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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案例来考察中国乡村城市化的道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晋江乡村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第二部分阐述晋江乡村城市化的转型及与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三部分将对“晋江模式”的城乡一体化作一般性结论。文章认为，在如今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研究晋江农村城市化由内生型向建构型发展的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内生型；建构型；城乡一体化；晋江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2－0040－06
       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告诉我们，各地区的社会、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等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其乡村一城市转型的进程和途径也就各不相同。
       已有的文献在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农村一城市转型的进程，认为大约有三条途径：一是“自上而下型”。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通过国家企业和重点项目的配置或以行政区划方式，有计划建设和造就城市。在现代化大生产的聚集过程中吸引以项目所在地为主的农业劳动力，造成人口的转化，自上而下地推动农村城市化。二是“自主内生型”。即在农业社会内部的变革中，随着经济活动的非农化，一批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并逐步向小城镇聚集，成为非农业人口，从而自下而上地实现乡村一城市转型。在整个乡村地区转型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最明显的特征。三是“城市边缘区转型”。其动力主要来自大城市。转型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来实现，其方式为乡村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负责常规的生产和装配，而城市企业则提供资本、知识(管理、技术和工艺)，从而建立起城乡的特殊联系，最终打破传统乡村一城市的分界线，实现乡村城市经济一体化。^①
       上述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很有启发，也很有价值。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融合“政府主导建构型”和“自主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案例来考察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晋江乡村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第二部分阐述晋江乡村城市化的转型及与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三部分将对“晋江模式”的城乡一体化作一般性结论。
       一、晋江乡村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内生型
       地方文化和特殊的地理条件是晋江发生乡村城市化的基础条件。晋江位于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关注。它的区域性特征包括海港经济、侨乡社会、商工传统等，这些因素在晋江乡村城市化的初始阶段有着明显体现。
       乡村工业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历史上，晋江就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建国后，这个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1949－1978年，晋江农业人口从32．92万人增至81．21万人，增长了1．46倍，而耕地面积却从3．687万公顷减至3．562万公顷。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从1949年的0．112公顷降至1978年的0．043公顷，减少了61．2％。每个劳动力平均的耕地面积，也从0．24公顷降为0．1公顷，下降了64．9％。人口的压力推动扩大耕地，直至田尽为地，地尽而围海造田。1949－1978年，晋江共围海造田744．9公顷，但仍不能遏制耕地减少的趋势，^②根据晋江耕地面积及农副产品成本核算，每亩耕地年均投工量约为62工，全县只需13万劳动力，还有近20万劳动力剩余。社员只得采取挂牌轮流上工的办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另一方面，晋江地方的“侨乡”社会结构中，使侨汇成为这一带侨眷侨属的主要经济来源，华侨捐资建屋的也不少，晋江农民的房屋中约有50％是华侨捐资兴建的。在当时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民不能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造成大量闲劳动力、闲钱、闲房，这些生产要素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具有海洋型商工文化精神的晋江人，采用“联户集资”办企业的方式，将手中积聚的资金和房子连动起来，与闲置劳力相结合，使原来属于消费基金的房屋和货币，转为生产基金，将潜在的生产要素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开始了晋江乡村工业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80年代，晋江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小至一两人，大至几十人，像细胞裂变似的，今天一个，过几天变成五个，五个厂又变成二十五个小厂，先是小片开花，这一片带动了那一片，没有多久就连成网。这一期间，“三来一补”企业在晋江发展迅猛，促使乡镇工业在晋江境内呈弥散性扩展。