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建省前后的19世纪70—90年代，台湾巨族板桥林家、雾峰林家等相当活跃，成为国家与大陆移民、原住民对话、沟通的中介。围绕财政、兵源、水利诸问题，巨族士绅或输财物、或组土兵、或修水圳，为台湾建立行省、抗御外敌、开发建设出力尤钜。当然台湾巨族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以“国家——社会”理论观照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认为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良性而富有成效的，这与大陆的同时代情形迥然异趣。
关键词：台湾省；国家；社会；巨族；士绅
中图分类号：K25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2－0149－07
台湾建省的1885年(光绪十一年)前后，日薄西山的清帝国总体上处于内忧外患的窘况，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直接控制中国社会的日常运作过程，对地方的掌控力日益削弱，对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更是鞭长莫及。鉴于台湾为中国东南沿海“七省之门户”的特殊战略地位，清廷做出了在台湾建省的决策，为了贯彻国家的意志力，清政府透过乡绅阶层，组织多种有效的活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便由此展开。这一互动过程中台湾板桥林家的林维源、雾峰林家的林朝栋皆以其雄厚的家族基础和非凡的个人才能被推到社会历史的前台，为台湾的建省与开发做出重要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一些学术概念虽参照了颇为流行的美国中国学中之“国家——社会”理论，并借用了若干术语，但将“国家”界定为：晚清专制官僚体制及其所掌控的公权力；“社会”则指与专制官僚体制相对应的、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巨族为台湾的豪强势族，或可谓地方实力派集团。
一、国家意志力的贯彻是互动的前提
台湾建省问题1874年丁日昌即已提出，建议朝廷“可另设一省于此，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利。”
①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乃奏请闽抚移驻台湾，为将来建省创造条件。
②具体建议在台北建立一府之县以增强对整个台北地区的行政控制。同年十二月，清廷着照军机大臣等所议，准其福建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于台湾兵备道，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由于“闽抚冬春驻台”，“该处千总以下由巡抚考拔，守备以上仍会同总督拣选题补，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归巡抚节制。”
③台湾建省问题就这样在有条不紊中缓慢地进展着。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打乱了筹建台湾省的节奏。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于六月间上折，在评估台湾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基础上，比较了十年中先后提出的“巡抚分驻”、“兼顾省台”、“简派重臣”、“建省分治”等方案后，指出：“皆不如袁保恒事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至于协饷问题，“拟请于奉准分省之后，敕下部臣划定协饷数目，限期解济，由台湾抚臣督理支用，自行造报，不必与内地相商，致多牵掣。”
④ 十月十九日光绪帝再次下谕不仅要求迅速建省，而且还提出较为详细的意见，“前有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一切改设事宜令该督抚详筹议奏。台南北地舆袤延甚远，以形势而论，台北各海尤为紧要，原设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虑难以兼顾。且巡抚常川驻扎，一切钱谷，刑名事宜必须分员管理，各专责成。应否于台湾道之外添设台北道一员，着杨昌溶，刘铭传悉心会商，妥议具奏。澎湖由闽赴台要隘，扼扎劲旅，认真操练，方足以资缓急。该处地方若由台湾巡抚管辖控制，自更得宜。并着详细议奏，其余未尽事宜，该督抚如有所见，务当明晰敷陈，以备采择。”
