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力规模庞大、经济增长与汇率制度改革形成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三重约束。人民币汇率变动既要为长期经济目标即促进内涵型经济增长对外延型经济增长的替代服务，又要为短期经济目标即价格稳定前提下就业的稳定增长服务。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的具体国情表明就业的稳定增长是硬约束，就业的硬约束要求人民币只能稳定地升值。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为实现汇率的稳定升值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择，它可以在长期经济目标、短期经济目标和本币稳定升值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均衡。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经济增长；政策搭配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2－0103－07
在国际金融分析中，汇率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使内外均衡同时实现。使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因此，汇率政策最终就落脚到如何确定汇率的均衡水平。均衡汇率的概念和理论经历了宏观经济分析法、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REX)以及基于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实际均衡汇率(ERER)等理论。根据上述理论发展出了多种测算方法，如BEER方法、DLR模型、基于结构性的大型经济计量模型及单方程协整模型等测算方法。然而，均衡汇率的理论和测算方法都是不成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方法成为广为接受的分析范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理论和方法各有侧重点和优势，不能互相替代；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也都各有自身的缺陷，任何一个理论都无法全面地说明均衡汇率决定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上述理论都是基于某些国家的情况，难以成为普适性的分析范式。
由于我国独特的国情，上述均衡汇率理论与方法都缺乏适用性。劳动力规模庞大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由于劳动力规模庞大，就业问题就会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国庞大的劳动力规模；我国经济正处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是最主要的宏观目标。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这也会形成汇率升值的压力；尽管已经历了20余年的市场化进程，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转型阶段，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包括汇率形成机制都需要在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完善。因此，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就需要在就业、经济增长及汇率制度改革和完善之间寻找平衡。在某种程度上，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即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里程碑。本文尝试突破既有的约束，分析三重约束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问题，包括分析劳动力规模的影响、劳动力规模与钉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之间的关系、新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及实现的路径。
一、劳动力规模约束下的内外均衡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这四大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这就涉及到如何在这些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的问题。
经济增长作为长期的经济目标最为重要。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是价格的增函数，价格上升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价格下降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慢，这被称为通货膨胀效应。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增函数，当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时就业会增加；当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时就业会减少。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价格与就业是正相关的，价格上升、就业增加，价格下降、就业减少，这就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价格变化与就业增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有条件的，即价格变化要在某个限度之内。当价格变化超过某个幅度时，通货膨胀效应就不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也会发生变化，从凸向原点的负斜率的曲线变为垂线，再变为正斜率的曲线
①。弗里德曼将菲利普斯曲线垂直时对应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价格与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以自然失业率为界，在自然失业率以上，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成立的；低于自然失业率，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就不再成立。由于我国的劳动力规模庞大，充分就业难以实现，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然而，物价与就业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价格稳定是以牺牲一定的就业增长为代价的，而就业增加必然也是以部分牺牲价格稳定为代价的，两者不可兼得。
国际收支平衡与其它经济目标包括价格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国际收支平衡目标主要是针对逆差性质的失衡，因为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会造成汇率的剧烈波动，而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饱受国际收支逆差的影响，我国的汇率政策和汇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外汇不足的压力，当前巨额的外汇储备就是这种汇率政策和制度的结果。但毋庸讳言，自1994年汇率并轨至2005年汇率改革的这11年中，外汇储备的增长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有力地保障了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实际上，当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经济目标发生冲突时，适当的失衡是可以接受的，这特别适用于国际收支顺差时的失衡。
