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唐景崧答应留台担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一事，史学界普遍认为唐氏此举实为身不由己、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目的是等待机会相机逃跑。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唐景崧不仅始终坚持反割台立场，对争取列强干保台，尤其对台湾宣布“自主”后争取列强干预保台颇具信心，且对保护台湾的土地和人民尚存相当程度之责任心，因而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是否留台的问题上完全以自己的进退得失为唯一考量，也因而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外部因素是否允许自己离台作为决定其言行的唯一准则，可以肯定的是，唐氏之所以答应留台在相当程度上出于自愿。
关键词：唐景崧；留台；自愿；因素
中图分类号：K25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2－0145－04
1895年农历五月初二日，“誓不臣倭”的台湾绅民公议成立“台湾民主国”，开展自主抗日保台斗争，清政府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经再三考虑，答应台湾绅民的恳求留台担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关于唐氏此举，国内史学界到目前为止虽评价用语略有不同，但都普遍认为唐氏之所以答应留台，实为身不由己、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目的是等待机会相机逃跑，因为他从来未曾想到过保护台湾的土地和人民，或言其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抵抗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因而当台北形势危急时，他一逃了之就不足为奇了。笔者认为，上述看法过于简单化，且对据以立论的史料、史实之分析亦过于主观、片面。证诸史实，唐氏之答应留台，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自觉自愿的思想因素。
一、对割台明确的反对立场，是唐景崧相当程度上自愿留台的思想基础
闻之马关签约有割台一款，唐景崧骇愤不已，遂即迭电抗争，先后七次“沥奏”，两次代台民“泣奏”，两次致电总署，表示坚决反对割让台湾，力主“悔约”、“迁都”、“再战”，并设法保台。他深刻认识到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指出：“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然我控之为要，敌据之为害。欲固南洋，必先保台，台若不保，南洋永远不能安枕。”
①因此，他认为：“北辽、南台，二者失一，我将无以立国。”
②尤其是，唐氏深感在当时“全局犹盛，尚属可为”的情况下，就如此轻易地割弃台湾这样“咽喉肩背之地”，必将造成如下严重后果：(1)“倭得地势愈强”，将来更难对付；(2)“转瞬各国纷起”，更多的国土势将难保；(3)清政府定会因此“丧失人心”，严重危及其统治；(4)整个国家也会因“赔款太巨”和“要害全失”，从而陷入“财穷地蹙”之境。这样一来，届时清政府必然是“虽欲苟安而不得”，因此，他极力主张“惟悔约一战，孤注以翼转机”。
③正因如此，唐氏于马关签约当天就电奏清廷，明确表示“此约断不可从”，“割台，臣不敢奉诏”。
④也正因如此，当清廷当政者提出所谓“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的割台理由，及由此而来的不能“再战”的理由时，唐氏便相当不客气地指出：“至京师固重，重在皇上耳。”
⑤以此作为不能“再战”的理由，在他看来显然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既然“彼所哃喝，我所畏虑，惟犯京师”，因此，只要“辇毂暂出巡行”或正式“迁都”，“彼所哃喝，我所畏虑”者也就可自然消除，何况“倭力有限”，只要“再与坚持”，就不难扭转时局。同样因为如此，唐氏对清廷当政者要他谕台湾百姓交割时“切勿滋生事端”的命令进行了抵制，回电质问道：“二百年文物之邦，勿沦化外，迁徙谈何容易!其惨自不待言”，当此“万古奇变”，只要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焉能使勿滋生事端”?
⑥在台湾时其坚决反割台的立场如此，离台“内渡”后唐氏亦无改此初衷。1898年他尚以“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名义，在天津约同一无籍外人麦耶士，向俄国领事及其他外国人士请求借给军资以夺回台湾。
⑦上述史实表明，唐景崧反割台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他的这一立场与当时广大台湾绅民的最高立场是相通的、一致的。因而他在电奏清廷时才会如此坦露心扉：“寇在门闼，而人心固结如此，臣若不……竭力保台，不独上负皇恩，且无言对全台百姓!”
