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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论述了边际效用理论与公共财政学的关系，并分析了边际效用理论对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边际革命；公共产品论；公共财政学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3—0063—05
       现代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以公共产品论为其核心理论的。系统的公共产品论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并建立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是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在财政学上运用的结果之一。
       一、边际效用理论与公共财政学
       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只有物质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他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这与古典学派要求限制政府部门的活动范围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古典学派的这一主张面临着实践的挑战。
       这一挑战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经济向垄断经济过渡，自由竞争不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的主要特征。适应这一变化，经济理论深化了对国家干预的研究。原先的劳动价值理论，总是难以说清一些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的问题。边际效用价值论适应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从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在财政理论上得到体现，也就导致了财政学的革命。
       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是同时“重新发现”(前人已有论述)了边际效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们或以他们为创始人的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转折点，标志着古典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结束和新古典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致称其为经济学说史上的“边际革命”。财政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上的重大变化，或早或迟总会反映到财政理论上来。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主观主义的需求方的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及经济分析方法，随着该理论影响的逐步扩大，不可避免地被运用到财政问题的分析上来，从而使得人们能以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公共财政与公共产品问题。
       公共产品论是一种适应国家干预经济需要而确立的理论，它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行为是与市场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在系统的公共产品论提出之前，经济理论并没有很好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对政府采取了根本的排斥态度。就古典学派所赞同的价值理论而言，他们所持的劳动价值论是无法证明政府活动的生产性的，也就无法洞悉政府活动与市场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分性。这一问题，只有等到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之后，才得到了解决。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发生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够带来效用，也是有价值的生产性活动，因而是与市场活动相融合的。这样，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看法，因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古典学派所没解决的这一问题，此时开始逐步得到了解决。
       但是，公共财政学上的价值论基础的根本转变和突破，则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也就是说，奥意财政学者最初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到财政领域，创立了较为系统的公共产品论。当时的意大利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边际主义关于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的思想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财政学是边际主义进入意大利的门户”。“就是最有善心的观察家也不会怎样恭维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就是最有恶意的观察家也不会否认到1914年它不逊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在19世纪80年代这10年中，关于国家的经济行为的各种问题的考虑导致人们创立所谓的“财政学”。在这10年中，财政学开始具有了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走这条路的先驱们用经济学说的中心原理来说明国家的财政行为，特别是用新的价值论来做这项工作。
       在奥意财政学派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瑞典学者将公共财政学向边际主义方向推进了一大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弥补了奥意学派主要考虑效率问题而未重视政治程序对公共产品有效供应的直接决定作用的问题。他引入一致或近似一致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威克塞尔从市场到政治的论述指出了公共产品提供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它还是政治问题。威克塞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政治程序的角度指出了公共产品提供的实质。威克塞尔的学生林达尔在威克塞尔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林达尔模型，并提出了著名的林达尔价格，从而进一步对边际主义财政学和公共产品论作出了贡献。
       尽管“边际革命”在英国经济学界早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却迟迟未能实现财政学上的“革命”，大体仍保留了原有的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的财政学传统。在这些国家，边际效用论的提出至少在30年内没有对经济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1920年皮古提出了崭新的外溢性理论，使得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他仍没有向前进一步专门探讨公共产品问题。
       奥意瑞学者将边际效用价值论引入到西方公共财政学中，就为西方公共财政学的根本创新奠定了基础。此后，西方公共财政学的发展主流，便是沿着他们所确立的基本思想发展的。
       二、边际革命对公共财政学的具体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对于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政府公共服务是具有价值的“公共产品”
       尽管休谟、斯密等人已涉及到乃至大量分析了公共服务问题，但他们仍将其视为不具有价值的活动。新旧历史学派虽对政府活动持肯定态度，但仍未指出公共产品是否有价值。而边际主义的奥意财政学派则基本上明确了“公共产品”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从而解决了公共产品具有价值的这一问题。其一，作为一种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有别于劳动价值论者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看法，认为只要公共服务的效用得到个人主观评价的肯定，它就具有了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继承了效用价值论的这一内容，从而具备了提出公共产品具有价值的理论能力。其二，作为一种边际主义的价值学说，边际效用价值论将稀缺性与效用性结合起来，使得原有的关于公共服务具有价值的思想明晰和精确起来，从经济学原理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等价交换原则也适用于公共活动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引入，还使得市场等价交换原则也适用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和费用补偿分析。
       利益赋税思想，在西方理论界是源远流长的。所谓的利益赋税，是一种将社会成员的纳税，视为是由于他们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利益，而向政府支付相应的税收“价格”的思想。在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运用于公共产品问题的分析前，人们无法从经济学基本原理上去正式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市场式的等量价值交换的关系。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及其被引入公共财政学中，解决了这一问题：
       1.由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赋予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以价值，所以，它克服了劳动价值论等关于
       政府活动不创造价值，从而难与税收建立起等价交换关系的缺点。
       2.由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通过私人的主观效用评价来确定的，对于不同的人，同样数量的产品和劳务有着不同的价值和价格，所以，它克服了生产费用论和效用价值论等公共产品总费用或总效用，无法与私人纳税的数额或效用在数量上相等的固有缺陷。
       3.由于“产品”的价值是以私人对边际产品的效用评价来确定的，因而私人能将公共服务的边际效用与其纳税而遭受的边际负效用加以比较，这种比较过程暴露出来的差异，将通过议会的法律调整甚至政府的更迭等方式得以解决，从而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完全的等价交换关系。
       (三)公共服务以私人需要为立足点
       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之前，人们对政府活动范围和规模的分析，大体上是立足于社会需要或国家需要之上的，认为政府应以社会的一般利益为准则去安排财政收支，否则就是不正当的。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形成，使得公共财政活动和政府公共产品提供的目的，从政府需要转到私人需要这一基本点上来了。
       边际效用价值论不仅以私人的主观判断和评价来确定由市场提供的个人产品及其价值，而且进而用私人的主观边际效用评价来看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及其价值问题。这样，公共产品的价值是依赖于私人的评价来确立的。因而，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也不能不是依据私人对该产品的需求来作出的。所以，当边际效用价值论最终引入公共财政学之后，就使得它从政府需要的基点上，真正转到了私人需要的基点上。
       可能有人要问，“私人的评价和需求能代表社会意志吗?”殊不知，社会是由众多的“私人”组成的，众多的“私人”评价和需求就是最权威的社会意志!要不然，当今的“以人为本”将无从谈起?
