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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语言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丰硕的成果，90年代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成衰微之势，若想走出困境，必须在三个方面进行加强，并结合汉语言文学的特征，进一步发挥文本分析与审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批评特色，重获新生。
       关键词：中国语言学批评；困境；再生；特色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6—0156—05
       20世纪是一个理论流派更迭频繁的世纪，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似的轮番上演中，文论家们往往来不及清理一下繁杂的思绪，就又被卷入了另一股理论潮流的漩涡。这是客观情势使然。但在主观心理上，很多人都把80年代畅行于中国的语言学批评看作是西方的舶来品和翻版，是一种脱离社会内容的纯形式分析，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值得探究，逝去了就逝去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在客观情势和主观误解下，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成果得不到及时的总结与反思，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理论却不容许这种淡忘和忽视。中国语言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和它对中国文学批评所作的贡献，时刻都在提醒人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中国语言学批评式微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两点：
       一、语言学批评与实证主义批评虽然大相径庭，但在研究方法上有相似之处，即它们都十分注重调查取证，讲究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不过语言学批评的调查在文本之内，而实证主义的调查在文本之外。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中国学者赵宪章提出的“文本调查法”等都表明语言学批评是一项细活，如雕刻，需细细打磨；也是一项慢活，如煲粥，需小火慢慢炖，不可急于求成。也就说，语言学批评对文本意义的阐释是建立在对文本语言形式的精细考察基础上的，是通过定量化分析来获得定性化归纳的。只有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可信的、具有说服力的。因此，进行语言学批评不仅要细心还要有耐心。赵宪章认为“我们的文学评论之所以难以消化和接受形式美学方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关于文学的形式研究需要充分的实证精神和足够的学术耐心，而不像主题学研究那样只需凭籍感性经验或抽象推理就可在自己头脑里完成。”傅修延在研究文本主义文论时也指出：“文本研究形不成热点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项需要沉下心来做的基本建设，没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的自甘寂寞精神，做不了这种相对枯燥、需要点滴积累的工作。”细心和耐心决定了语言学批评是一种慢节奏的批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难以适应当下快节奏的文本生产。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批评家们很少能沉下心来对文本进行细细把捉、推敲，他们更乐于用一目十行或浏览的快捷方式获得对文本的大致印象，然后借助西方文学理论的一套术语、概念，再凭着自己练就的一套批评法则，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几千言了。这不是我的胡编乱造与肆意毁谤，这样的“批评内幕”很多报刊文章都有披露。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当文学批评越来越脱离具体的文本，变得程式化、套路化时，语言学批评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进行语言学批评不仅需要一种自甘寂寞的精神，而且需要丰富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由于语言学批评的首要工作是进行“细读”或“文本调查”，而文本调查离不开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所以必须具备扎实的语言学理论和深厚的语言学素养。西方语言学批评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们大多熟谙语言学理论，并能在实践中娴熟运用，而且很多学者既是文学批评家又是语言学家。而中国搞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不具备这种两栖学者的身份，对语言学理论比较隔膜或一知半解，因此在进行批评实践时就会因底气不足而捉襟见肘。但西方语言学批评过分倚重语言学理论，搞语言学霸权，又局限了自己的视野，陷入了狭隘、封闭的纯形式分析的泥淖，所以，要避免重蹈西方语言学批评的覆辙，就必须突破单一的语言学视域，向其他相关学科寻求理论给养。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性人物罗曼-雅可布逊曾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歌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问题毫无兴趣、对其他方法也知之甚微的文学学者都同样是全然不合时宜的人”，表明语言学与诗学应该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在我看来，中国语言学批评要把文本形式分析与审美文化分析有机融合起来，需要的不仅仅是语言学理论和诗学理论的融合，还应由更多的学科理论作基础，如修辞学、文体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文艺美学、社会学等等。只有具备这样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特色之路才能越走越好。目前的情形是“跨学科”、“学科融合”的口号是越喊越响，但在响亮的口号背后是实践的匮乏，真正把“跨学科”研究落到实处的学者并不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学者都应该具有“跨学科”的视野，而是强调搞文学批评尤其是语言学批评的学者应该有自觉的跨学科意识，因为，语言学批评本来就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视野。所以，多学科的“视界融合”也就不再是一种苛求了。但由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所以，中国语言学批评之光的黯淡也就在所难免。
       那么，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出路在何方?是归顺到文化研究的阵营，成为大合唱中的一员，还是保持自己的特色继续前行?在我看来，中国语言学批评虽然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成衰微之势，但并没有完全退出文论舞台，仍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就目前而言，它要保持特色继续前行，除了要有自甘寂寞的精神、深厚广博的知识和开阔融合的视野，还有三个方面有待加强：
