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恢复高考，顺应了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和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断。高考取代推荐，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转折，产生极为深远的教育与社会影响。比较和分析高考存废之得失，我们应倍加珍惜30年前来之不易的考试选拔人才的权利。
关键词：恢复高考；人才选拔制度；历史转折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1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3JZD0038)。
作者简介：张亚群，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77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停废11年之久的高校招生考试于12月8日至9日在全国恢复举行，570余万考生走进考场，接受高校招生考试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以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人才评价客观标准取代了推荐制下权力、血缘与关系的主观随意性。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起点，产生极为深远的教育与社会影响，而且对当今人才选拔制度改革也具有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时代要求
高校招生考试今天已习以为常，而在30年前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考试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的典型表现，遭到举国上下的无情批判。1977年恢复高考绝非偶然，它是纠正“极左”教育路线及其招生政策的必然选择。此举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符合国家和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断。
恢复高考的动因，首先在于矫正推荐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端。“文革”时期，高等学校无法正常招生办学。1970年6月，北大、清华获准进行招生试点，“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学员。1972年，大多数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总体而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由于招生缺少必要的文化考试及受权力支配，出现大量的“走后门”现象，生源文化素质大幅下降。“就全国而言，所招学生少数为老三届高中二年级以上水平，部分学生只有小学水平。”江苏省24所高校的72级学生5月份入学后，不得不安排4个月的文化补习。清华、北大等学校72级学生文化课也补至年底。为了减少招生舞弊，提高生源质量，经国务院批准，1973年高校招生恢复了不同形式的文化考试。这次考试改革虽因“四人帮”竭力阻挠而中断，但却成为恢复高考之先声。
其次，是选拔和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停废高考，使教育严重倒退。1970—1975年间，基本上没有大学毕业生，人才断层，科技滞后。“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的培养。虽然部分满足了人才需要，但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才困境。截止1977年，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近90万人。据国家科委有关部门调查，这些学员中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比较强的约占10％到15％；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和补课基本胜任工作的占50％以上；完全不胜任工作需要的占20％左右。高校生源质量的严重下降，直接制约着专门人才的培养。粉碎“四人帮”后，在教育这一重灾区，拨乱反正任务尤为艰巨。建立公平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突破口。
再次，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和求才务实的果敢举措，为恢复高考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同志谈话中就提到：“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明确肯定建国后十七年全国教育工作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这番话意味着对“文革”前高考选才制度的肯定。邓小平特别强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要求教育部要争取主动，及时转变思想。他亲自修改招生条件，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着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极大地推动了高考的顺利恢复。
恢复高考也是众望所归。在推荐选拔制下，所谓“自愿报名”只是一句空话，“群众推荐”往往也是“走后门”的代名词，“领导批准”才至关重要。推荐制掩盖着唯成份论和权力至上的严重不公，孳生诸多腐败行为。推荐上大学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民众饱尝了废除考试的恶果。老百姓企盼通过公开考试，实现公平公正的升学竞争。
二、社会与教育效应
1977年10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废除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当年恢复高考，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命题，县区组织考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高校招生选拔制度的这一重大变革，关系到千百万学子的前途和命运，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巨大的社会与教育效应。
恢复高考，重新确立了知识、能力和人才的社会价值，促进了专门人才的选拔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高考招生向世人发出了一个真实而强烈的信息：每个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都有机会参与入学考试的公平竞争；只要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就能进入大学深造。它否定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代之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才选拔原则，由此打破政治权力对教育机会的垄断，促使高等教育向大多数人平等开放。恢复高考，使得原来许多根本无缘上大学的人能够参与入学竞争，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中受迫害、受歧视、受淡漠的人通过高考入学改变自身的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激起千百万中国青年的读书热情。“在那段日子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与其说是高考预习班不如说是文化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参加者中，有的是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上课的工人，有的是请了假从农村赶回城里的知青——既有‘胡子拉茬’的父亲，也有怀抱幼儿的母亲。”更多的社会知识青年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在缺少教材的艰难条件下，争分夺秒地复习迎考。以恢复高考为起点，一举扭转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极左”
