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朝拟古诗的繁荣，乃是文学自觉、文学不朽意识下的产物；是六朝人以才学自负与骋才风尚的表现，并蕴涵着六朝兼容开放的诗学精神。六朝人的拟古真正是一种学习提高的途径，一种表现和检验自身才学的手段，一种艺术兼容和开放意识的展示平台。拟古诗的繁荣与六朝蓬勃向上、开拓创新的诗学精神是相一致的。
关键词：拟古诗；文学自觉；文学自信；开放与兼容
中图分类号：1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127—07
作者简介：于浴贤，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六朝文坛是一个生机勃发、具有极强生命力的艺术温床，文学艺术之花在这片沃壤中不断绽放，诗文新的艺术生命一个个由此孕育并诞生：五言诗繁荣，四言诗再创辉煌，七言诗从孕育、萌芽到发展；永明新体诗出现，标志着诗歌从古体向声律发展；文风由质朴刚健而走向华美，并由华美到平淡再到绮靡；玄言诗、山水诗、乐府诗、宫体诗先后出现；语言由散人骈，叙事、摹状、议论、抒情，各种表现手法都得到运用；从题材内容到艺术技巧，新变迭出。这是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一个充满艺术创新精神的时代；六朝人积极探索，满腔热情地从事文学艺术创造，并随时期待着新变的出现。在这个艺术创新精神开放而活跃的时期，拟古诗被推上了文学艺术舞台，构建出一座融通古今的艺术桥梁，形成了一道令人瞩目的艺术景观，而与各类文学艺术形式同光齐辉。这应该是六朝人引以为骄傲的一份硕果吧?然而，沧海桑田的巨变，带来了时空的阻隔和人们社会文化思维及审美的差异，这种差异阻碍或影响了后人对前代文学艺术形式美的认知，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六朝大量拟古诗的出现，在后人的文学审美中实在得不到太多的认同，更多是以模拟因袭的形式主义产物、生活内容贫乏的必然结果来看待它。因此，充分认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特点，尤其是了解和把握一代诗学精神，将有助于我们以更宽广的艺术视野来认识历代文学创作，并给予中肯的评价。拟古诗有佳作，亦有平庸不足道者，其间是非优劣，褒贬不一，在所难免。就拟古诗本身的优劣评价，这是一个方面；而就拟古现象本身的存在与关注则又是一方面。风靡于六朝四百年而不衰的拟古现象，并非一批拟古诗成就的高下可以概括和解释的，它是六朝诗学精神富有代表性的反映，透过拟古现象，可以解读出六朝诗学精神的丰富内涵。毫无疑问，拟古诗的繁荣与六朝生机勃发的艺术创新精神是一致的，是六朝诗学精神的一个缩影。拟古诗与文学自觉和文学不朽
六朝拟古诗大量出现，诸代诗人的创作中往往有拟古诗，他们或拟《
诗经》、拟乐府、拟《古诗十九首》，或者直接模拟前代诗人的作品。模拟的对象很广，诗体形式多样，题材内容丰富多彩，数量极大。单是题目明确以“拟XX”“代XX”的作品数量就相当可观，如陆机《拟古诗十九首》十二首，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拟四愁诗》四首，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鲍照有拟古诗、拟陶彭泽、拟阮藉、拟刘桢等人的诗；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学魏文帝诗》、《效阮公诗十五首》等都是拟古诗；再则，一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模拟前代诗体和诗人，但题目不标明拟古的，数量也不小；此外，还有文人以乐府古题咏古事的，如陆机《婕妤怨》、傅玄《秋胡行》等。拟古诗创作人数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朝各代文坛的大家高手都有拟古诗，而且数量较他人多，质量也较高，可见当时拟古风气之盛。
六朝拟古诗的繁荣，反映了士人学习模仿前人创作的热情和执著精神，拟古成为士人学习前人、探索艺术技巧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学创作的尊古之风历来有之，汉人的一批仿《骚》作品不就是拟古的产物?《汉书·扬雄传》载，(雄)“又仿《离骚》作重一篇，名日《广骚》；又仿《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至六朝，拟古之风犹盛。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驷、李龙、桓鳞、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文学发展经历了先秦两汉相当漫长的探索历程，至魏晋南北朝已有相当丰富的艺术积累。这种积累的厚重，终于引发了文学艺术从量变走向质变——文学开始从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中剥离出来，独立为文，展示其作为文学所固有的美的特质。文学创作从自由进入了自觉阶段。文学自觉肇始于建安，历三国两晋至南北朝不断走向成熟，其美的特质，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得到认识和肯定。从曹丕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到宋文帝于儒学、史学、玄学之外另立文学一馆，再到梁元帝萧绎的“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等观点的提出，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六朝人文学自觉意识的发展脉络，反映了六朝人在摆脱文学教化工具意识之后，努力发现文学艺术美的广阔天地和丰富的艺术品格的探索历程。