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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字是有声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等，是我们常见的汉字定义，似乎也成了一种共识。申小龙教授提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可谓振聋发聩，突显人文性是该定义的最大贡献，是对前者“单线进化论”误区和盲端的指正，但似乎也糅入了模糊概念。笔者立于伟人们的肩上，对汉字定义作了修正。目的是希望在纲举目张之词的定义背后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警醒；另一面，也希望辞书界为该词一个合理的定义，以指导语用。
       关键词：汉字；表达；工具；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6—0151—05
       一
       西方语言学释义说：“文字是有声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亚里士多德也曾断言：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符号，而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他们看到了口头语和书面语有着不同的价值，但把文字视为口语的“外观设计”，采用的是一种“西视”的视角，忽视了汉字的独特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者索绪尔看到了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的不同，但也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并且后者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表现”二字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字的主体性。为此，本文重点分析了汉字的主体性。
       首先，汉字是一种视觉符号，它不仅具有超时空的特点，如对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人都具有可辨性；还表现为汉字中存在大量的记号，这些记号是和字的意义与读音没有直接关联的构字部件，但可以间接表现字的意义。如“·”是主要的指示记号。在“木”字的中间加上一个点造出“朱”，表示指示的是树木的中部，即树干义。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在“木”的下部加上一个点造出“本”，表示树木的根部。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木”的最上端加上点造出“末”，表示指的是树冠。再如甲骨文中的“玉”和“王”都是象形字，“玉”像连起来的三块玉石的形状，“王”像洞穿天地的大火，各自有不同的取义基础。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它们各自结构的区别比较清楚，但是后来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小篆中，这两个字的形体变得很相似，都变成三横一竖的样子，只是三条横线间的距离有所区别。唐朝李阳冰说：“三画正均，如贯玉也。”(见大徐本引李阳冰语)“玉”的三条横线之间的距离相等，而“王”字的结构，李阳冰强调说：“中画近上”，即中间一条横线偏上。这种细微的区别，在古文字时代由于书写工具的落后、材料的粗糙等原因，非常容易写错，人们在阅读的时候，稍不细心就很容易出现鲁鱼泵亥的错误。为了能够在形体下把“王”和“玉”区别开，做到一目了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在“玉”的最上头横线下面加两个点的形状，或者在下面的两条横线中间加两个点，使“玉”字看起来像“金”下面的形体，也有在竖线右边的两个空中加点的字体。经过这样加工处理，“玉”就有三个形体，每一个形体和“王”的区别都昭然若揭。后来再发展，在隶书中出于简化的需要，又把两个点简省成右下方的一个点。这种通过简明手法表达意义的视觉标记符号，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汉字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其次，汉字对汉语有遮蔽和僭越的一面。一般来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文字与思维是一种间接关系，但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发人们的思维。即亚里士多德说的“有的言词赤裸裸地展示淫秽的东西，另外一些词却给它罩上一层面纱”。所以有人以“鲸”为鱼类；“发酵”念成fā xiào；标注“空汽油桶”则以为无危险；以为“石灰石”是“石”而不会燃烧。再如方言中的很多自创词，民族共同语不予承认，但在当地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广东话中的“[口既]”(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既字)，读“ge”(阴去)，意义相当于“的”。“我[口既]”，即我的。“[子子]”(两个子字)，读ma(阴平)，意义是“孪生、双”的意义。“[子子]仔”，即双胞胎男孩；“[子子]筋”，即两条筋(粘在一起，骂人的话)。还有很多急转弯利用的也是这理论，如：两人掉进陷井，死的人叫死人，活的人问叫什么?答案是“救命”。另外，假借字也是汉字超越汉语，与民族思维相系联的反映。“救火”、“养老”等词，体现的是汉民族思维的跳跃和一种隐喻机制。汉字“的、地、得”能区分开汉语的“de”；文字组合的另一面是带来歧义，如典型句子“鸡不吃了”和“新学生宿舍”，而语言中借助语气和停顿可以消解歧义。同样，“书掉了”，可能是提醒对方，也可能是责备对方、请求对方或陈述一件事情等，但通过语境能很快解构歧义。还有一种现象，文学家、政治家等常常自己创造一些词，由于写作者的地位或影响，使词在书面语中获得了生命力因而广泛用于口语和生活中，如“三讲”、“三个代表”等词。这些都可以视为汉字对汉语的超越和汉字主体性地位的表现。