       一、文本形式分析方面需要加强。中国语言学批评虽然把文本形式分析与审美文化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但在结合的平衡度上，重于后者，而疏于前者。受传统“得意忘言”式批评的影响，文本形式分析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几乎处于被忽略的缺席状态，偶被关注或提及，也常常遭到批判或贬斥。20世纪80年代“语言热”的兴起虽然把文本形式分析提到文学研究的中心，但学界对它的态度仍然是否定大于肯定，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的盛行，文本形式分析更有被抛却的危险。因此，中国语言学批评要想不被文化研究所吞没，必须加强文本形式分析，即把文本意蕴的阐释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建立在细致的文本细读或文本调查的基础之上。没有对文本形式进行细读或调查，越过形式，凭感觉或印象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可靠的，没有可信度的。文学批评虽然不能在文本形式分析上转圈，但文本形式分析却是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或起点。离开这一层面的分析，文学批评容易滑入随意、空泛的境地，丧失纯正性和可信度。
       二、文本形式分析固然重要，但不能照搬西方的语言学或文学理论，把中国文学文本变成西方文学理论的脚本或检验基地。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文本形式分析应该注重发掘和发挥汉语的特色。因为，中国语言学批评直接面对的是中国文学文本，中国文学文本的基本载体是汉语，而汉语与西方以拼音文字为主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用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基础的语言学及文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文学往往会圆凿方枘。虽然我不否认各种语言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存在一些普遍性规则，但语言不仅仅是一些无生命的符号规则，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及思
       维方式密切相连。这已是被证明的真理，无须饶舌。由此，汉语就不只是人们用来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而且内蕴和积淀着汉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汉语具有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独特性。对此，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点。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如游汝杰、申小龙等极力倡导汉语研究的人文性，反对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认为西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化、形式化的科学分析方法与汉语的人文性特质南辕北辙，因此，必须构建属于汉语自身的语言学理论，即中国文化语言学，探索汉语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汉语研究摆脱科学性的枷锁，走向人文性的自由。诗歌理论界也提出了“字思维”的理论，认为汉字不只是记录汉语的工具和方式，汉字是有生命的。汉字的创造充满诗意，汉字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始基。汉字的构造方式和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汉语诗歌的创作和理解必须充分发挥汉字的诗性资质和文化内涵。小说创作界也打出了“汉语写作”的旗号，认为“汉语写作”不是指把汉语当作文学创作的工具，而是把汉语看作汉文学的本体，汉语的特征内在地决定了汉文学的特征，两者是同构的。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应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应摆脱西方语言的逻辑束缚，发挥汉语的灵动特性。文学批评界更试图以“汉语批评”来对抗已经全盘西化的中国文学批评，使中国文论能在世界文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汉语批评”是为了解决文论“失语症”而提出的一种批评策略，其要旨是坚持中华本土文化的立场，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努力发掘汉语批评的包容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整合性等特征，体现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
       这些表明，汉语的诗性、人文性特质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以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也在酝酿出炉，这就为中国语言学批评继续前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为，如果中国语言学批评只照搬西方的语言学及文学理论，而不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那么，它在分析汉语文学文本时就会削足适履，不得要领，导致对文本的误解。从中国语言学批评特色形成的根本原因上来看，它显然融入了汉语的资质和特性，浸润着汉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因此，中国语言学批评在进行文本形式分析时必须考虑到汉语的特点，发掘汉语文学文本在语音、语汇、语法、句式结构等方面的特别之处，并分析这些特别之处蕴含的意义。需要明确的是，以汉语特质为基础的中国语言学批评并不等同于曹顺庆等人所说的“汉语批评”。两者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是认识到汉语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文学批评不应抛弃汉语文学中所蕴藏的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其目的都是为了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模式。不同之处是中国语言学批评对汉语文学特性及内涵的挖掘是建立在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即只有对文本的语音、语汇、语法、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对传统印象式或感悟式批评的改造；而“汉语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汉语以少胜多的包容性、语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汉语思维的整合性特点，这与传统印象式或感悟式批评极为相似。因此，与其说“汉语批评”是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不如说它是对传统印象式批评的回归，并未增加多少新的内涵。在此意义上，“汉语批评”与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虽然名称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同的。所以，它与中国语言学批评可谓同途殊归，相差甚远。
