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哲学论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作者：王 东 林 锋
《东南学术》 2006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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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东，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锋，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就叶志坚先生的《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一文而作的。叶文对我们之前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关于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并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的观点及理论根据，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对此，我们将在本文中，就叶文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其中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我们主张，为恢复马克思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笔记”错误称谓，确立对笔记的科学解释——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笔记；人类学笔记；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2-0077-10
此前我们曾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一文中，正面阐述了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名”问题，建议将所谓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改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并解释了为笔记更名的理论根据和意义。我们注意到，叶志坚先生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叶文”）一文，表达了他本人对笔记称谓、主题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类学笔记”流行称谓。从促进学术交流的角度，我们对不同意见表示欢迎。为使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讨论更加深入，我们打算就叶先生提出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包括叶先生本人的一些我们认为不够妥当的观点和看法，结合我们的理论观点，作相应的分析和说明，与叶先生及学界同仁进行一次深入的学术探讨。
我们认为，叶文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探讨。但从总体而言，该文对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包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着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其论证亦存在着一些牵强附会或根据不足之处。从基本观点上，我们难以赞同叶文所谓马克思晚年笔记应称作“人类学笔记”的说法。我们认为，为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本超越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学错误解读模式和“人类学笔记”称谓，确立对笔记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理解——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马克思晚年笔记，并将笔记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一、 如何科学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
以下我们试结合叶文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问题的整体思路，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关于如何科学确定笔记称谓的看法。
第一，究竟应从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出发，还是从笔记文本出发来确定笔记称谓
对这一问题，叶文的回答是：“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核心问题”。① 叶文的思路是，只要探明了马克思晚年的整个“理论主旨”，那么包括在“马克思晚年”范畴内的晚年马克思各个具体的理论活动及其相关问题，包括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写作动机等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这一论断，正表明了叶文解决笔记称谓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哲学信念。
在我们看来，叶文形而上学地颠倒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顺序：我们只有先细致、精确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马克思晚年笔记），才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上升到整体，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整体特征，而叶文恰恰是从先验的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整体特征”出发，用其来直接套用晚年马克思各个极不相同、十分具体的理论探索，并解决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的主题、称谓问题的。从哲学思维层次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整体特征替代局部特性，用共性抹杀个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试想，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研究方式而能真实把握马克思晚年各思想及其具体实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一劳永逸”地用其解释马克思晚年乃至其一生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著作或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不限于晚年思想、著作或活动）。叶文既然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界定为“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此为“公式”或“框架”，将马克思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都概括为此。这种研究方式绝不是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方式，而恰恰是我们要加以坚决拒绝的。
我们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恰恰不是解决马克思笔记主题、称谓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对于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我们至多可以用它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但绝不能用其代替或穷尽马克思晚年的所有具体思想，不能抹煞后者的独特内涵和独特价值。整体不能代替局部，局部特性未必同整体特征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要科学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并确定其恰当称谓，正确的方法，应是立足于笔记的原始文本（换言之，必须从笔记的第一手文献出发），以此为最重要、最有说明力、最直接的依据（所谓“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至多只有参考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笔记自身的主要理论兴趣、核心问题及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说明各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合理确定笔记的主题、称谓、历史地位等根本问题。遗憾的是，叶文并未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而是基本脱离马克思晚年笔记各主要文献，对其不作具体深入分析，却耗费大量笔墨强调和说明了“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晚年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试图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所谓“东方阵地”等与笔记本身相去甚远的次要问题，②并主观地认定，这些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所谓“理论主旨”，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其晚年所有理论探索的实质和主题。实际上，这是把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仅是马克思晚年对某一侧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探索抽象认定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以此为理论框架、解读模式，用其任意剪裁马克思晚年其它重要理论探索的片面做法。
