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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族主义问题不仅是当今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在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呈现为令人困扰的思潮。结合着历史上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国家的传统与现状，本文对后共产主义社会境域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后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其起源、生发和蔓延与社会变革产生的焦虑息息相关，既与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相对立，也与社会结构变迁相承接。
       关键词：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社会焦虑；类型；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96—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5&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卡萨·库泰罗，波兰罗兹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教授；宇文利，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引论
       在正经历着政治体制转型的中东欧诸国，民族主义问题似乎颇为普遍。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种思潮或社会运动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有益于社会?又为什么在当代凸显并产生巨大影响?我首先想说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相似，是对社会中作为社会变革后果的普遍焦虑的反映。也即，作为政治体制转型的后果，社会分裂引发了社会焦虑，而在面对未明前途和未知结果时，群体性的社会焦虑自然生发出的一种思潮。
       一、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
       民族主义可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或政治教义。根据亚当的解释，假如它是基于相互关系或血缘联系，它所代表的就是“政治种族性”。而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与民族单位均应赞同的一种信仰，它促使民族从无到有得以创生。埃尔·瓦菲认为，所有种族群体都应当具有自决权，也都是自发产生的。以上这些观点在罗马尼亚的政治学家提斯马尼诺那里得到汇综，他提出，民族主义使得族籍成为一种身份象征。“民族主义使认同得以实体化并且向个体确认，个体通过融入到更大的共同体中，就可以克服孤立、失败或疏离感。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资格，一种手足关系，它意味着团结，也包含着差异、异质并最终导致排外。”
       在提斯马尼诺所做的界定中，民族主义在涵义上超越了政治思想或政治教义术语所包含的意义。它在解释中所获得的地位几乎是哲理性的，或者是准宗教性的。它所包含的思想验证了人类存在的意义。提斯马尼诺还提出，民族主义“最突出地表达了一种威胁的意味，一种对侵犯弱势共同体的极端合理化的思想。”与此不同，安东尼·吉登斯则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具有典型后现代特征的原教旨主义，而原教旨主义不过是一种以传统方式捍卫的传统，不论捍卫的过程是否受到质疑。他认为，原教旨主义具有强调教义体系纯洁性的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它需要与其他的传统观念分开，也是因为它排斥那些与公共领域内的对话观念相结合的真理模式。因此，由于紧随其后的是一种潜在的暴力，它故而会变得颇为危险。根据吉登斯的说法，后人总是把传统看作是正当的。然而，在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以宗教原教旨主义模式出现的民族主义会引发矛盾，因为它排除了对话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运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民族运动，当然也包括由社会主义政党、工会等参与的社会运动，都属于所谓的人民运动，它们曾具有反秩序的特征。这些社会运动的目的是引起反对资产阶级(雇主)的阶级斗争。假如我们认为民族运动是“那种为建立民族性国家而奋斗，那么它要么是通过各自分立的政治单位的合并，如意大利，要么是从宗主国和压迫国中分离出来，如亚洲或非洲的殖民地。”在19世纪晚期的民族运动中，政治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后者失败了。在这场争论中，人们提出了一种“两步走”的策略，其第一步是获得权力，第二步是给社会秩序带来合意的变化。在这个策略中，第一步能够轻易做到，而第二步却总是很棘手。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在政治民族主义者遭受到历史性的失败后，文化民族主义者今天应该扮演主要角色了。
