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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医院中》是一个多义性文本，多数研究者从预设的问题出发从而陷入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中，本文试图以知人论世的态度，从文本出发、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作家的生命体验出发，深入探讨文本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文本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及其文本形式建构与创作主体心态的隐喻关系，揭示一个始终为意识形态所遮蔽的视觉盲区：小说客观反映了丁玲与延安知识分子在革命认同过程中存在的认同焦虑。
       关键词：认同焦虑；疾病；空间；隐喻
       中图分类号：E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14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身份认同与话语重构”(项目批准号：JBS062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希明，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
       一、批评者的视觉盲区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丁玲研究资料》的“丁玲著作目录”中，无论正版或盗版的丁玲专集、选集、文集，无一收入《在医院中》，唯一的一次“露面”是“有幸”被辑入1958年出版的《再批判》中。《在医院中》可以说是丁玲194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为何被斥于她的作品集外?
       这个问题促使我去考察它的接受史，而不能不感喟它多舛与变幻的命运：《在医院中》1941年11月15日发表于《谷雨》第一期，翌年在延安文艺整风期间即被当作政治倾向有问题的作品与《三八节有感》一起受到批判，认为该小说“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是反集体主义的倾向”；在1958年《文艺报》发动的“再批判”中，这篇小说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一起被上升为“大毒草”、“反党反人民”的作品。④这个短篇伴随丁玲遭遇了30多年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20多年来，却又倍受批评者的青睐：20世纪80年代严家炎从新启蒙主义思想立场出发，认为“陆萍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就其实质来说，仍是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⑤在90年代的“再解读”过程中，黄子平从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即“话语一权力”)关系出发，认为陆萍与医院的冲突具有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同等性质，他们都试图指认环境的病态而最终反被指认为“有病”而被“治愈”；到了21世纪初，贺桂梅试图将《在医院中》纳入丁玲与《讲话》话语体系的关系来考察，认为这是丁玲预先在进行一场类似于座谈会的自我说服。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本。
       文本作为一个能指场，其所指并不完全依附它而存在，然而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相异甚至相反的解读呢?当我在梳理《在医院中》一个个批评者的观点、见解与思路时发现：这里有政治因素的制约、社会思潮的作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领域自身的困窘，但这些研究都“从预设的问题出发”“把文本搁置起来”，从而陷入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革命与反革命、五四话语与延安话语等二元对立模式之中，或各执一端，在敞开一面的同时遮蔽了另一面，因此在解读中存在一个“盲区”，即多数批评者只看到陆萍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忽略了她所努力做出的“调和”，忽略了陆萍内心世界是如何在这两种力量的“拉锯”中前进而最终导致对革命的认同焦虑。因此，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从作家的生命体验及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以知人论世的态度来解读这部作品，重建文本、作家及其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
       二、文本——冲突结构与认同焦虑
       文学作品(文本)作为显示世界的“镜子”，既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文学研究的起点与文学活动诸要素的中介或焦点，因此，文本细读将成为开启神秘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当我细读《在医院中》时，发现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以陆萍与环境的一系列冲突为情节发展的动力，这些冲突若以图示可呈现为一个“同心圆的结构模式”(笔者的命名)。那么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层层加码逐步升级的?最终产生怎样的结果?
