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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明代科举研究的一部新作
作者:郭培贵

《东岳论丛》 2008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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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长文教授的《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已于2008年3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明史和科举学研究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是作者用力最勤的学术领域。包括《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刊刻、流布与珍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十个专题,各从不同角度对明代进士登科录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大多属于此前无人或很少有人问津的原创之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更好地利用明代科举的第一手资料——登科录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中编是《其他科举文献研究》。主要包括《进士登科录与方志(进士题名)》、《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问题》、《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立石年代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等六个专题,主要探讨了进士同年录、题名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科举文献以及方志、《明史》等文献中的科举资料的价值和局限性;并利用各种《进士登科录》对其进行了校勘,特别是首次对素有“第一手资料”之称的现存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的立石年代做了逐一考证,并得出以下认识:明前期,题名碑在殿试后两年内建成者占同期可考碑数的84.4%,中后期则分别下降到28.6%和16.7%;与此同时,在殿试后五年以上建成者则由前期的12.5%上升至中后期的39.3%和75%;十年以上建成者,明后期甚至超过了半数;更有甚者,万历八年碑要到天启三年才补立,历时竟达四十三年。由此导出这“势必减弱了进士题名碑的严肃性、正确性和现实性”的结论。从而,为明史和科举学界更科学地利用上述文献提供了启示和方便。
       下编是《明代科举专题研究》。包括《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明代科举中的“告殿”现象》、《明代殿试“时务策”研究》、《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明代殿试日期的变更及其原因》、《明代同名异地考录》等七个专题,对明代科举研究中以往很少涉及甚至无人问津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如“官年”现象,作者认为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自始就存在着“官年”也即考生低报年龄的现象。明中后期,由于明廷对被人所艳羡的庶吉士及科道等官的选拔实行年龄限制,故这一现象日渐严重且近乎公开化,低报年龄者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低报的年岁也越来越大。作者通过对明代1203名进士生年的缜密考证与统计,得出其中“虚报年龄者占30.84%,平均少报5.05岁”的结论,为人们认识明代进士的“官年”现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再如,明代各科会试的录取人数及其殿试人数究竟是多少,文献记载歧异很大,近年学者对其进行考证,所得结论尽管已日益接近真实数字,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对此,作者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从对会试中式者的“告殿”现象也即“某科个别会试中式者因故告请不参加当年殿试,以待来科补试”的现象人手,对每科的“告殿”和“补殿”人数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认为明代每科殿试的“告殿”人数通常为几人或十几人,最多为二十余人,这样就使每科会试中式人数与进士人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完全一致;即便二者数目恰好相同,也多出于巧合,并不表明该科会试中式者与进士在名籍上的完全一致。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明代88科会试录取总数是24653人,89榜进士总数应为24586人。笔者认为,其对会试录取人数的统计在迄今所有明代会试录取数统计中无疑是最为准确的,进士总数的准确度虽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但无疑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其通过逐科考证“告殿”和“补殿”人数进而取得每榜进士人数的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此外,其他专题也各从不同层面解决了一些明代科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作者在《绪言》中回顾了“科举学”和“文献学”的产生渊源,并在此基础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科举文献学”理论,其中包括“科举文献学”研究的意义、内涵、对象、内容、目的和任务、研究方法等。这个理论建构只是一个骨架,但必将为以后的科举文献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
       客观地讲,就像许多学术著作一样,该书也难免有个别观点不尽精当、语言表达不够精确之处,但百密一疏,瑕不掩瑜。陈长文先生的《明代科举文献研究》无疑把科举制度和科举文献研究,尤其是明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献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作为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做出这样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承蒙陈长文教授惠赠大著一本,拜读有日,有所感言,不当之处,还望陈长文教授及学界同仁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