基于庞大的劳动力规模，我国的宏观经济目标应该进行如下修正：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这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阻碍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使总需求始终大于总供给，超出资源的承受能力，破坏长期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二是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由于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仅仅规定经济增长的上限是不够的，因为如何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是我国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由于就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就需要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某个水平，这个水平就是经济增长的下限。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可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的区间内时，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均衡经济增长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实现，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效率从而具有可持续性。
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确定的经济增长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制约的经济增长。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均衡经济增长既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也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在均衡经济增长中，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它们分别对应着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
均衡汇率就是由均衡经济增长决定反过来也能保证均衡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汇率。它既考虑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充分兼顾价格与就业，因此，是同时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汇率。
价格与就业关系的重新界定是基于我国国情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修正。在传统的
菲利普斯曲线中，价格与就业权衡的结果是确定某个点，这一点是由政策偏好决定的。图1．1是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下物价与就业的关系，O点是某个可能的组合；在基于我国国情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中，价格与就业权衡的结果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点，而是一个区间。图1．2是根据我国国情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下物价与就业的关系，在区间[A，B]之间的通胀与失业是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价格与就业关系的这种修正与外部均衡定义的放松有关。当外部均衡定义为国际收支平衡时，国际收支就要等于零，而使国际收支等于零的汇率和经济增长的组合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再是一个区间，内外均衡同时实现必然要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固定在某个水平上，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是唯一的。本文放松了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要求，外部均衡不再是国际收支平衡严格为零的情况，而是允许从零到某个正的顺差。这样规定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可以是一个区间了。
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施加了更严格的条件，政策选择必须在区间[A，B]之间进行选择，超过A或者B都不再是政策选择的空间；同时，它突破了菲利普斯曲线对政策选择设置的严格条件，价格变化率与失业率的组合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点，在区间[A，B]中价格变化率与失业率的搭配都可以满足政策选择的要求，从而拓宽了政策选择的空间。
当均衡经济增长从点均衡转变为区间均衡，均衡汇率也从点均衡转变为区间均衡。不同水平的汇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相对较高的汇率尽管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相对较低的汇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却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就业成正相关关系，但却不利于价格稳定。汇率政策选择就是要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也要在价格稳定与就业增加之间进行权衡。
人民币汇率政策既要为长期经济目标服务，即促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内涵型增长对外延型增长的替代，也要为短期经济目标服务，即保持价格稳定和就业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决定了汇率变动的方向，而短期经济目标尤其是就业稳定增长的要求决定了汇率变动的幅度。具体而言，要促进内涵型增长方式对外延型增长方式的替代，本币要升值；要保持就业的稳定增长，本币升值幅度就不能太大，否则会对经济产生紧缩作用，造成经济动荡，阻碍就业增长。因此，要同时满足长期经济目标和短期经济目标的要求，人民币应该小幅升值。
二、汇率制度变迁下的内外均衡
我国的劳动力规模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目标也是“7．21汇改”之所以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原因，因为后者能够使人民币比较稳定地升值，它是通过限定本币与外币的浮动幅度实现的。尽管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放宽了人民币与除美元之外的其它外币的浮动幅度，但人民币与美元的浮动幅度依然限制在0．3％以内。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稳定住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比价就可避免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进而保障宏观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否则，汇率波动在缺乏比较发达的外汇市场的情况下就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波动和就业动荡，影响经济和就业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而并非如布兰查德(Blanchard，2006)所称的仅仅“启动了重新平衡本国经济的进程”
②。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有新的特征，它们会使汇率政策的目标及其作用机制和渠道发生变化。
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尽管它有中间价和浮动区间，因为上一工作日的收盘价作为下一工作日的中间价，即中间价是不断变化不断移动的。汇率目标区则不同，它的中间价格在某一段时期内是不变的，除非基本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进行调整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当汇率是稳定的，即不存在汇率变动的预期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传统的汇率目标区是无差异的。如果每一期的汇率是上一期汇率的随机过程，汇率的变动就是无规律的，它既可能向上浮动，也可能向下浮动，尽管中间价是不断移动的，但由于向上浮动和向下浮动的概率是一样的，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因此，中间价格不会发生变化。然而，当存在汇率变动的预期时，这两种汇率制度的表现就完全不同了。在传统的汇率目标区中，由于政府承诺在超出浮动区间时进行干预，它存在内在的稳定机制，这就是所谓的“蜜月效应”，因此，汇率变动是围绕着中间价格进行波动的(参见图2．1)。
