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关键词：清代福建；溺女；育婴；童养；女权
中图分类号：K29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2－0137－08
一
溺女即溺弃女婴之风乃是一种古老的恶俗，《前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所谓“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
①，是关于溺女之风的明确记载。
在福建，宋代已有溺女之风的记载。宋政和八年(1118)，朱熹之父朱松在福建政和县尉任上撰《戒杀子文》，其文有“自予来闽中，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
②之语。朱松字乔年，号韦庄，其《戒杀子文》在政和县发生了影响。清道光《
福建通志》引《政和县志》记：
昔多溺女，自韦斋先生重戒后，俗渐革。有贴钱帛与人抱养为媳者。
③明代福建方志亦有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如《闽书》卷三十八《风俗》记：
姻缔论财，要责无厌，贫则弃之。故其俗至于溺女不爱惜。
④又如万历《福安县志》记：
论婚以财，责备筐篚，鬻产妆奁，以致中人之家不敢举女。
⑤又如崇祯《寿宁待志》记：
闽俗重男轻女，寿宁亦然，生女则溺之。
⑥ 入清以后，福建溺女之风愈演愈烈。兹选辑清代福建各地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以证其严重性。
康熙《连城县志》记：
婚娶繁华。虑嫁奁之苛责，方弄瓦而即淹于水。
⑦ 康熙《松溪县志》记：
俗尚寡恩，凡贫民生子不能畜者，多溺不举，而女尤甚。
⑧康熙年间，陈汝咸在漳浦知县任上撰《严禁溺女谕》，其文略谓：
今查浦属溺女之风，较之他邑尤甚。而且一邑之中旷鳏十居六七。男女之情乖，则奸淫之事起；家室之念绝，则盗贼之心生。奸淫则风俗不正，盗贼则地方不宁，是溺女之害不特灭绝一家之天理，而且种成奸淫盗贼之祸根。
⑨ 乾隆《泰宁县志》记：
婚嫁有礼，在乎完儿女百年之好，若妇家苛责聘仪，婿家较量奁物，以非礼矣。今嫁女之家，但求饰观，物物取备，罄其资而不惜，或且称贷从事，百金之家如是，千金之家必数百之；缙绅之家如是，庶民之家亦从而效之，遂有生计艰难，家业渐替者。于是贫氓固以女为嫌，富家亦以女为累，而溺女之风成矣。赤子含冤，慈心顿丧，可哀也哉!何如量力遣嫁，桃夭冰泮，不至愆期，裙布钗荆，尽堪宜家。诚使富贵者力崇俭德，挽回必易。二十年后畅然富庶气象矣。
⑩ 乾隆年间勒石的《(厦门)普济堂碑记》(蔡琛)记：
闽人习俗，凡女子遣嫁，夫家必计厚奁，故生女之家，每斤斤于日后之诛求，辄生而溺毙。
⑾ 乾隆年间勒石的《(漳州)育婴堂碑记》(杨景素)记：
漳俗多溺女者，余心为恻然。
⑿ 乾隆《长泰县志》记：
重门户，侈妆奁，中人家行嫁，无明珠翠羽之属，卒以为耻，故愚拙之民生女多不举。
⒀ 乾隆《福清县志》记：
俗有溺女者，因生女多难于养育，遂致之死。哀哉!虎狼尚爱其子，此直虎狼之不若矣。或曰，将以速生求男也。夫杀已生之子以求未生之子，稍有人心者不为。况生男有命，岂杀女所能求哉?天道昭昭，必有以报之矣。
⒁ 乾隆年间，郑光策在福清县某书院掌教任上撰《与夏彝重书》，其文略谓：