第二，笔记称谓的确定与晚年马克思的特点
在叶文看来，要确定笔记的恰当称谓，必先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此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首先与革命实践需要有关，理论研究（相比革命实践）只有从属或次要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必定要根据其晚年革命实践活动的目的来界定，而马克思晚年革命实践活动最为关注的就是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并希望借此来开辟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东方阵地”，因此探索东方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为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和“最突出的理论贡献”，那么，作为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笔记”，其主题和实质就应是探索东方国家独特发展道路问题无疑了。
从上述论证逻辑可以发现，叶文的一个主要哲学假设就是：既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那么，对于他的所有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就不能从纯学术上来理解，而首先应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或者说从革命实践上来理解是最主要、最科学的方式），并以“革命实践的需要”来概括他的各理论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论探索）的实质。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就毕生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而言，马克思确是一个革命家，他所从事的理论活动，就其终极价值、最终目的而言，确是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未来理想社会服务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就只是一个革命家而没有科学家、理论家的身份，或者说“服从于革命实践需要”就是他各个不同时期所有理论探索的具体目的、直接目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马克思本人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探索、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用它来简单概括或套用马克思各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实质和科学意义。那样做我们等于没有揭示他各个时期不同理论探索的具体性质和科学意义。因为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大可以认为，马克思任何时期的理论研究、理论著作的主旨都是所谓“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学家、理论家，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这两种身份始终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活动时，各有所分工和侧重。应当承认，在从事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理论创作活动时，马克思的科学家、理论家身份更为突出和直接。仅仅是就从事理论创作的终极动机、价值目标而言，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所从事的理论创作活动与革命实践有关。或者说，这种理论活动是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如果是就探索某一具体理论而言，我们绝不能胡乱断定其与马克思的某一革命实践活动直接相关，或者把“服务于革命实践需要”牵强附会地说成是这一理论探索的主题或实质。
事实上，马克思从事的许多理论活动（包括晚年的大量理论活动）都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比如，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内容详实、涉猎广泛的笔记（即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晚年笔记”），其主要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简单地以后者来解释笔记的主题和实质，我们就难以解释，晚年马克思为何要花费巨大精力来具体探讨希腊、罗马国家的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宗教起源、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等大量纯学术问题（马克思探讨这些问题甚至被梁赞洛夫等前苏联传统学者批评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不难理解，它们与直接的革命实践有多大距离），它们与所谓革命实践活动并无直接联系。就晚年马克思而言，对革命实践问题的关注仅仅是他视野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革命实践的关注就是他晚年活动的全部内容，而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科学探索就不重要，或者只有从属意义、次要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时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集中探讨了众多理论问题，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的极大探索欲。不论是革命家身份的马克思，还是科学家、学问家身份的马克思，都是晚年马克思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用革命家、实践家身份来否定、替代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或把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家身份贬低为革命家身份的单纯附属物，视为次要或无足轻重，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我们还认为，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晚年理论探索的丰富内容。他晚年不但探索了俄国等国存在的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历史命运、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还全面探索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本来面目和派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摩尔根等人的著作的笔记中）；除上述笔记外，他还集中写作了《历史学笔记》，探索了自文明时代起源以来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将其与前一组笔记相互补充，力图构建系统、完整的世界历史理论；此外，晚年马克思也未因关注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而忽视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绝不能认为，他晚年就放弃了对西方国家革命的期待而转而寄望于东方国家独立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奇迹”。应该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绝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视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二、“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
对此问题，叶文的回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内涵；只有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才能真实反映笔记的主题和实质。下面，我们就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重心、理论主题，并结合叶文的一些具体观点，作一个详细探讨。
第一，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