梁简文帝萧纲批评时人将文学当经学的错误时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萧纲反对文学与经学混同的观念，要求用艺术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他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与汉儒的诗教观截然相反，表现出文学观念的明确和进步。如果说，建安之前文学由于承载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任而显得那样沉重、严肃，以至于掩盖了她的美貌的话，那么，当文学意识觉醒的六朝人开始摈落诗文身上沉重的诗教枷锁而直击其艺术风姿之时，是如何的欢欣鼓舞。拂去历史的尘埃，他们惊喜地发现祖先前辈留下来的这份文学艺术瑰宝是多么厚重辉煌，弥足珍贵。因此，他们如饥似渴地向前人学习，在前人留下的文学遗产中吮吸着丰富的乳汁以期不断提高自我的文学素养，拟古之风因此盛行。拟古诗的繁荣是时人重诗、学诗风尚的结果，而归根到底则是文学自觉之必然。
六朝文坛生机勃发，诗歌创作盛况空前，文学艺术形式不断创新。人们不仅认识到文学美的特质和价值，而且认识到文学创作乃是伟大的事业，是可以并列于古圣先贤所确立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魏晋人伴随着人性的觉醒而清楚地意识到生命短暂人生有限，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不朽的事业，文学创作是他们共同开拓的可以实现人生不朽的事业。刘勰曰：“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又说：“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学创作是士人事功之所在，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文学不朽观念在六朝士人中得到普遍认同。萧纲《与湘东王书》曰：“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搁笔，有惭技痒，更同故态。”其实，这种“性好文”，有写诗之“技痒”的，岂止萧纲一人，
实乃一时之风尚。钟嵘《诗品》序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俊才云蒸，文坛驰骋，高才比肩，后学踵武，风流所被，作诗学诗，蔚成大观。
由于六朝诸代君主大多雅好文学，经他们的推波助澜，“彬彬之盛”的文学创作局面经久不衰。从曹操父子到刘宋诸位君主再到萧梁父子，他们对文学风尚的影响作用都是深远的。裴子野《雕虫论》序曰：“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南史·文学传论》曰：“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是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君主对文学的爱好和鼓励有力地推动了学诗作诗的风气，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不学诗，无以言。作诗成为人才的重要素质和本事，也是仕进的有效途径，寒门之士鲍照因献诗临川王刘义庆而得官即是明证。因此，学诗不仅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课程，且风气遍于士林。裴子野《雕虫论》曰：“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钟嵘《诗品》曰：“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到，其一，论者以忧心忡忡看待“摈落六艺，吟咏情性”的现象，正可见出诗歌创作风气之盛，且文学与经学的区别已成泾渭。其二，无论贵族子弟还是庶族少年，家庭都重视从小培养训练他们学诗作诗。其三，青少年普遍刻苦钻研，“耻文不逮”，担心落伍。正是由于“耻文不逮”，担心诗歌创作水平落后不如人，因此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创作水平。要学诗，前代创作的无穷艺术瑰宝，自然成为当代士人学子学习的最佳典范，拟古之风由此而盛。
六朝拟古诗的繁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朝文士勤奋笃学，努力提高诗歌艺术技巧的良好风尚，而此一风尚的形成又缘于文学自觉、文学不朽意识的确立。拟古与自由创造，共同推动着文学的繁荣，或者说是文学自觉意识下的两极创作实践。
拟古诗与骋才风气和艺术自信
六朝拟古诗的创作，既是士人学习前人、探索艺术技巧的方式，也是展示才华与时人、古人一比高下的表现。六朝人不是将前代的创作看成高不可攀而去顶礼膜拜，他们充满自豪和自信，相信自己也能够创造文学艺术之美，而且绝不比前人逊色。他们的拟古有种种形式，或模拟前人，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或在模拟中创新，旨在超越、旨在较量。钟嵘《诗品·下》序曰：“……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鲍照戍边，太冲《咏史》……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高度称赞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和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把它们与曹植、王粲、左思、鲍照等一批六朝的名家名作相媲美。又称鲍令晖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拟古唯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曰：“文通拟汉三诗俱远，独魏文、陈思、刘桢、王粲四作，置之魏风莫辨，真杰思也。”拟古而能“全似”，令人真伪莫辨，亦称“真杰思”，值得赞颂。拟古诗的创作，由于许多大家名家的参与而形成风气和热潮，并取得相当成就。如三曹七子大量拟作《古诗十九首》、古乐府和《
