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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蒋廷黻早年思想异常驳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诸元素构成其政治思想之基本内核并由民族主义而一以贯之。而这也使得其思想既具极强的西方背景，又呈现理性实用主义的特征，进而构成日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得以渐次展开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理性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6—0145—06
       于思想史角度视之，无论是对其批评者还是认同者，蒋廷黻(下称蒋氏)其人及其思想政治主张均为一难于规避且饶有兴趣之问题。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几成为学界关注之一大热点。然检视已有研究性文字，不难获知，论者对蒋氏思想之解读，不是将其定格在《独立评论》时期这一特定历史语境，就是由其主张本身立论，而于其早期思想语境多有忽略，即便间或有部分背景式分析文字，也予人以语焉不详之嫌，进而有意无意间导致立论的有所偏失。基于此，本文试图就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诸方面，对其留美时期的政治思想渊源及相关主张做一梳理。
       一
       如果视民族主义为一种情感情结，那么，可以肯定，于蒋氏政治思想诸内核中，民族主义实占据核心的位置，且亦为其思想政治诸内核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与出发点。
       就认知渊源看，蒋氏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与其留学时期所盛行的社会思潮、他的美国师承与教育具有必然关联。19－20世纪之交，正值全球性民族主义狂飙突起的时代。这种与全球化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率先崛起于欧洲，进而在全世界日渐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甚至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可以如此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非仅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情感情结，且亦约化为现代化的欧美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之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以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振衰起颓的类似意识形态化的宗教。20世纪初年“青年意大利”与“青年中国”等政治性术语的出现，正是这种凸显着民族国家意识与冲突之反映。置身如此时空情境下，蒋氏显然无从规避这一思潮之熏染。早在1916年，他即表露出对民族主义价值接纳的意蕴。他指陈道，19世纪无疑为民族主义精神张扬之时代，正是基于这一民族主义浪潮之感应，意大利、希腊、德国以及日本等国纷纷建立起稳固的民族国家，而共同心理意识形成较慢的中国也随后建立起中华民国政府。或许也正是基于这种对民族主义浪潮之感应与早先在长沙明德所接受的朴素救国意识的链接，紧张的学习与工读生活并未使他忘情于“救中国”的理念，事实上，这一民族主义理念也一直潜伏在他的意识里，时隐时现。他曾概括性地将之归结为“凡是在国外的人都较为爱国，这可能是一条不易的真理”。
       不过，蒋氏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主要还是导源于他长期接受的西方式教育与师承。近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正是对西方式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反动。蒋氏正是通过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思辨来认知民族主义的。已知材料显示，他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思辩与沙费尔德与霍布森二人的启迪干系不小。沙费尔德为欧洲史研究权威，主讲《欧洲发展史》课程。沙氏在诠释欧洲人对外殖民扩张过程时，从未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也从未就这种“扩张”的伦理价值进行讨论，而是侧重于强调其所引发的世界性、持续性问题本身。蒋氏回忆称：“他(笔者注：沙费尔德教授)教我们《欧洲发展史》，他的观念使我终身不安，他的理论是无法否认的。但我们对欧洲发展的伦理价值却是怀疑的。”很显然，欧洲人对外殖民扩张这一祸福相间的历史现象很使他深感不安，因为他的祖国中国也正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牺牲品。”不过，当他接触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一书时，他对之似乎“得以明了”。他说：“‘帝国主义’一词过去没有人给它下个定义，也无法下个定义，它是一个和人性一样难以界定的伟大名词。”某种程度上，“帝国主义”一词如同“殖民地化”一样，可理解为一种“组织力量。”易言之，可指“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向住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发挥这种力量。如果两个地区，殖民区与被殖民区力量相同，就不会发挥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而循此势力均衡原则，他先前有关欧洲殖民扩张而引发的伦理价值紧张似乎得到相应的缓解，以致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中国正沦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下的牺牲品，但他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而，当他离美返国后，面对国内蓬勃高涨的反帝国主义与不平等条约浪潮，作为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直不能像其它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其理由是：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进而借此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建立起有效率的生活方式。