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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主持人：黄克剑
       黄克剑，1946年1月出生于陕西虢镇。1969年毕业于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水利系，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曾任教并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于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撰有《两难中的抉择》、《寂寞中的复兴》、《挣扎中的儒学》、《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黄克剑自选集》、《百年新儒林》、《美：眺望虚灵之真际——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读解》、《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译有《政治家》([古希腊]柏拉图)，编有《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等。
       主持人的话
       2006年12月30日，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借“人文学研究所”——一个依托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而向全国人文学界开放的研究机构——成立之机，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黄克剑、张志林、邓晓芒、倪梁康诸教授来闽作学术演讲。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聚会，东道主和四位演讲者并未事先约定某个意趣所归的主题，但略显散逸的讲辞尚大体可辐辏于一个焦点。
       诚然，这个约略可辨的焦点不在于各自见解的全然相契，而仅在于彼此皆乐意置喙的问题的提出。这正像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尽管没有两位哲学家对万物“始基”的确认是一致的，但眷注“命运”(“一种不可挽回的必然”)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寻问那被认为是世界之所由的“始基”。上承康德所谓“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限定知识”之说，四位演讲者都或隐或显地在自己的论说中恪守了一个信念：为了给“人文学”留住当有的界域，不可不检点“科学”——science而非wissenschaft意味上的“科学”——的可能大的僭越。
       在《什么是人文学》的演讲中，黄克剑尽其可能大的学术视野，勾勒了“人文学”话题的富于悲剧感的文化背景。在他看来，自十六世纪初意大利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间”(布克哈特)至今，一方面是人的贪欲、攫取欲、征服欲在功利化了的科技成就的鼓舞下日渐膨胀，一方面是灵魂得以自持的良知的愈益隐没，这由人生两个向度——对待性向度和非对待性向度——的不平衡产生的危机可一言以蔽之为“文化危机”：它危而及于生存的不是物帛的匮乏，而是心魂的摇夺。不过，演讲人也指出，从卢梭、康德、到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以至现象学、存在哲学的那些代表人物，可以说一直延续着一种与近代全然功利化了的科技所引领的社会潮流不和谐的声音，这声音在唤起人们从日益俘获人心的知解理性中突围出来，诱导人们在一个更可靠的基点上重新安顿自己的心灵。他申明，新的历史境遇下的“人文学”话题是接续上述哲学先知们的声音而提出的，尽管他们之间和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探索路径上的种种差异。进而，借重于古汉语词源学的考释，他对“人文学”作了某种可略成一家之言的界说，即所谓“人文学是‘觉悟’之学”。他认为，把“人文学”归结为“觉悟”之学，可以从根本上把进入这门学问的途径同科学的认识——诉诸感性、知性的认识——方式区别开来。他由此强调说，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
       接着，以对分析哲学的独到研究著名于学界的张志林教授作了《哲学家怎样看科学》的演讲。这个妙趣横生的演讲为分析哲学所讲求的那种思维缜密作了直观的示范，它以对科学知识的可能限度的揭示，让人们在回首的一顾间辨识那人文学的非可让渡的地盘。志林教授指出，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是一百多年前才开始的事情，这个新的视域的获得成就了一门被人们称作科学哲学(Philosophical science)的特殊学科。发现并总结科学的特征不是科学自身所能胜任的，这须凭借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既然终究不过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便理所当然地属于人文学范畴。