       第三表现为汉字的灵活性。这源于汉语以单音字为主体和具有意合性的特点，决定了汉语行文以气为主，表现为一种弹性实体和弹性结构。语素在意会组合中形成丰富多彩的语汇，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形式，如书面语“父亲”在汉语中形式多样：阿父、阿公、阿耶、阿翁、阿爹、阿妈、家父、家君、家公、家大人、家尊、家严、家翁、先父、先君、先公、先严、老爷子、老头子、老汉、老公公、老父、老尊、大、爹、爷、哥、父、爸、叔、舅等。其次，词组在铺排包孕中能动地随着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而增省显隐，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它是一种功能发散的实体，能动地体现交际意识，依托的是一种功能的涵摄力；于流块顿进之中显节律，于循序渐行之中显事理，随事态变化的自然过程“流”出千姿百态的句子，在思维的推进便顺势而下，极层累曲折之致，呈风起云涌之貌，直到一连串动作有了一个逻辑的归宿或终点，句子才算完成。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很好的例子，作者所凭借的正是汉语的意合法。前三句九个名词简单排列而成，且相互之间没有其他语法成分连接，但是这些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却浑然一体。再看词语组合的灵活性和丰富意蕴性：“美女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谁穿我衣服，我砍他手足。谁砍我手足，我穿他衣服。”还有，大量双音节的字组字序变换后，意义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例如：爱怜——-怜爱(“丈夫亦爱怜其少了乎?《战国策·赵策》)；离别——别离(“余既小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另外，还体现在频繁的词语活用现象上，如“他很绅士”、“他比葛朗台还葛朗台”，包含丰富的想象空间，表现手段更是灵活。交际中经常省略成分，不依赖上下文、不考虑说话者背景，是很难明白话语意义的。如“走了，那老巫婆!”(意为“那讨厌多嘴的老太太死了”)。特别是有独具民族风格的歇后语，后半句常省而意明。也正是这种意义上，任何形式主义的框架都框不住汉语语法，只有功能主义才能从本体上理解汉语的精神。
       二
       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申小龙教授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汉字文化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
       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突出了人文性，指出了“单线进化论”的误区及世俗定义的盲端，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研究方法。但觉得其中糅合了一些模糊概念，有些不足。
       首先，思维具有普遍性，不同的民族思维是一致的。这体现在不论种族、经济状况、地理位置、气候、宗教信仰、体型等有多大的不同，儿童在他们各自的环境和条件中都能学会语言，且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阶段都惊人相似。有时候，智力严重迟钝的人却能说出结构复杂的句子。汉字是有民族性的，是我们汉民族特有的，也是与汉语相适应的。语言、思维和文字从来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一致性的问题。有的思维不需要语言，如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等。有时语言不需要思维，如三岁儿童跟读三字经或歌(不知义情况下)；散步时看到啥路牌念啥路牌，这只是一种机械性行为。聋哑儿童没有语言却有思维。文字遮蔽语言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汉语里词语“那个”运用灵活的程度更叫人惊讶。所以传统的汉字表现观和语言工具论都是不对的。过去，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我们始终把文字看作纯粹的工具，看作“形而下”之器，汉字只能作为汉语的附庸而被置于从属地位。而实质上，(汉)文字是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字的时候，目的是写它的思想而不仅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而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字转化为语言(唐兰)。“汉字是汉民族思维的书面符号系统”一方面突出了人文性，一方面又遮盖了人文性。另外，用普遍性的思维概念定义民族性的概念有明显不足。
       其次，“汉字是交际工具”有些不妥。“语言是交际的主要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但汉字只是“形象的形象”，文字表达的是一种修辞和一种读写能力。文字的交际功能只适宜用作文本或话语分析的术语。这种无意识地并置汉语与汉字于同一平面，有可能使理论模糊者和随波逐流者更加迷茫，加固“汉字反映语言”的理论根基。而我们知道，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一个反映另一个的关系，二者间有着本质区别。从形式上说，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从手段上说，是人类使用的两种不同的交际工具，从技能上说，是人的两种不同的能力。在思维的层次上说，汉字结构讲究的是任意性，是无理据的；而语言注重逻辑性，是有理据的。没有了“语言”，“文字”可以照样存在，我们都知道，某些“语言”早已经消亡了，但“文字”却还存在，而且还被人学习和使用。例如我国的古代汉语早就消亡了，但是古代文字一直使用到今天，而且古文作为国家正式的文体一直使用到民国初年，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在学习古文，还在阅读古代典籍。“语言”与“文字”并不是决定与表现的关系。文字起源于图画，古老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说明人类创造文字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是为了表达人的观念和意义，是为了找到一种眼睛能看懂的视觉表义符号。文字的发明虽然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但并不是文字的发明使语言“传于异地，留于异时”。而是使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能够“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因为“说出文字”只是文字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的“中介”，是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之间的联系。
       第三，“符号系统”仍有“西视”措辞的嫌疑，侧重的是结构，有可能误导读者作出形式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讲究的是规约、抽象与分裂；汉语讲究的是描述、具象、通融与“气”的流动和韵律，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汉字源于自然、源于社会，经人类历史长河大浪滔沙顺理成章而成，是高度科学化、逻辑化、理胜化、社会化的“活质”文字；字母文字则因由字母符号“游戏”式组合而成，完全割断了文字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内在必然联系，随着文字的发展，虽然也有了字根、字首、字尾，历史上也不断通过字母的细微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字来(这实际上很不利于人类的民族融合与进步)，却永远也改变不了其毫无生机、缺少理性的刻板实质，是一种“死质”文字。另外，“符号系统”的措辞有“文字工具性”的嫌疑。伽达默尔说，语言具有无我性，说话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他人共同参与的行为。一个人说话不可能使用他人不懂的语言，也不可能不期待他人的理解，“说话”的本质不是“独语”而是“对话”。语言这种把你、我、他统一起来的精神，远远超越了“工具”的属性。