       (四)市场效率原则也适用于公共经济
       在边际效用价值论被用于公共财政分析之前，经济学无法将市场效率准则运用到政府的公共活动中。但是，当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于公共财政分析中时，它使得有效配置资源的私人经济原则也开始适用于公共经济活动了，因为边际效用价值论被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学后，人们能以统一的“边际效用”尺度去考察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问题，最终解决了市场效率准则在公共经济上的适用性问题。由于政府活动也像私人的经济活动一样，也能创造价值，政府创造的公共产品对于个人提供的边际正效用，与该个人纳税所遭受的边际负效用之间就存在着等价的关系。这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的存在，从而使政府的活动从根本上看，也能够并且必须遵循市场效率准则的要求。
       (五)政府活动具有了合法性
       在“边际革命”发生之前，西方仍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市场和资本的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界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尽管德国的历史学派奉行的是国家干预主义，但在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时，仍以保护和促进德国的资本和市场的发展为其基本立足点，这与斯密和穆勒等人关于国家职能与作用的分析实际上是具有很强的异曲同工之处，亦即与资本和市场的根本发展趋势相违背，故它也难以成为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发展的主流思潮。
       边际效用价值论在使得西方公共财政学发生了上述所说的五个变化后，其直接的结果便是，公共经济和政府活动已不再表现为是市场经济的异已成分，而是与市场活动和私人经济相一致，即政府活动具有合法性。
       三、公共财政与我国现行财政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要“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1999年初，国家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宣布我国将在几年内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确实在向公共财政方面迈出了实际的步伐，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等就是重要的一步。但是，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还没建立。我国目前实行的基本上仍然是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共存的二元结构财政体制。从理论到实践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的目标不明确。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但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政府财力每年花在“三公”(公款消费、公车开支、公费旅游)竟达数千亿元之巨，这在西方其他国家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社会保险这一重大民生问题方面，我们的财政又显得十分吝惜，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部门的专家近日完成的《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指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公共卫生在2000年至2004年间的改善程度普遍不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现象。我想这些问题的存在，除了体制问题之外，与公共财政管理目标不明确应该是有关的。
       2.预算编制不透明。虽然国家《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一个月”之前，要把财政预算草案提交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些“局外人看不懂，局内人讲不清”的预算草案审查也仅仅是程序性的，根本不是实质性的。更不用说大会召开期间三两天时间，就让人大代表举手通过了。
       3.财税法规不健全。税收是公共财政向市场组织收入的主要手段，但是，我们国家除了几份税收专项单行法律外，建国58年了，至今还没一部税收基本法。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至今也十余年了，各界人士要求修改预算法的呼声很高，全国人大预工委也多次在各地反复征求意见，可是新的修改后的《预算法》仍然无法出台。法制是维持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没有完善的财税法规，公共财政的公平作用就难以展现出来。
       4.职能发挥不充分。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的重要选择。它的作用在解决市场失效问题。但是，当前我们实行的是中央集权，财权(包括全部税权)基本上由中央控制，事情又是靠地方去落实。这种财权与事权相脱离的现象，财力收支的高度不一致性，大大地影响了公共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
       5.公共产品不“等价”。在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下，税收实际上成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格”回报，而且应当成为政府从市场取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从理论上说，我国税率(含边际税率)在世界上还是比较高的；从实践上说，我国纳税人税赋畸轻畸重、偷逃税收现象比较严重。与此同时，不少省份的非税收入还占财政收入的40％左右。这些现象是与公共财政的内涵相违背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公共财政框架还有个过程，甚至是相当艰巨的过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吗?我想，建立公共财政就是最好的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