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乡村生存条件、生产结构变化促使农民知识和信息需求进一步产生。乡村知识和信息需求存在区位地理、农户经济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体现着当今农民知识需求的现实性。农民知识和信息产品获取具有自在性、被动性、潜在性、逐利性、系列化、自主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在辨析乡村知识援助的机会、质量、成本关系中，强调机会的质量至关重要。实证提供知识产品的实用性，开展服务的主动性，营造公共知识空间，提高农民获取知识的自由度，培育农民利用公共知识资源的意识，是乡村知识援助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知识需求；知识援助；知识产品；知识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111—09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设”(项目批准号：05ATQ00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方允璋，福建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长期以来，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风险高，难以得到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农业是个弱势产业。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制约、权力配置失衡、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农民民主参与程度低等经济、社会、政治原因，使得农民普遍收入偏低、受教育年限少、知识技能相对较弱、生活质量差，缺乏应有的发展机会，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还有自然条件、历史及农民群体自身的原因。2004年，世界银行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上提交的《概念框架》指出：“单独靠钱或靠增加公共支出并不一定能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对贫困人口的包容。”“为使贫困人口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在发展中赋予他们权利。这种赋予权利而实现发展的过程是把贫困者视为主要的资源和合作伙伴；通过挖掘他们的知识、技能、警觉性和积极性来摆脱贫困。”这种权利首先是机会上的平等。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帮助提高其自身素质，提升他们人力资本的竞争力是提供的机会之一。然而，对于乡村来说，现代文化进入传统农村文化过程，对社会的改革“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此外还要同它们的运转所赖以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
       一、乡村知识需求的产生
       需求是对事物的欲望或要求而产生的。乡村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文化、生产结构、生活方式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满足时，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其自身的生存条件，开始把生存条件变成自觉，自觉的生存条件产生了需要。于是，乡村生活进入理性时代，人们开始注意到适应生存的某些事物的功能，例如知识功能。然而功能并不一定是行为者所自觉的。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为适应生存与发展，现代乡村农民逐渐开始自觉为营养选择食粮。笔者在福建贫困乡村所做的350份调查数据显示：认为知识欠缺会影响经济收入的占78．2％，会影响权利保障的占38％，会影响社会地位的占41.7％，会影响人格尊严的占20.2％，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占30.9％，会对下一代产生不良作用的占47.4％。这表明相当部分农民已经意识到知识具有工具性派生的经济功能和知识具体价值性的人文功能，知识的存量和流量与个人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费孝通指出：“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到的权力是一种时势权力。”穷人要致富，要进入上升通道唯一可倚仗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所掌握的知识。当农民意识到要用知识这个工具手段与生存(live)和生活(life)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们的行为时，知识需求便产生了。
       二、乡村知识信息诉求的现实性
       (一)具有明显的知识贫困特征