       难道民族主义本身就排斥对话、拒绝协商并不可避免地引向冲突吗?根据提斯马尼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民族主义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遍地存在于具有坚实民主和强烈市民社会意识的国家中的自由民族主义，另一类是在那些不具备明显民主传统的国家中较为典型的种族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正如提斯马尼诺所说的，“把个体权利认定为自由制度的基础。民族的主权源于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权利的保护，不管他们是否具有种族世系或其他方面的差异。”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温和式”的民族主义，它固着于保守的、自由的或者社会民主性质的民主传统中，允许不同种族的成员获得同一族籍并排斥种族属性的“遗传”形式。哪而种族民族主义自身具有很多不同的倾向，其共同的原则包括：对民族进行集体主义视角的诠释，对传统和传统制度的赞誉以及对过去英雄神话的崇拜等。它以抵制任何形式的西方主义为特征，其攻击的最主要的对象是自由主义的态度。种族民族主义常常称赞前现代性价值，尤其是具有典型农耕共同体特点的观念，它同时谴责金融资本和工业对种族宗教共同体的破坏。从种族民族主义的角度看，自由主义被描述为无情的和机械的，并且会导致社会的碎化。
       二、民族主义是对因社会分裂而产生的社会焦虑的反应
       民族主义源于政治体制正经历转型的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典型的社会焦虑。社会变革引发社会分裂。社会变革越是突然和深刻，焦虑就越会在社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具有市民社会典型特征的机构在社会上出现得越多，其历史上民主时期越长，防御和对抗社会焦虑就会越发容易和有效。换言之，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型可被认为类似于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所有隐藏着的怨恨、创痛和焦虑就会出现。事实上，作为对社会动态变革反思的结果，这方面的问题早在19世纪初就已被发现了。那时候，发展资本主义意味着传统共同体和社会结构的退化，它带来的是恐惧和焦虑。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埃米尔·涂尔干使用了“失范”的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有助于打破传统社会中典型的社会联系，但它却未能建立起可以代替的新机制。在涂尔干的理路中，社会失范是和社会的尤其是文化的结构相关。尽管失范并不是生活在那种社会结构中所有个体的特征，但当面对要突然重建一个新社会结构时，人们会陷入认知混乱。他们会不知什么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什么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并最终不知道什么是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社会个体失去了规制，也就等于掘开了他们的痛苦之源。美国科学家罗伯特·K·默顿把“失范”定义为：“当文化标准或文化目标与依据这些标准或目标而结构化了的社会群体成员的可能行为之间出现重大分歧时的一种文化结构崩溃。⑩默顿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19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状况相联系的。他集中关注了在未曾调整社会结构来适应压力之结果的社会中，将获取经济成功作为主要目标的强大压力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默顿使涂尔干“失范”的概念得到了扩展，这个概念在今天并不只是“常态缺失”的意思。不过，默顿的主要意思仍旧与涂尔干的意图是和谐相称的——一言以蔽之，“公共良知”揭示了“规范的缺位”。
       尽管与涂尔干的理解有差别，麦其弗和大卫·里斯曼在19世纪50年代仍发展了“失范”这一概念：它不再与社会的或文化的结构有关，而是成为描绘人类心智特征的一个概念。麦其弗认为，失范是一个消除了道德观念、所具备的不是规范而只是混乱的冲动的人的意识状态。在麦氏看来，失范失去了承续感、团体感和义务感，变成了“精神贫瘠者”，对任何人都不会负责任。里斯曼把当代“失范的人”描述为：“表情虚空，感情失范，喜欢歇斯底里，抑或蔑视法律，是前社会中失范个体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失范变成了社会失调的同义语。
       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政治体制转型的情况似乎具有失范的特征。那么，失范如何助长了后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呢?在国家经历着政治体制转型的情况下，社会分裂的过程能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与此相关，因社会分裂而引发的焦虑就成为社会焦虑的中心。这种社会焦虑是先前固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而新结构尚未确立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个体就开始在一个他所未知的社会现实中活动，分裂焦虑就从新社会现实的无序出现中生成。社会变革越是强大和广泛，社会焦虑就越发强烈。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创造出某种防御机制，以解释和诠读焦虑，并以同样的方式使之得到缓解。民族主义可能就是对社会分裂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包含了能够显示其防御特点的成分。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发生的社会分裂导致了社会碎片化：突然之间，一个同质而组织紧密的共同体变得复杂起来，变成由非常不同的个体组成。此时，因社会混乱而发生的分裂焦虑就开始出现了。有些个体能够习惯于这种状况并且可以依旧在社会中正常活动行为，而其他的人则需要寻找他们所属的群团和共同体。换言之，对身份认同的寻找由此发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有助益的：它不仅给个人提供归属于某个特定民族的感觉，而且也提供意义感。民族，尤其是中欧地区接近种族民族主义的民族，通常都负有类似的使命。可以看出，社会分裂使得某些人甚至某些社会团体从个人主义转向更为常见、更易于理解的集体主义了。