⑧思想认识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是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或在多大程度上自愿参与某种社会活动的前提。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台湾蓬勃兴起的自主抗日保台斗争，与台湾绅民一样持坚决反割台立场的唐景崧，肯定会在思想上与之产生相当程度的共鸣，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主动地参与其中。
二、对列强保台的颇具幻想，是唐景崧相当程度上自愿留台的信心来源
在力主“悔约”、“迁都”、“再战”以保台的同时，唐景崧想到的另一条他认为有相当把握的“救急之策”，即许以巨利争取欧洲列强对台湾的保护。唐景崧心里非常清楚，除日本外，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同样对台湾早就垂涎欲滴，因此，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肯定“不独台民不服，恐各国亦不愿”。
⑨基于这样的判断，加上受到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因此他一开始便认为，只要舍得许以巨利，争取欧洲列强出面干预阻日割台，显然有很大的可能。正因如此，他在马关签约当天致电清廷当政者时还提出：“必不得已，查外国近年联二三国为同盟密约，我可急挽英俄同盟，许其保台、保辽，即可以赔偿之款与英俄或请各国从公剖断。”
⑩随后，他根据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从张之洞等人处得到的消息，提出了诸如以台湾的矿、税相酬以争取英国派兵保护，援引列强不让某国独占舟山与朝鲜巨文岛之例争取“台湾中立化”，及至将全台“畀许各国为租界”等等主张，恳请清廷最高统治者饬下总署与各驻外使臣速与所在国密商，早日得一救台保台之策。有学者认为，农历四月二十日，唐景崧在接到张之洞转告“顷闻法使告总署：护台罢议，并请撤王使等语”的电报后，“如同被当头打了一记闷棍”，对列强的幻想归于破灭，因而才“勉强同意”了丘逢甲等人的恳求。
⑾事实上，直至台北形势危急前，唐氏对争取列强干预保台的幻想依然未灭。得知李经方偕倭酋即日收台的消息后，他还致电清廷，提出了“押台”而后“赎台”的主张，认为只要将台湾押给外国之事能成，则不仅巨额赔款“费有所出”，而且将来“赎台之费”也“自有众擎易举之法”。
⑿不仅如此，由于所提出的上述主张皆无成议，唐氏便转而认为，“当务者”“谓台必自主后与中日断绝，请外援方肯来。”
⒀因为惟有台湾宣布“自成一国”，才有资格依“公法”第186章的规定，即“割地须问居民顺从否”，“民必顺从，方得视为易主”，若“民不顺从”，则可“请各国公议”，“从公剖断”。
⒁否则，列强虽因垂涎台湾而有干预之心，却会因台事事涉中日纠纷，且无干预之正当理由而无从措手。唐景崧对台湾“必先自主”而后“请外援方肯来”的思想之所以愈加明确，在他看来是有相当可靠之依据的，因为不仅他的幕僚，即那位熟知国际交涉例律与法国政情的清政府前驻法国参赞陈季同如此坚决认为：
“确立共和制定会得到法国的同情，使法国积极加入抵抗日本的防御阵线。”
⒂而且农历四月初七过往台湾的法舰指挥官德而尼也明确相告：“为中国争回土地则难，为台湾保民则易。必须台自主，有自主之权，法即派全权来台定约。”
⒃此外，张之洞还曾信心十足地告诉他，“倭岂敢与西洋争?”只要法国肯出面干预，根本没有必要派很多舰艇到台湾，“一轮已足，一言已足”。
⒄由是唐景崧更添信心，认为“公议台为自主之地”，实为“解纷上策”。
⒅也因此他认为，如果张之洞能“从旁婉奏”，“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的密据”，当然最好不过，但若能“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那样自己将来同样“可进可退”。
⒆信心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力量之源，信心之大小决定了人们行动决心之强弱。对争取列强干预保台，尤其对宣布“台湾自主”后方能争取列强保护颇具幻想，这是唐景崧所以能在相当程度上自愿留台而非完全被迫留台的重要原因。
三、对保台未曾泯灭的责任心，也是唐景崧相当程度上自愿留台的重要因素
论者据以认定唐景崧根本未曾想过保护台湾的土地和人民，因而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相机逃跑预作准备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说唐氏早在农历四月间就秘密提库银40万两汇往上海，内渡前又汇走16万两；二是他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就将家眷和行李送走；三是说他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夕命令官员兵丁急速内渡，实为等待各官内渡后自己再相机逃跑，因为他自己在随即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都承认：“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
⒇关于唐氏曾提库银40万两汇往上海，并在内渡前又汇走16万两之事，前者源自范文澜所著《
中国近代史》，
(21)实际上由于范先生对唐氏是否为侵吞这些银两而将之汇往上海，抑或内渡后确实已将这些银两侵吞不确定，因而仅以怀疑的语气称这些银两“一去不知下落”。若联系到唐氏署理台抚后派茅延年驻上海专事购械济台，显然，上述汇款也可能是供茅氏购械之用。至于后者，则源自戚其章所撰《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一文，
(22)戚先生所据者则为日谍的一份报告。该份日谍报告内容大多来自途说道听，多为不实。对此，笔者拙著《乙未割台与台湾抗日反割台斗争新探》已作过考证辩析。
(23)何况该日谍之报告仅提及唐氏向追上船来的沪尾王统领承诺，只要不杀他，放他走，他将赠王16万两。可见，断定唐氏于内渡前又提库银16万两汇走并将之侵吞，显然亦无确据。关于唐氏在答应留台前预将家眷和行李送走之事，笔者认为仅仅将之定性为唐氏预作逃跑之举亦有不妥之处，从当时台湾绅民所采取的送唐母内渡“以坚抚军之志”
(24)的举动看，唐氏此举似亦也蕴含有为留台而去除后顾之忧的因素。关于唐氏于“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夕令官员兵丁急速内渡一事，同样不能简单地将之定性为其等待各官陆续内渡后自己再寻机逃跑之举。事实上，唐氏在此前回答张之洞询及刘永福是否愿意留台时，就已道出了自己对内地省籍官兵留台问题的忧虑，他对张氏坦言：虽然刘永福现在慷慨愿与自己“竭力守台”，但却不知其“志能始终如一否”?“且恐不知艰难底里，届时任意索饷、索械，不应则有词，应之则无力耳”。