       知识贫困包括物质性与精神性两个向度，由于乡村公共知识资源长期缺乏，广泛地影响着乡村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体现以下特征：一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科技文化素养不高，发现、获取、吸收、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知识信息服务中的普遍应用，功能性文盲使得知识贫困加剧。警觉性低，辨别是非能力有限。二是经济收入贫困。在知识经济的市场环境中，稳定的收入来自于劳动力拥有知识、技能资源的丰富。而大量乡村劳动力资源单一，对经济强势依附性加大使得被盘剥机率加大。三是社会信息不对称。进人后工业时代，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政治、经济投资领域底层，百姓始终是善良而信息不对称的弱势群体，农村贫困人口堪忧。四是精神性贫困“真空不空”。乡村公共知识文化物品缺乏使得黄、赌、毒沉渣泛起。
       (二)需求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的差异
       从社会学角度看，乡村知识需求呈现出社会生态(即生存的物质层面)与社会心态(即生活的精神层面)的不同需要。在社会生态层面，“越过温饱线，进不了富裕门”是当前中国乡村普遍的生存状况。大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但还未摆脱“穷”。农业增收困难，劳动力过密型农业出现的大量进城的农民工，由于缺乏知识技能工资被压得很低，忍受着市场分配的歧视和社会再分配体系的忽视。再有，消费主义的影响，过快市场化的教育，医疗的高额付出，农民普遍增支压力大。所以，农民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最直接解释就是将知识的经济功能、获利功能摆在摆脱贫困、摆脱弱势的基础工具性派生位置上。在社会心态层面，有调查表明，弱势群体普遍存在心理困境，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被剥夺感不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76％的人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被社会排斥感。当千千万万农民走出家门进入城市视野开阔后，他们的自身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衣食足而知荣辱”，获取知识、拥有知识具体价值性的人文功能需求凸显。在人文层面，传媒发达，各种文化通过强势媒介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肆冲击着传统文化，但在古老广袤的乡村田野，传统文化内层仍相对稳定，人们在物质层面比如衣饰、消费用品等认可流行文化的同时，还存在从深层体认自己的文化情怀。
       (三)区位和地理差异
       中国国土幅员辽阔，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东部、中部、西部就是区位差异带来经济发展水平的众多层次。从区位看，以福建为例，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区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大体可分为城郊农村、沿海农村、偏远农村。”不同区位因地利，因工业化、商业化程度差异等外部条件作用，经济发展不平衡，区位性、群体性贫富不均明显，农民知识文化需求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对知识文化的功能的选择有所不同。从地理位置看，东西南北、沿海内陆不同地理位置的自然、人文环境也带来文化知识需求的多样性。
       (四)农户经济组织结构差异
       乡村生存条件改变带来生产结构的改变。中国数千年农耕传统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小农
       经济组织结构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与传统比较，农民已经分化，出现分层。调查表明，当前农户经济结构大致分为：一是以农业为主。目前，在乡村种养植规模小，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结构单一的农户是最贫困的。二是兼业经营。兼业经营是各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农户转化的一个长期的必然过程。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三是专业化农户。其生产目标已不再是为家庭生产粮食，或为城市生产剩余，而是为了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搞多种经营，其生产方式已是知识、技术较密集与资源密集型的结合体。四是农业户籍，但已与农业无关，已是完全非农性质的农户。农户经济组织结构的差异使得农民个体知识信息需求在经济层面不尽相同。
       (五)文化传统差异