他称，“我不敢肯定的说，目前所行的拓殖是有害无利的。欧洲人在殖民到各洲时做了很多事，有些他们有意做好，有些他们有意做坏。那些日以继夜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者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一方的关系。”从中不难发现，蒋氏的上述心得，显然是深受霍布森的启发。因为霍氏同时也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如需从宁静中激奋起来，以面对迅速逼近的敌人，除非能将中国“从无数个世纪的和平中唤醒，并使之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否则，他就无法避开列强的外部压力”。正因为如此，蒋氏在此采取的不是归咎于人而是反求诸己的认知模式来思忖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从而使他较早地具备了开放的意识与合作的理念，由此而导引出他对民族主义兼国际主义之诉求再顺理成章不过，当然，由此也不难管窥他日后极力主张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远因。
       相对言之，真正对蒋氏民族主义认知产生直接而深远影响的还是其博士论文导师海斯。海斯为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权威。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乃历史与时代交融之产物，“是两种极古的现象一一民族和爱国心一一的情感溶合与扩张。”就现有人类文化程度观之，民族主义是祸福相间的，并将其弊归结为如下诸端：排外与狭隘的精神；奖励国民一致；增加民众的驯服，为民族的自由而牺牲同胞的自由，剥夺别族的自由；集中民众的心意于战争和军备，忽略教育或经济问题以及民族的自大、帝国主义和排外精神等。因而，他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始终是冷淡与批评的，主张用善良的国际主义即“健全的爱国心”与国际和平互助、经济互惠来纠正“鲁蛮的，夸张的，狭隘的，族国主义”之弊。然蒋氏并未完全作如是观。他坦陈海斯的观点令他感到困惑与迷茫。由全局观之，海斯所指并非无的放矢，毕竟“青年土耳其”令人联想到虚骄和残暴，“青年意大利”空有崇高的理想，而忽略人的极限，且时下他的祖国正沦为列强诸国极端民族主义弱肉强食政策下的牺牲品；而就中国小处着眼，海斯所言又似乎相去太远，断难切中肯綮。依他所见，无论是国人精神塑造还是民族国家建立，民族主义正切合时下中国之所需，否则，后果势将难料也。因为，一方面，“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抛开精神方
       面的问题不谈，中国已因乡土观念和氏族观念而积弱。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半专制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下一步是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虽然目前立国之精神已具备，然其组织架构却尚待用民族主义来完成。由是观之，蒋廷黻对海斯民族主义认知的理解，更多的是着眼于“用”的价值，确切说即合中国之“用”，个中也就不难理解他与海斯之间的同与异及其本人的良苦用心。也正是基于如此构想，日后蒋氏又将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介绍到国内，目的是希望它对整个民族国家而有所裨益。
       二
       与倡言民族主义同时，蒋氏又极力主张国际主义。蒋氏的国际主义认知经历了由和平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过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正值全球性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滥之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弱小国家纷纷成为列强诸国弱肉强食式扩张主义的宰割对象。与此同时，世界性的和平主义运动也日趋高涨。在美国，来自教会或社会的理想主义者纷纷组织各种和平社团，以反对战争与维护世界和平。胡适尝言，其思想于1915—1916年间有个变化，即由发源于老子、耶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信仰的“不抵抗主义”，转而相信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然后由一国际组织来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与胡适一样，此时就读于教会学校欧柏林学院，经常阅读《新共和》杂志的蒋氏也称：“我的救国思想是温和的，目标是针对个人和全世界的”，并对当时身为“美国和平协会”会员威尔逊总统的每一个字都信以为真。他的态度是“青年中国”在对国际关系上应取之态度不是报复，而是要超越混沌迷乱，设法“与诸邻邦建立公平合理的关系。”不难发现，此时的蒋氏已开始思辩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这一问题，其上述言论正是美国当时盛行的和平运动所倡导的国际和平互助理念的反映。自然，循此理念而与国际主义榫接也就不难理解。
       不过，就其内涵观之，此时蒋氏倡言的国际主义，既非超越国家民族的世界主义，亦非马克思主义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海斯式的以“健全的爱国心”、国际和平互助与经济互惠为旨归的“国际主义”。他看来，置身于列强弱肉强食下的中国，无疑迫切需要民族主义，然中国又正是列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下的牺牲品。就中国自身言，预示着整个国家发生根本性改变“举国骚动”式的民族主义运动，自难免陷入“历练不足与放纵以及无知短视与暴乱”。由此可知，正是基于对海斯所言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祸”之担心，故在国际主义问题上，蒋氏与海斯的理解似乎并无二致，且后者所揭橥的理念也一并为他所秉承。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国际主义(主要针对西方列强)的期盼，在海斯的指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期间，他选择英国工党的内外交政策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之对象。