(25)对刘氏及其部曲之留台尚有这般忧虑，又何况那些打心眼里就不想留台的官员兵丁呢?因此笔者认为，唐氏之所以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维护“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台湾之政局稳定与社会安定，因为在清廷决定“弃台”后这些内地籍官员兵丁绝大多数早已人心思走，加上清廷已下旨明令台省官员“开缺内渡”，故而唐氏已无权力与理由强使这些人留在台湾，更为重要的是，强使他们留下，势必激起其更强烈的反对，及至纷起兵变。因此与其将他们留在台湾，还不如尽快打发他们迅速内渡，消除这一社会动乱因素。的确不容否定，唐氏在是否留台的问题曾犹豫不决，正如有学者所论，因为他很明白，“违抗朝旨，毕竟风险太大，无异于拿自己的前程作赌注”。
(26)故而他才有前述恳请张之洞“从旁婉奏”，“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的密据”之举。然而，事实同样表明，唐氏在考虑是否留台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其对保护台湾的土地与人民的责任心，并非时时处处只为个人的进退得失。他认为，在当时“惟守或有转机”
(27)的情况下，不仅台湾绅民不会放自己走，因为他们早已视自己为唯一有能力、有资格留台指挥抗战的领导人，而且他思之再三，也觉得自己实“无可辞”：一则虽然刘永福比自己合适，“惜不能控全局”；二则“台虽有杰士”，却“断难骤起而驭全台”。四正是在这种台民为自主保台计不会让自己走，而他心里也认为自己不应一走了之的考虑下，唐景崧才答应台民的恳求，同意留台担任“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可见，那种认为唐氏根本不曾有过保护台湾的土地和人民的责任心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责任心的有无与强弱，决定着人们从事某种活动时的自觉与否与自觉程度。事实表明，唐景崧对保护台湾的土地和人民的确尚存一定程度之责任心，这就决定了他在是否留台的问题上，不可能完全以自己的进退得失为唯一考量，也就决定了他答应留台在一定程度是自愿的、主动的。
综上所析，唐景崧答应留台决非完全被迫，由于唐氏有着与台湾绅民相一致的明确的反割台立场，对争取列强干预保台，尤其对宣布“台湾自主”后争取列强之干预保台颇存信心，且对保台尚存相当程度之责任心，因而可以推定，他之所以答应留台在相当程度上出于自觉自愿。那种未做深究便遽然认定唐氏应允留台实属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等看法，显然与史不符，有失公允。所以下这样的实论，首先是基于史实进行分析，但是由于其阶级利益，唐氏之应允留台，虽有上述自觉自愿的因素，却终究无“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与信心。唐氏在应允留台前后的思想变化，着实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分析时的科学论断，地主阶级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既有妥协的一面，但也存在不甘凌辱的一面。
注释：
①⑨⑿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邵循正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448、118页。
②③④⑤⑥⑧⑩俞明震：《台湾八日记·附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邵循正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6)，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83、385、384,389,385、382、384页。
⑦陈贞寿：《甲午百年祭——马关割台与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斗争》，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近代史》1995年第1期，第61页。
⒀⒁⒃⒄⒅⒆⒇(25)(27)(2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邵循正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5)，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10、125、129、125、120、125、125、136、110、126、126页。
⑾(26)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76、82页。
⑿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邵循正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4)，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⒂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21)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5页。
(22)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59页。
(23)参见拙著《乙未割台与台湾抗日反割台斗争新探》，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24)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抗战始末记》，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续编)》(12)，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9、20页。
作者简介：刘雄，中共福建省宁德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