       三、与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相对立的民族主义
       我们在前面曾经认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源出对社会分裂的焦虑。这种焦虑产生于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双重维度的转型。波兰学者克拉斯诺德比斯基认为，波兰的自由主义者与某些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们持相同的观点。在他们的观念中，一个开放的社会所指的不仅是文化的多样性，还包括没有任何支配性的文化或任何共同的、标准化的政治公共机构。据他们的判断，在波兰甚至在整个中东欧地区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态度的政治文化。他指出：“由于社会尚未完善，它必须要转型。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矛盾：一方面有人宣称要保持国家中立，另一方面又有必要教育社会以便有助于使其产生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应该是教育者，它既不能保持中立也不能无所作为，它的使命不仅仅是要实现经济转型而且要教育非自由主义的大多数人。”在这位社会学家的判断中，为东欧人民所不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及其个人主义是被强加给他们的，并且与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相对立。与出自于领导者不信任的西方自由主义不同，东欧的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对非自由主义社会不信任的结果。“启蒙”精英们在推进自由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起到了带头的作用。
       由精英提倡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上面所谈论的社会分裂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改革计划本身强调自由和个人主义，然而却没有考虑共同体和统一问题。在社会分裂和政治体制转型时期出现和追求的这种模式的民主，看上去正是社会焦虑的原因。我们认为，各个集团和个体以不同的方式来对抗焦虑，以反对腐败的精英分子为最常见主题的反自由主义的口号就变得颇受欢迎。这种民主的结果，似乎仍使众多的社会集团、尤其是那些希望实现团结统一的政治体制的集团感到失望。
       下面，我们谈谈社会分裂及其经济表现的问题。在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中，私有财产被认为是怪事或无可避免之灾祸——例如，在波兰就似乎如此。在这样的经济转型中，自由市场是转型的终极目标。那么，私有化、建立自由市场与社会分裂焦虑之间的关系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相似性。一个社会安全、就业可靠的世界，正在被转换成一个其经济基于自治集团的自由运行的世界。因此，在大量的社会集团尤其是那些不能轻易对付新境况的社会集团中间，有可能要出现潜在威胁。故此，造成焦虑的根源是经济的分裂。重新整合分裂不仅意味着一种新体制在自由市场区域内生效，而且意味着要实现人们心理的转变并且接受新的规则。
       我们从对与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分裂焦虑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不管特定集团和个人如何对付伴随分裂而来的社会焦虑，这种焦虑必定要被假定为永久性的。然而，某些群体对上面提到的焦虑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为他们的生活所经历的突变寻找解释的努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据这种推理，必然要有某些人为当前的境况、正经历着的事件以及明天要带来的后果负责。由此，最轻松然而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异己者中找出“敌人”来。这个过程，孕育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发端。当然，人们不可能要倾尽一生的精力致力于偏执地寻找要为社会变革负责任的人。对于个人而言，他需要断定的是，所有那些与社会结构变革和分裂相关联的焦虑，并没有使他变得虚弱而无助，他需要的是某种意义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要在民族共同体中找到的。
       四、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民族主义
       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继之而来的问题：哪个社会群体会特别易于产生分裂焦虑呢?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那些在社会结构中位阶较低的群体是最脆弱的。其原因是：首先，在政治转型期，他们的地位缺乏保障；其次，在社会结构中地位较低意味着低水平的教育程度，而这又可能会妨碍他们充分地理解所发生的变革。这些结论在1997年波兰进行的作为波兰大选民意测验一部分的社会失范研究中得到证实。该研究表明，高度失范的社会个体具有以下特征：(1)他们不大可能参与正式的机构(比如，他们多为失业者，很少在管理岗位工作，社会地位低下)；(2)他们的职业状况很糟糕(较低的职业身份，鲜有补充空缺的渠道，多工作在不景气的公司中)；(3)他们占有较低而且不够有利的社会地位(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其父母同样受过不多的教育；他们认同较低的社会层级；他们多为妇女)；(4)他们居住在小城镇而非大城市；(5)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物质状况不够稳定(他们的收入较低，属于公建房的住户)；(6)他们自称信教(与不信教者、笃信教者以及半怀疑教徒相比)，而且是天主教徒(与不信教者以及其他教种的追随者相比)。
