“雅人修士相戒不为”，原因则全在道学家们对词的压制。
在《题汤茔孙长短句》中，刘克庄将对词持有不同观念的人分为两类：一是怜才者，如苏东坡、黄山谷；一是卫道者，如王半山(安石)、邵伊川(邵雍)、孙萃老(觉)。认为当时词坛是“怜才者少，卫道者多”。
为了推翻卫道者的荒谬理论，刘克庄从《
诗经》中寻找强有力的武器。认为，既然《
诗经》中都允许“感时伤物”，允许“行役吊古”，允许“闺情别思”，为什么就不允许小词这样呢?也许刘克庄嫌此力度仍然不够，便又抬出孔子来：“昔孔氏欲其子为《周南》、《召南》，而不欲其面穑。”《二南》可以为封闭的心灵打开一堵墙，原于《二南》的黄孝迈词作，“其善者虽夫子复出，必和之矣。”岂可“以‘小词’而废之乎?”这既是为词正名，也是反击卫道者对词的攻讦，体现了刘克庄比较进步的词学观。
四
宋人论词，喜欢标举一种风格：“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如晁补之评苏轼是“横放杰出”，黄山谷“著腔子唱好诗”等。但在刘克庄看来，一个优秀的词人，其词的风格往往是多样的。
对陆游词作的多样性风格，刘克庄是赞誉有加。认为：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
刘克庄认为，词的多种风格特点，往往与词的题材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正因为亭鄣堡戍之事，才会有荆轲、高渐离般的悲壮；闺情春怨之语，才会有鲁女、蔡文姬似的幽怨；忧时愤世之作，才能有阮籍、唐衢样的愤慨。具有什么样的题材，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斯言极是。
刘克庄还认为，好词与体裁无关，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都可能写出优秀的词作来，如其所评：坡公《戚氏》等作，以长而工也。唐人《忆秦娥》之词日：“西风残照，汉家陵阕。”《清平乐》之词日：“夜常留半被，待君梦归来”，以短而工也。
如上所述，刘克庄评词，十分注意被评者词作的多样化风格。其自己创作的词，既有“纵横排宕”之什，如《贺新郎·北望神州路》、《沁园春·何处相逢》等词；也有“情深而句婉”之作四，如四首悼念亡妻的《风入松》。呈现的也是多样化的风格。而这可能源于刘氏的博学广见。郭绍虞先生曾说过；“沧浪之长在识，后村之长在学。重在识，故锋芒毕露或失之偏；重在学，则不拘一格，而转若无所见其长……然而(刘氏)评衡惬当，见学力之精”。0郭先生虽是将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与严羽的《
沧浪诗话》进行对比，但若将其移用来论刘克庄的词论，笔者以为并无不当。
五
刘克庄在探讨词的具体创作方法方面比较突出的有二个方面：
一是对櫽括词的创作方法进行探讨。
宋人喜欢将其他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即櫽括词。但他们的词话更多的是提及创作櫽括词的动机，如曹冠《哨遍》櫽括东坡《赤壁赋》的词序日：“双溪居士櫽括《赤壁赋》，被之声歌，聊写达观之怀，寓超然之兴。”表达的是借苏轼词作来寄托自己思想情感的创作动机。
而刘克庄则主要从理论高度对櫽括词的创作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櫽括他人之作，当如汉王晨入信耳军，夺其旗鼓。盖其作略气魄，固已凌暴之矣。”主张要抓住原作的关键，而这需要作者雄大的气魄。在词话史上，这是宋人中较早对櫽括词创作理论进行探讨的词话。
二是论及词的使事用典的问题。
刘克庄认为，雍陶《送春》诗云：“今日已从愁里去，明年莫更共愁来。”而稼轩词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和愁将去。”这里稼轩词虽然用的是雍陶诗句，“而反胜之”，盖“新不犯陈”也。他同时也批评“近人长短句多脱换前人诗”，并以《七夕》词用罗隐诗、《送别》词用刘驾诗、《宫词》用王建诗例之。
对于词中用典过度的缺点，刘克庄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刘克庄对周邦彦、陆游、辛弃疾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但是，由于他们有时用典过多，难免有堆砌典故、卖弄才学之嫌。刘克庄并不因为他们是“名人”而为之“讳”，而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讥之为“偷古句”、“掉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