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则不同，其中间价格在预期的作用下会不断移动，移动的方向取决于预期的方向。当存在升值预期时，中间价格就会不断向上浮动(升值)；当存在贬值预期时，则会向下浮动(贬值)。设想存在本币升值的预期，汇率完全可以在0．3％的幅度内向上浮动，每天的收盘价都向上浮动，然而都不超过0．3％，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汇率的中间价就表现为不断上浮；存在升值预期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图2．2是存在贬值预期时的汇率变动情况，而图2．3则是存在升值预期时的汇率变动情况。
显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弱化了处理预期的能力，这根源于其内在的制度安排
③，汇率变动的方向受预期变动方向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是中央银行为应对升值压力而特意设计的制度安排，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无论这一猜测是否成立，汇率预期的作用都比传统汇率目标区下的作用要大，汇率对内部均衡及其衡量目标——物价和就业的影响也会得以放大。与此同时，汇率变动预期会强化或削弱政策调控的效果，强化抑或削弱既取决于政策工具的选择，也取决于政策调控的力度
④。
“7．21汇改”还改变了承担汇率风险的主体和方式。在完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的风险完全由政府承担。然而，这一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政府还在发挥着承担一部分汇率波动风险的作用，但企业也必须分担一部分汇率波动的风险。在原来的制度安排下，企业只需应对我国中央政府的政策，现在则不但要应对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还要应对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政策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复杂了。
尽管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力图实现稳定升值，并将汇率波动对企业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但汇率制度改革依然对企业造成了一些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的《2005年上海金融运行报告》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新机制对企业的影响。尽管进出口仍然在增长，但相对于2004年，有一半企业的就业下降了，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高达46．3％。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企业经营还造成了新的困难：(1)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2)企业对汇率避险工具和手段的知识较少；(3)能够为企业接受并使用的市场汇率避险产品较少。这是因为我国的外汇市场的规模相对狭小，可用于避险的金融工具也不
丰富，企业应对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目前，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规避汇率风险。由于缺少发达的外汇市场，银行只能根据利率平价对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进行定价。然而，由于我国的利率是非市场决定的，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低于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利率平价进行定价就会抬高规避风险的成本。设美国的基准利率为5％，我国的利率为1％，而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则为3％，则企业要多付出2％的成本，这一比例是非常高的。显然，由于规避汇率风险的成本比较高，企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也就比较大。
尽管培育企业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的意识和能力非常重要，然而，在外汇市场得到充分发展以前，汇率政策仍然要以基本稳定为主，即使汇率要升值，也要稳定地升值，以免影响企业经营和经济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抓住机遇获得既有一定速度又有一定质量的发展，汇率稳定或者比较稳定是不可或缺的。央行之所以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是试图在升值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即通过汇率小幅升值解决升值与稳定的两难问题。
然而，小幅升值面临着一个陷阱：升值预期的影响。麦金农(McKinnon，1999，2005)根据日元升值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所谓的“零利率流动性陷阱”的理论。他认为，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压低本币的利率，使之陷入流动性陷阱。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就会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和不振，并且宏观调控政策失去效力的情况。
三、以内外均衡为目标的政策选择
要在经济和就业稳定的前提下使汇率稳定地升值，就要消除预期的影响，因为汇率对宏观经济及政策调控的影响会因存在汇率预期而得到强化和放大。因此，成功的政策调控应该在稳定预期的前提下进行，这就需要发挥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政策搭配保障人民币稳定地升值。
首先，为了保障汇率稳定，要继续强化资本账户管制。中国是大国，资本账户开放和完全自由化是早晚的事情，但在面临三重约束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管制是维护汇率稳定和宏观经济稳定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庞大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汇率会有升值的持续压力。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国际投机资本就会蜂拥而入对人民币升值进行套汇，套汇行为会使升值提前到来。根据超调分析(Dornbusch，1976)，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必然会超过均衡水平，从而导致汇率高估。汇率高估又会形成贬值预期，在套汇行为的作用下，本币贬值的幅度又会超过均衡水平。在Dornbusch的理论模型中，预期和套汇的共同作用会使汇率逐渐趋于其均衡水平。但在这一过程中，汇率剧烈波动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资本账户进行适度管制是控制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而避免汇率剧烈波动、避免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保障，是汇率稳定升值的必要措施。
其次，要充分发挥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的比较优势。汇率政策的优势在于可以有效地消除汇率变动预期，因为在固定汇率制度或者相近的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制度的可信性在于它的稳定性，汇率调整不是经常性的行为。因此，汇率调整会在短期内削弱或消除升值的预期。问题在于，由于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大幅度升值是经济难以承受的，而小幅度升值尽管在短期内可以削弱甚至消除升值的预期，但如果不能消除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会很快催生新的升值预期，为实现均衡经济增长又会需要对汇率进行调整。这样，调整就可能会比较频繁，超出汇率要保持相对稳定的范围，与汇率制度可信性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失去可信性，汇率调整就不再可能发挥稳定预期的作用。这就表明，单靠汇率政策难以使经济稳定和升值同时实现。