⑤ 由于事关重大，清廷经认真讨论，在海防、固台等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并做出了这一时期少有的正确判断选择，形成了国家意志力。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慈禧太后下了两道懿旨，一道诏设海军事务衙门，并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一道诏准左宗棠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同时命令闽省督抚详细筹议一切改设事宜，奏明办理。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序幕由此在台岛拉开，台湾巨族也乘势跃动，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二、台湾士绅阶层是互动的中介
在长期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中，治水、赈灾和治安等地方公益事务通常由士绅阶层担当，在他们的上下沟通、左右周旋下，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从国家这边看，它没有独自从事这类活动所必需的基础结构，因而县这一级的衙门只能向社区的长老求助。另一方面，从士绅方面讲，他们没有能组织实施大规模公共活动的权威，因而国家的领导与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动荡不安，急骤变化的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能支配的资源相当有限，在台湾更是万业待兴，举步维艰，此时此地，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为贯彻国家的意志力只能共同承担起日益繁多的公共事务。
⑥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在时势复合中恰逢其会，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
台北林木源家族俗称板桥林家，祖籍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堡莆山社(今龙海市角美镇埔尾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莆山社林姓十四世孙林应寅迁居台湾淡水、直堡新庄。越四年，其子林平侯入台侍父。林平侯有五子：国栋、国仁、国华、国英、国芳，分别立五号：饮、水、本、思、源，以国华“本纪”和国芳“源记”，对家族发展影响最大，故合称“林本源”。咸丰三年(1853年)林国华等携家迁至板桥。国华有三子：维让、维源、维德。咸丰七年国华逝世，长子维让多病，1879年前后逝世。林家由其次子维源主持。
⑦ 这时期的板桥林家是台湾真正的“大户”。林平侯由经营米店，继而盐务，再做海运，富有家财，捐资为官，曾任浔州通判、桂林同知、柳州府尹，廉正有干才，口碑颇佳。引疾归台后主要经营土地垦殖，成为台湾北部第一大地主。修筑板桥城居之，迁台漳入闻而辐辏，聚城外而成十三庄。林维源兄弟还一反迁台漳州人不结交泉州人的传统做法，将妹妹嫁给了泉州举人庄正，让庄主持林家所兴办的大观义学。所以，林维源在台湾北部闽南人中享有无人能及的声望。
雾峰林家，祖籍漳州府平和县五寨埔坪庄。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四世祖林石21岁时随族亲迁台，后在大里杙(今台中大里市)创业肇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起事失败，祸及林氏宗族，族人四散逃生，林石长媳黄端娘携子林琼瑶、林甲寅迁雾峰。林甲寅长成后勤于劳作，抚番有方，又长于经商，家道渐饶，拥地二百多甲。越三代雾峰林家经营土地，进行拓垦，扩张至阿罩雾圳和乌溪以北地区，成为一大地主家族，又经营樟脑而获利，遂成台中巨富。
林甲寅有二子：林定邦、林奠国。林定邦的长子林文察是雾峰林家的杰出人物。咸丰四年(1854年)林文察奉清廷之命募集乡勇随台湾北路协副将曾玉明出征小刀会，有功，至咸丰十
一年(1861年)数次率台勇入闽浙与太平军等作战，二次捐银助饷，被擢为副将。国治二年(1863年)因战功署为福建陆路提督。三年(1864年)在漳州万松关被太平军俘获而亡。朝廷闻奏赠太子少保衔，谥号刚愍，准在漳州、台中二处建其专祠，称“宫保第”。
⑧其弟林文明也积有战功，授副将。林文察的叔父林奠国也以功授知府，赏戴花翎。林文察子林朝栋，少时留武，伤及一目，人称“目仔少爷”，有干才。