昨蒙询溺女一事，最为此邑恶习。土风丰于嫁女。凡大户均以养女为惮，下户则又苦无以为养，每家间存一二。然比户而计，虽所溺多寡不同，实无一户之不溺。历任各明府皆痛心疾首，出示严禁，然不得要领。不过视为具文，实于风俗无所裨益。弟平日即有所闻，旧岁夏间始得其详。细询诸生，溺女之事究系何人下手?据云，当分娩之际母氏强半昏晕，且畏试水；男人又不入房；所有妯娌姑嫜，凡属女流，恇怯者亦十而八九，惟稳婆实左右其间。渠以习惯渐成自然，又于所乳者无丝毫血属之情，故其心甚忍而其手甚毒。凡胞胎初下，率举以两手审视，女也，则以一手复而置于盆。问存否，日不存。即坐索水，水至淋于盆，曳儿首倒入之，儿有健而跃且啼者，即力捺其首，儿辗转其间甚苦。母氏或汪然泪下，旁人亦皆掩袂惊走，不欲闻其声，而彼雍雍然自如也。有顷，儿无声，撩之不动，始置。起整衣，索酒食财货，扬扬而去。若此地无此稳婆，母氏既不能亲其事，旁人又孰敢下手。间有一二残忍者，然亦何至如此蔓延。且民间溺女不过彼时初生割慈断爱，拼于一举。若辗转半日，既闻其呱呱而泣之声，见其手足鼓舞之状，铁心石肠必有所恻隐。既抱举半日，则虽劝之溺亦不溺矣。是此邑溺女之事，主谋固由于父母，而下手实由于稳婆。且因有下手之稳婆，故益酿成主谋之父母。严禁溺女而不严禁稳婆，非剔本搜根之法也。
⒂ 道光《
福建通志》引乾隆《邵武府志》记：
贫家溺女之风尚未尽革。
⒃ 乾隆年间，鲁鼎梅在德化知县任上谓：
至于生下女儿，俱是自己骨肉，也是人身。乃无良之人，动辄淹死。访闻此风，不但穷人，即生监之家往往有之。
⒄ 嘉庆年间，房永清在邵武知县任上颁布《正俗条约》，其文略谓：
禁溺女，以全好生也。天地有阴阳，人生有男女，忍心溺女，上干天和。现经绅士请修育婴堂，甚属盛举。听民送进乳养，以全其生，庶几郑女贾男之遗风，至今未远。节妄费，以便嫁娶也。民间婚嫁，称家有无。富户结婚，无妨从厚，不应分外作佣，以坏风俗。奈穷檐小户亦效奢华，殊乖保家之道。且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果能遵守成训，则贫富易于嫁娶，溺女之风可止，而贫民小户亦可婚娶成人，分外花费俱免矣。其有关于人心风俗匪浅也。
⒅ 嘉庆《云霄厅志》记：
俗多生女不举。盖闻故杀子孙，律禁森然。矧男女皆称为子，岂有十月怀胎，一朝离腹，并无罪愆，辄罗死法?乃恶习相沿，牢不可破，忍心害理，莫此为甚。
⒆ 民国《建宁县志》记：
女不负人，亦不累人，人亦何忍溺女，致伤天和而绝人道?然此风非法所能禁，必建育婴堂而为之所，则人弃人养之利兴，而我生我杀之惨息。嗣于嘉庆年间创设育婴堂，佣妇人乳养之。自此溺女之风始息，所望各保之仁人君子亟为普设之也。
⒇ 道光《建阳县志》记：
婚姻以资财为轻重，或至溺女伤骨肉之恩。
(21) 道光《清流县志》记：
士侈民顽，嫁娶论财，以致溺女换妻，满街变乱黑白。
(22) 道光年间，陈盛韶在古田知县任上记：
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往往典卖田宅，负债难偿。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其奁为何?陈于堂者：三仙爵、双弦桌类是也。陈于室者：蝙蝠座、台湾箱类是也。饰于首者：珍珠环、玛瑙笄、白玉钗类是也。然则曷俭尔乎?曰：“惧为乡党讪笑，且姑姊妹女子子勃溪之声，亦可畏也。”缘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属贫民，古田转属富民。然则曷与人为养媳乎?曰：“女甫长成，知生父母，即逃归哭泣，许以盛奁，肯为某家妇，不许，誓不为某家妇。”盖习俗之极重难返如此，婚礼不得其正，久而激成溺女之祸，可不思拔本塞源之道乎?