       一定意义上，国际主义与视民族集体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之间存有天然的紧张。刻意倡导民族主义之蒋氏，此时何以又极言国际主义?设若观照它时的语境，断不难窥睹个中之旨意。若言在海斯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存有紧张与对立，那么，于蒋氏处，二者问似无绝对之冲突。之所以如此，显然与二者的言说对象与言说标准大相关联。海斯言说国际主义意在纠民族主义之弊，目的是针对整个世界，故其言说标准与言说对象是基本一致。而蒋氏则不然，他既针对世界也针对中国，既言民族主义又言国际主义，故而，对二者所采用之标准也是双重的。就中外关系角度来看，对中，他大讲民族主义，是因为虑及中国恐将沦为“波耳干半岛之第二”及“列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用武地”之缘故，且整个民族的复兴也实端赖于此；对外，他讲国际主义，目的正是要抑制列强诸国的弱肉强食主义，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就中国自身言之，他讲民族主义，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之考虑；他讲国际主义，是因为他“明知”民族主义的弊端，认为“中国应图主权与土地的完整，确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如一味讲民族主义，非仅有海斯所谓“鲁蛮、夸张、狭隘”之危险，且亦恐有为列强张目之口实。很显然，正如罗志田分析胡适此时所表现出的“世界的国家主义”心态一样，蒋氏此举之目的亦在刻意追求一种鱼与熊掌兼得之境界。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于实践层面却是断难操作。事实上，这种国际和平互助、经济互惠式的国际主义原则，能否抑制列强诸国弱肉强食主义也实难预料，同样，列强诸国的弱肉强食主义势必刺激被侵略国家的“暴力民族主义”则是绝对可能。因而，蒋氏即以英国为告戒对象称：“中印两国都相信，没有关税保护，他们国家的工业将无从发展；他们都深知，强加于两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正是工业化国家欲长期陷其于经济奴役境地的诡计，这种经济奴隶的命运加上两国要求民族自觉被拒绝的恐惧，势必将刺激两国‘暴力民族主义’的成长，如此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揆诸它时的语境，蒋氏此言实有借英国以警示诸列强之深远寓意。
       不言自明，蒋氏此时言说国际主义正是立足于民族主义这一特殊语境。毫无疑问，海斯所倡精神为他合理性地接收又被他实用性地加以运用。换言之，他言民族主义同时又言国际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他在民族主义认知方面存在的紧张，也使其民族主义认知带有开放的性质。一言以蔽之，即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需要彼此合作互惠，在爱国问题上需要彼此尊重与理解。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同样，他言国际主义，既有纠正狭隘民族主义之弊端，又有服务于民族主义这一旨向。究其实，无一不指向民族主义。无疑的，在蒋氏处，国际主义乃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三
       国际主义而外，在蒋氏政治理念基本内核中，自由主义亦占据显要位置。
       就认识论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多为实证论者，且视之为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蒋氏乃通过心理学的研习而接纳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欧柏林学院时期，他即对心理学发生浓郁兴趣，曾修习威尔士主讲的心理学课程，细心研读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先驱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詹氏主张“实证的观念”，注重社会条件与思想程序间之关联，既强调思想受环境的制约，同时也强调环境的可操作性，主张把思想作为有机体来研究。他称，詹氏著作“令我深感兴趣，詹姆士的书有令人感到不忍释手的魅力”。正是这种对詹氏“实证观念”的接纳，蒋氏逐渐形成一种进化论式的有机生成的工具性观念。
       就历史观看，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大体堪称“进化论者”，进化论思想为他们建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之理论基石。对此，蒋氏的态度极为明显。针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他称，“青年中国”的变革当以自由进步的“青年美国”为楷模，确立进化论式的精神，使之成为代表进步和渐进改良的国家，断然不可机械地输入国人未能适应或者还未做好准备的制度，以致犯下腓特烈大帝评论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那样“总是错把第二步放在第一步之前”的错误。对国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教育，而不是颁布几章宪条，毕竟一个国家不能凭空超越其国民的认识水
       准之上：革命只是克服惰性以利进化程序进行的动力，民主政治的建立断不能通过接二连三的革命来完成。上述话语，无疑极具浓郁的进化论式的渐进改良主义色彩。