       三、中国语言学批评虽然弥补了西方语言学批评的缺陷，避免了重蹈西方纯形式分析的覆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还缺少对文学的哲学思考。文学是人类对世界的审美化表达，文学体现着美、映射着社会文化、也寄寓着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但不只于此。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人学，文学在表现着人性，也在关注着人类的生存，反思人的存在问题，试图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的异化”等方面的问题，把作者的一己之思引向更宏阔的人类集体之思。因此，文学批评在对文本作审美化观照时、在挖掘文本形式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作家的情感意图时，不应回避文学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复杂人性的思考、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问、对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关注。“形而上”哲学思索虽然给人玄虚、空灵之感，但因建基于文本分析之上，也就不显得空泛；同时哲学层面的探求也使文本的意味更丰饶、更深远。
       中国语言学批评若能在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真正做到文本形式分析与审美文化分析的有机融合，其前景是大有可为的。具体到批评实践，结合汉语文学自身的特点，我以为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本内部的微观分析，即文本语言形式的审美分析，可从以下五个层面展开：
       (1)语音层，包括节奏、韵律、平仄、押韵、声调、双声、叠韵等。对这些方面作精细的分析，必须要掌握汉语音韵学、语音学，否则很难体会这些形式的奥妙。因为语音不仅仅是物质外壳，语音中蕴涵着丰富的意味。高明的诗人或作家往往通过语音的选择和变化来传达内在的情感和意图。
       (2)语象层，汉字形体“视而可识，察而见义”的形象性和视觉性为汉语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很多便利，一个字往往就是一首诗、一幅画，意味隽永，耐人寻味。诗歌以创造新颖别致的语象见长，因此，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不能不重视语象对诗人创作灵感的激发。小说往往以一个核心语象贯穿全篇，在核心语象的周围分布着各色的次要语象，这些语象常常成为小说文本分析的切入点。
       (3)语法层，包括词法和句法。词法关注词语的组合搭配、句法关心句式的结构方式。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言，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的扭曲、违反、变形，文学家总是不安于语言规则的摆布而努力地求新求变，因此，文学语言多是变异的、陌生化的语言。突破常规的超常搭配和组合、变化多端的句式等在文学文本中处处存在。变异了的形式总是对应着变异了的内容，文学批评不应对这些变异的形式加以排斥和责难，而应以新的眼光去领悟和把握这些形式中蕴藏的丰富内涵。
       (4)文体层，包括单一型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和融合型文体(如公文体小说、词典体小说等)。文体层关注的是文本整体的存在方式。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形式规范和形式特征，融合型文体则兼具两种或多种文体的特征。因此，文学批评在对文体进行考察时必须对其形式特征进行细细把捉，玩味形式所体现出的审美意蕴。
       (5)叙述层，包括各种叙述(事)方式，如叙事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叙事时间(预叙、倒叙、插叙等)、叙事视角或聚焦(内聚焦、外聚焦、零聚焦等)、叙事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等)、叙事语态(主动态、被动态)等。每一种叙事方式都寓有深意，它们的选择或变换都包含着主体的意图与评价。因此，叙事研究不能止于形式的探索，而应进一步挖掘形式中隐含的意蕴。
       文本形式的审美分析虽然可从这五个方面展开，但并不意味着每个文本的分析都应将这五个方面面面俱到，而应根据具体的文本，找出其突出性的语言特征，选择合适的切入角度。如古典诗歌特别注重押韵、平仄、节奏，因此，从语音角度切入较合适；现代诗歌不太注重节律，而对语象的营构、语词超常组合等方面甚为用心，因此，从语象和文法角度切入较适合；现代小说对叙事尤为倾心，因此从叙事层去把握更切合小说的本质。也就是说，文本形式的审美分析虽然具有技术性倾向，但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而不仅仅是语词堆砌的技术，所以，文本形式分析不应机械化、程式化、套路化，而应尽可能地去把握每个文本的独特性，体味每一个独特的形式中所包藏的意蕴。
       二是文本外部的宏观阐释，可向三个方向拓展：文化方向、心理方向和哲学方向。文化方向关注的是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赖关系。任何文本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文学批评不应割断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而应揭示文本形式中蕴含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内涵。心理方向关注的是文本与创作主体之间的“血缘”关系。文本是作家母腹孕育的产物，文本中寄寓着作家个人的情思感受，也凝结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文本是探视作家内在心理世界的窗口。哲学方向关注的是文本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是对人的存在之思。文学是人学，文学中包含着作家对人类生存及命运的终极关怀。文学批评也不应卸下这份承担。
       这三个方向的拓展显然走出了西方语言学批评封闭的纯形式分析的框架，显示出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特色与活力。它从形式分析入手，又能跳出形式分析的局限，向更深更远更广的空间开掘，避免了单一形式分析的片面与狭隘，走向了多维视野融合的丰富与广博。这既是中西语言学批评的分野所在，也是中国语言学批评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界独树一帜的原因所在。
       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倡导语言学批评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他文学批评方式的合理性，也不意味着要以语言学批评来取代其他文学批评方式。语言学批评只是众多文学批评方式中的一种，它汲取了其他文学批评方式的优势并加以融会贯通，是多种文学批评方式有机化合的产物，因而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和有效性。在我看来，它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批评模式，对中国文学批评所做的贡献不可小觑。文论界对中国语言学批评的漠视及诘责，表明人们对热点的追踪往往停留于表面的浮光掠影，而很少深入地思索和探究表面下的本质内涵。这是应当令人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