       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界定陆萍的身份：上海某大学毕业，20岁来到延安，现在21岁，是一个新党员，由此可以推论陆萍是一个刚投身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并且是来自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因此，陆萍与环境的冲突首先缘于对生活环境的失望——人物与环境冲突可视为陆萍与环境冲突这一同心圆结构的外层空间。小说开篇即描写陆萍刚到医院时，恶劣的气候、荒凉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同屋的冷漠粗鲁“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同屋对她的态度很冷漠，半夜里老鼠“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寒冷使她无法入睡。如果说与生活环境的冲突还只是表层的印象式的，那么与同事、病员在性格气质思想上的冲突则已进入同心圆结构的第二层面：深入腹地遭遇丛林的擦伤。陆萍对生活充满热情与想象，渴望温暖和友爱，然而当她来到这家医院时遇到的同事却冷漠、庸俗，院长也缺乏同志式的热情与尊重，病人肮脏不听话，看护对工作漫不经心，不得不工作只因“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面对这一切陆萍内心的失望与沮丧在加剧，更加“不安和徬徨”，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重又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然而陆萍与环境的冲突进一步恶化，发展到与“医院”这一组织机构的冲突——进入同心圆结构的第三层，而这一冲突的对象就象丛林中的藤莽或荒原上的沼泽，陆萍奋力抗争的结果是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沼和更紧的捆束之中。院长对医务工作完全外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医院的管理一片混乱，医疗方面也存在很多亟需改善的问题。更令人困惑的是整个医中院涌动着一股麻木、冷漠、苟安的气息。面对医院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陆萍企图改变现状：她去参加会议、提意见，把很多人不敢讲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为了病员的生活管理和医疗改善去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争执。她的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的勇敢干预企图改变现状的不懈努力和斗争，结果是被“大众”视为“异物”，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孤立”的困境。陆萍与环境的冲突最终由外部走向了自我内心的撕扯——进人了同心圆结构的内核。对环境的不满终于在一次医疗事故中总爆发：在一次异常寒冷的气温下做手术，院长为了节约而不肯批准手术室安装一个煤炉，致使医务人员因炭气中毒而昏厥。陆萍因此病倒了，而医院里关于她的流言却四处飞。这一事件使陆萍对自己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的意义产生怀疑：“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愿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都缺少爱。”这种怀疑和困惑使陆萍的理性全线崩溃了——是的，应该斗争呀!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延安是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对于一个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她的出路何在?这是一个多么严酷的问题!纵观陆萍与环境冲突的全过程：如果说与生活环境及其周围同事的冲突还只是个体性的游离的停留于外层与表层的冲突，那么与医院这一组
       织机构的冲突已经是集体性的正面的深入肌理的斗争，而煤气中毒事件之后，这一矛盾冲突已内化为陆萍心灵深处的一场搏击，其力量层层紧逼直抵理性的全线崩溃。由此可见，这一冲突的过程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运动的指向性是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其运动速度是加速的而非匀速的。
       陆萍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冲突其本质究其原因是什么?我们将如何命名冲突双方的力量呢?《在医院中》可以说是一个隐含深层意义的文本，从情节表层看，它讲述了知识分子陆萍对解放区医院设备简陋、医务工作中存在众多问题以及医务人员工作态度的不满，因之产生失落情绪，最后在断腿同志的启发帮助下思想得以转变的故事；从深层意义上看，这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过程中遭遇各种挫折、困惑、痛苦而产生认同焦虑的文本。陆萍是一个来自大都市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洪流中积极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然而在革命的道路上，陆萍身上潜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与党的需要及其平庸的现实生活产生矛盾冲突。这种个性气质是浪漫的、富于激情的、充满理想与想象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对个体生命与自由选择的尊重。而党性原则是阶级理性与政治理性、是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是现实的严酷的对组织的绝对服从，是无视个体生命需要的集体主义。陆萍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她的个性气质与革命现实、价值取向与党性原则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她的理想“遭遇”现实而屡屡失衡时，她的困惑也不断累积起来，因其认同困难而导致了认同焦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文本通过陆萍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充分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革命道路上遭遇的认同困难，及其产生的认同焦虑!