上述所知，时至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纵观全台，最能代表士绅阶层的人物就数板桥林维源、雾峰林朝栋了。他们俩人完全有条件充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一是与国家有深厚的渊源，祖、父辈曾担任国家公职人员，谙熟清朝国家机器的运作技术，在朝中葆有一定的人脉。二是家财丰饶，两家都曾以捐资的形式取得官衔，并出任实缺，独当一面。在台岛拥有大片耕地，为大地主阶级，同时，还从事商贸，多种经营，确然是富甲一方的财主。当然板桥林家比雾峰林家的财力更强，这是另话。三是在地方享有声望，属登高一呼，众人响应的人物。板桥林家与雾峰林家在拓垦台湾时，漳籍移民闻讯而至，聚汇日众，前者有十三庄，后者有甲寅村，二户林家与佃户的关系，不是族亲便是乡谊，剥削压榨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亲情乡情之下，社区里能感觉到的是和睦和谐，众人一心，这一情形符合台岛初期开发的一般规律，也反映出林维源、林朝栋的人格魅力。
三、财、兵问题是互动的轴心
大凡清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每一时期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如政局处于稳定和平时期互动的机率就大为降低，而政局动荡到国家难于掌控的地步，就会主动寻求地方士绅的援助，形成互动格局。如太平天国运动成烽原之势时，曾国藩等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继崛起，成为清王朝“中兴”的希望和依赖。晚清国家与社会在台湾的互动则是围绕令朝廷头痛的两大问题而展开的。
一是财政问题。台湾建省前后财政十分困难。光绪十二年福建总督杨昌溶上奏：“台湾改设行省，需款甚亟，请饬部筹拨。”
⑨同时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于五月初七日，在《陈请销假到闽会商分省协款情形折》中，也如实地汇报了财政严重短缺的情况，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持，他说：“台湾现在整顿海防，抚番招垦，百废待举，经费支绌万分，从前闽省岁资台饷六十万，积欠至三百余万之多，自上年五月至今，毫无协济，台用亏竭，中外昭然，全台防军，经臣奏定三十五营，练军营三营，每年饷需约须银一百二十万两，加之养船制造，员弁薪水，各官津贴，一切杂支，统需银一百五十余万两。现在外办防务，内抚生番，营勇既无可裁，余款更难酌减，全台岁入仅一百万两内外，自奉诏改省后，时与督臣往复函商，请将闽饷照常协济，另请邻省筹济分省要需，督臣因闽用太繁，未能多协，议由厘金项下每年协银二十四万两，闽海关照旧协银二十万两，另行会奏，请敕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银三十六万两。在督臣固已心疲力竭，无可再筹，以臣计之，闽省海关厘金共协银四十四万两，合之台湾岁入，勉可供给台湾军饷杂支。其余办防、抚番、开垦分治，建造省城衙署庙坛，在在均需巨款，纵蒙五关岁协银三十六万仍系杯水车薪。”所以刘铭传请求清廷“敕下署福州将军古尼音布，督臣杨昌濬，自本年起将议定岁协银四十四万两按季先期拨给，由臣派船领运，俾免稽延，庶几分省设防，得以渐筹部署。”
⑩自台湾建省至1891年春，福建每年协饷44万两，“合之台湾岁入”，勉强可以支撑正常开支。但刘铭传做为敢做敢为、雄才大略的洋务派干将，竭力在台湾推动近代化，办教育、备交通、开工矿、兴商市、强防务，费用浩大，只能是财政拮据，捉襟见肘了。1891年5月，刘铭传开缺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面对财政亏空约47万两的现实，被迫对新政采取紧缩措施。
二是防务问题。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归入清版图后，动荡不已。台湾在清廷统治的211年中，共发生了3154次动乱，平均1.36年就有一次。人称“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1840年前，台湾动乱有三类，台湾道姚莹指出：“台地大患三端，一为盗贼，二为分类械斗，三为谋逆。”
⑾后即有外敌觑觎，日、法入侵。台湾面积35961.2平方公里，初期屯兵8000(扣除澎湖)，平均每4.49平方公里才驻兵一人，即使是兵力最多的道光朝也不过是14000人(3000驻澎湖)，也是平均3公里才驻兵一人。以如此薄弱的兵力，要对付四大患，根本力不能逮。加上绿营兵已腐朽不堪任用，防务大成问题。同治十三年(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巡闽后即指出：“班兵之惰窳”，光绪二年(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巡台，也发现台岛绿营“营兵老弱者大约十之六七，精壮者不过十之二三，所执器械亦复朽坏不堪。”
⑿1884年中法战争的台湾战场上对抗法军的主力是霆军、淮军和各路土勇。因此，台勇在这种情势下必然崛起，成为台岛防务的重要力量。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彰化漳籍移民戴潮春为响应太平天国起事而发动的八卦会变乱中，闽浙总督左宗棠就力主调回赴内地助剿的台勇以平戴乱，他说：“臣先非谓平台非林文察不可，物以昔时用客兵剿，今则不能不籍土人之力，以贼势蔓延既久，非初起之寇可比也。既用土人，则不能不用巨绅管事，以其性情相习易于联络招接也”。