货币政策的比较优势在于对国内经济的调节作用。货币政策的基本工具主要包括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其它政策和利率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央行的主要政策工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利率政策成为央行主要的政策工具，尤其是美联储已将利率当作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我国，利率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金融经济部门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政策的影响比较小；二是利率政策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会影响投资，而且会影响消费。通过提高利率调节经济尽管对投资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对拉动内需是不利的。
调节货币供应量则不同，它的影响主要限于企业，因为我国金融经济的相对滞后割裂了货币供应量与个人财富之间的传导机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银行从而影响企业的资金面，它可以有效地抑制投资的扩张，同时不会对消费造成负面影响。尽管利率政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在实践中，人民银行更倾向于那些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如调节准备金率、央行票据以及专项的贷款利率等，它们都是影响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银行和企业资金面的政策工具。
再次，通过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升值。汇率小幅升值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表现为汇率一次升值后辅之以单一的或者组合的货币政策，这在短期内既能缓解升值预期的强度，也能维持经济稳定。这种政策搭配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并不追求一次性解决问题，而是将汇率升值预期的存量和增量在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逐步消化，在消化的过程中激励企业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使人民币汇率逐步地、渐进地升值，企业就有足够的时间从而有能力消化汇率升值的冲击和影响，调整企业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将汇率升值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又对企业形成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压力。尤其是当企业预期到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并非是一次性的，而是由在比较长的期限内的一系列调整组成的，企业就会预先采取提高竞争力的措施，将升值预期提前消化掉，尽可能降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冲击。由此，就可以使人民币升值与企业竞争力从而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相适应，使人民币在经济竞争力逐步改善的条件下稳定地升值。
四、结论
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劳动力规模庞大、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三重约束，它要在稳定物价和就业的前提下促进内涵型经济增长对外延型经济增长的替代，因此，人民币只能选择稳定地、小幅度地持续升值。然而，这种变动方式会遭遇“零利率流动性陷阱”，要超越这一陷阱就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来实现。要实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首先，要求对资本账户进行适度管制，这是规避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从而保障人民币稳定升值的必要措施。其次，要发挥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比较优势，通过汇率政策消除预期，通过利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即汇率小幅升值辅之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或者利率的政策工具可以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汇率小幅升值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经济的过度冲击，但又可以为货币政策腾出必要的空间；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软着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
落。最后，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搭配在短期内有利于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在长期内则可以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使本币稳定地升值，最终形成人民币稳定、渐进升值的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5JZD00012)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5038417)资助。
作者简介：李天栋，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莫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弗里德曼通过引入适应性预期推导出了菲利普斯曲线形状变化的三个阶段(Friedman，1968)。
②Blanchard和Ciavazzi在一篇文章中认为“7．21”汇改具有积极意义，它能降低向外贸部门投资的动机，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同时认为，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并使国内资本出现错配的现象，这就有问题了。因为他们隐含地假定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制造业的出口行为。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犯了将“在此之后”当作了“因此之故”的逻辑错误。
③我们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了汇率制度安排对它的稳定性的影响，参见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④关于汇率预期与政策调控的关系，参见李天栋等：《FDI的流向、汇率预期的自我强化与冲销式干预的有效性》，《世界经济》2005年第7期。
参考文献：
[美]Oliver Blanchard, Francesco Giavazzi：《重新平衡中国的增长：一种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
Dornbusch,R．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4，No．6．(Dec．, 1976).
Friedman，M．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March)．
姜波克、李天栋：《均衡汇率理论的新视角及其意义》，《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4期。
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与政策的新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经济增长中均衡汇率的实现与作用》，《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第12期。
李天栋：《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的逻辑结构与悖论》，《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10期。
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李天栋、薛斐、胡靖：《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东岳论丛》2006年第1期。
[美]罗纳德·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美]罗纳德·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许少强、李天栋、姜波克：《均衡汇率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5年上海金融运行报告》，《上海证券报》2006年2月13日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