       三、世界——疾病的空间隐喻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即社会生活或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么《在医院中》的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内在联系?“医院”的空间设置恰好是故事发生的场域、人物活动的虚拟环境还是作家有意为之的所谓“典型环境”?为此我们必须突破小说的“故事层面”进入作者创作的“思维层面”。众所周知，医院是疾病治疗的权威机构，是一个以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武装起来的卫生组织，而且这是延安的医院，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机构。这个新建的医院有院长、总务处长、管理科长、秘书长，有外科主任、产科主任，当然，还有指导员，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院里有各种会议、申请、调查和汇报。这俨然是一个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机构。然而在丁玲笔下，这个本来以治疗病患为己任的单位却是一个“病原体”，自身充满着各种形态的“疾病”，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疾病的意象，如生理性疾病：这医院肮脏、管理混乱；设备简陋，唯一的一根注射针已经弯了，橡皮手套破了；院长是个外行，为了节约不肯批准手术室安装一个煤炉致使医务人员因炭气中毒而昏厥。精神性疾病：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大家又很闲，互相传播着庸俗无聊的流言蜚语；陆萍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的意见与建议既“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却又“说她放大炮”“爱出风头”。文化意识方面的病根：主要有封建残余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以及小生产者的自私、苟且偷安等，如院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与封建意识，指导员的排外。还有环境氛围的病态：整个医院中涌动着一股麻木、冷漠、苟安的气息，医务人员精神状态空虚而四处传播“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在着这貌似庸俗无聊的流言蜚语背后潜藏革命队伍内部紧张的人际关系，不应有的等级观念，甚至是严峻的宗派斗争!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医院与病人，本是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作者描写一个本来以治病为己任的单位自身却充满各种“病态”，仅仅只是为了揭示这个医院中存在的悖论、荒诞与讽刺吗?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系统必须被作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因素来加以研究，个别的因素不应该被单独看待；应当试图去发现隐藏在直接可知的事物后面或下面的结构；直接可知的事物背后的那个结构以及直接可知的事物本身，都是心理的结构特征的产物……应当试图辨别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相同结构。因此我们应该突破故事的叙述层面进入作者的思维创作层面，从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考察这个疾病空间隐喻了什么。
       什么是隐喻?“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隐喻的存在形式是灵活多变的，并不限于特定的语法形式，也不限于固定的语言单位，可小到一个单词，大到鸿篇巨著。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同时也是一种文体特征。前者被称“语言学隐喻”，后者被称为“文体学隐喻”。当我们回头考察《在医院中》时，发现各种“疾病的隐喻”频频出现，隐喻的使用渗透于整个语篇，并构成了这一语篇的文体特征。那么《在医院中》隐喻了什么?一般说来，对隐喻的解读可以逻辑地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对主体意图的察觉，二是对主体意图的索解。对此，只要联系丁玲在此前所写的《我们需要杂文》中的一段话，就不难理解这一疾病的空间隐喻了。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
       这一“进步的地方”不言自明，即“延安”。对于“疾病”的隐喻，从“东亚病夫”到鲁迅关于“疗救国民性的病根”的思想，一直沿用到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对于这一隐喻的解读应该说不是不足而是过剩。我们可以从当年倡导杂文写作的诸多文字记载中得到确证。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写到：“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懦。”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也提及：“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散步细菌，传染疾病。”而以“野百合花”为题，是因为“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指出“有盲肠炎的就用刀割吧。有沙眼就用硫酸铜割吧。……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那么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还可读到毛泽东频繁地运用来自医学方面的术语，如《整顿党的作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到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由此可见，“在医院中”虽然只是一个空间位置的表征，却高度概括了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丁玲显然在借“医院”这一特定的封闭性空间来“暗示”处于被封锁、围困中的孤城“延安”，《在医院中》可以说是延安的缩影。
       