       从文化传统来解读一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文化传统对经济文化活动价值取向的影响。如福建，因境内多山，山脉与河流将它基本分割为闽东、闽南、闽西、闽北、闽中几大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方言区，加剧了福建各区域间交流的障碍，因而历史上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各区域又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文化，不同区域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求知心态。闽北地区自古以来山林资源丰富，土地肥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长期浸润，理学的熏陶，熏染了农民勤劳、平淡，安土重迁的乡风，注重在农地山林科学种养植，发展生产，农民读书求知风气较浓，多年来农民自发的各种读书结社此起彼伏可见一斑。闽中莆仙地区人多地少，向来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训，知识改变命运观念根深蒂固。而在沿海，虽有“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地方也有出洋谋生求生存求发展的传统，亦存在“海洋游牧”的敢拼搏的、不守秩序的莽撞、投机与浮躁的社会风气。如一些地区的“偷渡文化”现象及产生的国际负面影响。虽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诸多，但它从深层次反映了部分农民因知识贫困而缺乏理性、自律的浮躁心态。
       三、乡村知识需求的表现形式
       受数千年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巨大的惯性力量作用的影响，在快速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农民知识信息需求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
       (一)自在性与被动性
       所谓“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过程或概念之中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在黑格尔那里，处在“自在”阶段的绝对观念运动虽然本身包含着对立，但还是以隐藏的形式存在。实际上，人类文化就主要由“使用工具生产的习惯方式和手段；社会生活习惯的传统；语言习惯交流活动的‘自在的’对象化的三个彼此不能分离的部分组成”。这些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习惯如农事活动习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自然而然地发展，并因其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族群)性形成千姿百态传统经验性的民俗知识文化。它在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和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农耕时代无须动员，无须号召，绵延不断。这种人类生活文化知识的自在性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自觉性”形成不同的知识形态。乡村获取知识信息被动性有相对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其主观因素是传统经验型知识技能习惯于主体的自身实践体验而缺乏纳新的自觉；其客观因素，一是受“几千年专制政治压迫下的中国老百姓，政治觉悟极低，他们怕事，他们盲从。”乡土社会中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体系的历史影响对农户行为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二是受“计划经济没有市场”的指令性生产束缚影响深远；三是乡村长期信息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信息贫困至今仍严重困扰广大乡村。农民接受信息被动。“很多农户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生产经营什么、生产经营多少，往往只凭经验或互相仿效，盲目性大，地区趋同性高。”农户独立性、创造性能力不足，导致产品同质竞争严重，增大了农产品生产的市场风险和利益流失。
       (二)逐利性、适用性和系列化
       逐利性是一种低层次的显性的需求，是急于摆脱贫困的农民对知识信息需求的特点之一。这种逐利的心态常让专家们对贫困农民的境遇产生矛盾心情，但理性地检讨，我们不难理解，这种逐利心态与传统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和小农经济直接面对残酷市场竞争的双重风险，以及与没有稳定“铁饭碗”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比如动植物养殖受生长期控制，受自然灾害、病疫威胁，受有机体生命期制约，受市场供求制肘及产品的药物残留问题等等。再比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这些都要求实时的、短平快的知识、信息、技能来有效解决。套用一些农民的话说，能赚钱的先学。换言之，逐利性追求的是“现实”。适用性、系列化服务，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受指令性引导的束缚及零散信息提供的不适用之苦后的一种诉求。正如笔者在福建省仙游县乡村调查时，该县农民的回答令人深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道理我们懂，但农业科研成果贵农民买不起，经济信息不能及时转化为市场效益农民要不起，信息服务只提供有生产没市场的我们输不起，我们需要的是系列的、适用的而不是零散的。
       (三)潜在性与自主性