(23) 又在诏安知县任上记：
其俗酷于溺女，鳏寡者多，……。
(24) 道光《
福建通志》引《大田县志》记：
生女间有溺之者，是则俗之敝也。
(25) 民国《武平县志》记：
清咸、同间，洊遭兵燹，溺女之风甚炽。(26)
咸丰《邵武县志》记：
贫家溺女之风尚未尽革。
(27) 民国《平潭县志》记：
清同治八年，同知李煐莅任一载，痛潭民生女多溺死，出示严禁，犯者无赦。
(28) 光绪年间，朱干隆在彰化知县任上记：
卑邑地方辽阔，民烟稠密，风俗□浇不一，而于溺女之风尤甚。
(29) 《闽省会报》
(30)(1889年三月初一日)记：
张君鹤号九皋，籍泉郡，迁省垣料理复利洋行，曩与李翁继雪友善。询及长邑(按，指长乐县)有溺女之习，遂动恻忍之心，于光绪二年丙子秋间解囊乐助，凡贫乏之家生女不能存养者，每月给以铜钱一千文为粮食糕饴之费，至四个月为满。至光绪四年冬间乃止，计活有女婴三百余人，计费铜钱一千三百串有奇。屈指于兹已十有三年，所救治之女婴及笄将可聘矣。
光绪年间，林琴南《闽中新乐府》收《水无情(痛溺女也)》诗云：
孰道水无情，无情能作断肠声?孰道水有情，有情偏溺出胎婴!女儿原是赔钱货，安知不做门楣贺。脐上胞衣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阿爷心计忧盐米，苦无家业贻兄弟，再费钱财制嫁衣。诸男娶妇当何时。阿娘别有皱眉事。乳汁朝朝苦累伊，床上缝鞋襪，镜上梳头发，还要将来再费钱，何如下手此时先。一条银烛酸风裂，一盆清水澄心洁。此水何曾是洗儿，七分白沫三分血。此际爷娘心始安，从今不着一些难。所恨儿无口，魂儿不向娘亲剖。娘亦当年女子身，育娘长大伊何人?若论衣食妨兄弟，但乞生全愿食贫。岂知聋聩无头脑，一心只道生男好，杀女留男计自佳，也须仰首看苍昊!
(31) 光绪《马巷厅志》录《马巷育婴堂碑记》记：
马巷溺女之风甚炽。
(32) 清末《安平县杂记》记：
台南乡妇常有溺女事，一生女孩，翁姑不喜，气迫于心，而溺女于水。
(33) 《福建白话报》第一年第二期(1904年8月15日出版)
(34)载公孙《福建风俗改良论》第二编《论溺女》谓：
我从前读《天下郡国利病书》，共《
福建通志》的时候，见里头都载有一段说，福建溺女的风俗是项普遍的。这个坏风俗大概别省没有，单是我们福建一省特别造成的。我看了这两部书，也不大去相信他。后来走到城外乡下，看见凡近水的地方，都有立个石碑，碑上刻着“永禁溺女”四个字，才晓得这件事是真的了。
附带言之，福州郊外塘边立石禁戒溺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是常见的情形。李长年《女婴杀害与中国两性不均问题》(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1号，1935年)记：
据日本人口问题专家西山荣久之研究的结果，……溺女最多的地方，为福建、江西两省，其中尤以福州最为流行之所在，该地郊外池沼的旁边，竖有“禁溺女”的石碑。
(35) 日人举办的福州东瀛学校校长野上英一的《福州考》(1938年出版)一书亦记：
在城门的入口及仓前山郊外，于前清时代立有严禁溺女之石碑，这即是严禁溺女之意。这并不在于“土风丰于嫁女”这一层，而在福州则基于养女为难这一点。此风现尚存于乡村市中则已无。
(36) 该书还附有“禁溺女之碑”照片一帧。
以上历史记录表明，清代福建连城、松溪、漳浦、泰宁、长泰、福清、德化、邵武、建宁、建阳、清流、古田、诏安、大田、武平、平潭、彰化、长乐、安平等各县及厦门城、漳州府、邵武府、福州府、云霄厅、马巷厅等各地之“白金之家”和“千金之家”，“缙绅之家”和“庶民之家”，“贫氓”和“富家”，“穷人”和“生监之家”，“贫民小户”和“富户”，“士”和“民”，“上户”、“中户”和“下户”，“贫民”和“富民”，几乎各种人家、各色人等均涉及“溺女之事”，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二
溺女之风剥夺了无数女婴的生存权，并且威胁了所有女婴的生存权。
道光六年(1826)，薛凝度在邵武知府任上撰《重修育婴堂记》，其文谓：
上帝本好生之德，前王宏保赤之仁，伊古以来，未之有易也。我朝顺治间，奉旨严禁溺女，雍正二年，谕建育婴堂，恩至渥也。邵武前县令张建堂于南市通衢，拨高阳寺产以充乳膳，婴儿全活者众。厥后经胥玩法，废弛至于今。本署府初临郡治，采访舆情，提核堂中公存遗产并旧日条规，举而责成诸绅士，冀其尽力经营，开诚抚育，以共襄厥事。
呜呼!父子天性，男女何分?至忍心而溺之，真禽兽不若也!抑亦教养未周与?不有人焉，维持而补救之，人道或几乎息矣。爰是葺其庐宇，酌其章程，俾乳哺有资，生息有藉，拯赤子于陷溺之中，牖愚民以知觉之性，体天心而遵国宪，此宇宙所以长存，人心所以不死也。至乐善好施，仗义题捐，推广仁术，俾城乡胥忠厚之风，子女罄全生之福，是在诸绅士遍为尔德矣，本署府有厚望焉!
