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学术争鸣的重要意义》(《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一文中，我曾提到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问题，一个是“二分板块”结构(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文主要涉及的是争鸣双方对文本的理解，无法展开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这次的学术争鸣，双方探讨的正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中的问题，它们直接地撞击着“推广”论和“运用”说。长期以来，在我国学界，唯物史观被罩上了一个理论胚胎，即它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推广”或“应用”的产物。以前，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笔记有的没有公开问世，有的虽然问世，但深入研究不够，这种“推广”、“应用”说还有一定理由存在。现在这种僵硬的“二分板块”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我们对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理解。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理论。
关键词：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理论创新；创造性超逻辑思维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3—0087—08
一、《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由来、性质及其基本特点
1.唯物史观制定后的历史使命。人们都知道，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这一发现的思想理论渊源来自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即为人类解放盗天火的精神。唯物史观就是这种哲学人道主义盗天火精神的最初体现。唯物史观制定之后，它遇到的第一个需要解放的“人类”，就是那个时代欧洲兴起的工人运动。唯物史观当时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工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可是，那个时代，关于工人解放的理论非常多。带有理论色彩，并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大影响的是两类历史观理论。一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一是以各种理论拼凑的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马克思通称这两种历史观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基本特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社会发展是人为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都是人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合理的，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虽然有危机的冬季，但它通过春天的复苏周而复始地发展下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为各种社会学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小资产阶级历史观是步这一历史观后尘的，这以当时的法国蒲鲁东为代表，他的历史观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欧洲的工人运动都有极大的影响。蒲鲁东的理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对于法国人来说，他是哲学家，即黑格尔的辩证论者；对于德国人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他把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与当时通行的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手工业者这种私有制是“天然合理”的，他用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织替代资本主义来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他反对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反对工人运动。蒲鲁东的历史观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这样，马克思唯物史观制定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的劲敌，第一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第二个是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因此，批判这两种历史观就成为唯物史观论证自己科学性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最初制定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中，但是《形态》一书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出版。唯物史观第一次公开问世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写作，在理论上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质的“天然合理”历史观：“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经济学论证了这一制度的天然性。至于普鲁东，他是“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来。”。这即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看作是天然的。这两种历史观和刚刚制定的唯物史观是对立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历史观上表示的是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哲学的贫困》写于1847年，过了33年，于1880年马克思在《关于“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所以要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资本论》历史观理论性质是什么样的，马克思用“艺术整体”来说明。1865年7月31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不论我的著作(指《资本论》——引者)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
《资本论》理论所表达的是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天然合理”历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的“艺术整体”的理论形式，可简单表述如下：商品——货币——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复杂的经济机体。马克思以理论的形式，历史的、逻辑的像一幅艺术的画面展示出来。《资本论》写作过程中，恩格斯曾希望他能拿出其中的部分先来发表，马克思拒绝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理论要具有“完整地”“艺术整体”的性质。
3.《资本论》“艺术整体”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主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它的科学性。马克思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经济概念看作一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一定生产关系都是一定发展阶段的、历史的、变动的。如果对这些反应生产关系的概念、范畴用来论证“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的理论就会成为致富、调整矛盾和治理危机等的理论。反之，如果这些概念和范畴能客观地、逻辑地反映出这一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它就是历史科学的理论。《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科学地反映出这一生产关系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正是唯物史观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它的理论创新。唯物史观制定之后，他只是一般历史观，它以假设的形态存在着。当它在有效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才由假设变成了科学。这一过程，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经过了二十年的研究之后达到的。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成果经过再创造运用于自己独具的历史观研究。只有这时《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才能制定出来。可以说《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在对德国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基础上体现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唯物史观制定后，首先运用于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研究，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兴起的工人运动实践的要求。马克思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之声”。“时代之声”是理论的向导和“启示”。马克思制定唯物史观之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一定时代先进的阶级提供的实践的向导、“启示”的真理。唯物史观的以上这些特点，也表示着它的开放性。