不难发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中，马克思有意识地改造了摩尔根原著的内容结构。他在叙述了《古代社会》第一编“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发展”之后，改变了原著的叙述顺序，依次叙述了第三编“古代家族的发展”、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而将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管理观念的发展”）作为全书内容体系的最后完成部分。这一改造，绝非马克思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反映了他立足于摩尔根科学成果，对其进行哲学概括并进而创作自己的历史哲学著作的鲜明意图和研究构想。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摘录其它人类学家著作时，通常是按照原著的正常叙述顺序来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对摩尔根原著内容结构的重大改变，不仅表明《摘要》在马克思各笔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写作思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就形式而言，他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笔记的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起源——文明起源。三大起源，归结起来，实际上反映的是文明时代如何起源的世界历史问题。较之摩尔根将文字视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马克思尽管仍然承认文字的出现对于文明时代形成的意义，但更倾向于把政治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可以说是以私有财富的统治、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最好的概括和说明）的形成视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总体性标志。马克思虽然注意到并基本沿用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分期法，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野蛮时代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历史进程，才是其真正思想重心和头号主题。换言之，解答“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如何起源、诞生”的历史之谜，是《摘要》的鲜明主题。马克思直接叙述“蒙昧时代”（即文明起源前的“原始文化”阶段）的部分只占全书很小的篇幅。
如果我们借助于一些关于《摘要》内容结构的基本数据，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文明时代的起源”（包括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在该书中的主体地位、核心地位：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蒙昧时代（“原始文化”）的部分有：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第一章“血缘家族”和第二章“普那路亚家族”、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三种继承法”的一小部分（即该章中介绍“蒙昧社会状态下的财产”的部分）、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篇幅约24页（以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为参照，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仅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10%左右。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摘要》用绝大部分篇幅，全面探索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文明时代、政治国家起源直至最终形成的宏伟历史画卷。全书探索这一内容的部分包括：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发展”）的至少第四章“对偶家族及夫权家族”和第五章“一夫一妻制家族”（专偶制家庭）、几乎整个第三部分“财产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的极小部分外）及几乎整个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除第一章“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外）。以上各部分合计约195页，占全书内容总篇幅的80%以上。马克思、摩尔根笔下的“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和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开始发源的历史时代”基本属同一时代，它是人类原生形态文明的各标志性要素（例如陶器、农业、畜牧业、铁器、文字、国家等）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历史时代，是由于物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根本推动，逐渐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时代。“野蛮时代”，就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言，也可称之为“文明起源时代”。在马克思、摩尔根那里，它是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政治国家（三者是文明时代三大基本要素）起源的历史时代。不论是摩尔根，还是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将论述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放在野蛮时代以来的文明起源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结构中，我们一样可以发现，摩尔根也是用大部分内容篇幅来叙述这一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叶文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摘要》的理论重心和主题的。叶文认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为典型，叙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③ “马克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摘录其（指易洛魁人——引者注）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兴奋点绝不是要在此阐述所谓‘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此着重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④在叶文看来，《摘要》的理论重心并不是探讨“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而是揭示所谓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关于上述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试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来回答：
如上所论，马克思在《摘要》中是以超过80%的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自野蛮时代开始以来直至文明时代、政治国家最终形成的人类文明起源史（包括国家起源史）。毫无疑问，文明时代及其总体性标志（国家）的起源才是该书的真正主题和主体部分。将马克思摘录的最大部分认定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摘要》中，马克思叙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部分至多包括该书第四部分（“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第二至七章。他在这里依次叙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以及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阿兹特克联盟。就其摘录的内容篇幅而言，一共88页，充其量只占全书总篇幅（238页）的37%，怎么能说是“最大部分”（相比他摘录的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80%以上的篇幅）呢？可见，这个“最大部分”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与摩尔根对该部分的叙述相类似，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置于人类由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演进、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其作为这一漫长过程的具体阶段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是以它们为例来说明以其为典型的野蛮社会某些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我们还认为，不应将他对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考察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叶文之所以将二者对立、割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仅仅抓住了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学事实：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及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部落已处在野蛮时代，即人类文明开始起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类已出现了陶器、农业等对文明时代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性要素，它们有力地推动着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马克思对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是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史的考察的。
同样，所谓马克思理论重心是揭示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就全书的内容结构来看，“氏族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非但谈不上是该书的“理论重心”，就连“重要问题”都称不上。在该书中，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仅在概要性地介绍“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其他诸部落的氏族”（库钦人所属的阿塔帕斯坎部落仅仅是整个加诺万尼亚族系中的次要分支）时对其略有提及，并将其附属于对“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的氏族社会”的说明。而在《摘要》其它部分，他甚至未对这一问题作任何进一步分析。如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摘要》普遍关注、大量探讨的“核心问题”或所谓“主题”，显然是站不脚的。