(37) 清代顺治帝颁旨严禁溺女，雍正帝下谕建堂育婴，这表明清代官方对溺女问题的关注及其遏制溺女之风、维护女婴生存权的主要措施。
清代福建地方文献也记有官方“出示严禁”，晓以“故杀子孙，律禁森然”、“天道昭昭，必有以报之”之理的事例，以及“此风非法所能禁，必建育婴堂而为之所”的综合治理的理念和“董行育婴”的实践。
例如，乾隆年间福建官方颁布《严禁溺女谕》，以“治罪明文”和“冥报”之理晓示“所属军民人等”，其文曰：
乾隆二十四年□月□日，奉前巡抚部院吴宪示：照得天地以好生为德，父母以慈爱为本，故杀子孙，律有治罪明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乃以亲生之女，无端溺毙，何以全无恻隐之心?试观牛虽蠢
而犹知舐犊，虎虽猛而未尝食子。人为万物之灵，具有天良，忍心溺女，真禽兽之不如矣。况溺女冥报最为酷烈，而育女者未必不如生男。如缇萦之请赎父罪，木兰之代父从征，古来孝女，指不胜屈。故日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尔民何苦忍心为此?或谓嫁女奁赠需费，不知荆钗裙布，遗范可师，正无庸多费也。合行晓示。为此，示仰所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尔民当互相劝诫，凡嫁女者各崇俭德，不得以珠翠绮罗夸耀乡里，并永戒溺女恶习。尔等无子之人，果能誓不溺女，自能一索得男，螽斯衍庆。倘不遵禁令，仍有溺女者，许邻佑亲族人等首报，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如系奴婢动手者，即照谋杀家长期亲律治以死罪。如系稳婆致死者，即照谋杀人为从律拟绞。其邻佑亲族人等，知情不首报者，照知情谋害他人不即阻当首告律治罪。各官凛遵毋违等因。
(38) 又颁布《育婴堂条规》，要求全省“凡有育婴堂之处，一体饬行，实心经理，毋稍懈忽废弛，虚应故事，致干察究”。
(39) 我注意到，乾隆年间以“福建省例”即省级规范性文件颁布的《育婴条规》规定：
堂内各孩，年过十二岁，即宜自食其力，不得长豢在堂，糜费钱粮也。设堂本意，原以保全殇夭。今既起死全生，年过十二岁，若仍归在堂长豢，不惟糜费钱粮，且至渐成游手好闲之徒。其有人领为子女儿媳，任其具呈承领。
(40) 此一规定暗示官方对民间领养苗媳的听任态度：“童养”作为同“育婴”相接续的环节，可减轻育婴堂的经济负担。
在民间，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早有记录。《政和县志》所记“昔多溺女，自韦斋先生重戒后，俗渐革。有贴钱帛与人抱养媳者”，即其例也。
道光四年(1824)起历任福建建阳、古田、仙游、诏安各县知县和邵军厅、鹿港厅同知的陈盛韶记古田的溺女之风时有“然则曷与人为养媳乎”之语，透露其“劝抚苗媳”之意；论及诏安的溺女之风及其引发的人口性别比失调等社会问题时，则公然将“劝抚苗媳”同“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并列：
小人老而无子，弱女及笄赘一婿，以尽余年，情也。诏安买女赘婿，孀妇赘男，以承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畜，无异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妻姓，没从夫姓者。更有恋其妻，贪其产，直忘所本来者。倘窃妻而逃，不顾赘父母之养，即讼端起焉。夫随嫁儿得以承宗，鬻义子得以入祠，吕嬴牛马，诏安氏族之实已不可考矣。何赘法复滥若此?盖其俗酷于溺女，鳏旷者多，少壮喜于有室，遂不计厥宗耳。昔孔子射于瞿相之圃，为人后者不入，所以重廉耻也。《
春秋》之法，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重一本也。例载：异姓不准承祧。而执此以治诏安之民，令必不行；惟仿义男女婿酌分之律变而通之，更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劝抚苗媳。怨女旷夫久而渐少，俗亦将变焉。
(41) 陈盛韶于道光八年至十一年(1828—1831)在诏安知县任上“设寄乳法苗媳一条”即于育婴堂之“寄乳法”增设“劝抚苗媳”的条款，并记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生存权的实效云：