诗经》体式，陆机、潘岳模拟《古诗十九首》，谢灵运拟建安七子和三曹作品，江淹模拟了五十几人的作品。一代名家都率先写拟古诗，这自然不是自身智拙才尽的模仿和依傍，而是具有较量挑战意味。事实上他们也取得了足以与前人相抗衡的成就，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当然，无论拟古之作成功与否，这种现象之普遍，表明六朝人敢于挑战前贤，且对自己的艺术才华相当自信。
六朝是一个门阀社会，世族门第的庇荫使贵胄子弟平流进取，历代为官，政治地位稳固、经济条件优越，因此，普遍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培养了极高的文学艺术素养。而寒门庶族子弟，要凭借自己的才华取得入仕机会，更是以加倍的努力去学习提高，培养文学创作才华。钟嵘《诗品》称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陆机陆云兄弟，以才学名扬江东，张华以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钟嵘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刘勰称“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叭‘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六朝士大夫文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才华，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父子、叔侄、兄弟文坛并驾齐驱，文名彰显者比比皆是。如曹操父子，陆机兄弟，潘岳叔侄，张载兄弟，左思兄妹，鲍照兄妹，谢家子弟，萧梁父子等等，都才学高赡，或者兼及工书善画，擅长音律。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相当高的文学艺术才华的士族文士阶层，在六朝文坛上竟相驰骛，充满自信和自负，与古人、前贤一比高下。在建安乱世中，“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连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他们驰骋文坛，各领风骚。这是一个需要人才的时代，也是一个个性自由发展的时代。曹操云：“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论虽为实情，但如此恃才自负，敢想敢说，也是建安时代特有的个性自由的表现。阮籍登广武山，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颇含激愤之意，然傲视古今之气概亦是魏晋士人独有的!陆机得知左思将作《三都赋》，不屑一顾，曰：“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虽然《三都赋》终于获得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陆机也因此心悦诚服，但当年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足可凌烁古今!当然，左思并非自甘后人的平庸之辈，他作《三都赋》序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表明对前代辞赋高手、大家的追慕和仿效，但更有一种自信和挑战。“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美，为其赋序。”左思传陆机恃才傲物，左思自信执著，均在伯仲之间。谢灵运以才华享誉刘宋文坛，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其聛睨天下的气概近乎目空一切了。宋人吴迈远，“好自夸而嗤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狂傲自诩如此!《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孙兴公作《天台山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孙绰自负自得之情状，赫然可见。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六朝士人恃才自负的文化心理。拟古诗作者所表现的展示才华、挑战前人的自信，正
是这一时代文化心理的反映。
借助创作较量才学，不仅表现在拟古诗中，开展同题诗赋创作往往就是一种竞技活动。如前所引，宋明帝宴集命群臣作诗，梁武帝不仅在宴会上命群臣作诗，而且现场评比优劣，优胜者“赐以金帛”，这就是同题作诗的竞技较量。六朝时期，文人集团雅集、朋友欢聚、君臣宴饮，往往诗赋唱和，以助雅兴，或托物言志，或切磋交流，或骋才竞技，这种文学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六朝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大批同题诗赋。曹丕《登台赋》序曰：“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曹氏父子兄弟皆有《登台赋》，是同题共作的产物。另一类为隔代同题赋，实为后人模拟之作。陶潜《感士不遇赋》序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于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从董仲舒《士不遇赋》，到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再到陶潜《感士不遇赋》，从题材到内容，模仿继承的痕迹一目了然。陶渊明《闲情赋》序曰：“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徐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几篇爱情赋的产生一脉相承。赋坛上同题创作累代迭出，是六朝人展示才华，与前贤媲美、较量并追求超越、进取的诗学精神的表现。