第二，五个笔记的内在逻辑联系和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间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关联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难发现，各笔记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在它们关注的理论问题、思考问题的立场、基本结论、研究方式、哲学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通性。从写作时间上看，各笔记之间或前后紧密衔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对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不难肯定它们确属马克思晚年最后时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与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计划有关。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三者甚至使用的是马克思的同一个笔记本。⑤晚年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些笔记纳入到他的整体研究计划中去的。它们共同服从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创新计划——根据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科学成果，探索唯物史观新的历史哲学理论——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
我们还应注意到，摩尔根笔记（即以上所说的《摘要》）既是各笔记中论述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也是五个笔记的核心部分。首先，在各笔记中，只有摩尔根笔记如此全面、系统地探索了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仅深刻揭示了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条件、动力和具体进程，也探索了早期原始社会（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大致图景，堪称为马克思叙述原始社会史的“百科全书”。其次，马克思在其它笔记中，经常以摩尔根科学成果、摩尔根笔记的基本思想为主要依据，批评、修正其它人类学家（例如梅恩、拉伯克等人）在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对他们的论证进行重要补充。第三，相比其它人类学家及其著作，马克思对摩尔根科学成果给予了最大的重视和关注，对摩尔根本人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是其他人类学家及其著作所没有的。第四，从各笔记篇幅容量的比较来看，摩尔根笔记显然是各笔记的主体部分：它在马克思大开的笔记本中占了近100页的巨大篇幅，几乎和其它四个笔记的总量相当。如前所述，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用绝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国家和文明时代的起源问题，后者正是该笔记的真正主题。其它四个笔记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摩尔根笔记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全面研究的。
最后，五个笔记之间构成了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的关系。摩尔根笔记是各笔记中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主要笔记，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摩尔根笔记的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梅恩笔记进一步探讨了氏族作为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和作用、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社会管理职能、财产继承制度、私有财产起源、国家起源等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重要问题；拉伯克笔记进一步叙述了原始社会的血缘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财产继承制度、宗教起源等问题；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探索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共产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前者还探索了蒙昧时代人类由原始群状态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变、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私有财产的起源等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重要问题，后者还探索了原始人的宗教习俗等原始文化问题。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方面基本事实（各笔记的有机整体性、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它的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其它笔记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摩尔根笔记的重要补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容易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正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应参照这一主题，将笔记命名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马克思晚年写作笔记的真实意图，正是在充分借鉴当时人类学家最新科学成果并进行哲学概括的基础上，全面探索唯物史观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和原始社会理论。我们不否认对农村公社问题的探索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菲尔笔记）的重要内容，但就各笔记的思想重心、头号主题而言，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
三、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在叶文看来，恩格斯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实际状况，具体到马克思晚年笔记比如摩尔根笔记的写作情况、研究进展情况，恩格斯是并不了解的。对此，我们试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不论恩格斯在马克思笔记创作时期是否完全了解其研究的所有细节、具体进展状况，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恩格斯无法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事实上，恩格斯完全能够根据马克思完成的笔记原文，将其作为理解笔记的第一手资料、权威文献，并凭借他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亲密好友、理论合作者的特有敏锐性、深刻理解力，基本准确地揭示出马克思在笔记中流露出来的研究意图及笔记的理论主题。即便恩格斯无法对马克思笔记的所有细节问题做出完全精确的推断，我们也绝不能武断地断定，以恩格斯的理解力和他对马克思本人的了解，加之有马克思本人的笔记手稿作为最主要的依据，他会连诸如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主题这样基本的问题也难以做出有效判断。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以晚年马克思的实际状况而言，恩格斯恰恰是最有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了解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意图的人。不要说恩格斯这样的与马克思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理论知音，就连后来的研究者，只要立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具体文本，对其展开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并细致考察各笔记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联系马克思之前的有关探索，一样可以基本准确地揭示出笔记的主题。