二、“艺术整体”狭义、广义的研究及其在社会各形态的体现
1.《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本质特点。我国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着重的是经济学理论，还有的是从辩证法范畴及其规律等方面进行。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可以说具有“艺术整体”的意义。但是，《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呢?以上所说的研究都是就《资本论》经济学内容或辩证法的规律或关系谈的。这方面像有人研究《
红楼梦》一样，将永远有题材发掘。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历史观问题。在历史观的研究中，它大大地超过经济学和辩证法范畴和规律的研究。它要探讨的是两种历史观的对立。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辩证的方法。可以说二者的有机结合就表现在《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之中。因此，在这里历史观是《资本论》理论的本质含义。
2.捍卫《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多以《资本论》理论为标尺评价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在西方有两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一次是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一《手稿》中，西方学者发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高峰，而《资本论》是他理论思维的蜕化。第二次研究热潮，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发表。把这一《笔记》说成是马克思向人道(类)主义的复归。西方这两次马克思的“发现”都是否认《资本论》理论历史观的重要意义。我国学者是重视《资本论》研究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多是分别就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哲学各自分别研究的。这种研究表示的是对《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历史观的不够重视。
《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历史观是马克思铸就的一把利剑，在理论上他刺破两种性质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在实践上它清除了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施坦、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各时期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以上的事实证明，马克思捍卫《资本论》的“艺术整体”与捍卫他的唯物史观有关。但是《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只是唯物史观理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3.史学方法论在区分历史观“艺术整体”广义、狭义上的意义。如果仅凭着《资本论》阐述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会犯“历史哲学”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这是因为忽视了马克思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理论是一个“艺术整体”时，紧接着的一句话是：“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方法。这个方法，马克思形象地表述为“从后思索”。在《资本论》中他这样写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从后思索”方法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马克思在多处以不同的形式表述过。我在《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从后思索”的一节中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文献依据，这里我着重指出以下两点。第一点，这一史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比如，《资本论》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它选择的是高度发展的英国。因此，这一方法有它的局限性(下面再谈)。第二点，这一方法在思维方法上表现为逻辑性，又可表述为“抽象法”、“溯源法”，或“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从事物发展的高级的成熟形态的各关系中抽象出各种概念、范畴，在它们的关系中探寻出它自身的脉络和轨迹。逻辑方法服从于它的剖析对象的典型形态。因此，在研究历史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
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典型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同样，对非典型社会形态，比如跨越发展的非典型社会形态的研究，需要的是一种超逻辑的方法。如几万年发展来的原始社会的发展，还有各个社会形态都有的跨越发展的情况。对于以上这两类社会发展的研究，需要由另外的方法，即需要实证的比较分析的方法，我们简称为实证方法。实证方法与逻辑方法相比，它是一种超逻辑的方法。实证方法是早就有的，在古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使用的方法，在近代是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时，成功地使用的方法。在马克思这里，他把逻辑方法与实证超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补方法”。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期都使用过，只是不同的侧重罢了。马克思史学方法的“互补方法”我在《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5年第2期)有过专门论述。正是这种史学方法的侧重不同，我们把马克思历史观上的“艺术整体”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分。
马克思对典型社会形态的“艺术整体”和非典型的跨越发展社会形态的“艺术整体”都一一进行了研究。这一方面，我在《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一书中都有专章论述。这里只着重指出，典型社会形态，奴隶制选择是古希腊，封建制选择的是罗马，资本主义选择的是英国。因为有典型可选择，而像原始氏族制度和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因为没有典型形态可循，对于它们发展规律的“艺术整体”侧重的方法就是实证方法。这样，马克思早年提出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生产方式的“艺术整体”都完整地以“艺术整体”的形式体现出来。
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及其研究方法的不同侧重，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艺术整体”，就客观的、自然的被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不同内容。狭义的“艺术整体”指的是高度发展的典型的历史发展理论；广义的“艺术整体”指的是包括非典型形态，主要是指跨越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
三、唯物史观广义“艺术整体”研究的重要意义
1.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广义的历史观“艺术整体”有两种具体形式。一是指对非典型的和跨越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理论，还有一种就是整个唯物史观理论研究上的“艺术整体”，它包括唯物史观理论的历史使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封闭式与开放式发展等理论和方法。
