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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孙中山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经过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泥古的提炼和改造，使其传统文化观与民族振兴、三民主义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他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主张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而不照抄照搬；他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善于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断取得创获等与时代发展相顺应的文化思想。
       [关键词]孙中山；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6-0142-06
       在近代中国，面对着西学东渐后中国文化结构嬗变的局面，曾有诸多思想家就怎样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问题提出过种种看法。从孙中山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的语境里，从孙中山强调对传统文化要“思所以利用之”和不断“去学外国之所长”等的心路中，我们可以去进一步感悟和体察孙中山丰厚的文化思想内蕴。
       一
       孙中山以其“幼读儒书”与“复治中国经史之学”的经历和“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的求知目的，素重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经过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泥古的提炼和改造，形成了孙中山的传统文化。
       第一，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乃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爱国主义既包含有由忧患意识而导引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感，又蕴涵着对祖国的浓郁热爱之情。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最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恰是其历史责任感的体现。他面对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国势日衰状况，“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于是“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以“振兴中华”相砥砺。民国初年，他以“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的古语为警言，强调：“盖以无内忧外患，则人皆粉饰太平，为谋其进步，而国亡乃随之。”罾后来他又不断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以公民之资格，本爱国之热忱，关心时艰，奔走呼号，至堪嘉尚。”“于国民大责，未敢云忘，苟利于国，不敢不勉”。1921年，孙中山在阐述教育家须谈政治、理政治，引导人民谈政治时指出：“古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专制时(代)已能言之，况乃民国时代乎!中国今日贫弱极矣，丧亡可虑。”孙中山能够百折不挠地投身于革命活动，恰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然。同样，孙中山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着热爱的情感。他于1911年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写道：“昆仓之山，为黄河之源，浑浑万里，东人于海，中有伟大民族，代产英杰，以维其邦国；吾党义烈之士，对兹山河，雄心勃郁，其亦为任艰巨，以光吾国而发挥其种性乎!”1916年，他在《规复约法宣言》中又写道：“吾国有六千年文明之历史，有四万万之民众，地大物博，人习勤劳，加以尚慈善、好和平、善服人之诸美德，苟见发挥而光大之，则民生曰遂，国度曰昌，可操左券而获。”因此，孙中山对中华民族振兴的前途抱有希望，“因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之事业也。”
       第二，在孙中山倡导革命、力主共和、提倡民生的思路框架中，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被直接地加以利用。孙中山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中寻找到历史的佐证。他说：“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孙中山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箴言作为其提倡民权以实现共和的历史资鉴。孙中山对尧、舜禅让制的“公天下”非常推崇，他分别于1912、1920年为《天铎报》和《新青年》杂志题写“天下为公”4个大字，并不断强调：“这项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义中第二项的民权主义”，“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想到了。”孙中山在反袁护国的檄文中指出：“所以宁死而不悔者，誓与共和相始长耳”。“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子有臣三千，唯一心。’正义所至，何坚不破?”孙中山还从中国古代谋求平均的角度陈述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上的贫富总是不平均。从前孟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关于传统文化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启导作用问题，孙中山在1923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作了如此概括：“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遗留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
       第三，孙中山从中国古代讲求政治抱负和讲求道德的传统中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国历史本素注意政治，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屡言于数千年前，是吾人政治经验，应算宏且富矣。”他还说：“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为用至弘，成效至著。然每闻教育家之言曰以不谈政治为高。此种谬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试读孔氏书，其教旨于诚意正心修身，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致意焉。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政治教育而何?孔子且以政治为第一要务，而今之教育家辄舍政治而不谈，何也?”孙中山主张发扬中国传统的好道德，认为中国古时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之所以能使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达到目的。”孙中山强调指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必须使国民树立良好的道德。他主张恢复与弘扬儒家道德观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思想，并认为要把本属于道德范畴的“格物”、“致知”等“八条目”作为“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
       第四，孙中山汲纳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在探求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并未像其稍前或同代的诸如魏源、曾国藩、康有为、章太炎等不同时期的名流那样，或精于春秋公羊，或恪以程朱为宗，或擅于今文改
       制，或通于古文训诂，而是以“所学多博杂不纯”的特色际会于传统文化之间。这样，无师门、无学派的特色表面上看对于我们深究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带来了研讨的难度，然而，从孙中山对传统文化把握的实质来分析，孙中山本人对所谓师门与学派恰恰是不太重视或者是根本不愿躬身投入的。诚如孙中山批评的那种“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硬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的皓首究经治学方式，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接受的。因此，那种说孙中山完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道统的观点，显然有些牵强。其实孙中山对所谓“道统”一词运用非常灵活，强调因人而宜。他说：“譬如道统，也是把个人来作代表的，如说孔子之道；又如宗教亦然，如说耶苏教、佛教之类。学说也是这样，如进化学叫做达尔文学说；我中国讲良知的，也叫做阳明学，……以上都是以个人来代表的。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从这段话可以明晰看出孙中山的学说，即是他的“道统”，其外延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他所接纳的传统文化却不是孙中山学说的全部。孙中山仰慕汤、武，但不盲目崇拜。他明确界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汤武革命的不同性质。指出：“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国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日革命，则为人民革命”。这表明孙中山在吸纳传统时是严格区分开时代特质的，不能因为孙中山曾弘扬中华古代文明并敬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而把他视为儒学传人。孙中山从儒家经典中摘取引用了不少箴言并以此打通了迈进传统文化宝库的门槛，并且深切地怀有运用好传统文化为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服务的目的。这也就是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对于传统文化，是“思所以利用之”和“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这就是孙中山对其孜孜以求的直实目的。而传统文化一旦注入孙中山的思想之中，也恰恰加强了其思维的活力和丰富了其思想的内涵。
