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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已经许多年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我必须写下这些文字，因为一个好人走了，一个文坛。前辈走了，一个老领导或者可以说老朋友走了，我感慨他，怀念他。尽管我对他不能说十分了解，尽管他已经高龄，他的离去似乎并不突然，我的哀思还是绵绵长长的。
       第一次见严文井是1964年的9月23日。那一天上午我刚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到作家协会报到，我们新分配来《文艺报》的十个大学生，马上被邀请参加下午的党组扩大会。而我们十个人中那时只有一个党员。《文艺报》乃至全作协的其他非党员都没有受到这样的邀请。
       党组扩大会主题是批判邵荃麟。发言者的猛烈炮火，邵荃麟的病容与无助，赵树理的埋头抽烟，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们九个群众都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党内斗争的滋味。
       那么严文井呢?他当时作为作协党组副书记，二把手，居然没有怎么发言。他矮矮胖胖，过早的谢顶，一脸的肃穆，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时没有人不严肃，也还没有禁止抽烟。毛主席的两个批示下来大半年了，作协和文联都在整风，而这场整风在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严厉批判为假整风。
       我们这些大学生边贪婪地记笔记，边将我们从刊物上认识的主编、编委的名字，曾经崇拜的作家，一个个“对号入座”。
       那一年11月底我们就下到山东曲阜搞“四清”了。严文井、陈白尘、侯金镜、黄秋耘、阎纲和我等等都是第一批去参加“四清”的。那时给我们灌输的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四清工作队中的名人全都像搞地下工作那样改了名字：严文井化名颜文，陈白尘化名陈征鸿，侯金镜化名侯进。其实，曲阜的老乡穷得连地瓜糊糊都吃不饱，哪里去打探这些鸟名字?倒是一起编队参加“四清”的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没出一个月就把作协的名人搞了个一清二楚。
       那时我和陈白尘在一个生产队，严文井在大队部，一个月也见不着一次。印象中他一身军棉衣，老军人的样子，神态依然一脸严肃。“四清”以后回作协，严文井的工作在四楼，在党组和《人民文学》，我在五楼《文艺报》；他是大领导，我是小萝卜头，也无往来。
       开始了解严文井是在文革中。文革一开始，严文井遭到“炮轰”，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严文井的罪行：除了“忠实执行”周扬路线，主持发表了大量“毒草”作品之外，他最突出的是“做官当老爷”“革命意志衰退”“回避矛盾”“玩物丧志”“养狗养猫”。
       大字报揭发说：严文井甚至给养的猫记日记，这是“何等的腐朽”!
       大批判会揭发说：严文井见外宾参加宴会之后还要将鱼骨头鸡翅膀打包，说是给猫吃，这是丢中国人的脸!
       今天听这些揭发批判都是笑话：写童话的作家养宠物，记宠物日记理所当然，饭局之后打包不浪费正是好习惯。当年这可是让“革命群众”义愤填膺：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落阶级的孝子贤孙还不该打倒?严文井只有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接受批判，他别无选择。
       真正比较了解严文井是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后。那年严文井五十六七岁了，是仅比谢冰心、臧克家年轻的“老头儿”。当年在延安时期严文井就是鲁艺的教师，是吃“中灶”的；那时冯牧和贺敬之还是学生，而李季因为文化底子薄，没有考上鲁艺。可见严文井资格之老了。
       但是严文井并未受到照顾。在沼泽泥泞，寒冬酷暑中从事强体力劳动，严文井要跟我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垒田埂，修大堤，挑担插秧，拉着板车一天走几十里山路。也亏得严文井的身体底子好，否则就“报销”在“向阳湖”了。文化部许多连队都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干校初期，物质生活贫乏，常常只有陈年糙米加上咸菜，严文井明显地瘦了。严文井、郭小川等十几人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有时不得不偷偷去供销社买两个肉罐头，夜里与大家共享；如果被连里知道了，肯定被点名批判：对抗五七道路，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一次，他们无意中议论干校的生活怎么样?结论是比抗战时强些，比解放战争时差!这话传到连部军宣队那里，立即在大会上点名：散布今不如昔?什么意思?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严文井只有唯唯称是。他是胆小的，谨慎的。是啊，自己是二号走资派，还没有解放，可不能再乱说了!