⒀以左宗棠之老谋深算正好道出其中奥妙：国家与社会互动必用“巨绅”。六七十年代以后，朝廷即沿用这一策略，使台地的官吏与士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士绅也由此在政治上逐渐增加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林维源、林朝栋在互动中的作为
晚清时期在台湾地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通过中间层次——士绅阶层的传导而实现的。林维源、林朝栋作为台湾士绅代表，与国家政治对话始于建省之前，终于1895年割台之时。中间有一个高潮期即建省前的光绪十年(1884年)到1891年刘铭传去任。这一时期，林维源、林朝栋的作为与贡献足可青史留名。
林维源于光绪二年(1876年)首次代表板桥林家的官府交往。时福建巡抚丁日昌巡视台湾，邀请林维让到寓所相聚。这时林维让卧病在床，林维源代他前往。丁日昌对他说：“方今海防重大，财政支绌，子为台湾富户，亦当稍报国家。”于是，林维源捐款50万两白银，作为兴办各项建设之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台湾财政的紧张，推动了防务建设的开展
⒁。
越年，山西、河南相继大旱，林维源独捐赈银54万元，获清廷嘉奖，赏三品卿衔。
光绪五年(1879年)兴建台北城，林维源与台湾士绅12人分任工程总理，主持小南门修筑。筑城所费20万元、台湾知府陈星聚檄令林维源独捐10万元。维源认为有失公允，推病不出。而同年六月，林维源再捐海防军费60万两。
光绪七年秋，刘璈接任台湾兵备道，与将去任的知府陈星聚共催建城款，几经周折，同意维源出资13000元。九年春维源督建工程全部完成，人皆称道。但全城扫尾工程尚需钱项，刘墩
不顾林家的经济窘况，一再要求出资10万。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林家出资23200元。从此，林维源与刘墩关系紧张。光绪九年冬边防告急，刘墩要求林维源招募台勇2500人，编为五营。维源“迁延月余，始认招土勇一营”。再捐银20万两，以为练饷
⒂。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窥台，军情急迫，淮军名宿刘铭传奉诏赴台督办军务。林维源受命率林氏族人500余人，开赴沪尾助战。
是时，台湾财力短拙，只好向绅商借款，刘墩又向林维源提出借100万两的要求，维源“飞禀拒绝，墩不允。”维源只好认捐20万两，即内渡厦门。刘铭传闻讯“迭函促归，百方劝解”，维源“感其谊，遂将应捐款项，先行凑交10万元，余额愿以稻米折价计银。”刘铭传大喜，据实上报朝廷。1884年12月13日，清廷旨下，林维源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以示优奖
⒃。
1885年9月5日，刘铭传实授台湾巡抚。他邀请林维源回到台湾，礼遇甚厚，林维源感激之余，捐款50万元，作为中法战争善后经费。清廷授他为内阁侍读学士。不久，刘铭传在清廷批准下，特设全台抚垦总局，自任抚垦大臣，以林维源为帮办，
⒄行抚垦大臣事。
当时“自嘉义以北绵延数百里，番社都不得降，岁杀垦民数百人，为政教所不及”。“番山腴地多荒，民番日相仇杀，官不置问，”甚至有些“已开之土，转属虎狼盗贼之乡”。维源受命抚垦后，设抚垦局于大科崁，置行馆于大稻埕六馆仔，采取“辟事从，位材官，拓地利，理贸易，开番学校，练隘勇”等措施。光绪十五年(1889)，全台生番一律就抚，并广拓新旧荒地170000余亩。
光绪十三年(1887年)始，林维源还大力协助刘铭传开展全台的清赋工作。所有名目繁多的屯租、番租、大小租、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商定。清丈定租等事务由于林维源的主持，秉公办理不到两年便告完成。
林维源在清丈工作中，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出力甚多。因此，清廷清赋总局布政使邵友濂和台湾巡抚刘铭传便在1888年6月19日奏请嘉奖，并于7月8日奉旨：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于清丈升科事宜倡首襄助，不避嫌怨，民间称便，克竟全功，着赏二品顶戴。又调任正四品的通政司副使。1891年，又因清赋之功，林维源晋升为太仆寺正卿
⒅。
1887年后，清廷准刘铭传所奏，委任林维源督办铁路商务。不久，林维源辞去，专办垦务。1890年林维源又曾协助刘铭传改制基隆煤矿。同年又兼任蚕桑局总办。
1891年3月27日，刘铭传免去台湾巡抚之职后，林维源名义上仍任帮办抚垦事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又奉旨留办台湾团防事务，曾于1894年11月27日奏：台湾团防就绪，并报效土勇2营，自备粮饷，择要驻扎
⒆。
1895年，中国战败，日本调海军企图攻取台湾，军情紧急。在这一年春天，日军侵台之前，林维源曾亲率团练兵分守恒春、打狗等地，努力防御日军