当时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基本不是由原有的国营系统承接，而是由各乡镇建立的来料加工总厂和各村各家成立分厂来承接，因此，很快出现乡镇企业在晋江乡村遍地开花的局面，形成了几个区域性市场，在石狮镇，“服装市场”已经成形，自境外走私而来的“小洋货”(时装、鞋帽、药品、家用电器)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消费者和生意人奔向这壅塞的小镇。^③在英林，渐渐形成了服装市场的“小气候”，“三来一补”的服装加工厂不断涌出，几乎户户加工服装，人人踩缝纫机。在安海，古老的贸易集散地重新恢复活力，各类商品荟萃于此，并逐渐形成市场，如烟酒、玩具、日用品等等，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批发商和销售人员。在磁灶则是传统的陶瓷业复兴，小龙窖日见其多。一根根烟囱在此冒出，与建材配套的产品，如运输、包装等也开始兴起，为其此后成为全国颇具规模的建材市场打下基础。^④在陈埭镇，制鞋的气候正逐步形成，其它各类工业如服装、五金机械等亦在兴起。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化。
       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晋江的乡村企业已呈“满天星”景观，造成乡村企业布局分散化。据测算，在1988年，全县2万多家农村企业中，63％的厂址在村落，35％在集镇。这种家家办厂，户户冒烟的工业布局，造成土地资源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浪费，环境污染难以治理。晋江市以工业化的发展来启动城市化的。但在第一次创业时期，晋江的城市化同快速的工业化并不成正比，由于它本身是一种自主内生型的城市化，分散经营的农村工业牵制了乡镇城市化的展开，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城市整体功能布局不明显，层次网络未理通。一些镇区企业增多、宅房簇起，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基础设施状态和生产生活混处的局面上，致使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均难以更有效地提高。各乡镇的工、贸、居各功能区混杂向外扩展。在晋江的农村社区已越来越不像有田、鸡鸣、蛙叫和“茅舍”的传统村庄，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厂房，大部分村庄的老街已经延展成一条狭长的商业街，人来车往，这种“拟城化”的小镇，沿街而建，缺乏科学布局，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的，造成工业区和居住区犬牙交错，第三产业见缝插针、遍地开花。
       第二，供水、供电、通讯、排污、排水等相关配套设施缺乏。晋江市各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极低，生活污水大部分直接就近排入河道，污染区域水环境；燃煤型污染源面广量大；城镇垃圾收集处置功能不强，垃圾包围城镇的现象较普遍；公路干线、航道河流穿镇而过。从事污染性极
       强行业的乡村企业数量多，废气、烟尘、煤渣污染是当时较突出的问题，其污染源主要来自陶瓷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晋江西北部的磁灶镇，另一些分散在内坑等地。
       第三，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无象样的公路，更无航空，只有水路和颠簸不平的公路。供电严重不足，邮电通信设备陈旧，下水道残缺不全，环境卫生设施基本空白。各乡镇之间的道路狭窄，交通紊乱。1992年，晋江电力除了在罗山内塘和龙湖英厝头的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外，其余全靠省电网供给，电力紧张不仅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导致许多工厂开工不足，成本提高，影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晋江海岸线长110公里，但只有东石和金井围头两个码头能靠泊小吨位船只。公路方面，三级公路仅占30％。通信设备落后，只有19200门程控电话。
       第四，城市人力资本结构薄弱，城市服务业迟迟上不了新台阶。随着晋江工业的发展，相当数量的外地农民工进入城镇，而城镇容量有限，难以适应人口集聚的要求，在一段时期内，使整个晋江市看起来像一个巨型的小城镇，没有一个城市应有的品位。
       种种现象表明，内生型城市化的进展已遭遇瓶颈，通过民间经济的自我发展的“内生型城市化”的优势正在消退，特别是晋江经济在1992年出现跳跃式发展，晋江原有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骤然承受巨大的负荷，面临着城市化基础设施薄弱和经济快速起飞的矛盾。这时，晋江的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整合。
       二、晋江乡村城市化的转型：政府主导型
       1992年，晋江撤县建市，同年4月，福建省政府宣布赋予刚成立的晋江市“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优惠。^⑤晋江为了争当“福建龙”，并与各地展开了评选“全国(省)先进市(县)”的“竞赛运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意识大大增强，开始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积极介入经济领域，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治”，动员资源去提升晋江的城市品位，于是晋江乡村城市化由此进入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阶段，政府开始全力推动城市的各项设施建设，最终使晋江迈上城市化建设的新阶段。笔者把这一阶段称为“建构型的城市化”。
       在这一阶段，为了彻底改变原有的“城乡”混杂局面，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中等城市”的目标定位：建设青阳(即中心市区)、安海、晋南等3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然后用高等级公路和现代通讯设施把3个经济区和各个镇连结起来的新型中等城市。⑥从1992年第二次创业时期开始，地方政府就踌躇满志地搞起城市的功能配置和城市环境的塑造，拓展城市空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活动。