       三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对申小龙教授的定义再作了些修正：“汉字是汉民族精神外化最主要的书面承载形式”。
       首先，该定义避免了思维、语言与文字纠缠不清的概念，突出了汉字的主体性和人文性特点。汉字采用的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与汉民族文化是全息的，即使是对宇宙观的反映，如“日”字，甲骨文为圆中加一点，圆为日形，点为光辉的发出物；“月”为月牙之形，跟“夕”同用，表明月亮是跟夜晚这一时间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表示时间的文字，如旦、夕、晨、昏、朝、暮等。洪堡特也指出：汉语“内在语言形式”是“智力”、“人类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民族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精神力量”塑造个性，心灵是浇灌语言的内在源泉，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汉字作为汉民族自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字，它与汉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完全契合的，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和汉民族文化精神的必然选择。人们熟练地运用内部语言，发现内部语言比外部语言更有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不考虑对话者，可以不受具体条件的限制反来复去重复、分解和重新组合的原因。人们在头脑中思考“1+1=?”总是先用内部语言，而后用外部语言表达出来，即“先想后说”、“多想少说”、“想好再说”。越是生动的语言越难使人意识到“语言”，因为语言实际存在于它所说出的世界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言说的，语言本身构成了人生活其中的文化环境。语言的这种作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具有无限的内容，每一次都是不断地追随语言。我们谈论的东西，语言，总是走在我们的前头。因此，我们总是跟在语言后面跋足随行。人类在言说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实际上是语言在“给出”。
       其次，“汉民族”不等于“汉族”，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它包括了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对于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和其它国家的人来说，学汉语、用汉字，意味着尽可能地领会汉民族精神。“人是如此深陷在语言之网中，他不仅从‘网’中看世界，而且从‘网’中思考自己的存在。”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能力的界限，语言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申小龙)。民族精神各具特性，不可能真正找到一条从此岸到彼岸的路途。人类也不可能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再成功的翻译家也无法与原作者达到真正的心神相通。假如从婴儿开始同时接受几种语言的对象，实践证明他们的习得能力很弱，甚至出现失语的现象。另外，民族精神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方言是汉民族语言个性的表现。
       再者，“民族精神”潜力无限，这与汉字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合汉民族表达是相适应的。古汉语中基本上以单音词为主，但单音词从数目上来说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样化，单音词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并且容易形成同音词，从而影响交际的效果，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汉语词[双音化现象。再如简化汉字也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出现的，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交通、通讯手段的迅速改善，跨文化的交际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汉语中的外来词也在进一步增加。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可能找到西方的某些文化概念，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借助字母词来弥补语言的空缺，确保跨文化交流能有效地进行。汉字是方块字结构，与拼音文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汉字不固守于自己的教条，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吸收了汉语中没有的外来词汇，同时以意合为主，体现了汉字的主体性。另外，汉字字音上的音节性、字形上的具象表义性和字式上的方块匀称性，与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表达的特定格式都存在着互相适应、互相依存和协调统一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在区分同音词、分化词形、辨别词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
       笔者曾对汉字的本质进行调查，70％的非语言学专业的大学生认为“汉字是书面形式的交际工具”；20％的人认为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可见“工具论”的深入人心。“汉字是汉民族精神外化最主要的书面承载形式”，揭示了汉字的本质，摒弃了一些含混概念，体现了民族精神和人文特性。释义的准确性不仅是文字应用和理解的很好指南，还能让人思考概念背后的内容和现象。汉字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是不能用拼音字母取代的。我们应该摒弃“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方法，“西视”的眼光只会带来文化的贫瘠和民族独立性的丧失。汉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频一顿，一举首一投足无不折射出文化的信息，立足于人文性才能揭示汉字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