⒇。
林朝栋的主要业绩在于率土勇抗法以及建省后主持营务，抚番缉盗，加强防务，维护治安。
清光绪九年，在法国人的策动下安南发生政变，引发了中法战争。翌年法军进攻台湾基隆，林朝栋奉命率2000雾峰乡勇扼守狮球岭，依托炮台，阻击法军。该炮台是刘铭传请英国人修建的，法军进攻持续两个多月而未能得逞。法军转而进攻炮火较弱的基隆侧面大沙湾，企图登陆。但又受到沉重的打击、死伤惨重。后来法军绕道从仙洞登陆，随之狮球岭炮台也陷落。刘铭传退守台北，林朝栋则返回雾峰召集乡勇。
在林朝栋前方鏖战，大败法军的同时，他的妻子杨萍则在后方组织民勇，率6000人阻击窜入大屯山区的法军
(21)。
法军在基隆登陆后，逐步向台北逼进，清军在法军攻势下节节败退，台北府城岌岌可危。这时，林朝栋率领2000锐勇赶到台北，他们在五堵阻击法军，给予法军沉重打击，将法军赶回到军舰上。其后法军又进攻台北金包里和淡水，均被击退，一再受挫的法军逃回到海上，转攻澎湖。
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林朝栋受刘铭传倚重，委办中路营务，擢抚垦局长，招抚“山番”。山番归顺者数十社。清廷嘉其功，赐劲勇巴图鲁徽号，命统领全台营务。光绪十四年，林朝栋以军功受赏穿黄马褂。甲午之战(1894年)，在籍道员林朝栋募土勇1500人，编为五营，称“栋军”。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后，他组织抗日义军，率师北援，台北失陷后，复驻彰化。不久携眷内渡，定居于厦门鼓浪屿，1904年病逝。
值得提及的是雾峰林家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参与了互动。林朝栋的叔父林文钦，光绪十年入泮，受台湾兵备道刘墩赏识。法人犯台时，林文钦集乡勇500，在台南支援抗法斗争。中法战争后“二刘交恶”，台湾兵备道刘敖失势。林文钦因与刘敖之关系，不受刘铭传重用。林文钦光绪十九年中举。平时乐善好施，凡利人之事，知无不为。同时，和林朝栋合垦沿山垦地，绵延数十里，称之“林合”。甲午战争后，林文钦招募乡勇千人，自备饷糈，令族弟文荣统领，驻彰化抗日。从林文钦起，雾峰林家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后裔中林朝宗、林朝崧、林朝璇等纷纷中秀才人儒林；林资修、林祖密等则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五、对台湾建省前后“互动”的评估
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但这一时期的清廷已无力担当“国家”重建的重任，未能有效地改造国家、士绅、社会三层互动结构，在全国范围，普遍的权力下移，绅权增强，社会更为动荡不安。在特定的时空内，台湾则是一个特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这里是良性而富有成效的，既维护了台岛安全，也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如不是1895年的割台，当会走得更远些。
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社会互动留给我们的学术启示有二：
一是互动过程是国家、士绅、社会三者利益的整合系统，即互动的良质化或恶质化在于如何调整三方利益，其中士绅一方的利益得失是互动成败的关键。板桥林家曾多次被台湾兵备道摊派，加上礼数不周，“檄令”飞传，令林维源反感，避而不见，互动几乎停滞。而刘铭传能“礼遇”之，上奏朝廷为其加官晋爵，同时还在经济利益上投桃报李，让林家获利，故得到林维源的竭力襄助。“当是时，铭传方厉行番政，大拓地利，而维源亦垦田愈广，岁收租谷二十余万石”
(22)更为可观的是林家商业上的发展。1886年间，刘铭传为促进台北城内商业的繁荣，指定大稻埕为外国人侨居地区。翌年，他特地商请林维源投资5万元，筹组“建昌公司”。林维源深谋远虑先发起修筑淡水河堤防，以防河水泛滥；其次他与同为台湾巨富的李春生合作，创建建昌街、千秋街，在此大建洋楼，出租与洋行、洋商经营土产贸易。“这是台湾有西式建筑的开端，一般富有的洋商，多半在这里购置房产定居”
(23)。两条街的兴建，成为林氏家族农业资产向都市房产业转移的嚆矢，这对后来林家工商企业有很大的帮助，林家更加富裕，大稻埕成为台
湾北部的一个商业中心
(24)。
台湾地方政府得到的是林家近200万两白银的捐助以及林维源在抚番垦殖、防务建设、兴办实事等方面的组织协调之贡献。
社会层面也得其实惠，如1887年，刘铭传以林维源为总办，疏浚基隆港，测量沿海港道，填平海岸，“又自小基隆至鲎屿，新筑市廛，建埠头”，“安造(淡水河)铁桥……以接车站”，花费白银7万余两。又如在抚番过程中，林维源以大坎七社的叛服无常，地方不宁，令土番“合族迁出山外，另召垦农入耕”，以年得垦租做为番社的口粮，土著无不称谢。
雾峰林家则以抗法等军功，获朝廷嘉奖，授全台樟脑专卖之权。樟脑是晚清台湾三大出口商品之一，主要市场在法、美、英、印等国，雾峰林家因此而获大利。从1891年起，出口连年大增，1894年达393万斤，出口值达128万元
(25)。从而促进台湾的对外贸易，官民两便。