       干校的阶级斗争一波接一波。清查“五一六”开始了，怀疑对象都是文革初期年轻的造反派。他们屋里的阎纲接连几夜被押到专案组提审，被打被骂之声不绝于耳。阎纲总是半夜被押回来，第二天一早再押到湖里劳动，晚饭后接着审。如此反复，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经历过延安审干的严文井、郭小川自然心里明白孰是孰非。一天晚上阎纲回来，严文井偷偷塞给他一块熟的狗肉，说：食堂宰了一只狗，我给你留了一块，快吃吧!阎纲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
       不久，周明、我和十来个年轻人都遭到了和阎纲一样的命运。郭小川、严文井常常默默地看我们一眼，他们没有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不是批判严文井革命意志衰退吗?不是批判严文井“圆滑”、“明哲保身”、斗争性不强吗?原来那不过是他内心存留了多一点的善良和清醒罢了!联想到第一次在批判邵荃麟会上的严文井的表情，我忽然醒悟到，原来许多事情是要换个角度甚至是要倒过来看才行的。
       我们这些“五一六”分子不久就回到了群众之中，不久严文井和郭小川在同一天宣布解放了，周围一些同事起哄，要他请客吃糖。严文井想到文革初不是批判他有架子，做官当老爷吗?那就借此机会同大家打成一片，一起乐一乐。正好我第二天被派工进城里拉食堂用品，严文井交给我两封电报稿，是给他妻子和孩子的，意思是他已经解放，永远跟党革命之类。郭小川也交给我类似的信件让我进城去寄。我临走，严文井悄悄塞给我几块钱，嘱我买两三斤“什锦糖”，请请大家。严文井还补了一句：你也有一份噢!我高高兴兴地走了。
       没想到两天后就开全连大会。军宣队长严厉批判道：有的走资派，组织上对他宽大，解放了他，他请什么“解放糖”来拉拢群众，这是什么作风?你以为解放了就没有问题了?不要说严文井，我们都听得战战兢兢。
       “九一三”事件之后，干校进行了整党，严文井是作协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新的以老干部为核心的党支部也逐渐掌握了连队的领导权。继李季走后，严文井出任连指导员。应该说，多年的争斗大家都厌倦了，原先浓浓的、草木皆兵的阶级斗争气氛得以缓解。尽管许多人还没有做最后结论，但整个作协也就是五连人与人之间尽弃前嫌，比较和谐了。这不能不说跟老干部的为人和政策水平有关。
       从1973年初起，我和严文井、李季、周明、崔道怡、谢永旺等人，先后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那时作协没有恢复，到文学出版社工作是最对口的，等于重操旧业。我在出版社一呆就是13年，直到严文井、韦君宜退休才离开。这不能不说跟这两位前辈对我的关爱、培养有关。
       最让我难忘的事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严文井、韦君宜出题，要求抽出专人，写一部关于丙辰清明事件的书。他们第一个点了我的名，当然也是出于对我的政治表现和写作能力的信任。严文井就说了一句话：“怎么写，你们自己定。”
       我和郭宝臣写的《命运》初稿出来后，出版社有的副总编辑担心政治上出格，要犯错误。严文井破例让社里所有有终审权的人都看一看，除了外文部的人，大约有七个人看了，意见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严文井召集了一个会，最后拍板：让作者自己从量上动一动，请屠岸终审，孟伟哉做责任编辑。这就是《命运》得以面世的经过。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严文井、韦君宜联名写了序。
       转眼过了二十五年，转眼有十年没有见严文井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昨天。一个文坛著名的前辈，一个帮助过我帮助过许多后进的好人，我会永远记着，人们会永远记着。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