       二
       从孙中山12岁远航擅香山产生了“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到他在领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反复阐明“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同时又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主张应当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反对盲从和照搬，在吸取的过程中进行创新。
       第一，顺应世界潮流，学习外国文化中的新思想。在世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大趋势中，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滥觞、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产业革命的突飞猛进，使得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在取代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中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源头来自对欧美的认识，且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如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他还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这都表明孙中山以积极的姿态，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以三民主义来指导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尤其是孙中山把民生主义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多次谈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并较深入地研究了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1912年就曾深刻指出：“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有关社会主义的“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并认为“亨氏之士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精髓。”
       第二，孙中山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近代文化，但他没有照搬西方文化，而是注重结合中国的国情去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他在1887年同俄国学者谈话时曾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后来，孙中山多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同时，他还指出：“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接触到欧洲文明后，感到西方的一切都优越于中国，强调事事都应仿效外国，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些人面对着西学的输入，感到惶惶不安，极力鼓吹保存“国粹”，以此来抵制学习西方文化。这两种思潮显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害的。孙中山则是外观世界大势，内察国内情形，既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外国，又不盲从，把从西方学到的一些进步理论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
       第三，孙中山不仅从西方文化中汲取了许多有用的东西，而且对此加以创新发展。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但他也认为“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因此，他不主张将三权分立照搬到中国来，而是“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于是，他吸收了欧美政治学说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五权宪法学说。孙中山指出，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法在100多年以前是最完美的，而“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近年美国的政治是非常腐败，就是由于考选权不发达的原因。考选权在中国古代就有，美国学到此制后政治略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于下级官吏，并且考选之权仍然在行政部之下，虽少有补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立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这里，孙中山既肯定了三权分立宪法曾起到的历史作用，也认识到了西方政治的弊端，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于是他把自己独创的五权分立学说看作“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可见，孙中山并没有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学，而是深入地探究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胆创新，不断有所突破和提高。特别是后来他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进一步阐明“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这是孙中
       山思想的新飞跃。
       第四，在怎样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孙中山既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极端崇外，他强调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并且要“驾乎欧美之上。”他指出：“中国从前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这实在是一种流弊”。他客观地评价了西方文化的进步性，探讨了人们纷纷要求完全仿效欧美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人看见了欧美近100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因此，当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时，许多革命志士都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孙中山认为，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必满意呢?如果我们细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100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结论是我们不能把欧美的方法完全搬到中国来，“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我们要去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只要我们“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外国还要好”，可以“后来者居上”。
       三
       孙中山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过程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在19与20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背景下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有所创新。中国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后。传统文化能否与社会突融相适应，面对着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文化能否与西方文化合璧，这些都是考量孙中山文化观的价值指标。对此，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时代感的见解。