       不过，与胡适稍异的是，蒋氏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的个体价值与自由几无从论及。循常理，置身自由主义国度且主张吸收全世界精神资源的他自应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热忱推崇者，而事实则并非如此。当然，这也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无疑首先乃真诚的民族主义者，由于历史境遇之差异，对他们而言，在感受到外来侵略和欺凌时，大都会条件反射似地认为摆脱这种外来压迫是获取个体自由的先决条件，换言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虽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与自由，然国家的独立毋庸置疑地应置之于个体一己自由之前，或者说自由往往被他们作为强国之道而加以合理性地诠释与接纳似乎更为确切。正如史华兹评价严复时所言：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可能有他们自己抽象的内在价值，但是，引起严复最强烈反响的，却是它们作为达到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同样，梁启超在论自由之时，也是更多地注重团体与国家层面的意义。这也正印证了英国学者霍布豪斯所言国家与民族的自由从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如此看，蒋氏对个体价值与自由的“忽略”也就顺理成章。与严复、梁启超等一样，他的这种“忽略”，并非他完全放弃对个体自由与价值的真诚信仰，只不过是迫于客观情势隐而不彰罢了。自然，这也就使得他在作为工具的自由主义与作为价值的自由主义间以及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与强调个体价值和尊严的自由主义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且这种紧张又成为他心中冲突的一个根源。一方面，他认为个体自由是一种独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国家优先于个体的原则。而当他回国之后，这种紧张关系也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优先于个体的原则，也就自然成为他做出价值判断的首要前提。
       与之相联系，蒋氏此时还对自由主义秉持相对保守与批评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大致可归结为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社会思潮之影响与对美国下层社会的直接观察。正如他后来称：我的留学时代正是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最盛的时代，我那时最爱读的刊物就是这派的代表刊物，如纽约的《民族》及《新共和》两种杂志，因此我对自由主义自始不抱盲目的崇拜态度”。事实也正是如此。20世纪前后，正值美国社会由“镀金时代”向“进步主义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工业革命与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进步，而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又予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以摧毁与破坏。以社会贫困分化严重、阶级尖锐对抗、政治充满腐败、文化精神淡化为表征的“工业文明综合症”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预示着整个自由主义体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美国思想家亨利·乔治成为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灵魂，而“新民主”、“新国家主义”、“新自由”等政见的盛行则反映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转向以及一场在资产阶级条件下的文化重建运动的兴起。与之同时，从《民族》与《新共和》等刊物获取的信息特别是长期的美国下层社会生活的体验，使得蒋氏能比较直观地触及美国社会民主的真实面相，诸如政客玩弄民意、出版界操纵舆论，既得利益者借政治自由造成经济不平等种种弊端。由此观之，蒋廷黻对自由主义不抱“盲目的崇拜”，正是基于如上的言说语境与个人生活的体验。非仅如此，这种美国经验的获取，也直接构成他认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不是单靠颁布法律，开议会，办选举，所能达到目的的”认识前提。
       当然，蒋氏这种“不盲目崇拜”，并未意即拒斥。因为进步时期美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与文化重建，也并未逸出自由主义这一基本范畴。于此背景下，蒋氏自无理由拒绝民主政治，而是试图超越个中的抽象原则，强调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作为基础。在民族国家建构与统一问题上，他的观点仍然为：‘青年中国’的建立，应“以自由意志，而非强制力为基础，像德、日这样的范例不能吸引我”。“我们终将获得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统一，……这种经自由而获得的统一，须以亿万同胞经过平民教育后所获得的知识水准为前提”。显然，他理想中的建国方法是自下而上渐进的方式，而绝非德、日般自上而下的威权主导式的强制统一。从中不难发现，此一时期蒋氏对自由主义的思辩与批评，无疑从属于这样一个目标：国家统一与民族主义。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政治观依违于理性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日后他的新式独裁主张的出台不难由此找到远因。
       提炼与摄取西方式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己之价值理念是为近代中国留洋学生思想演进的一般程式。对视学习西方为获取救国真理不二法门的近代中国留洋学生而言，这种提炼与获取往往又极具较强的工具性色彩，因而，18世纪以降大行其道于西方的主要思想资源自然构成他们政治理念的基本内核。19世纪中后期留学西洋的严复、容闳如此，20世纪初年继丁文江、胡适等而后踏出国门的蒋廷黻亦难逸出这一逻辑。由前论不难获知，蒋氏对西方式思想资源的获取，往往从属于救国这一终极目标，自然这也就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有用即有理”式浓郁的理性实用主义色彩，然则，或许是因为蒋氏更多地理解实用主义的真谛，从而使得他的这一吸纳过程又呈现出涵化、提炼式而非如胡适般盲目信从的特征。如此的结果，虽言使其早年思想具有相当的驳杂性，不过，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又使得他的这种驳杂甚至自相矛盾的思想工具性地粘连在一起。当我们将视野投向1920年代后蒋氏所置身的环境，无疑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同时代众多的留美学生并无二致，留学所在国盛行的社会思潮与价值理念在蒋氏的身上刻画出至深且巨之印记，且亦深深影响和制约着他日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抉择，这一点清楚地彰显于他日后有关内政建言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