2.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历史使命在《形态》一书中，唯物史观的制订是这样被说明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在这里，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是说从宗教的天和黑格尔思辨的天降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生物人的理论上。所谓从地上，即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的人的物质生活、生产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宗教、观念等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它和“推广论”、“应用”说是大相径庭的。
唯物史观的使命是什么呢?是揭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就是“市民社会”。这里的
“市民社会”是广义的，即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的、非典型的和跨越发展的社会形态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唯物史观的这一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史学理论。
3.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这一般规律实现的具体道路混为一谈，搅乱了自己的思维。在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中，这一般规律和道路是有区别的。一般规律是抽象的，是“类规律”，是观察和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尺。道路是这一规律具体实现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两种表现。一是“演进”的，这是两种社会形态相邻近的发展形式；另一种是不相邻近的社会形态，它的发展是“跨越”式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基本的实现形式是两种：演进式和跨越式。演进式一般是在社会形态封闭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经济机体有一定的脉络可寻，因此，通过反映这种经济结构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就可以逻辑地探索出它的历史过程。所以演进发展的史学方法是逻辑方法。跨越发展因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不同阶段上的不同跨越。因此，对它的研究方法是超逻辑的，又称非逻辑的方法。演进式发展是封闭进行的，跨越式发展是以开放式为特点的。
4.封闭式与开放式发展的比较研究。在制定唯物史观的《形态》一书中，对封闭式的演进与开放式跨越发展作了比较分析。结论是，前者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后者是“异常迅速的”。缓慢的原因大致有三：(1)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同时存在着在历史上形成的代表各个不同利益的阶级或阶层。这时，社会只是屈从于获胜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不同利益的相互制约长时间的存在着；(2)传统的权力，主要指国家和各种法律、法规制约着新生产力的发展；(3)意识形态、理论的作用。这里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来影响历史发展。因此，封闭的“演进”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与封建“演进”式发展的缓慢情形相反，跨越式发展是极其迅速的。跨越式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它是以已经进步的国际上提供的先进条件为前提的。美国的历史就是典型，它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
四、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原因及其方法论研究
1.“双跨越”是我国“和平崛起”重要的内在原因。我国的“和平崛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双跨越”，不仅是社会形态的跨越，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两种道路：一种是封闭的，一种是开放的。在人类历史上，跨越式发展是自发进行的，而我国的跨越发展是自觉的。我国走上跨越发展的道路，除了摆脱国际上经济封锁的原因外，在国内，走上这条道路，是通过对大跃进、十年文革灾难性思考得到的。这种思考可用邓小平常说的两句话来表示。一句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另一句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头一句话，什么叫社会主义，这指的是共产主义的信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共产党人当然应当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是在具有信仰前提下的学习。作为后者，它是指的所有的人，包括反对这一理论的人都可探讨研究的。所以。在共产党人这里，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反过来亦是一样。后一句话，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主要是指跨越发展道路和方法问题。中国走上跨越发展的快车道，是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实践上的突破。正如邓小平说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再一个是理论上的突破。我国理论界长期受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束缚，对跨越发展做出各种偏颇理解，如说这是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困惑”，是“反思”，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只是一种“东方道路”等等。我国的跨越发展是突破这种种偏颇理论的反映。
2.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什么叫社会主义“认识不是完全清醒”，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不完全清醒。我们从1949年建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的时间，大跃进、文革就搞了十几年，经济建设越搞越糟。实践证明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建设实践，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历史使命的认识是用惨痛的教训得来的。没有这一理论和实践的转变，不可能有中国的崛起。
3.“摸论”创造性思维研究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摸索”中。“摸索”什么呢?是指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方法和规律。他在南巡时，对“摸索”的问题说得很透彻。当时，他对一位特区的主要负责人说：“你们到那里，不是光要搞好三个特区(指深圳、珠海、汕头——引者)，而是要把整个广东省变成经济特区。我们搞特区，搞改革开放，国内、国际上都没有这个经验，你们过去了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稳步前进，而且要搞全省的特区，你们要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胆量，找好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对此人们简称“摸论”。
“摸论”体现的是一种方法论，即超逻辑的实证方法。超逻辑不是不要逻辑，而是通过实践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探寻出新的逻辑，所以超逻辑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有两个思维的特征：一是这种思维有明确的方向，即要“过河”。二是要有正确的唯物论认识论的前提。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超逻辑实证方法的创造性，我们以爱因斯坦的超逻辑创造性思维公式来说明。爱因斯坦有两个伟大发现，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当有友人向他询问科学发现的方法时，他用以下的图式(见《爱因斯坦文集》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1页)来说明。
这一图式包括两个系统：一是已知的理论体系，即公理体系A；一个是未知的客观实际，即直接经验感觉的各种体现S。在A与s之间，从认识论或思维方式上有两种联系：一种是逻辑的，即从A到S、Ｓ’、S”等系列，这是一个个假设，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合逻辑的；一种是超逻辑或非逻辑的。这后一种逻辑用“…一”来表示。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一些合理的成分，以“8”的形式反馈到公理体系A，以便作进一步s、S’等探索的依据。超逻辑或非逻辑不是不要逻辑，而是建立新的逻辑。这新的逻辑又汇总到公理体系A，即对公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超逻辑的创造性思维表示的是开放性科学理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的形式使公理体系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这里不是附会，这里我们把邓小平的“摸论”与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的“图式”简单作一比较。爱因斯坦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相信物理世界是可知的。新的物理实验的事实，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不能说明的情况下，一定会有新的规律被揭示出来。他的“假设”s、s’、s”等等的系列，就是通过已知探索未知s的一个个过河的坚实可靠的石头。这些石头包括着成功的和失败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这个信仰是由唯物史观理论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河”，同人类历史上各社会形态一样是