       1992年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开始急剧地长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92年至2002年10年间，晋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亿元，使城乡面貌发生重大的变化。^⑦在中心市区建设方面，晋江市政府就投入巨资，先后修建了许多市镇基础设施工程，加大中心市区的市政建设。政府拨出巨资聘请国家建设部设计院八达公司对青阳镇的规划作了3次修订，把规划区面积从原定的15平方公里扩大到38平方公里，控制区面积扩大到45平方公里，并先后建成市区内10个功能小区。市区内形成了“五纵三横”的市区道路网络，市区道路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并建设相应配套的供给设施，实施“路通树绿”工程。在公用设施建设方面，市政府投资兴建了中心公园、科技大楼、图书馆大楼、青少年官、博物馆、晋江大戏院、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中心体育场，架设和安装路灯，建成垃圾场以及垃圾转运点，以及一些酒店商业设施等，通过一系列的建设，晋江市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化水平因此大为提升。与此同时，还投入资金为塑造城市新形象而展开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不仅如此，晋江市各镇也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大大改善了各镇的投资环境，也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安海镇为例，从1992－2002年10年间，镇区规划面积也从原来的12．5平方公里扩大至18平方公里。政府共投入资金9．5亿元，用于交通、供电、供水、通讯等方面的建设，使古镇焕发新的光彩。同时，推进道路、码头、科教文卫、通讯、供电供水系统及商业设施的建设，市政功能更为完善。安海镇目前已经建成1个省级的安平综合开发区、8个镇级的工业、商贸小区和40多个村级工业小区。整个镇俨然就是一个小城市。
       针对全市2万多家农村企业的“满天星”布局，政府把乡镇企业与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工业小区的开发建设纳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由于政府将乡镇企业的适当集中，晋江逐步形成若干的工业小区或小城镇，如陈埭镇的鞋帽专业区，磁灶镇的陶瓷建材专业区，英林乡、金井乡的服装专业区，罗山乡、青阳镇的食品罐头专业区等。工业小区的开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也带动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给晋江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和更为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农民逐步成为城镇居民。
       概括起来，这一阶段地方政府对各镇建设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普遍扩大了镇区的面积，重视发挥城镇的聚集功能。除上述中心市区外，其他各镇的建成区面积也比原面积扩大了1－5倍。全市经过调整后的城镇规划面积达250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33％。(2)普遍进行了工业区和工业小区的建设，引导民营工业企业向工业区集中，以更好地发挥集聚效益。(3)加强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建设，增强城镇作为流通中心的功能，由此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大辐射力的市场。(4)重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饮食、服务行业，改善文化娱乐设施，增强城镇的服务功能和文化中心功能。如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机构已普遍延伸到镇；餐厅酒楼、宾馆、卡拉OK厅、电影录像放映厅等在晋江各乡镇随处可见。所有的镇都建起了文化中心、体育场、有线电视等设施。一些镇如安海、东石、英林等，其规模和繁荣程度，已不下于甚至超过内地的城市。这些都为改变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市域性的城市化基建也同步展开。首先，是在能源建设方面，1992年以后，政府先后新建了青阳、磁灶、内坑、安海、陈埭等5座110千伏安的输变电站，扩建了龙湖、磁灶等2座110千伏安输变电站。1995年，又动工兴建永和220千伏安输电站。经过多年的建设，晋江市已经形成了蜘蛛网般的供电网络，实现了村村通电。2002年，全市用电总量47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达3600千瓦时。其次，在交通方面，市政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聚巨额资金，展开公路、港口码头、现代航空港建设，使晋江交通面貌大大改观。如在公路建设方面，对全市村镇公路采取分批分期进行扩建与改造，以改弯、降坡、拓宽和改造路面为重点，提高技术标准和道路等级。至2002年底，全市拥有公路300多条，总里程1532公里，每百平方公里拥有公路236公里，公路网密度居全国前列。在现代航空港建设方面，1992年，地方政府开始提出机场用地申请，机场用地1200亩，涉及周围多个村庄，由于资金紧缺，地方政府规定征地付款每亩仅4000元，比修公路征地还低一半。^⑧而在通讯方面，晋江的现代化通讯设施建设起步
       比较早，已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撤县建市后，他们又加大了建设的步伐。1993－1995年，晋江市的程控电话已经扩容至25．1万门，比1991年扩大12．2倍。自1992年6月2日青阳第一个移动通信基站开通，至1995年底已拥有移动通信基站15个，1－8频点BB机发射基站3个，数据通信端口700多个。同时，还投资近3亿元用于管道线建设，管道线已延伸至全市各镇和80％的行政村。在1992年，晋江实现全市100％行政村通电话后，到2002年，程控装机总容量达35万门，全市电话普及率达到2．3部／户，ISDN、ADSL、光纤宽带等网络通讯设施逐步普及，信息化进程加快。^⑨区域交通和通讯网络的现代化对增强城市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效率随着技术进步而提高。