       潜在性是一种初级层次的隐性需求。它是主体对生产活动进行计划组织过程中产生的。由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当主体意识到问题情势时便产生一种不舒适、不满足和缺少某种东西的特别紧张状态，他们无法确定需要何种信息，这种信息要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由于乡村公共知识产品和公共服务长期缺失，又由于小农经济环境下农户分散经营，传统上农民没有利用像图书馆这样公共物品的习惯，对公共知识资源的需求处于潜在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福建边陲东山岛有个农民面对村民法律知识匮乏、维权成本高的严峻现实，独资创办了农民法律图书馆，其结果是连带着附近村庄不知如何维权的农民也拥向这个图书馆，农民把图书馆当成投诉处、法律咨询处和调解处，令创办者感慨不已。这些囿于相关法律与专业伦理的话语与需要，反映出农民知识需求的潜在性，一旦有机会，这种潜在需求就显性化。
       自主性是对应于潜在性的一种高层次的知识信息需求，是农民知识自由的表现。多少年来，农民接受教育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农民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农民获取知识、交流知识能力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受到条件和机会的制约，一旦有了机会和条件，他们选择知识和信息的自主性就会显现出来。在福建山村，随着闽南铁观音、武夷岩茶、闽东绿茶成为近年国人茶饮料、茶文化兴起的重要载体，茶农逐渐在种茶制茶的科技含量、卖茶喝茶的文化含量中悟出了“种茶不如制茶，制茶不如卖茶”的经济法则。其中道的是茶农种茶劳动的低效益，叹的是技术工艺、知识文化信息的价值。近年来，政府减免农业税，茶农从种茶制茶一售茶生产发展中切实享受到了告别皇粮国税后的实惠，不少茶农积极参加当地农技部门、文化站组织的学习培训，购买相关的书刊进行阅读交流。他们在种茶中学会了如何降低茶叶农药残留量，在制茶中学会了如何安全、标准化生产，学会了怎样在茶叶色、香、型等外在特征上改进工艺流程，从而提高茶的质量和文化含量，并组织起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协同面对市场。
       他们自觉去读书、去实践、去感悟，去联合起来建立茶叶销售网。换言之，自主性促使农民需求从信息层面逐步上升到知识层面。
       四、知识援助的效用分析
       (一)乡村公共知识服务机会、质量与成本关系辨析
       关于公共服务的机会，世界银行在《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指出：所谓公共服务机会是指保障人的起点的机会公平平等，一个人出生不能选择，但在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面应赋予均等机会。所谓质量，是反映机会的质量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公共行动的中心应该是资产、经济机会和政治发言权的分配，而不是直接干预收入的不平等。通过增加对最贫穷人群的人力资源投资，以更平等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信息和市场。我们可以观照图书馆这样公共知识服务机构，虽然国家“六五”计划提出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然而，近1/4的图书馆常年无购书经费，乡村学校图书馆旧、书少、人员素质差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再来观照多年来社会各部门对乡村知识的援助。中宣部从1995年起开展“文化三下乡”活动；1997年，中宣部等九部委实施“知识工程”；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国家图书馆具_体承办的国家重点文化项目“送书下乡工程”，采取专家选书，集中采购，统一装帧，直接配送的方法。可是，据报道，送下去的图书“水土不服”的少说有1/3以上。中宣部“万村书库建设”中送下去的图书大多锁在玻璃书架上以应付上级检查。政府各部门向社会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捐书，然而其中大部分因其内容时效、载体陈旧等问题而缺乏实用性，使得这样的活动多流于形式。在这期间，还有民间社团与社会志愿者发起的各种各样的读书援助。2002年，国家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之一，共享工程特别以为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大众摆脱“信息贫困”服务为宗旨。
       社会提供的知识信息产品和服务如何符合乡村需求，人们正在探讨。社会面向乡村开展知识援助无疑在增加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机会，然之所以收效极为有限，产生高成本低效率现象，与其运动式、活动式的理念有关，亦与提供知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有关。农民是讲求实际的，也就是说讲求成本的。由于乡村公共知识服务网点不足带来的距离和时间成本，配送知识产品不对口，服务质量差的“劳心”成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专业、技术障碍的难度成本等，使得农民因高成本而无力消费或者放弃消费。综观社会知识援助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和服务的机会、质量与成本关系。社会提供公共知识和服务的“机会”是硬投入，维护的是“公平”，然而，如果受众选择机会的成本太高，选择的可能性就小。质量则是硬投入和软投入的结合体，包括提供知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质量影响着机会成本。简言之，“机会的质量至关重要”。所以，社会知识援助面临的持久战就是如何根据农民的需求调整策略，有效地实施，在提高公众受益的同时也使社会受益，促使公共知识和服务的机会、质量、成本呈现正相关。