合乎发展规律的。经济特区相当于爱因斯坦以s系列形式出现的各种假设。这些特区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是可贵的，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个稳步前进的石头。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的“图式”是在长期的物理实验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邓小平的“摸论”也是来自实践，即战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领域不同，但是作为科学探索和发现来说，它们在思维方法上是同质的。
五、我国“和平崛起”与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
我国的“和平崛起”是同我国的三次“理论创新”同步的。因此，研究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三次理论创新，就是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以人为本和建立和谐社会为重要任务的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创新的理论，其特征就是唯物史观理论。
1.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坚持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标志。在这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过去闹革命，没有这个信仰、这种精神，革命就不可能进行，革命就搞不成功。正是这种信仰和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出于各种困惑的时期，有胆识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同时关于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认识，也是对唯物史观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达到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所以说，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理论创新。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开辟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先河。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关系。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展开的，这就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地就体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时代之声”，即实践之声。在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理论和实践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时代之声”。江泽民同志当时指出：“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指当时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几种看法——引者)，……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是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报告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到2003年，即经过了前后九年的实践才以党的正式决定在全党全面地贯彻执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涉及的是对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政策的审视、制定和调整。正如江泽民同志说的，这是我们全党“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这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内容，但在这时，它却成为在市场经济新的海洋中航行的一盏明亮的引路灯。
3.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论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以下我们称为“三大规律”的理论。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通过总结提出的。以上“三大规律”都是唯物史观的范畴。因此，以上的理论创新都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这三个理论创新像接力棒一样是对“三大规律”的内容、关系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和创新。
简单地说，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起到了界碑性的转变.这个转变为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基础上，达到的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认识为主要内容的一个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则是在以上两个新境界基础上又一次理论创新。以上理论创新在“三大规律”上各有所侧重，特色社会主义侧重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和关系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理论和实践，表示着共产党人对市场经济自觉地驾驭能力。科学发展观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对“三大规律”涉及的理论和实践众多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唯物史观的创新能力，就在于它对市民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时代之声”、要解的“历史之谜”的回答。什么是这个发展阶段上的“时代之声”、“历史之谜”呢?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上特别是人世之后，这个新境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工业体制改革与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特别是收入差别拉大的问题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正确的答案就是要以科学发展的原则处理好这些关系。科学发展观是以上“三大规律”的内在要求。但是，在科学发展观这里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应特别指出，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和谐”的原则。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上这些关系的处理，都和对“三大规律”的理解有关系。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以人为本”和“和谐”的原则，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和原则。科学发展观无论是理论抑或实践都是又一次的理论创新。
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28年多的时间内，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对“三大规律”科学理论不断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三次超逻辑性的理论创新进行的。这三次理论创新，其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几百年中的一些问题，不过，在我们这里解决的办法是自觉进行的，其中的原因应从自觉地认识和驾驭“三大规律”与三个接力棒式的三次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去寻找。中国社会在短短的时间内的“和平崛起”，谋求的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和谐的社会，这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不仅不威胁其他国家，而且有惠于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