六朝文士的自信心极强，恃才傲物成为士人普遍的艺术品格。文人的自信来源于自身的才华，而骋才风气之盛，则是才华与自信的表现，诗人如此，赋家也不例外。六朝人的文学自信推动着文学在不断的艺术较量中蓬勃发展，也潜转为拟古诗的创作热情。拟古诗的繁荣乃是这一诗学精神影响的结果。
拟古诗与兼容开放的诗学精神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曰：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角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岂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然五言之兴，谅非复古。但关西邺下，既己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浮沉之殊，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由此序可见，江淹的拟古创作表现了十分宽广的艺术胸怀，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精神远非因袭、模拟的“拟古”解读可以概括的。他认为“楚谣汉风”、“魏制晋造”时代不同，文体有别，风格各异，各有其精彩不可及之处；“关西邺下”，“河外江南”，地域差距，诗法迥别，但都有感动心灵、愉悦情性的审美功效，因此是“具美兼善”的。他批评和纠正了一些文人狭隘的艺术观念，以一己之好尚，排挤贬斥不同流派、风格的创作，即所谓“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正是怀抱如此多元的审美兼容态度，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包括《古诗十九首》、班婕好，以及建安、魏晋至刘宋诸名家三十位的诗歌。除此之外，他还有拟古诗《学魏文帝诗》《效阮公诗十五首》《山中楚辞六首》等，计凡拟古诗达五十二首，模拟的作家作品自先秦至南朝。诗人紧紧追踪诗歌发展的足迹，综观古今，融汇百家之长，模拟学习，表现了宽广的艺术视野和兼容开放的审美精神。六朝人的拟古诗往往不是模拟一体，而是模拟数体，不仅模拟一个人，而是模拟众多风格迥异的作家，江淹是这样的，陆机、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莫不如此。这种模拟现象已不是追求臻至某人的艺术风格和水平，而是通过自身的创作活动，在亲历亲为的过程中去感受体验各家的创作成就和风格特点；纵览古今，集历代诸贤各体于眼前，以一人之力相较量。如此拟古，决非对前人亦步亦趋、模拟因袭者所能达到的境界，其艺术气魄和胸怀是宽广博大的。
曹植曰：“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人各有好尚：兰苣蒸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發，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一代大家，都表现了如此开阔的艺术眼光，对自我的创作，能虚怀若谷倾听别人的意见；对众人的创作，能以开阔的艺术视野去接纳他们，去发现各家各体文学的成就及其独特之美。萧纲曰：“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萧纲在前代作家诗人中选择学习对象，汉魏有扬雄、司马相如、曹植、王粲，晋宋有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等。学习对象众多，不拘一格，眼界开阔。拟古诗中所表现的开阔的艺术视野，反映了建安以来在文学自觉意识的影响下，六朝人摆脱了文学教化功用的羁绊后所具有的宽广的艺术胸怀。
从学术精神的变迁来看，汉代专治一经的学术风气，至魏晋以来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光是精通儒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博学多识才是六朝人的治学方向。桂馥《札朴》三载：“汉时书少，学者皆能专精，晋、宋以后，四部之书，卷帙千万，遂有涉猎之学。”当然，书之多少并非主要原因，关键在于，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地位消失了，儒、玄、佛三学并起，学术思想遂呈开放、多元之势。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载：“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因此，颜之推训诫其子弟，“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学术思想的开放必然带来诗学精神的开放。六朝开放兼容的诗学精神，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学活动中，不仅体现于拟古诗的创作。
今借文学批评之一斑，或可进一步窥见这一诗学精神之全豹。六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一批文学批评著作相继问世：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钟嵘《诗品》、刘勰《