       回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疾病的隐喻，鲁迅是始作俑者，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第一篇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即通过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揭露了从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隐喻了两千年来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阿Q正传》即是“国民性病根”与近代统治者自欺欺人不思变革的病态心理隐喻；《药》则以华(老栓)和夏(瑜)作为中华民族代称，隐喻着探索中华民族救国良方的思想。而郁达夫则从主体性方面开创了个人的疾病与时代疾病的隐喻关系，他的一系列自叙传小说可谓“青年忧郁病的解剖”。如《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胃病》、《中途》、《怀乡病》等。鲁迅关于小说创作“揭出病苦”的思想及其“疾病的隐喻”这一创作方法在现代小说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后来者学步鲁迅。柔石的《疯人》、《旧时代之死》即借主人公疯狂的心态的描写，旨在批判封建礼教和旧制度；曹禺的《雷雨》借繁漪的疯狂目的也在批判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对生命的摧残和对人性的压抑，秉承的乃是“五四”的反封建与个性主义思想；而巴金的《第四病室》则以一个病室隐喻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令人窒息的恶浊气氛。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疾病的隐喻不胜枚举，在此仅作简约的勾勒。
       为什么疾病的隐喻如此受到青睐?因为它的发展趋势或向生或向死，因此，疾病的意象比别的意象更有冲击力，也更能震撼人心。因为只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还有生的希望，还能使病人通过治疗而获得拯救。在面对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一个有良知的人，谁能见死不救、坐以待毙?谁能不焦灼痛苦，奋力拯救?疾病的隐喻所产生的“向生与向死”这一辩证结构，揭示了由此而生、由此而死的辩证关系，其“致命”作用是别的隐喻所无法企及的。对丁玲而言还有什么比疾病这一意象更适于承载她急迫的认同焦虑?!
       丁玲《在医院中》对“疾病的隐喻”这一创作方法的运用既是对“五四”所开创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有所超越。确切地说它更直接源于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当时鲁迅在延安倍受推崇，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援引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并提倡学习鲁迅坚定、永远地面向着真理，敢于说真话、揭露黑暗和坚守个人独立立场的精神。关于《在医院中》的小说结局，黄子平指出：这是《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变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不能遗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延安普泛的关于“疾病隐喻”的风潮。那么在现代文学疾病隐喻史上，《在医院中》又赋予哪些新的元素?此前对于“疾病的隐喻”，其共同指向在于对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批判。“鲁迅在时代转折关头，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的宣言”，旨在启迪人们去思考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许多后来者学步鲁迅，但没有什么超越。与鲁迅的小说相比，丁玲自然不如他的宏大与深邃，但她第一个在小说中揭示了作为革命主体的解放区政权机关内部存在的病症并且提出质疑。在现代文学疾病隐喻史上，她率先表现了“医疗”与“革命”之间复杂隐晦的联系，从而建立了“医院”与“解放区政权机构”的隐喻关系，揭示了医生与革命内在天然的相关性。因为“从根本来讲，革命和医疗都是一种变革，而且革命和医疗都对人(肉体的和灵魂的)予以特别的关注。革命治疗人类社会，医学治疗单个身体。……革命也像医疗一样，它的‘手术刀’所要剔除的是社会肌体中的‘病菌’和‘毒瘤’。”“正因为如此，医生很容易将对人体的治疗事业转而针对社会。”这或许就是陆萍偏执做一个政治工作者的由来。在此之前的“疾病隐喻”创作中，都还停留在揭露、批判、探索、寻求(良方)的阶段，一般只见“病人”不见“医生”。但《在医院中》不仅揭示了这个有机体自身存在的病症，而且还施行“治疗”。小说结尾正当陆萍深陷“焦虑症”中而迷失了方向时，“没有脚的人”适时出现了，他准确地诊断陆萍的心病并对症下药，疗效立竿见影。而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延安整风运动的初衷即是进行一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集体性治疗。
       四、作者——第二自我的真实与想象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然而创作活动也是一种作者的表现活动。从古代文论的“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到现代美国著名符号美学家苏珊·朗格一再强调艺术就是情感的物化形式，这种作品是作者情志表现的观点一直得到普遍的认同。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揭示了“认同焦虑”与“疾病的空间隐喻”的内在关联性：如果说认同焦虑是陆萍与环境冲突的“果”，那么病态的环境便是这一冲突产生的“因”。丁玲试图通过“矛盾冲突”的设置与“疾病的空间隐喻”这种曲折的表现形式表达怎样的内心感受?我们将从中窥见丁玲怎样隐秘的内心世界?陆萍是丁玲的第二自我吗?这一系列问题都关涉到文本中人物与作者的关系。那么陆萍与丁玲在人生经历、思想情感与生命体验上究竟有何相同与相异呢?