       为了推动农村融入城市和农民转向市民，2003年，市政府开始进行“村改居”(即撤销村委会改成居委会)的工程，这在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发挥作用的晋江具有现实和象征的双层意义。在象征的层面上，农民一夜之间转变为曾经梦寐以求的市民；而在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以农村形式投资企业和出租房的晋江人脱离农耕，向城市化变异。2003年，市政府向域内各乡镇送出了15块“居委会”的牌子，原来的村委会直接过渡到居委会。增设了青阳、梅岭、西园、罗山、新塘和灵源6个街道办事处，新设立的街道办事处组成未来的晋江市区，其辖区总面积达110平方公里，比原青阳镇的面积扩大了近3倍。看似简单轻松的变更，却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配套转变，为了保证村委会向居委会的平稳过渡，市政府规定了4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保留村委会的原班人马并继续执行原村委会的权力，原来行之有效的各项管理制度、村规民约继续发挥作用。
       城市化并不是仅仅由城市的出现和存在这唯一的指标来衡量，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发展过程，还应该从身份以及观念、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加以提高。村改居是农村迈向城市必须的制度变更，为了使晋江人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在2003年底，政府开展了以“立现代观念、建现代城市、做现代人”为主题的全民素质培训工程。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政府主导乡村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县时期相比，政府机构增加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新增的部门涉及能源通讯、环境保护、劳动监察、金融管理等。在增加的政府机构中，与城市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单位有：生产力促进中心、土地档案室、城监大队规划中队、企业调查联络站、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心、流动人口办、土地储备中心等，还有许多因晋江城市化而衍生的部门，如海关、检疫局、民航、机场等。
       三、结论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乡村一城市连续体的所有层次上变得更为城市化的过程，这种形式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乡不断融合，促使一系列生态、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晋江人是睿智的、善于把握时机的，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在从事农耕的集体时代时，晋江的乡村就开始了自己工业化的前奏；改革开放伊始，晋江人在既没政策支持、又无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自主地建立起了各种有效的经济、民间社会生活的一套体系，来应对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第二次创业时期，地方政府的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和整合能力大大增强，开始主动介入了晋江的城市化过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今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不期而至，新农村建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工程和移民工程正在晋江展开，晋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研究晋江农村城市化由内生型向建构型发展的历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讨论中国城乡一体化到底是建构型或是内生型的方式比较好时，要看到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古典市场经济”，如由舒尔茨所说的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支配来改造传统农业，并解放中国农民。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农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时候，依靠农村社会力量自我发展的动力已大大削减了，其社会结构已无法达到内生出许多新生事物，因此，国家整合成为了重要的因素。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政府在农村城市化中所需要的建设性作用。其一，结束“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其二，安排失地农民的生计出路；其三，与之相适应的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变革，需要政府从各种层面来进行统筹。在经济集中、人口集中、基础设施、建筑规范、经济功能分布、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上摆脱了农区经济型的发展模式，从原有的乡镇格局中E升到城市品位。
       作者简介：贺东航，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注释：
       ①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魏子熹等：《晋江的实践与启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③④王镇辉、蔡德奇主编：《石狮：大变迁与新趋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⑤⑥陆学艺、朱明主编：《从贫穷到富裕：晋江的现代化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1、150页。
       ⑦龚清概：《在晋江建市十周年庆典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17日。
       ⑧⑨参考龚清概在《晋江建市十周年庆典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17日新闻通稿《大跨越·新起点一晋江撤县建市十周年发展侧记》。
       ⑩厦门大学团队调研报告：《自觉城市化和被动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在厦门市蔡塘、钟宅进行的人类学调查》，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