第二，只要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摘要》之间作一些基本的文本比较，就能大体说明“恩格斯是否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正是在充分占有马克思的《摘要》，概括、借鉴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从历史哲学层次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哲学著作。该书不论是内容结构，还是理论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摘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具体来说：马克思《摘要》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是：原始家庭及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时代和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恩格斯的《起源》的写作思路、内容结构则是：家庭的起源（包括专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国家的起源，该书还一目了然地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正标题。他们在探讨“三大起源”前，都先从整体上概述了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演进的各发展阶段。就形式而言，二者都探讨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问题，而就实质而论，二者著作的主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起源——文明时代的起源。二者在著作的学科性质（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或笔记）、哲学理念（唯物史观）、理论重心和主题（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例如对推动原始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根本动力等基本问题）等方面都保持了基本一致。总之，所谓“恩格斯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正是建立在深刻领会马克思笔记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恩格斯写出了《起源》一书，并在其晚年的研究中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原始社会、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马克思逝世后，1884年恩格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并确信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后，他即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马克思的批语和摩尔根该书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⑥ 尽管恩格斯当时肩负着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遗稿的重任，且事务繁多，难以兼顾，他仍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特别是在他首次深入研究了该笔记后，就立即着手写作专著，以“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并在当年3月底至5月底的两个月时间内集中写作并完成了《起源》一书。由此完全不难看出，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包括笔记流露出的对原始社会、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意图，是何等之重视，他为此甚至暂时撇下整理出版马克思其它遗稿的紧迫工作，首先写作了《起源》一书，以完成马克思的“理论遗言”。作为马克思晚年乃至毕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理论合作者，恩格斯显然理解（尤其是在他仔细研究了该笔记后）马克思在笔记中所试图实现的理论创新计划、研究构想，并深感自己作为马克思理论继承者的重大责任，自觉完成亡友的遗愿刻不容缓，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考虑，恩格斯才决定暂时撇开其它工作，先写出《起源》一书的。试想，当时恩格斯本人有大量实际事务待处理，而马克思的遗稿数量巨大，绝非只有笔记需要他整理和研究，而他却唯独觉得必须先完成笔记中的马克思“理论遗愿”不可，并在极短的时间做到了这一点（写出了《起源》一书），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恩格斯恰恰是充分了解马克思笔记的研究意图、理论价值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心上，他才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宣布，该书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正是在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研究意图和笔记的理论价值后，恩格斯晚年更加自觉地重视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并注意吸取最新科学成就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研究。举例来说，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起源》初版后，一直密切关注世界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科学发展，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并着手在1890年出版《起源》的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全部最新文献，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并考虑了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庭》这一章作了重要补充。⑦
四、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
在叶文看来，用“人类学笔记”来命名马克思晚年笔记，“不仅能够真实地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能够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⑧ 叶文还具体解释了笔记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理由：人类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从马克思所摘录的有关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来看，应归属于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只能采用“人类学笔记”的称谓，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广义的人类学著作。⑨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不但曲解了马克思晚年笔记、晚年理论探索的实质，还对“人类学”作了不恰当的理解，而其关于笔记必须采用“人类学笔记”称谓的论证理由也难以成立。
第一，“人类学笔记”称谓歪曲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只有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才能准确反映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和历史地位。
“人类学笔记”称谓对马克思笔记的严重误读表现在：第一，歪曲了笔记的学科性质（笔记实际上是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而非人类学性质的笔记）和研究方式（笔记从事的是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历史哲学研究而非人类学实证研究），混淆了笔记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实证科学著作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二，将马克思视野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科学”（马克思是从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一般视野、一般层次上，来探索人类及其历史发展问题）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科学”（从单一学科视野，具体而实证地探讨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混为一谈。第三，一定程度上为制造笔记与马克思先前思想的断裂、对立提供了便利或依据。许多用“人类学”来概括马克思笔记的理论实质的国内外学者通常将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或《资本论》相割裂、对立，错误地认为笔记“超越”了后者的历史哲学思维。第四，没有如实揭示马克思笔记的思想重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贬低或遮蔽了这一主题。如上所论，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才是马克思关注的真正主题和各笔记的核心内容。第五，用“人类学笔记”来概括马克思晚年笔记，难以真实揭示晚年马克思相关理论探索的实际意图及哲学创新的实质。实际上，马克思晚年选择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几位主要人类学家的著作，并写作上述笔记，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举，这些笔记反映了马克思当时新的哲学创新计划：利用当时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果，深入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