单是科学无从在整体上反观自身而透视科学毕竟需要人文学的慧眼这一点，已足以看出科学的局限；况且，对科学的独特性状的发现，其本身也正是对科学领地的边界的划定，这一边界之外的学问自然不再是科学，它只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学问。依爱因斯坦的看法，科学的方法不外“逻辑+实验”或“逻辑+数学+实验+观察”，这方法只是在伽利略那里才真正形成并被此后的人们一直沿用。志林教授说，事实上，“实验”和“观察”不仅未必适用于人文学，甚至也完全不适用于数学，如果以科学的方法为普遍可行的方法或以科学为唯一可信赖的学问，那就等于既否认了人文学的合法性，也取消了数学的合法地位。换句话说，以科学方法为唯一可靠的方法或以科学为唯一称得上学问的学问，则毋宁是科学方法向着其有效畛域之外的运用，此乃科学的僭妄。志林教授从科学成果和取得这些成果所不能没有的科学活动出发，把科学致思的模型分为归纳主义的、演绎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三种，并以亲切、生动的举例对诸种致思模型的诀要和局限作了深入浅出的阐发和检讨。
       邓晓芒教授的演讲《中西信仰观之辨》不再赘说人文学与科学的纠葛，径直把智思的触角指向人文学的核心话题——信仰。晓芒教授是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多年的学理熏炙使他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所涵贯的那种思辨的张力情有独钟。他以自己的方式严格区分了信念与信仰，把信念归之于现世，把信仰关联于彼岸。在他看来，“我相信太阳明天会继续升起”、“我相信这事情一定会有好结果”、“我相信世道会趋向于太平”一类说法中的“相信”固然属于信念范围，而即使是宋代理学家张载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对“理”、“道”的祈致，也仍只能被称之为信念。顺流而下，他对中西信仰观加以辨析。他断言，真正的信仰仅存在于黑格尔谓之“自由宗教”的那种宗教中，这“自由宗教”的范例便是在西方已经有了近两千年历史的基督教。属于“自由宗教”的基督教也被阐释为建立在自我意识上的宗教：自我意识就是不断地跳出自己来反思自己，追求真我，寻求自我的真相；这种由自身跳出来从更高位置上看自己的自我意识结构是无限的，一个人要真正把握这自己反思自己的“看”，只有不断地后退，不断地退出自我，退到后面来看自己，再退到后面来看自己，这样退到最后就是上帝。晓芒教授认为，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是自我意识结构本身所导致的一个终点，因此，说到底，基督徒所信仰的乃是他自己，一个异化了的作为“真我”的他自己。以这样一种信仰为参照，他对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有了自己的提问方式并由这种提问方式引出了自己富于个性而颇见自信的思考。
       作为对学友提出的中西信仰观之辨的一个不期然的回应，由潜心研究现象学而别具一家气象的著名学者倪梁康教授作了《“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的演讲。依道德意识的来源，梁康教授把道德意识分为三种，此即所谓内在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他指出：把道德意识追溯到一个超越的来源是以对某个神的信仰为前提的。如此问津道德意识的缘起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伦理学讨论的范围；把道德意识寻源到社会乃是认定道德出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一种约定，对这约定的认可构成逻辑可推的一种拟制，此拟制有着反思的特征；至于把道德意识的端倪溯向人的先天禀赋，这则可能是最根本而最具有明见性的。他承认，确认社会伦理比肯定内在的道德意识更切于实用，不过，他要强调的是，先天禀赋中的道德之根是最基本的东西，它不会随着民族运会的变迁而变迁，当着社会伦理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道德要求，人们就会回归其内心自有的道德之根——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苏格拉底称其为“我的守护神”，孟子称其为“良知”、“良能”。梁康教授正是出于对这“良知”、“良能”的信赖，试图论证“羞恶之心”甚至也能同“恻隐之心”一样构成他所推许的内在道德意识的先天来源。一位现象学方法的奉行者是审慎的，他注意到“羞恶”并不像“恻隐”那样是纯然先天的；在引证了诸多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所得后，他把“羞恶之心”中的先天因素称为羞感的能力，而把羞感的内容则归诸后天的教育。在“恻隐伦理学”被更多的人所理会的情形下，梁康教授所要做的是探讨“羞恶伦理学”是否可能并以此补充“恻隐伦理学”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现象学的方法显然对所谓内在道德意识的探究更相宜些，因此，他意想中的“恻隐伦理论”与“羞恶伦理学”又正可称之为描述伦理学或伦理现象学。
       毋庸讳言，几位学者的演讲皆为随缘应机之谈，其仓促思绎虽别有一番真趣，但可能大的疏漏和岐误亦可想而知。现将其录音整理稿摘要发表，愿学界同人从容品评而勿吝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