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等一批文学批评著作和文章选集的问世，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大融汇、大总结时代。六朝的文学批评家往往既是诗人、作家又是批评家，在他们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树中，融汇了个人的创作体验、当代的文学现象和历代的文学概括。他们“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抚四海，对历代文学创作从理论上进行了大总结大概括。他们品评历代文人创作的成败得失，探讨作家风格之承传，追溯文体源流之变迁，关注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文学批评著作由单篇发展到整部，由专题批评发展到系统的理论建树，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大繁荣的局面。六朝文学批评对先秦以来的文学创作及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巡礼，体现了作家宽广、博大而深邃的艺术胸怀。还应该注意到，六朝文学批评十分重视文体源流的探讨，作家风格的承传。钟嵘《诗品》
品评诗人的创作风格，往往指出其“源出”某人，如指出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阮籍“其源出于《小雅》”，陆机“其源出于陈思”，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左思“其源出于公干”，刘琨“其源出于王粲”等等。钟嵘在文学批评中探源寻流，所论各家承传之说不一定准确，但他重视对作家创作成就及风格成因的探讨，表现出对文学创作的系统性研究和思考。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批评家从理论上探寻承传关系，诗人则通过创作活动加以实践，通过拟古诗的创作去体验前代诗家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刘勰品评作家曰：“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又论文学批评的态度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填，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蘅，照辞如镜矣。”以不求全责备的宽宏胸怀和综观统揽的开阔眼界，去开展批评，方能成为作家的知音，能有中肯深刻的批评。总之，六朝文学批评所表现出来的观古今，抚四海，品评人物的高远视野和博大的艺术胸襟，与拟古诗的不拘一格、融通古今的创作态度是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六朝兼容开放的诗学精神。
汉代社会以其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形势培育了大一统的文化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哲学文化思想的确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历史著作《
史记》的问世，“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的繁荣等等，无一不是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结晶，并共同铸就了汉代恢弘磅礴的盛世文明。汉人的大气魄大胸襟外在地表现为对社会群体的肯定和维护，对客观外部世界的讴歌和赞颂，表现为对社会、国家的情感、责任。六朝社会动荡，时世艰危，两汉盛世文明，对六朝人来说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蛩音。六朝人在失落了外在豪情之时，则转为对内在精神的追求，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建功立业无望，遂转入文学事功的追求。当此之际，人性的觉醒和文学意识的自觉，给六朝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打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为他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展示了无限的探索空间，造就了六朝人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兼容开放、雄视一切的诗学精神。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汉代大一统文化精神失落在六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而为六朝的诗学精神所继承。
综上所述，六朝拟古风气的盛行、拟古诗的繁荣，乃是文学自觉、文学不朽意识下的产物；是六朝人以才学自负与骋才风尚的表现；并蕴涵着六朝兼容开放的诗学精神。在拟古风尚下，六朝人并不厚古薄今，并非一切以前人为准的，也不宗奉某一家一派；他们既学习前人，又挑战前人，他们不陷入前人好尚之窠臼，而表现出宽广的艺术审美视野和开拓创新的艺术进取精神。六朝人的拟古真正是一种学习提高的途径，一种表现和检验自身才学的手段，一种艺术兼容和开放意识的展示平台。拟古诗的繁荣与六朝蓬勃向上、开放多元的诗学精神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