二是互动过程中角色定位相当重要。代表国家一方的互动参与者必须是一个熟练而精明的“操盘手”。前有兵备道刘璈，后有巡抚邵友濂均“皆有经国之才”但在互动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事之得失则反目，难与士绅沟通，更谈不上协作。只有刘铭传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顾全大局，礼遇乡绅，政治经验老到丰富，加上有经商理财之才干，确如连雅堂所评是“管(子)、商(鞅)之流亚也”。所以，刘铭传光绪十七年秋(1891年)去任，“数月之间，百兴俱废”，林维源“亦息肩枋桥别墅，读书习字，恬淡不营世务”了
(26)。
在互动过程中，士绅的角色是多维的，变化的，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对于农民、土著，他们代表官府，甚至代表国家；对于官府，他们既代表地主和商人，又代表农民和土著。社会秩序主要靠他们来维持，大多数的社会活动是由他们组织和领导的。但互动的结果却有机会让乡绅转变为官僚体制内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林维源、林朝栋均受二品顶戴，成为台湾建设举足轻重的“政商”。
当然，本文仅仅以台湾板桥林的林维源、雾峰林朝栋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故尔对晚清台湾其他巨族与国家的互动没有述及。实际上，台湾建省前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巨族士绅异常活跃，在开发建设台湾诸方面做出贡献。如漳浦移民吴沙，组织开垦宜兰平原，拓至“二围”后病卒，后由他侄儿吴化接管家业，率族人及闽南乡亲近两千人之众，继续拓垦，使昔日荒旷的噶玛兰成为米粮仓，至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即在这里设置了宜兰县。晚清的台湾地区正是通过国家与士绅阶层的互动来实现社会网络的通畅，并逐步走上近代化的。
注释：
①丁日昌：《海防条议》，葛士濬：《
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01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7年版，第17页。
②沈葆桢：《抄呈总理衙门全台善后事宜折稿》，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2155号。
③⑤⑨⑿《光绪实录》卷24、卷220、卷227、卷199。
④左宗棠奏折．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参见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432—433页。
⑦参见刘子民：《漳州过台湾》，海风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11－114页。
⑧参见连横《台湾通史》卷33之《列传五·林文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5－626页。
⑩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6。
⑾姚莹：《东溟文外集》卷2，《饬嘉义县收养游民札》。
⑿《光绪朝月折档》，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批)，丁日昌奏。
⒀《军机处月折包奏折录副》，第090595号。
⒁⒂⒃(21)(26)《林本源家传》，台湾文献委员会1984年印本。
⒄史全生《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18)(22)连横《台湾通史》卷33之《列传五·林平侯》，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51页。
⒆《清德宗实录选辑》，第282页；《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第184页。
⒇王炳耀：《甲午中日战录》(三)。
(23)《台湾先贤列传》，台湾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2页。
(24)《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第48－49页。
(25)周跃红主编：《祖籍漳州的台湾名人》，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作者简介：郑镛，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哲社版常务副主编、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