相反，如果我们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笔记重新命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将有助于恢复笔记本来面目和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科学揭示笔记的理论性质、主题思想和历史地位：第一，这样命名符合笔记本身的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及晚年马克思写作笔记的实际意图和研究计划。第二，准确而简明地揭示了笔记的思想重心、核心问题和主要理论兴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第三，符合各笔记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有机整体性，并与摩尔根笔记的核心地位和内部主题（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相一致。马克思晚年的五个笔记，正是以摩尔根笔记为核心，以其它四个笔记为重要补充，全面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问题的。第四，符合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从事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一时的灵感或冲动，而是有着先前思想发展的必要铺垫、必要积累的。在写作笔记前，马克思在自己青年、中年时期的一些论著（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就从哲学高度初步探讨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文明时代起源问题。第五，与恩格斯《起源》对笔记（特别是摩尔根笔记）的解读相符。恩格斯明确地把《起源》作为“执行马克思理论遗愿之作”，该书的内容结构、主题、思想重心都和摩尔根笔记基本一致。
第二，叶文对“人类学”作了不准确的理解。
我们认为，所谓“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类的科学”的定义是很不准确的。试想，如果“关于人类的科学”就是所谓“人类学”，难道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它们不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吗？甚至于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例如医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也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不是说它们都是“人类学”呢？将“人类学”定义为“关于人类的科学”，完全混淆了这门具体科学与其它涉及人类本身的具体科学的本质区别。“人类学并不是研究人类的唯一学科”，⑩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研究人类的众多具体学科中的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这门学科研究人类的具体科学方法和独特视野。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人类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它一般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还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中再划分为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二者分别从生物学和人类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它们都是从具体科学的意义上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生活，采用的主要是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科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方式。不论是“人类学”，还是其各个分支，都是以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为基本特色。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科学方法。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就指出，“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11)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也认为，“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别的一切事情来说，田野工作是多么重要”。(12) 我国当代人类学家童恩正也指出，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植根于田野调查之中，只有通过田野工作，人类学家才得以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验证理论的假设。 (13)
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方式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事的主要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哲学研究：他通过从哲学层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提供的科学材料、科学观点来进行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他显然不可能像摩尔根等人那样，把主要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实地考察某些至今尚存的氏族社会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等具体社会现象中去，以此来确立自己对原始社会的某些具体认识。事实上，他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终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学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问题进行历史哲学层次的探索和论证。摩尔根、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关系，应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身份的马克思和从事实证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身份的摩尔根之间的关系。把马克思的笔记混同为人类学著作，认为笔记从事的是“经验人类学”研究，显然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第三，叶文关于笔记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的论证理由不能成立。
在叶文看来，上述笔记之所以只能称其为“人类学笔记”，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笔记所摘录的著作正是“人类学著作”。实际上，这种论证理由是根本站不脚的。按照叶文的“逻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马克思摘录的著作或内容是归属于某一具体学科（例如“人类学”）的，那么，马克思的笔记就毫无疑义应视作这一学科性质的笔记（例如应叫作“人类学笔记”），他在笔记中所从事的就毫无疑问是该学科的具体科学研究（例如所谓“人类学”研究）。叶文对此确是深以为然的。该文就明确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 (14) 在其看来，笔记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是不是说，马克思摘录或借鉴了某一学科的科学著作、科学材料，马克思就立刻成为了这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呢？或者联系笔记本身具体地说，马克思就立刻从“哲学家”身份变成了“人类学家”呢？显然，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应是前者不断借鉴、总结后者的最新科学成果，以此为科学基础，不断推进哲学本身发展的关系。哲学借鉴具体科学的成果，不但合理，而且极为必要，哲学家也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科学家。他仍然是哲学家，仍然是以哲学家的特有思维方式考察问题。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实际研究方式和学科性质而论，显然马克思还是以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来研究原始文化、国家和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绝不应认为，马克思晚年就放弃了哲学家的身份和历史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入了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类学”实证研究、经验研究。
我们认为，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合理称谓，必须根据笔记本身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主要理论兴趣。既然笔记的理论主题、思想重心和主要理论兴趣应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根本超越由西方学者首倡，并由许多国内学者附和、沿用的所谓“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错误称谓，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哲学研究”来解释笔记的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并将其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
注释：
①②③④⑧⑨(14)叶志坚：《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第112、113-114、115、115、118、117-118、1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2-781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750页。
⑩(11)(12)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1、21页。
(13)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