       我们在前面提出，在失范感和分裂焦虑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因此，上面的研究结论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后者。按照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当最常见的对抗分裂焦虑的防御机制是民族
       主义时，其追随者大多可能属于社会低层中的某些群体。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社会群体有无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做出回应呢?答案是，有可能。民族主义是一个易于理解的意识形态，以其最为极端的情况为例，在贫困或受社会排斥的问题被左翼们忽略无视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极为突出而且难以匹敌的一种思潮。在劳动者和低社会阶层的人们被那些赞同正当激进主义的传统左翼们“遗弃”的发达国家中，类似的思潮也是可见的。由此看来，解决社会困顿和挫折的办法就有可能是生成民族主义思潮，或某种正当的激进主义，如宗教原教旨主义。
       总结
       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目标为民主社会的政治体制转型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并由此产生了分裂焦虑。在转型所涉及的范围内，社会分裂焦虑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心焦虑，因为它很普遍而且也很广泛——影响到了经历变革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和几乎所有的成员。对抗这种焦虑的一种流行的防御机制就是种族民族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中，被视作异己的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少数种族人士，常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他们的种族认同建立在叛逆、受难和牺牲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种族民族主义包含了重要的救世观念。那么，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赞同把种族民族主义作为对社会分裂的回应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提及拉尔夫·达仁道夫对处在变革中的中东欧境况的反思。达仁道夫曾讨论了后共产主义国家是否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问题，得出了特定环境引发特定民族思潮的结论。他把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土壤描述为：“其主要特征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力量突然影响到一个尚未准备好适应于它的、仍像独裁传统一样保持着历史阶级的社会。结果是，那些重要的社会集团都感到失去了方向感和社会平衡感。他们觉得好像被卡在了新与旧的半途之中，既憎恨资本主义，也憎恨社会主义，既厌恶新贵，也鄙弃新贫。从身份来看，他们是农场主、店主。另外，根据社会地位和教育情况，也包括新的中产阶级成员，如公务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工技人员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许诺破除现状返归传统的运动会变得颇受欢迎，而此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返回历史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达仁道夫也指出，这些分析并不完全适用于后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即使我们把共产主义称作“落后者”的现代化，它至少仍然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其次，除了不忘记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的地狱(或至少是“洗涤所”)，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还有，二战后不久，在西欧国家中形成的陈旧的、不合时代而且并非工业化前的社会结构，在一度被苏联控制的国家中目前仍旧存在。在转型开始之初，受到干扰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处于休克状态而且觉得“难以接受”。然而，就像达仁道夫说的：“休克开始产生社会影响。梦想和现实变得支离破碎，除非有人能够做出符合它们的虚假承诺”，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
       综上所述，对社会分裂焦虑的可能反应是，离开自由、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个人主义而归于民族主义、种族民粹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后共产主义国家时而遭遇到种族或宗教冲突。排外和仇怨意识的扩散事实上首先是对外族控制所造成的创伤反应，其次也是对社会分裂的反应。不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预防这些反应，其疗法最终还是存在于心灵之中——那就是，“爱邻如己”原则下的个体良知与内心的道德法则。当今时代，由深受分裂焦虑影响的诸多遭排斥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群岛，有可能转向种族民族主义或者其自由主义的对称物，而对政治体制转型回应的最后选择取决于转型能否成功并最终取决于社会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