       从文化身份看：两人都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均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但丁玲是“五四”的直接参与者，五四精神已内化于她的精神气血之中，而陆萍是后来受影响者；从年龄特征看她们有代序的差异，与其说是母女不如说是姐妹；从职业看陆萍是医生，丁玲是作家，而作家即是灵魂的医生，陆萍也是一个具有文学气质的医生。
       从个性心灵思想看：作为承继五四个性主义和人的解放的传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思想。陆萍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然而“党的需要”迫使她“弃文从医”，尽管如此，她仍利用比较空闲的时间“弃医从文”，进行一系列改革病态环境的努力和实践。但陆萍对生活的“干预”是感性的，只局限于个人的生活范畴。而丁玲在经过几年延安生活之后，她敏感地发现了延安新社会和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在1940—1942年间丁玲写了一批揭示延安现实问题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等小说及《干部衣服》、《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揭示各种疾病已经侵入延安社会生活的肌体，批判延安存在的等级制度、封建意识及性别歧视等陋习。这是她对五四文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文学写作方式的自觉承担。由此可见，都存在同样的认同焦虑!但相比之下，陆萍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新人，而丁玲已经是一个久经磨砺的成熟的战士了。
       从人生经历和体验看：她们的遭遇和感受也一样的相似与相异。陆萍在医院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病态环境的努力和斗争，结果是屡屡受挫，并招致误解、流言，结果被“大众”视为“异物”，陷入“被孤立”的困境，从而对“革命”信念和“革命”的意义产生认同焦虑。无独有偶，丁玲也遭遇到与陈明结婚的非议、甚至于叛徒的怀疑，丁玲来解放区前，在南京被国民党囚禁，她怀着赤诚之心到延安，原想从此从噩梦里解脱出来，不料以康生为代表的一伙人对她三年的囚禁生活持怀疑态度，丁玲遭到政治上失贞的误解，并经受组织的审查。《在医院中》陆萍对自己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的意义所产生的怀疑，不就是丁玲个人的认同焦虑?正如中岛碧指出的：“这些疑问日积月累，而且没有解决的办法，也不能直言，不是这种情况使她焦虑，使其感情变得粗暴生硬的吗?”丁玲产生认同焦虑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革命想象遭遇革命现实的理想破灭，另一方面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误解甚至排挤给她带来的阴影和内心隐痛更加重了她的困惑和焦虑。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陆萍身上凝聚着作者自我的真实与想象。陆萍是否是丁玲的第二自我?答案是：陆萍既是丁玲又不是丁玲，她们的重合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相似。它揭示了一个隐秘：作家与人物也是一种隐喻关系。无疑丁玲创造陆萍这一形象，有意无意间投射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她企图借陆萍表达了自己的认同焦虑。事实上丁玲的痛苦与焦虑远胜于陆萍，与陆萍相比，丁玲年龄更大、阅历更丰富、挫折也更多……在1958年《文艺报》发动的对《在医院中》等作品的大批判中，有人提出“丁玲即陆萍”，袁良骏说：“要说丁玲是陆萍也未尝不可”，“这些小说的创作动机，是否是由于某种个人情绪而引发的呢?大概也不必排斥有这样的因素。”可以说《在医院中》是在特殊历史语境和作家内心感受的驱使下的产物，它无疑凝聚着作家特殊的人生体验，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认识。丁玲在此借陆萍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在革命认同过程中的思考与困惑、痛苦与焦灼，表达了她内心深处的隐痛和对新生活的希冀，并充分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革命认同过程中遭遇的认同困难及其产生的认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