       第一，“因袭”与“规抚”、“创获”贯通。这是一组既带有辩证色彩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命题。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对其自己自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的37年革命历程作回顾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在这里，“因袭”乃“创获”之源，“创获”又是“因袭”经与“规抚”相联接的飞跃，孙中山有关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阐述廓清了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指出中国古代有唐虞的揖让，有汤武的革命等事例，在学说上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昕”，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不可谓无民权思想”。但“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于是有民主立宪即共和制的产生。然而，孙中山经游历欧美的考察，发现三权分立并非完备，经“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于是，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
       第二，对传统文化有选择地“保存”与“放弃”并举，对中外文化各取其所长地“糅合”。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对此，孙中山有深刻而明晰的认识。他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意识到保存中也有放弃、放弃时不断创新的问题，强调既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又不泥古。1908年孙中山在批评《总汇新报》记者平实“引孔孟天命之说以文饰”时说：“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也，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尔平实诚泥古而不通今。”这就是说即使是孔孟之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盲目遵从，而应有目的地取舍。然而对于20世纪初一些主张背离传统而要“全面西化”的所谓“醉心新文化的人”，孙中山则以恢复固有的道德并证明其价值和赋以新的含义来谈保存问题。如“忠”字属于旧道德，原意为忠于君，是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伦理道德。孙中山主张“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的”，但他要保存的“忠”，则为“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即为了革命事业“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一贯强调的是“党员只须对于政党尽力效忠，以正道公理谋国家人民之福利”，要“忠于祖国”，这就自然提升了“忠”字的含义。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认为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他批判了传统旧思想中“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说，指出：“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人生，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之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甚或托诸神话鬼语，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固多之。”因此，他指出：“从前做皇帝的思想，是过去的陈迹，要根本的打破他。”孙中山认为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前是很好的文化，而在此后则没有进步，其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必然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哪里能够去求文化的进步呢?”加上封建士大夫阶层只知道埋头经籍，盲目崇尚古人，迂腐僵化，缺乏独立意识，他们“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怎么能够进步呢?”同时，对中外文化的长处，孙中山的态度是各取所长，加以糅合，以适应时代之需要。如孙中山将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与中国古代监察、考选二权融合所创立的五权宪法学说，便被其视为得意佳作。他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孙中山从“读《通鉴》各类史”中，领悟到自唐虞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汉重御史大夫之制的监察权，自唐宋厉行考试所形成的考试权，乃“中国历史所独有”。所以，“宪法者，为中国民族历史风俗习惯所必需之法。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
       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
       第三，“易旧为新”与“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和“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三者间的交替递进。把中国的旧文化经过改造变成中国的新文化，这是历史的进步，其间离不开从外国的新文化中引进新养分。但是，在学习西方新文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正视中国旧文化的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同时，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重放异彩之际仍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此乃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可行之路。在这三者交替递进的关系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些看法。首先，孙中山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易旧为新”。他指出：“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古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他还指出：“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其次，孙中山坚决反对那种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法。他指出：“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1918年孙中山在揭露“天坛宪法草案”的弊端时认为其“完全为十八世纪的旧物”，“忘记己身为中国人”。1921年孙中山又指出“天坛宪法草案”的实质是“要把自己的好东西丢去不要”。再次，孙中山的文化理想是中西合璧以求同欧美并驾齐驱。孙中山针对一些不曾仔细考究中国传统文明的年青人所持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指出他们以为流行于一时的西方某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外国学者“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但孙中山也认识到“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正鉴于此，孙中山期望能振兴中华文化，“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强调“恢复我国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即使是孙中山于1924年在日本神户所作的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虽然他把欧洲与亚洲的文化分别定性为“霸道文化”和“王道文化”，流露出贬前者褒后者之意，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欧洲文化，而是强调应继续学习欧洲的科学。他点明欧洲的文化是“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乃“霸道的文化”；亚洲的文化是“要人怀德的文化”，为“王道的文化”，“讲正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而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当然，孙中山强调的“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我们是学来自卫的”，“是为打不平”西。可见，孙中山力图恢复传统文化以与欧美并驾齐驱，强调不能“不学外国的长处”和主张“要学欧美的科学”，这是以主动的姿态来对待中西文化的。
       总之，孙中山通过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拘泥于古人，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而不照抄照搬，并且善于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断取得创获，形成了与时代发展相顺应的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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