       (二)乡村获取知识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指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一方面生活较稳定，一方面封建时代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的历史原因也意味着“国责不下县”，使得广大农民权利缺失。由此促成长久以来以血缘、族缘、社缘为纽带，靠口传心授，靠面对面交流，靠语言、副语言传情达意，靠经验累积进行知识和信息交流获取的人类自在方式成为惯性。“即便在路径之外存在其他更加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我们只好锁定在这种已经被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件’所引导的路径上。”如今，知识信息传媒的多样性、便利性使得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渠道的认同方式也不同程度增多，即便在贫穷的乡村，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广播电视成为贫穷农民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主渠道，反映了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对农村文化生活的影响。其次，传统路径依赖依在。这也是当今乡村仍依血缘关系、亚血缘关系、社缘关系在传统手工业经营，在农户经济组织结构调整乃至出国打工，移民活动运营中具有趋同性的重要因素。对识字率还不高、生活地域性强的大部分农民，这种通过语言、感官、表情以及各种实践、示范，直观的传、帮、带进行知识交流的习惯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是有效的方式之一。从笔者对福建乡村农民阅读书刊的来源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自己购买和向邻居朋友借的达67.4％，向村委会借的占31.7％，向图书馆借的占14.9％。这种现象表明，长期缺乏公共知识产品的农民只能靠自身想办法满足书刊阅读需求；知识传递、书刊宣传是在社群之间形成的，是靠邻里和亲戚之间互相介绍进行传阅的；另外，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支持“三农”而组织出版农民用得上、看得懂、买得起的书刊，深入到乡村广布图书推介点，适时推送“三农”书目等灵活的服务方式，低价位销售阅览的灵活运作方式，增加了农民选择的机会。同时，私人购书比例较高也反映了农民文化、生活观念在改变。“这一切本质上是随着人们自由度不断提高，认同形式不断趋于丰富多样的过程，不是一种认同形式取代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乡村在公共知识信息服务方面的薄弱，因此，农民获取知识的路径依赖，就必然落到像图书馆等这样的公共物品的培育问题上，这实际上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缩小城乡知识差距，实现“机会、质量与成本”的公平平等和有机统一的应然内容。
       (三)知识文化产品的实用性
       受需求现实性影响，农民不管知识信息获取是为经济目的也好，教化性质也好，娱乐休闲也罢，他们需要的是易于被感知的、实用的作品及其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
       一是作品内容的实用性。作品内容的实用性基于内容所属学科类别、知识形态和生命半衰期上，大体可分为知识产品、文化产品、信息产品。虽然，知识、文化、信息各自概念界定为学界多年讨论的话题，但三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三者各自有所侧重也是有所共识的。知识产品就需求共性而言，基础求知型知识、实用知识、生产性、加工性技术技能知识是当前最为需要的或者说是亟缺知识。譬如在科学技术层面，那些给农民生活、就业带来方便的普及性易得性强的科学技术知识受农民青睐，也更容易推广。在法律学科方面，一些具体的法律案例实则更有助于警示性，提升农民法律意识。而抽象的学术型、研究型知识对于乡村人们一来难有用武之地，二来难读懂。那些经典名著、百科知识则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信息产品动态性强。不管是经济信息、生产加工信息、时政信息、文化信息，还是具体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信息，农民需要的是适时的、有针对性的、相对权威性的。文化产品更多地凸显为精神性知识。人们的文化需求上升到精神层面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语言习惯的多元性诸
       问题。如地方戏曲、曲艺、风俗民情工艺等文化产品则明显反映出地域性、乡村性、民族性的文化认同。这些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普及性、大众性知识文化产品，是“底层大众知识自由、自我实现、自得其乐的形式之一，它起着基础性的稳定作用和传播作用。”