诏安中户娶妻聘近百金，下户五六十金，其余礼物不资，嫁者奁资如之，故嫁娶均难。嫁者难，斯养女少；娶者难，斯鳏夫多。义男承祧，嫠妇招夫、产子继嗣，其敝俗皆根于此。即无室家之匪民，掳抢械斗，喜于从乱，亦根于此。邑设寄乳法苗媳一条，仿周官省礼多婚之政变而通之，可以济婚礼之穷。窭人抚女七八年能执箕帚，又七八年能为人妇为人母，无嫁娶之艰，有妇子之乐。且济乳者月给钱五百，寒有衣帽，疾有药饵。抱女之媒有赏，溺女之母有罪。民何惮而不为此。余于诏安二十七月中，乳女千二百余，而去任时，乳妇匍匐道左，依依不舍也。为政之道，顺而治之则易，逆而强之则难，寄乳一法，顺故也。
(42) 咸丰三年(1852)，周揆源在邵武知府任上制定《育婴堂规条》，其中规定：
小儿年半可以弃乳，如无人抱养出堂，仍每月帮给钱五百文。有抱为养女养媳者，或其父母后能养赡，情愿领回者，并听薄内开除；唯不准领作婢女，责成地保具结备查。
(43) 道光二十八年(1848)，《金门育婴堂规条》亦规定：
远近居家，愿领为义女、苗媳者，准具领字，托端正有家身之人及殷实店铺取保，亲到育婴堂报明里居姓氏。若欲为媳，声明配合伊男姓名，年几岁，登账存查。堂中给公照付执，以当婚帖。不取身价，并给随身衣裙。领去后，如有转卖及作婢者，查出禀究。
领取女婴养为苗媳者，配合诸事有本堂分照为凭。本生父母不得干预争执，以杜串诈诸弊。惟婴女长成，本生母子要相认者，许其到局查明姓氏里居。
生女之家，苟不能割爱仍愿领回自养者，听之。若已被人领作义女、苗媳，不许给还。
媒婆人等能将局养女孩说合与人领作女、媳者，每一口赏钱一百文。
……
婴女如有未经领取者，限至八岁，即为央媒择配。
(44) 光绪十九年(1893)，《马巷育婴堂规条》谓：
本堂育婴经费，并无置有业产，亦无捐集巨款，仅借巷辖妇女机杼余厘，是以不克久育。议定每婴每月给钱四百文，四个月限满，将牌追销，停止给发。非谓四月婴孩可以不乳而活，惟巷辖习俗，抱媳居多，是保婴四月以后，有人抱作养媳，亦因俗成风、随地制宜之一法也。
(45) 黄宗智教授《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一书指出：
法典本身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习俗(按，指童养婚俗)，但在有清一代刑部承认并容忍了它，因而使其具有些少的合法性。用刑部道光二年(1822)处理一件案子时的话说，“民间于未成婚之先，将女送至夫家，名曰童养，自系女家衣食缺乏，不能养赡，不得已为此权宜计，所以法令不禁，听从民便”。
(46) 我在上文摘录的，以及我所见的清代福建各地的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有“劝抚苗媳”之明确规定的均出于道光朝以后(含道光朝)，此一情况或可印证黄宗智教授的论述。
清代福建诗人林鹤年(1847－1901)，有《山妇(山中多畜苗媳)》诗记福建安溪的童养婚俗，诗曰：
不栽陌上桑，只采山中茶。君为浮萍草，妾作女贞花。十五为人妇，十三学当家。城中有女儿，两鬓才髻丫。
(47) 是诗明白如话，记苗媳的生存状况：在家采茶为业，丈夫出外谋生，十三岁接受操持家务的训练，十五岁成为人妇，有女儿在城里(安溪县城亦在山中)亦是苗媳，年届又一轮“十五为人妇，十三学当家”经历的发动期(“髻丫”是古代少女的一种对称发型，即在头的两侧各挽一个对称的发髻，发髻是女子成年的标志)
(48)。全诗丝毫不涉及母、女两代苗媳自幼丧失婚姻自主权的苦楚(其时的社会其他成员亦无婚姻自主权)，只告诉读者：苗媳毕竟取得生存权而活着。
总而观之、总而言之，清代福建溺女之风强盛，“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维护女婴生存权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亦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作者简介：汪毅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注释：
①引自《前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二十五史》本，第282页。
②朱松：《韦庄集》卷十，《四库全书》本。
③⑨⒃⒄(25)转引自道光《
福建通志》卷五十五《风俗志》。
④《闽书》第2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944页。
⑤引自万历《福安县志》，福建省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3年3月整理本，第32页。