政策，开始形成读书学习的良好社会风尚。学校教育由此步入正轨，从而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从考生构成来看，高考恢复之初，社会考生占很大比例。这些考生年龄参差不齐，社会阅历和学习能力差异颇大，许多考生来自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历经上山下乡的磨练。为了补偿“文革”的耽搁，在高考政策上特地将“老三届”的准考年龄放宽到35周岁。就社会阶层而言，高考对于“文革”中失去权力的干部阶层和几十年来被出身成份压在底层的家庭更有一种解放感。在年龄阶段上以赶上末班车的“老三届”最为受益。考生们“怀着一种奇特的感恩意识，大多数考生对能否考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首先在意的是自己终于得到了参加竞争的资格。”这种考试心态为后人所难以想象。由于高考停废多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考生，考试竞争极为激烈。1977—1981年间，每年考生少则有468万多人，多则达610万余人；高考录取率只有4.8％到6.6％(参下表)。
恢复高考，使一代英才脱颖而出。1977年考录的27万大学生，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填补了新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断层。其后招考录取的1978、1979级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上与首届大学生颇有相近之处，被学术界称为“新三级”学人。高考的恢复以及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造就了这三届大学毕业生“不事浮华”、“崇尚能力”之“平民化的思维和处世风格”，他们“是新时期教育的始弄者，是新旧教育体制转型的参与人。”这三届大学生毕业后，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基础力量和推动者，作为当今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据各年度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公布的高等教育毕业人数统计，1978—2005年，普通高校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2183.7万人、研究生119.19万人。这些毕业生除工农兵学员外，主要是通过高考途径选拔出来的。据最新统计，30年来，通过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尽管时下有些人对现行高考制度颇有微词，有的甚至将高考斥为“应试教育”的根源。但谈到改革开放之初的高考选拔人才制度，也大多肯定其正面价值与积极作用。
三、历史启示
从“文革”内乱到改革开放，中国教育经历了破坏、恢复、发展之跌宕起伏，高考存废成为其中的一大关键因素。“文革”教育灾难，以废除高考始，以恢复高考而告终。在一定意义上说，高考招生选拔机制，既是判别特定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得失的风向标，也是调节教育资源，维护和保障教育与社会公平的合理有效的手段。高考恢复30年之际，反观高校招生制度的历史转折与广泛影响，联系当今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的实际，能够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其一，高考作为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与国家利益、社会分层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高考制度改革影响社会发展全局。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制度的存废，往往受特定的政治环境、教育观念与政策、社会文化制约，也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产生深刻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造就一代人才，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有的论者指出，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丰厚的遗产，也是恢复高考30年应当记取的重要启示。
其二，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在鉴别知识与能力水平、激励人才成长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比“文革”后期与恢复高考之初高校生源的知识程度与文化素质，不难发现考试选才与推荐上大学之得失。以1977级大学生为例，“他们有着巨大的群体优势，在考场内他们是数十里挑一，在考场外他们是百里挑一，这是从积蓄了10多年的人才堆里挑出的一批尖子。虽然高考中断了十多年，他们难得有学习研究、增长知识的机会，但他们毕竟积蓄深厚的功底，而且其中不少人十多年中一直坚持不辍地在劳作的间隙，在昏黄的油灯下，在嘈杂的火塘边，甚至在朦胧的月光下艰难地积累着知识。”有的论者否认高考的正面价值，批评高考“认分”而“不认人”；将主张“以史为鉴”、吸取“文革”教训的观点，斥之为“拿‘文革’的推荐说事”。殊不知，在当今社会环境下，高校招生舍考试而尚推荐，舍考分而只“认人”，不仅不能公平、有效地选拔人才，而且将导致人为的教育灾难。
其三，考试制度具有传承与变异的双重特性，高考制度应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在改革中逐步完善，而不应一概否定。30年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要求，我国高考从报考条件、考试时间、命题主体，到考试内容与形式、评卷与招生手段，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变革，但统一招生考试的地位与功能并未改变。有人以市场经济条件否定统一高考；也有人认为，高考实行30年了，已不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应予以废止。对此我们应有理性认识。高考并非计划经济的产物，统一考试方式越来越为许多国家采用，主要是因为具有公平、高效、经济和具有可比性的优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都有其历史继承性。法国高校招生所依据的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创始于19世纪初的拿破仑统治时期。美国现今最具影响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SAT，创建于1947年，可溯源于1901年高校入学考试委员会举办的统一入学考试。这也表明，一种招生考试制度的存废不在于它实行了30年还是300年，而在于它能否与时俱进，满足选拔人才的社会需要。高考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适时变革其考试的内容与形式。
其四，高考制度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应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高考制度。既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高考的成绩与贡献，也应客观分析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与不足，积极探索改革与完善之路。“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纪念高考恢复30年，就是要大力弘扬公平竞争与平等、开放的高考精神，消除形形色色的社会歧视、招生特权与徇私舞弊，使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维护社会和谐。同时，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高考改革应更加注重人才标准的多元化、考试形式的适应性与选择性。
其五，高考改革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但应切合实际，不要妄自菲薄，盲目与国际接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周济接受网民访谈时指出：“人们老是说美国怎么样、欧洲怎么样，美国的教育部长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严格的考试。俄罗斯教育部长和我说，他们向中国学了两件事，其中一个就是建立全国的高考制度。所以不是简单把高考取消就行了。”俄罗斯议会最近通过一项法案，从2009年开始，大学入学将实行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其目的是使大学的招生录取更加公平，减少腐败滋生，为地处偏远或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了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全面比较和分析中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导向，我们应倍加珍惜30年前来之不易的考试选拔人才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