       二是表达方式的实用性。表达方式指知识或文艺创作得以实现的形式，如文字、音乐、舞蹈、声音、图像、物体、动作或上述方式的任何组合。某一知识文化为了便于记忆、易于传播，或为强调教化或为追求休闲娱乐效果，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传递知识选用何种表达方式要视乡村具体受众阅读的基础。“语言文字不是唯一的传情达意工具，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语言和文字基础”。不可否认，学术性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农民间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晏阳初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乡建运动”时，就不断探索缩小知识差距的途径，身体力行地深入民间了解情况，向农民学习。他提出的目标是把那些深奥难懂的科学简单化、通俗化，即把它们转变为农民易于理解和应用的术语，他呼吁一流专家、学者参与这种行动。简言之，本土化。“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表明了一种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意识结合的可能方向。强调表达方式的实用性也是尊重农民的文化生活方式、获取知识的自主性和获取知识信息规律的“较高形式上的复活”。
       三是表现形式的实用性。表现形式指在知识信息传媒多样化时代，用不同的记录载体、手段和符号表现知识的形式。从印刷型文献看，其一是具有移动方便、费用低，可重复使用而内容无损耗性特征；其二是最具人文性个性的阅读。虽然数字化网络化为人们工作学习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它不能替代阅读。独立地、批判地、耐得住寂寞地进行深入阅读有时可以起到“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的作用。声像型文献虽要借助机器设备，但费用较为低廉，移动相对方便，且直观，可以集体阅读、交流、体悟，这种大众化的较浅层次的阅读对于像种养殖知识、较为粗放的劳动就业知识技能的培训、中小学部分教学资源等，其图文声像并茂的文本更具实用性。网络资源则因承载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覆盖面广、关联度高，以及交互性、个性化强而更适用于信息检索，是解决偏远乡村信息贫困闭塞困扰的有效载体。
       四是增强知识信息产品传通的交互势能。虽然图书馆在众多公共知识空间中开放程度最大，能容纳百川千壑，各种知识在图书馆里集合，各种思想可以相向开放，然而受识字率不高，受上述“被动性”影响，农民接受信息还是呈从上往下单向势能。所以，乡村知识援助实用性、针对性的另一重要渠道就是激发农民的知识信息诉求。实际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广袤古老的田野上还有着丰富的地域性人文资源尚未发掘，底层公众中一样有精英存在，有着丰富的经验型知识，只是他们长期处于弱势位置，缺乏自信，缺乏传递通道，因此，知识援助包括帮助农民发现知识，提高文化自信，从乡土知识生产链上采集资源。为了让信息资源更贴近底层需求，共享工程国家管理中心正鼓励各级分中心开展原生态文化信息资源采集和数字化转换上传，不断调整、改善、丰富国家管理中心资源结构，激发了一些基层知识文化服务机构积极参与本地区特色资源建设。乡村知识援助中建立知识信息交互机制将增强底层群众选择信息的自主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基本文化权利。
       (四)服务的主动性
       主动服务不仅指图书馆员微笑服务或走出馆门送书下乡，或仅通过技术手段设施等工具传递信息。同时，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还取决于自身素质、知识存量、知识流量等心智问题。德尔文等学者之所以把信息看成一种主观“建构”的因素，认为传统图书馆工作对用户需求特性的漠然，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上把信息看成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客观事物。德尔文批评说，图书馆职业长期以来假定用户的头脑“就像一个空净的窗口，会对注入其中的信息照单全收，而要做出这样的假定，就得首先假定信息是物，而不是主观建构，假定信息能够独立于主体而存在，并与它描述的客观存在之间存在固有的、绝对的、正确的、一致的关系。带着这些假设，(图书馆职业便觉得)有理由期待用户在接收信息后自然地做出反应”。“当前‘支农’中有相当部分同志并不‘知农’，不了解农民兄弟，不了解当前农村政策、科技、法律、法规以及农产品行情和政府信息，以致‘支农’变为形象工程。”受历史的、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农民知识信息诉求无法独立于主体。生活在方言区的人们日常用方言表达交流，亦用方言思维，例如他们中许多人在收看农技辅导视频资源时，必须将普通话在脑子里先转换为方言后才能接受，反之亦然。换言之，农民无法或者说不能清晰地用通用语言或文字表达需求。美国图书馆学家J.H.谢拉指出：“阅读是一种亲近的行为，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一场对话，如果图书馆员想成为二者之间的媒介而不是干涉者，那么他必须参与这种亲密关系。只有当他熟悉他所管理的图书资料和目前乃至将来使用这些资料的读者，他才能有效地将两者联系起来。”生活在同一地域语言习性相近的基层知识服务人员深入田野调查，去探讨发现“受众的文化心里趋势，学习方法趋势，研究受众所处的环境，受众学习影响因素”，去倾听农民诉求，去组织适用知识信息，去建立起作者与读者、阅读与需求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亲近关系，是主动服务的应然。由于乡村外来人口流动较少，知识援助面对的是相对稳定的群体，这样群体的诉求也具有相对集中的实然。