⑥引自崇祯《寿宁待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51页。
⑦引自康熙《连城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9页。
⑧引自康熙《松溪县志》，福建省松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7月整理本，第268页。
⑩引自乾隆《泰宁县志》，福建省泰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12月整理本，第29页。
⑾引自民国《厦门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465页。
⑿引自《宓庵手抄<漳州府志>》，漳州市图书馆2005年8月影印本，第110页。
⒀引自乾隆《长泰县志》，福建省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2月整理本，第268页。
⒁引自乾隆《福清县志》，福建省福清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12月整理本，第158页。
⒂郑光策：《西霞文抄》卷二，清嘉庆十年(1805)刻本。
⒅(27)(37)(43)引自咸丰《邵武县志》，福建省邵武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7月整理本，第534、532、86、87页。
⒆引自嘉庆《云霄厅志》，福建省云霄县人大常委会2005年12月点校本，第40页。
⒇引自民国《建宁县志》，福建省建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年3月整理本，第129页。
(21)引自道光《建阳县志》，福建省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7月整理本，第112页。
(22)引自道光《清流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85页。
(23)(24)(41)(42)引自《蠡测汇钞·问俗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69、87、86—87、83页。
(26)引自民国《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12月整理本，第393页。
(28)引自民国《平潭县志》，福建省平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1月整理本，第240页。
(29)朱干隆：《兼善集》，光绪八年(1882)“三山吴玉田镌字”本。
(30)福州华美书局印。
(31)林琴南：《闽中新乐府》，光绪丁酉(1897)印本。
(32)(45)转引自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7、128页。
(33)佚名：《安平县杂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16页。
(34)书藏福建省档案馆。
(35)转引自《守节、再嫁、缠足及其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240－241页。
(36)徐吾行译：《<福州考>中文译稿》(手写本)，稿存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州考》一书，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亦有藏本。
(38)(39)(40)《福建省例》，《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第471－472、473、476页。
(44)《金门志》，《台湾文献丛刊》第80种，第71页。
(46)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51页。
(47)林鹤年：《福雅堂诗抄》，1916年再版本。
(48)王维玲、王定祥：《中国古代妇女化妆》，陕西人民出版1991年2月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