       (五)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
       知识产品实用性表现在直接提供阅读受益，而比具体阅读更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方法也就获得了相应能力。然而，能力是“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有其量的积累过程。提升农民获取知识能力还要给予相应的援助方法，其逆向策略即降低一些获取知识的方法障碍，包括上文所述的降低文字阅读障碍、专业障碍、技能障碍以及营造公共知识空间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一是降低专业障碍。图书馆专业具有很强的“知道知识要去哪里获取”的寻找知识的工具性特征，正是这种工具性职能使得数千年来丰富的典籍得以有序收藏、揭示、传承，从而确立了图书馆事业的地位，也是当前许多参与乡村知识援助的社团、志愿者寻求图书馆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也正是这种从图书馆管理角度设计的概念化、模式化、抽象化的专业语言成为广大公众难以逾越的专业鸿沟。因为对于读者来说，在一定的知识集合内能否方便迅速地查到自己所需的资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在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方略中，农村文化建设重要的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今后乡村知识援助将越来越重要，其中优化检索语言控制文本，降低专业障碍，架构一个大众化、平民化的检索平台，提高寻找知识效率将成为知识援助的重要职责。二是降低技术障碍。信息化进程加速，国家通讯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计算机技术普遍使用，数字资源大量涌现，知识信息服务借助网络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时间、空间限制、隔阂等问题逐渐消失。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数字鸿沟越来越深，操作越来越复杂，设备更新和维护消费成本越来越高，技术成了弱势群体获取知识信息新的障碍。
       知识服务机构曾对此进行不懈努力。譬如在上层，共享工程国家管理中心针对基层公众网络进门难的反馈不断整改，力求基层应用系统界面简洁，操作简便。而在基层，像共享工程基层示范点龙岩红坊镇文化站，也自觉实践将国家资助的设备与知识产品传送到农民手中。他们根据服务对象情况，为老年人群体播放视频资源，为只会点击观看的初级使用者提供光盘阅读、提供简单的界面“确认”方式，引导小学生搜索查寻知识，帮助高考生、中考生家长查询录取信息，为那些掌握技术快的读者设计制作网页，辅导他们网上资讯，发布农经产品信息。当然，技术障碍、“网络最后一公里”仍是世界关注的长期的热点问题。三是营造公共知识空间，提高获取知识自由度。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使这些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但要能使自由的、对某类知识的需求完全出于主体的自主选择，与受教育程度关系密切。有专家指出，必须提高农民文化教育水平，调动农民的潜力，让农民自己去搜集市场信息，选择种植养殖，提高生产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农民自主努力是农业农民之根本。普遍过早离开学校的农民，他们中许多人实际上还未获得一定程度的生产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的“自由”。乡村的人们需要各种知识信息，更希望有相应的公共知识空间交流。就像福建闽北的一些乡村文化站、农民活动中心长年举办有大宗作物、特色作物培训班，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辅导班，“师生们”用阅读、用方言、用示范、用COPY视频资料，用他们所能接受的表达方式、表现形式传递知识和信息。即便是收看电视文化娱乐节目，收看“道德访谈”、“法律在线”等教化节目，农民们聚集在活动中心与在家中私人空间观看的感受也大不一样。因为“私人空间是人生存的条件，公共空间是‘成为人’的条件。”公共知识空间的知识交流增强了主体反映客体的自由度。乡村的人们在知识和信息交流中开阔视野，在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同时获得知识自由，提高自主性、创造性，充分享受生活在乡村的尊严与幸福。
       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和公共知识服务是政府扶持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职责。然而，知识的拥有与获取具有长期性、累积性、更新性的显著特点，使得乡村知识援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将是政府和社会长期践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